基本介紹
- 中文名：王若望
- 民族：漢
- 出生日期：1918年2月4日
- 逝世日期：2001年12月19日
- 職業：作家
人物生平,外媒評述,人物著作,
人物生平
1938年，始以“若望”為筆名發表作品。
1953年，任華東局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
1955年，任《文藝月報》副主編。
1979年平反，任《上海文學》編輯部副主任。然而自1979年以來，經常在一些大學、文化團體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公開反對黨的四項基本原則，煽動大學生和青年“跟著自由化走”。上海市委領導對於王若望的錯誤曾多次給以批評教育，但他陽奉陰違，屢教不改，在錯誤道路上越走越遠，完全喪失了一個共產黨員的條件。
1979年7月20日，《光明日報》發錶王若望《春天裡的一股冷風》的批評文章，言詞很“激憤”。說“歌文（即《“歌德”與“缺德”》）”猶如春天裡刮來的“冷風”，是貌似正確的“謬論”，“其語氣又何等霸道！”“比江青還江青”，“比張春橋十三年還十三年”，使不同觀點的爭論帶上濃重的火藥味。《紅旗》雜誌發表的署名文章強調:“歌文”這些觀點，同粉碎“四人幫”以來我國文藝界的鬥爭實踐和創作現狀很不相符，同黨的三中全會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針背道而馳，因而是片面的、錯誤的。正如報刊上有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樣，它是“春天裡的一股冷風”。在這股冷風的後面，可以明顯地感覺到文藝界極“左”思潮的影響是不能低估的。7月31日，《人民日報》第三版以整版篇幅就“歌文”展開討論，其中包括周岳的文藝短評《阻擋不住春天的腳步》，並轉載了王若望的文章。周岳的短評把問題上升到政治高度，認為這篇文章是打著“歌頌社會主義”、“為四化服務”的旗號，散布極“左”思潮，反對解放思想，反對“雙百”方針，抵制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貫徹執行。隨後，不少省、市以召開座談會等形式，展開了對“歌文”的批評。
1979年8月2日，上海市文聯舉行有文學、電影、戲劇、音樂等各界50人參加的大型座談會。身體不適的巴金仍趕來主持會議並發言。同一天，上海《戲劇藝術》編輯部和《上海戲劇》編輯部邀集戲劇界人士也舉行座談會。兩個座談會眾口一詞批評“歌文”的觀點，認為“這是一股與當前的形勢以及廣大文藝工作者的心愿極不和諧的冷風”。1979年8月10日至24日，上海市委宣傳部召開上海市文學、戲劇、音樂、舞蹈、美術創作座談會。出席座談會的除上海文藝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和著名人士以外，文化部和山東、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六省的文聯負責人也應邀參加。會議再次批評“歌文”，號召進一步解放思想，大膽探索繁榮文藝創作的途徑。
1983年8月10日，胡喬木找上海的著名老作家王若望談話，對他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胡喬木首先把王若望發表的文章放在思想界和文藝界的大形勢之中：“一方面由於你個人的遭遇，使你寫了一些文章，說了這樣一些話，反映了全國的一股大潮流。不僅是文藝界，還有哲學界。．．．．．很多馬克思主義者、共產黨員，變成了自由主義者，毫不掩飾的自由主義者。還有比這更不好的，從根本上懷疑共產黨、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也許他自己說他是共產黨員。這股思潮經過1981年的批評有所下降。受了批評的有進步，但是沒有受批評的卻越來越厲害，越走越遠。”胡喬木在這裡表揚了錢鐘書，說王若望沒有像錢鐘書一樣看到是一個好時代，王若望所有的文章都沒有歌頌這個好時代。胡喬木批評王若望：“你很少讀書，發議論不知天高地厚，是非顛倒，你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未入黨，你已不像黨員了。”“你提倡無為而治（指對思想文化不要行政干預――引者注），如果實行無為而治，共產黨就可以解散了，由民盟、民革組閣。”“你又提倡為民請命，為民請命這句話本身沒有問題，《人到中年》這部片子也沒有問題，但是你用這樣的煽動性的話一說，你就成了專門製造黨與民眾對立起來這樣作用的人，這是可恥的，還不說是危險的。對你的政治生命也是危險的。”“你的《三步曲》內容可能是真實的。看了你的作品，人們會說，共產黨的監獄比國民黨、日本的監獄還殘酷。”
1988年10月，《新啟蒙》第一輯“時代與選擇”編好了。王元化請人把清樣送給魏承思。這期有兩篇重要文章：童大林的《中國改革開放與思想解放運動》和王元化的《為五四精神一辯》。王元化還在“編後”中說明創刊緣起：“沒有堂皇的目標，也沒有宏偉的抱負，只是希望在當前娛樂性消費性讀物正迅速擠走有質量的嚴肅讀物時，為活躍學術空氣，推動理論探討做些工作。”又說：“理論的生命在於勇敢和真誠，不屈服於權勢，不媚時阿世，這裡發表的文章不一定有怎樣高的水平，但我們力求學得認真，有心得，有創見，有新境界的開拓和探索，堅決屏棄一切空話、假話、大話，我們在探索過程中也會出現錯誤，但這是出於能力有限，而不是出於學術探討以外的動機，或違反自己的學術良心。”
這次筆會的內容發表在第四期《新啟蒙》上，有邵燕祥、金觀濤、高爾泰和魏承思本人的8篇文章。夏衍本來也在邀請名單上，奈因年衰腿疾未能與會。後來寄來文章，也包括在這8篇筆談中。他強調，“新啟蒙”要重提科學和民主，迎接時代的挑戰，不能錯過了前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會議期間來了一位不速之客——王若望。他聲稱是來拜訪王若水的，從未進入會場。後來卻在香港雜誌發表文章稱，《新啟蒙》是公開亮出了旗幟。看到這篇文章，魏承思有一種將會遇到麻煩的預感，當即複印給王元化，請他注意。
