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贛粵秋收暴動

廣義上的秋收暴動按時間先後順序包括鄂南起義、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江西蓮花起義、海陸豐起義、瓊崖起義、黃麻起義及其他一系列工農暴動。狹義上的秋收起義特指湘贛邊界秋收起義。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湘鄂贛粵秋收暴動
• 外文名：Autumn Harvest Uprising
• 領導者：毛澤東
• 時間：1927年

概述

Autumn Harvest Uprising秋收起義的別稱。

從8月3日以後至12月11日之前，湘鄂贛粵境內由各省省委和各地特委、縣委領導的有一定規模和影響的秋收起義，湖北計17次，湖南計16次，江西計8次，廣東計10次，總計共有51次；其中鄂南暴動打響了秋收起義第一槍；江西永新暴動雖不屬於秋收暴動系列，但和蓮花暴動一起為湘贛邊界秋收起義軍上井岡山鋪了路、準備了立足點；海陸豐暴動先後三次，創立了海陸豐蘇區，為南昌起義軍失利後的去向預備了落腳點；瓊崖暴動為創建瓊崖游擊根據地、堅持23年孤島鬥爭拉開了序幕；黃麻暴動為開闢大別山蘇區探了路。

湘贛邊界秋收暴動

湘贛邊界的秋收暴動，是緊接八一起義以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次偉大的工農武裝暴動。“八七會議”決定在湘、鄂、贛、粵四省發動秋收暴動，會後中共中央派毛澤東為中央特派員和彭公達到湖南，負責改組湖南省委並領導秋收暴動。民國16年（1927年）8月中旬，任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特派員、湖南省委常委的毛澤東，和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彭公達，根據中共湖南省委決定，將中共安源特別區委改組為市，組織行動委員會，為秋收暴動作準備。8月下旬，毛澤東赴安源途中被國民黨右派控制的團防局逮捕，靠賄賂團丁才得以逃脫虎口；31日晚或9月1日，毛澤東到達安源討論暴動軍事問題並布置安源、萍鄉、醴陵、濟陽、平江工農暴動。安源會議中決定，將駐安源、修水、銅鼓之外的警衛團、安源礦警隊和各縣工農武裝合編為中國工家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盧德銘任第一軍總指揮，余灑度任第一師師長，下轄三個團，並成立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各團負責人為委員。會議又確定，軍隊作戰和民眾武裝暴動相互配合，奪取平江、瀏陽、萍鄉、醴陵和株洲，分3路合攻長沙：第二團為第一路，以安源工人及礦警隊為主力，首先控制安源礦區，然後攻占萍鄉縣城和醴陵縣城，會合醴陵、株洲工農民眾，向長沙取包圍形勢；第三團為第二路，以平江農軍為主力，由修水向平江進軍，鼓動平江農民在各地暴動，奪取平江，再向長沙進發；第一團和第四團為第三路，以瀏陽農軍及盧德銘所部警衛團為主力，由銅鼓向瀏陽進攻，鼓動瀏陽農民在四鄉暴動，奪取瀏陽後，再與其他兩路合攻長沙。會議還決定，以萍鄉、安源為退路，無論如何也不能放棄萍、安，以防敵人斷了起義的退路。關於暴動日期，會議決定，關於暴動日期，11日安源、修水、銅鼓一齊發動，18日進攻長沙。按照湖南省委發布的暴動命令，9月9日，株萍鐵路工人和粵漢鐵路工人開始破壞鐵路，斷截敵人交通。第一團從江西修水出發，向長壽街進攻，9月10日占領了平江縣龍門廠；這時混入起義部隊的第四團邱國軒部乘機叛變；當第一團路過金坪攻打長壽街時，邱部突然襲擊，致使該團腹背受敵，損失200多人，步槍200多支，團長鐘文璋失蹤，被迫向瀏陽轉移。11日凌晨，工農革命軍第二團從安源出發攻打萍鄉縣城，但是由於敵人早有察覺，加強防守，革命軍的攻城計畫受阻。為了不延誤省委所定16日合攻長沙的計畫，於是決定放棄萍鄉縣城，一部分回安源留守，大部分轉攻醴陵縣城。在攻打醴陵的的戰鬥中，取得了極大的勝利。當第二團11日攻打萍鄉縣城時，按計畫當地工農武裝開始暴動，以期奪取武器，組成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四團，並配合第二團攻打醴陵縣城。12日凌晨暴動隊伍占領株洲火車站，同時攻打團防局，奪取步槍12支，占領株洲鎮 。當即召集數百人的民眾大會，宣布暴動勝利。13日，第二團決定決定避敵銳氣，放棄原定經株洲攻長沙的計畫，改為北上攻取瀏陽縣城，以期取得瀏陽農民的幫助，並與第一、三團會合。14日凌晨，第二團撤出醴陵縣城，少部分回安源增援，其餘的七、八百人則下經老關北上瀏陽。16日上午一舉攻克瀏陽城。17日下午，敵軍重兵包圍突襲，第二團因為連克兩城而產生輕敵思想，所以倉促應戰而被打散。起義受挫後，在9月19日的文家市前委會議上，毛澤東主張放棄攻打長沙，把起義軍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羅霄山脈中段；毛澤東科學地分析革命形勢，提出把革命工作的重心由城市轉移到敵人統治薄弱的農村去，在農村深入土地革命，發動農民民眾，堅持武裝鬥爭，保護和發展革命力量。盧德銘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對於會議統一思想，起了重要作用。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最後通過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21日，毛澤東率領部隊向萍鄉退卻，當天在萍鄉桐木宿營。第二團戰士、桐木籍安源礦工彭昌萍奉命留在桐木開展革命工作，他很快就組織起一支游擊隊，進行游擊戰爭。22日，部隊到達上栗市，得知萍鄉縣城和安源駐有敵軍重兵，不能通過，遂繞道萍鄉宜春邊境南下，23日宿營小梘，24日傍晚到達蘆溪宿營。次日清晨剛開往蓮花縣方向行進時，遭到敵靖衛團突然襲擊，損失步槍200餘支，死傷數十人，盧德銘為掩護部隊轉移而陣亡。9月29日，部隊到達永新三灣村，在這裡進行改編，由1個師縮編為1個團，在安源組建的第二團官兵分散編入各連隊，將中共黨支部建在連上，連以上各級設黨委、黨代表和士兵委員會，實行政治民主、軍事民主和經濟民主，建立中共對革命軍隊的絕對領導，史稱“三灣改編”。10月初，部隊到達寧岡縣，通過當地黨組織，和永新起義的農軍首領、中共黨員袁文才取得聯繫；經過何長工的工作，工農革命軍在茅坪設定後方留守處和醫院，安置傷病員。27日，毛澤東率領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隊伍，艱苦轉戰一個多月，行程四千多里，終於上了井岡山，從此開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工作。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和井岡山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創立、發展，正確反映了中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為中國革命的發展找到了一條正確的道路，是中國革命從失敗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點。“工農武裝割據”成為中國共產黨探索中國革命新道路的主要內容。從此，中國革命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式蘇維埃道路，翻開了土地革命劃時代的一頁，中國革命戰爭進入了開闢蘇區的歲月。