這次會議因此被人抓到把柄進行曲解。宣傳部某人把“新啟蒙”視為一次“運動”，並作了這樣的論斷：五四啟蒙運動產生了共產黨，那么“新啟蒙運動”就是要建立反對黨。同樣的評論不久也出現在香港的報刊上，如1989年2月5日的《快報》以“反對黨的先聲”為題評論此會，甚至把F說成《新啟蒙》創辦人。
這么一來，《新啟蒙》就成為重大案件，湖南教育出版社接到省公安廳的傳訊通知，不僅已經編好的第五、六輯無法如期出版，而且要追查湖南方面的責任。
有一晚，王元化約魏承思去他家談話。他告訴魏承思當時面臨的危局，為湖南的友人因此受牽連而深感憂慮，希望魏承思向當時中央書記處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芮杏文報告事實真相。因為芮在上海擔任市委第一書記時，魏承思頗得他的器重。
次日，魏承思即和芮杏文的秘書譚大同取得聯繫，在電話上簡單說明《新啟蒙》的背景，特彆強調和F、王若望毫無關係。譚大同在向芮杏文匯報後轉達，要王元化寫一份書面申訴詳述《新啟蒙》的來龍去脈。此事就此暫時擱置，湖南方面不再受查問了。王元化還希望《新啟蒙》能繼續出版。
不料，數日後就發生了政治風波。《新啟蒙》被迫永遠停刊，湖南的李冰封因受牽連而被撤職。7月份，陳希同的長篇報告中，首先提到了那次本來只是為《新啟蒙》發行而召開的會，把它稱為“新啟蒙沙龍活動”，將《新啟蒙》牽扯到風波中。
不久，《新啟蒙》在上海師範學院召開的那次筆會，也被說成是上海動亂的起點。在停辦一年後，某些文人趁機落井下石。如文藝理論家程代熙的文章把《新啟蒙》定為“具有機關刊物性質”，把《新啟蒙》同“建立反對黨”聯繫起來，使王元化經受了沉重的政治壓力。李銳曾書劉禹錫《浪淘沙》贈元化：“莫道讒言如浪深，莫言遷客似沙沉。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王元化十分珍愛此一條幅，因為這恰是80年代他心境的寫照。
外媒評述
1987年1月13日，上海市委紀律檢查委員會作出決定，開除王若望黨籍。
1987年1月14日，上海市委發出《關於開除王若望黨籍的通報》，要求全市黨員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既要堅持改革開放，又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旗幟鮮明地同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作鬥爭。
【合眾國際社北京一月十四日電】（記者馬珍）上海的一名作家今天成了中國日益加劇的反資本主義傾向運動中被開除出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名“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 官方的新華通訊社說，王若望是被中共上海市紀律檢查委員會開除的。
新華社說：“這兩位中國領導人的談話說明，擔心中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會影響改革和開放，是一種不必要的顧慮。”該社說，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對於促進改革的實行是必不可少的。新華社說，中國作家協會理事會成員王若望之所以被開除出黨，是因為他在作品和講話中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
新華社說，王若望公開地自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老祖宗”，鼓動學生和其他青年“跟著自由化走”。王若望參加了宣布開除他的那次會議。
【法新社北京一月十四日電】官方的新華通訊社今天說，上海的一位作家由於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被開除出中國共產黨。 該通訊社後來發表評論說，“對於那些屢教不改，堅持反對黨的綱領，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人”理所當然地要給予黨紀處分，直至開除黨籍。 文章提醒“極少數”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黨員中那些自以為是“名人”就可以不受黨的紀律的約束的人：“所有黨員”在黨的紀律面前“一律平等”。
【法新社北京一月十四日電】（記者董尼德）中國報紙一月十四日加強了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進攻。 共產黨的理論雜誌《紅旗》說：“極少數人的錯誤的甚至是反動的言論，對一些學生鬧事起了煽動、慫恿的惡劣作用。”中國各報廣為轉載的這篇評論說，這是一次“嚴重的教訓”。
【合眾國際社北京一月十四日電】中國官方的新聞媒介一月十四日呼籲人民與“資產階級民主”作鬥爭，並發出警告，要“堅決”處理上街遊行的人。 共產黨理論刊物《紅旗》雜誌在尖銳抨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時候警告說：“對於這種思潮，我們決不能任其自由泛濫。”這篇評論試圖消除人們這樣的擔心：這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行動預示著恢復文化大革命中的激進的“左傾主義”。評論說，黨現在實行的是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但是報紙警告說可能要開除幾個共產黨員。 西方外交官們說這篇評論“相當猛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