西江月·秋收起義

1927年 毛澤東

軍叫工農革命，

旗號鐮刀斧頭。

匡廬一帶不停留，

要向瀟湘直進。（原作“修銅一帶不停留，要向平瀏直進”；後改為今詞。）

地主重重壓迫，

農民個個同仇。

秋收時節暮雲愁，

霹靂一聲暴動。

秋收暴動紀念日的有關趣聞

文革初期，紅衛兵造反派要求將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節由南昌暴動的8月1日改為湘贛邊界秋收暴動的9月9日，至少將陸軍建軍節定為9月9日，遭到毛澤東拒絕。只要看看八一南昌起義中湧現了多少位共和國元帥以及解放軍陸海空軍大將、上將和中將，就可以知道“八一”的偉大歷史意義。

湖北秋收起義概述及其特點

摘 要 用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是中國共產黨人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歷史結論，也是中國革命獲得勝利的主要特點。1927年國民黨背叛革命，攫取國民革命成果，瘋狂屠殺中共黨人之際，中共中央及時地在武漢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總方針，旋即在鄂湘等省境內發動了秋收暴動。湖北秋收起義是中央確定的湘鄂贛粵四省秋收起義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長期處於湘贛邊秋收起義的掩映之下，沒有得到足夠重視。本文在闡明湖北秋收起義基本史實的基礎上，將湖北秋收起義與湘贛粵三省秋收起義進行比較，尤其是對比湘鄂兩省的秋收起義，挖掘湖北秋收起義的特點，加深對湖北秋收起義的認識。【關鍵字】 湖北 秋收起義 概況 特點緒論黨史，在這裡專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具體說來，就是黨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起來，領導全國人民勝利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對它的研究和編寫，只能以全黨的重大活動為中心線索。但是，建國以來逐漸形成的黨史研究慣例則突出了毛澤東的個人形象，毛澤東的活動和著作逐漸成為黨史的中心。儘管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這種情況有所改變，但隨著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形成的“毛澤東熱”一直持續到現在，黨史的研究出現了以毛澤東個人活動史和個人著作史為中心的回潮。這種黨史研究的慣例給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黨史研究帶來了一種傾向：就是重毛澤東而輕黨中央，重視毛澤東個的人活動和著作的研究而忽視黨的會議和檔案的宣傳和研究。比如，秋收起義，這種傾向就表現為：重湖南而輕湖北。這種黨史編寫和宣傳的傾向給人造成一種秋收起義就是湘贛邊秋收起義的印象。事實上，中共中央機關在1927年春遷到武漢，10月遷往上海之前，包括秋收起義在內的所有重大決策均在武漢形成，並直接領導和指導了湖北的秋收起義。此時的毛澤東並不是中央主要負責人，也不是中央決策的制定者，而只是執行者。其個人活動只在有限的範圍內起著積極作用，並不能代替黨中央的活動而成為黨史研究的中心。這么說並不是有意貶低毛澤東個人的歷史作用，而是強調要充分認識黨中央和其他地方其他革命者的歷史作用。當前，在各類革命史、黨史著作和資料中，湖北秋收起義屬於一筆帶過或簡要敘述的性質，即使是簡要敘述除了黃麻起義以外，也並不是每次起義都能在黨史上占一席之地，湖北秋收起義在整個秋收起義研究中有被“邊緣化”傾向。在地方黨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對湖北各次起義的時間、地點、人物的考證已相當精準，值得借鑑和學習。但是，不足之處在於各地方史研究很少聯繫大的歷史背景將湖北秋收起義納入湘鄂贛粵四省乃至全國秋收起義的大潮中去考量。當前及以後一個階段，關於秋收起義的黨史研究和湖北地方史研究的融合還有一段路要走。目前，這個課題上做出重大突破的是軍史研究，已經在考證、分析和評述的基礎上實現了一定程度的融合。本文力圖將地方黨史、地方志研究和秋收起義研究結合起來，全面統計和總結湖北省內的秋收起義，著力弄清湖北秋收起義中最重要的起義的地域分布、社會背景、爆發過程、成果、作用及經驗教訓。在此基礎上，從中央領導湘鄂贛粵四省秋收起義的全局認識湖北省內的秋收起義，將湖北秋收起義與湘贛粵三省秋收起義進行比較，闡明湖北秋收起義自身的特點，藉以澄清秋收起義就是湘贛邊秋收起義的錯誤印象。

湖北秋收起義的歷史背景

湖北秋收起義的暴發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一）國共黨內合作推動大革命發展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國共兩黨以“黨內合作”的形式正式建立了革命統一戰線，共同推動全國革命形勢向前發展。國共“黨內合作”的特殊組織形式是共產國際推行馬林在印尼從事革命活動的經驗而採用的，其既定戰略目標是在國共“黨內合作”的條件下改造國民黨。國共“黨內合作”條件下改造國民黨這個戰略決策本身是不科學的。儘管這一戰略決策是建立在對當時客觀歷史條件和各種社會因素正確分析基礎上的，但是，改造國民黨為工農民主聯合政黨的戰略目標缺乏對國共雙方的正確分析和深刻認識，既體現在對中共的認識不足上，又體現在對國民黨改組的實質認識不深刻，尤其是對國民黨的歷史淵源和現狀缺乏深刻分析上。因此，也就沒有制定出改造國民黨的具體策略。這就導致共產國際在國共合作的最關鍵時刻錯誤指示頻頻，即便是對“黨內合作”這一戰略決策有決定性影響的事件發生後，也不能及時做出正確反應和調整。這種不科學的戰略決策導致國共“黨內合作”從一開始就注定了不可避免的鬥爭，埋下了日後統一戰線破裂，國共內斗的伏筆。到1926年反共限共的“三二〇事件”（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發生時，國共統一戰線破裂的危險已初露端倪。然而此時，國共之間的矛盾和鬥爭顯然比不上共同的敵人——北洋軍閥帶來的危險大，為了對付共同的敵人，也是為了宏偉的革命前景，國共兩黨不得不為現實的矛盾做出妥協，共同推動國民大革命風潮繼續高漲。1926年7月，在蘇聯的援助和共產黨的農工運動支援下，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連戰連捷。隨著國民革命的興起和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國共兩黨的力量都有了空前大發展。但由於中共對舊有軍事體制認識不清，對革命的武裝力量在國民大革命中的作用並不重視，沒有獨立地大膽地直接建立和掌握軍隊，而是以進行軍隊中的政治工作的方式從事軍事活動，這種僅僅依靠政治工作改造和掌握軍隊的方式在舊有軍事體制中只能是軍隊將領的附屬品。國共兩黨的力量對比儘管縮小了差距，但武裝起來的國民黨卻占據了絕對主動的位置，隨時可以採取共產黨為魚肉而國民黨為刀俎的行動。（二）國民黨背叛革命，共產黨確定新的革命方針1927年4月，北伐全勝和全國統一的前景已經是可望而又可及了。國共兩黨對國民大革命的前途和中國未來的命運產生了分歧，這一分歧是帶有根本性的，以至於無法在“黨內合作”的組織形式中加以調和和解決。已經產生明顯分化的國民黨的主要分子和中堅力量為了謀求對國民大革命前途和未來中國的命運的主宰，也是為了自身利益得以保全和鞏固，開始有計畫有目的的集中起來並醞釀以非常手段解決這一分歧。與此同時，度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危機而處於相對穩定時期的各帝國主義國家已經從國民革命軍勢如破竹的兵鋒中看出了未來主宰中國命運的關鍵所在。能否在關鍵的時刻和關鍵的力量結合成為各帝國主義國家能否保有並擴大在華利益的關鍵。為此，國民黨的主要分子和中堅力量以及各帝國主義國家共同選擇了關鍵時刻掌握關鍵力量並正在謀求更大發展的關鍵人物——蔣介石，國際國內的反動勢力形成了以蔣介石為中心的集合，並推動其對中國共產黨——有潛力決定國民大革命前途和未來中國命運的另一力量採取了非常手段——大屠殺。這場大屠殺是以“清黨”的名義進行的，使用流氓幫派做打手，獲取了帝國主義和國內大資本家大地主的財政援助，得到國民黨內各種勢力（武漢國民政府控制區域暫時除外）的支持和配合。大屠殺政策在極短時間內沉重打擊了共產黨的力量，獲得了大地主大資本家和帝國主義對以蔣介石為中心的國民黨主要力量的認同。然而，處於初創階段尚還幼稚的中國共產黨此時並沒有認識到國共分歧的不可調和性，也沒有認識到自己現在已有潛力順勢為國民大革命和中國的未來創造出另外一個前途，更重要的是，此時遙制中國共產黨的共產國際沒有完全認識到中共的力量並提出正確方針，出於維護蘇聯利益的考慮仍舊一味追求國共“黨內合作”。在莫斯科的指使下，在其駐華代表的具體操作下，已經處於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境況下的中國共產黨不僅沒有全面反擊，反而和“三十年老店”國民黨的武漢分鋪進行了更為順從的合作。孰料一著不慎，步步被動，滿盤皆輸。三個月之後，國民黨這座老房子的舊房東完全翻臉的時候，作為新房客的中國共產黨就只有被完全掃地出門了。“三十年老店”國民黨此時有武漢、南京兩個分鋪，二者的心思和盤算各不相同，惟有在“清共”一事上取得了共識和一致，甚至一度成為兩個分鋪的“主營業務”。顯然，武漢方面受到了南京的影響和啟發，喊出了“寧可錯殺三千市民，不可漏掉一個C.P.”的口號。中國共產黨在輕信和被迫中又一次遭受沉痛打擊。當從噩夢中驚醒的中國共產黨開始進行全面反擊時，卻發現武器全在對方手裡，自己有些力不從心。在決定革命前途和未來中國命運的第一回合較量中，國民黨先下手為強取得了勝利。然而，這一勝利並不是全面的徹底的勝利，大徹大悟的中國共產黨拋棄了對國民黨的幻想，旋即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總方針。英雄的中國共產黨人從躺滿屍首的地上爬起來，掩埋好同伴的屍首，擦乾身上的血跡，再次踏上血與火的革命征程。第一回合較量的結果，與其說是國民黨的勝利，毋寧說是國民黨逼迫共產黨必須用新的鬥爭形式——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來進行第二回合的較量。湖北作為深受共產黨影響的一個省，作為接受過大革命洗禮農工運動蓬勃發展的一個地區，理所當然的成為新的鬥爭形式的發源地之一。

湖北秋收起義暴發和持續的條件

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鬥爭形式肇始於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領導和發動的各地武裝起義、武裝暴動。湖北正是由於較早投入到武裝暴動中而成為新鬥爭形式的發源地之一，中國共產黨領導湖北武裝鬥爭源流的淵源則是湖北秋收起義。湖北秋收起義的暴發和持續因其特殊省情而有幾個有利條件。（一）國民大革命為湖北秋收起義奠定了良好的民眾基礎國民大革命引發湖北農工運動的高潮，到1927年5月，全省計有產業工會59個，分部38個，支部1797個；職業工會63個，分部55個，支部593個；各縣市工會62個。會員人數總計512 727人，大約占全省80萬工人總數的63%，占全國280萬會員總數的1∕6，成為全國工會會員人數最多的省份之一。湖北農民協會在全省69個縣中已發展到54個，會員300萬人，總人數僅次於湖南而居全國第二。儘管稍後在大革命失敗的白色恐怖中“國民黨一反動，武漢三鎮幾十萬工人、赫赫的工會通通的倒台沒有了，農民協會亦是同樣的現象”。但是“至少我們可以從他們中抓得積極的分子”，“並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開始恢復、重建和整頓黨的組織，建立黨的秘密工作機關，組織全國的秘密交通網，出版黨內刊物，向黨的階級敵人展開了新的鬥爭”。（二）黨的上級領導機構健全，尤其是省委健全1927年9月10日，湖北省委書記羅亦農在中共中央常委會上做《中共湖北省委政治報告》中即指出：“省委不健全，是工作不好的原因，因為湖北的工作需要一個好而健全的省委。比如……這一禮拜的工作非常之好，各地都接起頭來……由此即可證明省委健全與否之重要”。在整個湖北秋收起義的醞釀、計畫、準備、發動、持續的過程中，湖北有個一個好而健全的省委。1927年5月，中共中央委員張太雷任湖北省委書記，7月12日，張太雷調任臨時中央政治局五人常委成員；17日，中央委員羅亦農接替張太雷任湖北省委書記，八七緊急會議羅亦農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其任期自7月中旬至10月上旬，整個湖北秋收起義的計畫、部署、準備和發動都在此期間；10月10日，羅亦農調任長江局書記，陳喬年接任湖北省委書記，三個星期後因工作病倒；旋即，長江局委員任旭代理省委書記；11月下旬，任旭外任，林育南代理省委書記；12月4日，中央調郭亮任湖北省委書記。除了以上諸同志外，在整個湖北秋收起義期間任職湖北省委的負責同志還有：董必武、陳潭秋、陸沉、袁浦之、黃五一、李耘生、馬峻山、李震瀛、賀昌、劉昌群、韓光漢、關向應、王一飛、汪澤楷、任曙、華林等，“黨在武漢地區的幹部陣容很強，遠遠超過其他省份的黨組織”。中央在漢期間，由於當時條件的限制，中央和湖北省委人員互動使用，工作交叉安排，中央返滬之後，長江局和湖北省委亦如此。由於以上同志在當時或是黨的優秀分子或是傑出領導，湖北秋收起義因此得到了黨的上級機構，尤其是省委強勁而有力的全程領導。（三）新舊軍閥、新興軍閥之間鬥爭不斷是湖北秋收起義的外部條件隨著北伐勝利進軍，北洋軍閥被打倒的同時，國民黨新軍閥逐漸強大起來。1927年初，國民政府遷都武漢，儘管此時舊軍閥尚未被完全打倒，但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的矛盾已顯山露水。4月，新軍閥之間的矛盾就遮不住，完全暴露出來。當此之時，北洋政府、武漢國民政府、南京國民政府呈現“三國鼎立”的局面。北洋、武漢、南京三方均沒有運用“敵人的敵人是我們的朋友”的策略，任何一方都必須同時面對另外兩方面的壓力，兩兩矛盾使關係錯綜複雜，也因此生出許多間隙而有機可乘。4月19日，武漢國民政府第進行二次北伐，宣稱此次北伐的目的是“打倒帝國主義最後的僱傭工具奉系軍閥，……打倒國民黨的內奸蔣介石”。6月，武漢方面合組東征軍，三路威脅南京；南京方面警戒長江，威脅南昌，大戰一觸即發。8月1日，南昌起義以後，南京和武漢鬥爭趨緩。8月13日，南京方面蔣介石辭職；9月13日，武漢方面汪精衛下野；寧漢合流。9月21日，汪精衛偕唐生智返回武漢，宣布成立武漢政治分會與南京分庭抗禮；10月20日，南京方面西征討唐，武漢方面針鋒相對，寧漢戰爭爆發；11月11日，唐生智下野，寧漢戰爭結束。至此，南京國民政府實現對湖北的全面控管，湖北秋收起義的外部條件趨於惡化。

湖北秋收起義概述

要全面認識湖北秋收起義，首先是要根據重大歷史事件確定湖北秋收起義的時限，在此基礎上，確定一個判斷暴動是否能夠稱之為秋收起義的標準。（一）湖北秋收起義的時限問題和判斷標準要全面認識湖北秋收起義並和湘贛粵三省加以比較，首要問題即是為秋收起義劃定時間上限和下限。從中央確定的湘鄂贛粵四省秋收起義的全局來看，1927年8月3日，中央通過《關於湘鄂贛粵四省農民暴動大綱》，可視為秋收起義計畫的正式確定。秋收起義的命名，淵源於“兩湖的農民暴動必須開始於九月十號”。1927年9月10日“是舊曆的中秋，同時又是兩湖暴動的總發動日”，亦是農民秋收的時間。循著這一命名思路，11月15日中央發出《中央致兩湖省委信》，提出了新的暴動安排，“指示湘、鄂兩省利用年關時節階級矛盾尖銳的時候，發動新的暴動”。在緊隨其後的中央多次指示中，明確提出了一個新的時間代號“年關”。這就預示著，自此以後的暴動計畫已經由秋收暴動開始向年關暴動過度了。因此，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四省秋收起義始於1927年8月3日，止於1927年11月15日。但由於秋收起義本身是一個動態發展過程，況且四省的省情大不相同，以這兩個時間點劃分上下限不盡科學。筆者認為：在綜合考慮中央部署、各省省情和當時環境的基礎上將秋收起義的上限確定為1927年7月12日，該日，陳獨秀停職，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做出四省秋收暴動的決定；下限確定為1927年12月11日，該日爆發了與秋收暴動性質完全不同的廣州起義。這兩個時間點的確定，上限容易理解也容易接受，下限尚有值得商榷之處。中央的四省秋收暴動計畫本意是指九月秋收時節發動的暴動，九月以後到廣州起義之前的歷次起義能否當做秋收起義呢？當時的長江局書記羅亦農在10月份代湖北省委起草的《中共湖北省委工作計畫決議案》指出：“全省總的暴動時期已經暫時過去，目前的工作是準備最近的將來全省有組織的暴動……，省委應當派大批同志前往工作，恢復舊有局面，完成暴動”。以此來看，當時“代行中央職權”的長江局對九月以後暴動的認識仍然是“完成暴動”。因此，九月以後到廣州起義以前的起義應該視為秋收起義。另外，1927年的舊曆年關已經是1928年1月22日，這樣就產生了一個新問題：自1927年12月11日到1928年1月22日當如何劃分時間段？筆者以為：該時間段應該作為年關暴動的準備階段，已經不是秋收起義時間段。從1927年7月13日到12月11日的整個秋收起義時間段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7月13日至8月3日是醞釀階段，在此時間段爆發的起義不應被視為秋收起義，因為這個時間段內舉行秋收起義的檔案還未向各地傳達；8月3日至11月15日是暴發階段，這個時間段內暴發的起義依據其是否傳達八七會議精神判斷其是否為秋收起義；11月15日至12月11日是收尾階段，亦是過度階段，這個時間段暴發的起義應被視為秋收起義，因為這個時間段舉行的起義其計畫或是原秋收起義計畫或是脫胎於原秋收起義計畫。（二）湖北秋收起義的概況湖北秋收起義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策劃籌備階段，時間跨度從7月16日到8月20日，該階段首先是中央醞釀並決定四省秋收暴動計畫；其次，省委根據中央的決定和計畫制定了本省秋收起義計畫，並向各地調配幹部，進行起義領導工作；再次，各地在黨組織領導下積極籌備秋收起義。第二個階段為起義發動和持續階段，時間跨度從8月20日到12月5日左右，該階段湖北省內各區相繼爆發起義，形成九月和十一月兩個暴動相對集中的時期。鄂南區：8月20日暴發通城起義，8月30日暴發通山起義，9月9日暴發鄂南起義，11月12日武漢工農暴動；鄂東區：9月8日暴發黃梅起義，11月13日暴發黃麻起義；鄂中區：9月10日暴發沔陽戴家場起義、監利起義，中旬暴發漢川起義，9月18日暴發天門起義，11月12日暴發天漢起義，12月4日暴發沔城起義；鄂北區：9月中旬暴發鄂北起義，12月5日暴發雲夢起義；鄂西區：9月14日爆發瓦倉起義，中旬暴發石首起義，9月19日暴發公安江陵彌陀寺起義。該階段一定規模和影響的起義總計17次。第三個階段為秋收起義的收尾階段，也可視為秋收暴動向年關暴動過度的階段，時間跨度自12月5日後到12月11日。該階段圍繞秋收起義計畫所安排的各地起義先後停息，中央向各地通報廣州起義並安排各地回響，新的“年關暴動“開始在各地醞釀。

湖北秋收起義的特點

吸取了國共兩黨關於革命前途和中國未來命運第一回合較量慘敗的教訓，第二回合較量中共中央從一開始就制定了武裝反抗的總方針。在此總方針的指導下，中央制定了《關於湘鄂贛粵四省農民暴動大綱》，並遵照大綱命令以上四省省委部署實施。湖北秋收起義是四省秋收暴動計畫的一部分，由於其特殊的省情，在起義過程中顯現出一些不同於湘、贛、粵的特點。（一）發動最早、結束最晚、次數最多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公開叛變革命，已經在三天前成立並正式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臨時常委會在漢口召開會議，決定了土地革命和“民眾暴動的新政策”，提出了南昌起義和湘鄂贛粵四省農民暴動計畫。由於1927年4月中共中央已遷至武漢，在武漢領導全黨工作近半年時間，9月底10月初才遷回上海。整個秋收起義的醞釀、部署以及前期行動均在此期間，借地利之便，湖北黨的各級組織和負責人能夠最快獲得中央指示並向中央反饋信息。8月3日，中央通過《關於湘鄂贛粵四省農民暴動大綱》的同時就討論通過了《湖北行動大綱》。八七會議之前，省委書記羅亦農又和任弼時擬訂出《湖北省秋收暴動計畫》。八七會議只開了一天，按照中央安排，會後各地與會的負責同志回工作地向黨的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傳達八七會議精神。湘鄂贛粵四省在傳達八七會議精神和發動秋收起義的時間上有個先後順序。八七會議檔案《小引》提到：“因為時局緊張，交通異常不便，不但北方上海廣東等地代表來不及召集，就是江西代表雖經召集，也不能到會，等到八月七日，到會的之後湖南代表及尚未赴上海之新書記鄧中夏同志。不得已只能盡在武漢的中央執監委員，青年團中央委員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負責同志開會。”當時湖北的負責同志是省委書記羅亦農。8月9日羅亦農出席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次日召集湖北各地負責同志開會傳達八七會議精神。8月中旬，根據中央兩湖暴動以湖南為中心的決定重新修訂湖北秋收起義計畫並兩次赴鄂南檢查工作。8月20日，鄂南的通城爆發秋收起義。8月9日《中央給湖南省委信》指定“彭公達為新省委書記”，“由澤東、公達負責湘省新省委”，毛澤東、彭公達即是八七會議以後湖南的負責同志。8月16日，彭公達到長沙傳達八七會議精神並改組湖南省委，開始組織湖南秋收起義。9月9日，湘贛邊秋收起義爆發。8月11日《中央給廣東廣西省委及閩南臨時委員會信》決定“以張太雷為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即為八七會議後廣東的負責同志。8月19日，張太雷到達香港，20日，召開會議傳達八七會議精神，開始組織廣東秋收暴動。8月31日，廣東潮陽，潮安爆發秋收起義。江西既無代表參加會議，會後也沒指定負責同志，江西省委書記汪澤楷在送走南昌起義隊伍之後，八月中旬才到武漢向中央匯報工作並從武漢帶會八七會議檔案，開始傳達會議精神並部署江西秋收起義。由於南昌起義之後，反動勢力雲集江西圍追堵截，江西九月發動秋收起義的條件十分不利，直到9月18日才爆發由江西黨組織領導的蓮花起義。以上史實表明，在四省秋收起義中，毫無疑問，湖北秋收起義發動最早。中央遷回上海之後，湖北與中央的聯繫盡失地利之便，反而成為四省中交通線最長最複雜的。但由於代行中央職權的長江局設在武漢，湖北秋收起義的計畫在長江局的指導和監督之下執行的更為有力和嚴密。整個秋收起義的時間段內，湖北省境內最後一次起義是12月5日暴發的鄂北雲夢“四維”起義。湖南境內最後一次起義是11月中旬的雪峰山起義。江西境內最後一次起義是11月28日暴發的珠湖起義。廣東境內最後一次起義是12月3日暴發的清遠起義。顯然，在整個秋收起義的時間段內，湖北秋收起義結束的最晚。從8月3日以後至12月11日之前，湘鄂贛粵境內由各省省委和各地特委、縣委領導的有一定規模和影響的秋收起義湖北總計17次；湖南總計16次；江西總計8次。廣東總計10次。顯而易見，四省秋收起義中，湖北暴發起義的次數最多。（二）形成中央、省、區一以貫之的完整計畫體系在四省秋收起義過程中，惟有湖北形成了中央、省、區一以貫之的完整計畫體系。1927年7月中旬，中央臨時常委會決定發動湘鄂贛粵四省秋收暴動。根據這一決定，7月20日，《中央農字通告第九號》明確提出“用種種方法奪取地主階級和一切反革命派的武裝”。24日，《中央對於武漢發動時局之通告》提出“在國民政府領土內今年秋收時，積極做廣大的減租抗租運動以鼓勵農民悉起奪取鄉村政權”。在這些檔案精神的指導下，“中央在八月三日以前就草擬好了《最近農民鬥爭決議案》草案。隨後中央農民部還根據《最近農民鬥爭決議案》草案，為中央草擬了《中共中央關於湘鄂贛粵四省農民暴動大綱》”。8月3日，中央臨時常委會通過了該大綱。同日，同一會議討論通過了羅亦農提出的《湖北行動大綱》，提出“必須派大批同志至鄉村中工作”。8月4日，羅亦農同任弼時、任旭擬訂《湖北省秋收暴動計畫》。8月5日，湖北省委制定《鄂南農民暴動計畫》，提出鄂南的起義以蒲圻、鹹寧為中心。8月中旬，中共中央決定兩湖暴動以湖南為中心，先取武長鐵路、岳州和長沙，斷絕兩湖關係，完成湘南暴動，在聯廣東取湖北。據此，湖北省委修訂《湖北省秋收暴動計畫》，決定以鄂南區為中心，一方面援助湖南，一方面引起湖北全省普遍的暴動。8月29日，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修改通過了羅亦農提出的《兩湖暴動計畫》草案。會議決定成立中央鄂北委員會，以中央軍事部代部長王一飛為主任，並由中央制定了《鄂北秋收暴動計畫》。9月上旬，黃安縣委書記鄭位三等到省委匯報工作，羅亦農讓他們看了《鄂南秋收暴動計畫》，並指示他們參照該計畫制定黃麻起義計畫。9月中旬，黃安縣委在“研究和擬訂了具體的計畫”。從以上各具體檔案中，可以清楚的看出湖北秋收起義形成了完整的一以貫之的計畫體系。中央、省、區分別以《兩湖暴動計畫決議案》、《湖北省秋收暴動計畫》、《鄂南秋收暴動計畫》最為典型。湖南秋收起義有中央的計畫，省委也於8月18日制定了《關於湖南秋收暴動辦法》和《土地綱領草案》。但由於湖南秋收起義“後見來勢不可能，便放棄了這個計畫”。湖南全省暴動因人力財力有困難，只在以長沙為中心的湘中四周各縣組織起義，規模大為縮小。省以下因此也就沒有必要另有計畫，完整的計畫體系因之無法形成。另外，湖南省委執行的計畫並非和中央的計畫及指示相一致。因此11月14日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政治紀律決議案》決定“彭公達同志應開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資格，並留黨查看半年”，“毛澤東同志應負嚴重的責任，應予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儘管這個《政治紀律決議案》是錯誤的，但如此嚴厲的懲罰措施從反面說明湖南秋收起義並非和中央的計畫一以貫之。江西由於南昌起義之後環境惡化，直到九月中旬才由省委制定了《秋收煽動大綱》和《秋收暴動計畫》，然而，最後“秋收暴動未成”，一以貫之的計畫體系就無從談起了。至於廣東方面，8月22日《廣東省委信致中央信》提到“此間完全接受緊急會議之決議案，並決定暴動計畫（口號等附上）”，9月9日《中央致南方局並轉廣東省委信》提到“八月二十二日報告收到。中央對你們的暴動計畫均大致同意，惟須立即開始，不要等葉、賀軍隊到來……”。由此可知，廣東確實有自己的計畫，但在執行中，由於廣東省委的中心工作並不在農民暴動，而是專注於廣州暴動計畫，省以下的暴動計畫沒有形成。廣州暴動計畫的執行也斷斷續續，還被中央叫停兩次。因此，廣東也沒有在秋收起義中形成一以貫之的計畫體系。湖北能夠形成一以貫之的計畫體系有以下原因：1.中國共產黨自建黨開始就遵循列寧的建黨原則，努力實現布爾什維克化，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方針得到貫徹。這是湖北能夠形成中央、省、區一以貫之的完整計畫體系的根本原因。2. 由於秋收起義計畫擬訂時期，中共中央一直在武漢，湖北得地利之便能夠及時和中央溝通。特別是張太雷、羅亦農兩人在整個秋收起義的醞釀、計畫、部署和發動過程中先後任湖北省委書記，先後參與中央工作。1927年5月“五大”中央委員張太雷任湖北省委書記，7月12日調任臨時中央常委，參與主持中央工作和籌備八七會議。7月17日“五大”中央委員羅亦農接任湖北省委書記，八七緊急會議當選臨時政治局正式委員。8月9日臨時政治局第一次會議推選常委，蔡和森、王荷波、毛澤東、李維漢均力主羅亦農加入常委。後因湖北工作的特殊重要，“鄂省在此嚴重時期換書記是非常錯誤的……亦離鄂省委為不可能”，決定羅亦農仍任湖北省委書記，但“事實上仍可參加常委”。9月底中央返滬，羅亦農調任長江局書記，“長江局所轄範圍為湖北、湖南……江西……長江局不是中央在上列七省的通訊機關，而是代行中央職權，指揮上列七省的革命運動與黨務……長江局負責同志須不斷的巡行各地，實際指導各地工作……”。省委負責同志一肩二任，在中央和湖北省委交叉工作是形成一以貫之的完整計畫體系的重要條件。（三）從南到北，自東到西，分區發動，全省回響根據《兩湖暴動計畫決議案》和《湖北省秋收暴動計畫》規定：湖北秋收暴動將全省劃分為鄂南、鄂中、鄂西、襄棗、京漢路、鄂東，武漢7個區，各區成立特別委員會，分區暴動。其中鄂南區為7個縣，鄂中區為7個縣，鄂西區為8個縣，襄棗區為5個縣，京漢路為4個縣，鄂東區為7個縣，武漢區為三鎮，共涉及全省41個縣。當時全省共設69個縣，上述計畫涉及區域占全省縣域的60%，計畫中就已經顯示出全省普遍暴動的勢頭。實際執行起來，成立特委的為鄂南、鄂中、鄂西、襄棗（後改設鄂北）、鄂東五個區。省委將鹹寧、蒲圻、嘉魚、通城、崇陽、通山及武昌共7 個縣劃為鄂南起義區，鄂南區的起義遍及全區和鄂東的大冶、陽新等3個縣。省委將大冶、陽新、黃梅、蘄春，廣濟、黃安、麻城共7個縣劃為鄂東起義區，鄂東區的起義遍及全區並影響了黃岡、黃陂，羅田等3個縣。省委將沔陽、監利、潛江、天門、漢川、京山、應城、新堤共8個縣劃為鄂中起義區，鄂中區的起義遍及全區和鄂西的江陵。省委將江陵、公安、石首、荊門、當陽、宜昌、宜都、松滋共8個縣劃為鄂西起義區，鄂西區的起義遍及全區並影響到遠安、南漳、監利3縣和湖南的華容、安鄉、南縣。省委將襄陽、棗陽、隨縣、安陸、孝感、應山、雲夢、宜城、光化、谷縣、南漳等15個縣劃為鄂北起義區，鄂北區的起義遍及全區。上述湖北秋收起義計畫執行區域涉及全省49個縣，占全省69個縣縣域總額的70%有餘。因此，毫不誇張的說，湖北秋收起義是東西南北中，全省普遍暴動。湖北秋收起義第一炮在鄂南的通城打響，鄂南之後鄂東的黃梅也暴發起義。鄂南、鄂東本地起義勢頭不斷高漲的同時，其影響也開始向北、向西蔓延。隨後，鄂中、鄂北、鄂西或同時或相繼暴發起義。從地理空間上看，湖北秋收起義呈現出從南到北，由西到東的趨勢。湖南秋收起義限於湘西、湘南、湘中；江西的秋收起義拘於贛西、贛北；廣東的秋收起義集中在東江、瓊崖。湘贛粵三省的起義或拘於一隅或位於兩省交界，均沒有出現廣空間、大跨度、全省普遍回響的局面。（四）派遣農運幹部最多，農民是起義的絕對主力湖北秋收起義的準備階段，省委以兵運、工運、農運三管齊下做準備。在初期工作中“許多負責同志都表現畏縮不堅決，甚至不相信農民已經走入到暴動實行土地革命時期”，因此，只專注於兵運、工運而忽視農運。其中，兵運集中在鄂北襄棗區，因在襄樊駐有張兆豐（共產黨員）為師長的國民軍第二集團軍第三師，一開始，中央和省委據此以為鄂北的局面是最有利的。為此，中央和省委兩次改組鄂北特委，先後有中央候補委員陸沉和中央軍事部代部長王一飛到鄂北進行兵運。不幸，鄂北兵運兩度失敗，局勢惡化。工運集中在武漢三鎮，然而，“武漢三鎮的工作，可以說是用力最多而成效絕少”。這種專注兵運，工運而忽視農運的做法，以至於“鄂南負責同志來，他第一個問題即提出，武漢我們的隊伍有多少？如鄂南暴動是否從武漢派兵即時可以消滅？”。兵運、工運失敗的教訓使中央和省委認識到農運的絕對重要性，“即對他們這種看輕民眾力量而重視軍事的傾向極力改正”。於是，“秋收暴動省委在七月底決定之後，即派出大批同志至鄉村工作，從七月底至九月十號共派出三百六十個到七十個同志，後來又派出五六十人，共分為鄂南、鄂北、鄂東、鄂中、沿京漢路及襄棗六區，各區都建立特別委員會”。其中，鄂南特委由吳德峰、黃赤光、符向一組成；鄂中特委由王平章、蕭仁谷、唐方九組成；鄂中特委由曹壯父、張計儲、張善孚組成；鄂東特委由劉鎮一、王志仁組成。儘管“派出去的許多同志雖然有許多不得力，甚至沒有下鄉就逃跑，但必須公正說一句，湖北秋暴的工作與現在各鄉騷擾的局面，純全是這一批同志創造出來的”。農運工作起來以後，湖北秋收起義的局面為之一變，“鄂南工作，過去是認為最莫有變法的，現在反變成了最有辦法的，農民民眾的行動，確是一種暴動的局面”。“湖北農民運動的新局面……比較算是鄂南最好，鄂西次之，鄂東現在無辦法，襄棗情形尚不大清楚”。以可知數據為例，參加鄂南起義的農民革命軍和農民民眾達10萬之眾多，參加黃麻起義的農民約有3萬餘人。農民是湖北秋收起義的絕對主力。湖南秋收起義，“全省只派了六十人下鄉”，其境內每次起義幾乎都有策反軍閥部隊參與。所以，“布置農民暴動的方法，很象湖南省委毛澤東的合拍主義，就是死板地預計軍隊攻守的地域與時間，以規定工農發動的程式”。江西省由於南昌起義帶走的幹部太多，省委沒有足夠的幹部派遣，因次“贛西北興起的農民暴動……有自發行動的特點”。廣東秋收起義限於東江（海陸豐）一隅和瓊崖地區，其秋收暴動實際上是第一次東江起義的延續以及瓊崖各縣鄉起義，各級幹部大多都是原班人馬，省委除了派遣巡視員外再沒有派遣其他幹部。9月下旬，南昌起義的部隊進入廣東，並和海陸豐農軍結合，從正規軍參加農軍的實際人數上看，與當地農軍相比占有優勢，自此以後廣東秋收起義軍的主力實際是改編之後的正規軍。湖北秋收起義中能夠派遣如此之多的幹部，有其特殊條件，一個是“四一二政變”之後國民黨在全國範圍內“清黨”，黨在各地的幹部向武漢集中，中央和省委就地分配；二是毛澤東同志在武昌主持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一屆，培養了800多農運幹部，湖北籍幹部的比例比較大。因此，湖北各地既有派遣幹部的需求，中央和省委又有人可派。（五）起義分為兩個階段，出現兩次高潮湖北各地的秋收起義形成了明顯的兩個階段。前一階段集中在九月，東西南北中，全省普遍暴動，廣泛參與。各地起義之後引起敵頑反撲，十月各地先後停息下來。十月下下旬，寧漢戰爭爆發，再次起義的條件趨好。十一月，鄂東、鄂中、鄂北各地又先後暴發起義。因此，湖北秋收起義出現了“九月暴動”和“十一月暴動”兩個階段。在這兩個階段中暴發的起義大大小小有17次之多，也因此出現了兩個高潮。九月普遍暴動以9月9日暴發的鄂南起義為高潮，鄂南起義的準備受到中央和省委的高度重視，省委書記羅亦農先後兩次奔赴鄂南檢查指導工作，9月9日以前的歷次暴動均是為鄂南暴動做準備，9月9日以後的歷次暴動均是為配合鄂南暴動，在省內其他地方牽制敵頑勢力。從鄂南暴動本身來說，其在九月普遍暴動中規模最大，影響最深。十一月暴動以黃麻起義為高潮，這主要是因為在十一月暴動中黃麻起義準備周期最長，規模最大，影響最深。湖南在整個秋收起義的時間段大大小小的起義也有16次之多，但僅僅形成了九月湘贛邊秋收起義一次高潮。儘管11月17日湖南省委發布《湖南省委暴動政綱》和《湖南省委暴動計畫》，指示各地準備發動全省的第二次起義，但從起義暴發的時間來看，其實質已經是執行的“年關暴動”計畫了。江西的秋收暴動因情況惡化，發動的較晚，規模和影響都不大，即使能分階段也不能用暴動高潮來形容。廣東的秋收暴動實際上只有東江（海陸豐）第二、第三次起義稍具規模，除了這兩次之外，其他各地的起義都是鄉村起義，範圍不過一鄉或者一村，參加人數往往也就二、三十個，所以，高潮也就無從談起了。（六）立足本省，就近上山各地秋收起義暴發之後遭到軍閥反動勢力的圍剿追擊，倉促而起的秋收起義武裝自然無法和優勢的敵人相抗衡。一個個倒下的同志用血的教訓警示仍戰鬥著的同志，必須以適當的方式彌補和消除敵我之間在武器裝備上的差距，變劣勢為優勢，變抵抗為出擊。於是，各地的秋收起義倖存者在敵人的逼迫下選擇了“上山、下水”。湖北的地理環境既有下水的便利也有上山的優勢。湖北地處江漢平原，水網縱橫，其四周卻又被山區包圍。東部有巨大的大別山脈，向北延伸至安徽、河南，湖北有6個縣處於大別山區，這6個縣都是湖北秋收起義的主力縣，尤其是黃安、麻城暴發了以兩縣縣名命名的黃麻起義。起義倖存的隊伍以木蘭山為中心開展游擊戰爭，並和安徽、河南的同志合作開闢出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南部是幕阜山，向南延伸至湖南，湖北有5個縣位於幕阜山區，這5個縣的農民都積極參與到鄂南起義中，起義後遭到國民軍“進剿”，倖存者組成游擊隊，進入沉水山、九宮山、消水山堅持游擊戰，和湖南、江西的同志合作開闢出湘鄂贛革命根據地。湖北西南部是寬廣的武陵山脈，本省有11個縣處於武陵山區，這11個縣大部分都投入到了鄂西、湘西秋收起義中，起義後的倖存者和湘西的同志結合，為後來的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創立做出了貢獻。湖北的北部、西北部是廣袤的秦巴山脈，本省有15個縣處於秦巴山區，這15個縣大多都參與到了鄂西、鄂北的秋收起義中，起義的倖存者轉戰秦巴山區，為後來的川鄂西革命根據地開創了基礎。湖北秋收起義的主力軍是各山區的農民，起義失敗之後就近上山是明智的選擇，無意之中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道路。湖北秋收起義能夠立足本省，就近上山，一方面是由於湖北山脈廣袤，山區廣大，另一個原因是“自民國初年黎元洪離鄂之後，鄂人長期在北洋軍閥蹂躪之下，……”，再也沒有形成實力強大的鄂系軍閥，即使靠北伐興起的桂系鄂籍軍人，也沒有能夠長期立足本省。然而，湖北是物產豐饒的地區，九省通衢的武漢又是全國交通的樞紐，川、桂、湘系軍閥覬覦不已，爭奪不休，卻又沒有哪一派那一系軍閥將湖北當做“老家”經營。故而湖北的秋收起義部隊和黨的組織便能夠在夾縫中生存。湖南的秋收起義就沒有這么幸運了，唐生智、何鍵相繼主持湘政，二人同為湘系軍閥，嚴密經營湖南，以至於革命形勢最好的湖南秋收起義之後部隊竟然無法在湖南立足，只得轉戰江西、福建。為此，何鍵還得了個“剿匪模範省”的榮譽。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

結論

在弄清湖北秋收起義基本史實，並將其與湘贛粵三省秋收起義進行對比，挖掘出其自身特點之後，有必要判定湖北秋收起義的歷史地位。為此，須首先從整體上認識秋收起義的歷史地位。國民大革命失敗以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先後暴發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這是中共兵運、農運、工運工作成果的結晶，也是國民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整體實力的一次大展示，不僅回應了國民黨的大屠殺政策，也向全國人民顯示了共產黨的獨立存在，更表明了共產黨準備為革命前途和中國未來命運創造出另一個前途的的決心。儘管起義均歸於失敗，但共產黨獨立幹革命的火種就此播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南昌起義發動之際，中央明確指出“其目的在以軍事力量幫助四省暴動的實現和成功”。廣州起義發動之前，中央一再要求“技術上並可參照兩湖暴動計畫”。相比較於南昌起義、廣州起義來說，秋收起義是燒起“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把大火最重要的火種。秋收起義時間段內，湘鄂贛粵四省暴動，中共中央曾有過評論和定位。這些評論和定位不僅針對起義本身，也涉及到了對秋收起義過程中四省地位的評價。1928年1月22日，《中央關於中國政治現狀和最近各省工作方針的決議案》指出：“因此湖南湖北江西應成為一革命的中心區域……廣東雖經廣州暴動失敗的摧殘，仍是革命的中心區域”。3月6日，《中央通告第三十六號》有提到：“從一般形勢看，現在有兩個革命中心區域，第一是廣東，第二是湘鄂贛及豫南，後一區域的布置應暫時以湖南為中心”。3月10日，《中央致湘鄂贛三省委信》專門辟出一段論述中心區域問題：“在三省暴動這個區域與廣東暴動相聯繫這點上應以湖南為三省暴動布置的中心……中央以湖南為中心並不是看輕鄂贛的工作，也不是以湖南為中心就是湖北江西不能先湖南而發動，在布置上三省有同樣的重要，要同樣的加緊工作”。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維漢在接到《中央關於中國政治現狀與最近各省工作方針決議案》後得出“第一是把廣東和湘、鄂、贛當作全國革命發展中心；第二，湘、鄂、贛三省則以湖南為中心”的結論。廣州起義之後年關暴動之前，李維漢作為中央巡視員巡視兩湖，卻又新的認識“在中央來信之後，我於一月二十五日晚上給中央寫信。信的主要意思是說，湖北農村的鬥爭比湖南深入，湖南鄉村豪紳的統治相當的穩定，同時湖北還有其他的條件，如政治經濟意義和工人區域等等，因此兩湖暴動應以湖北為中心。中央收到我的信並聽了其他同志的口頭匯報後，在二月三日給我和兩湖省委寫了封信，答覆湘鄂贛三省舉行暴動，仍應以湖南為中心”。當事人對湖北秋收起義的地位提同了不同看法為我們重新認識湖北秋收起義提供了一手資料。筆者認為：“秦失其鹿，天下共追逐之”，但其結果只能是“先入關中者王之”。在國共兩黨為革命前途和未來中國命運的多次較量中，正是興起於湘贛邊秋收起義的湖南人毛澤東和湖南秋收暴動保留下來的武裝力量艱苦探索出井岡山道路，開闢了國共鬥爭的新紀元。因此，其他各省秋收起義的作用和地位顯然不能與湖南爭鋒，湖北自然不能例外。在革命歷史長河中，短短的1927年下半年，就先後有江西南昌起義，湖南秋收起義，廣東廣州起義，三省三段光輝的革命史。可能是由於江西暴動發動的太早，而廣東又發動的太晚，僅就秋收起義這一段來看，除了湖南秋收起義之外，湖北秋收起義是這段歷史最動人、最壯闊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