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千里(七君子之一、原全國政協委員)

沙千里（1901~1982）原名重遠，曾用名仲淵。原籍江蘇蘇州，生於上海。因家庭貧困，國小還未讀完，就到上海大豐棉布批發字號當學徒，五年升任帳房。與鄒韜奮等6人以“危害民國罪”被捕，即“七君子事件”。上海解放後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調北京，歷任貿易部、商業部副部長、全國工商聯秘書長、地方工業部和輕工業部長、糧食部長等。1982年4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81歲。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沙千里
• 別名：重遠、仲淵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上海
• 出生日期：1901
• 逝世日期：1982年4月26日
• 職業：貿易部長、商業部副部長
• 主要成就：籌建上海組織
  主編《救亡周刊》
• 代表作品：《生活知識》
• 祖籍：江蘇蘇州

事跡

抗日戰爭時期

抗日戰爭前後，他執行律師職務，並積極參與黨領導下的抗日救亡運動。“九·一八”事變後，他參加了上海地下黨的外圍組織，團結各界人士，先後參與發起組織上海市職業界救國會、上海市各界救國聯合會、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等進步團體，主編《生活知識》，宣傳黨的抗日主張。1936年11月，他同沈鈞儒、史良等著名愛國人士，因積極參加抗日救國活動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入獄，是國內外聞名的“七君子”之一，是當時救國會的領袖人物。1938年，沙千里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以後，在武漢、重慶等地從事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和沈鈞儒等救國會的領導人發動憲政運動，組織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為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進行不懈的鬥爭。

沙千里

解放戰爭時期

解放戰爭期間，沙千里籌建了救國會的上海組織，聯合上海各黨派、各工會、各教育團體，組織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推動民主運動；並以律師身份為遭受國民黨迫害的進步人士進行辯護，因而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隨即赴香港參與中國人民救國會的領導工作。1948年1月，他在香港出席民盟三中全會，為恢復民盟領導機構，促進民盟回響中國共產黨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的“五一”號召，作出了貢獻。

1949年，他隨軍南下，參加了接管上海市的工作，任上海市軍管會、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9月，他作為中國人民救國會的代表，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貿易部副部長，商業部副部長，政務院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第六辦公廳副主任，地方工業部部長，輕工業部部長，糧食部部長，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秘書長等職。

經歷

早年在大豐洋布號任跑街。

1925年同等學歷考取上海法政大學法律系。

北伐戰爭時期加入中國國民黨，任國民黨上海三區黨部執行委員。

1928年考入上海法科大學，並參加青年之友社，任《青年之友》周刊主編。1930年青年之友社擴組為蟻社，任執行委員。

七君子事件

1934年集合蟻社核心力量，組建蘇聯之友社，主編《生活知識》月刊。

1931年後在上海執行律師業務。

1936年參與發起成立上海職業界救國會，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主編《救亡周刊》。

1936年11月與沈鈞儒等同時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入獄，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

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與組建中國工業合作協會，曾任《工業合作月刊》編輯，工業合作協會推進組組長。

1939年後，開辦建國機器廠、建成實業公司、中美汽水廠、南洋公司等，任廠長、總經理。

1942年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

1945年後，參與組建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等。

1947年底赴香港參與救國會的領導工作，任常務委員。

1948年1月在香港出席中國民主同盟一屆三中全會後轉赴解放區。

1949年上海解放後，任上海市軍管會副秘書長、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

1949年9月，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辦公廳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貿易部副部長，商業部副部長，地方工業部部長，輕工業部部長，糧食部部長，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秘書長、法制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秘書長。

1980年8月至1982年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1982年4月26日，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沙千里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81歲。

榮譽

是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民主建國會第二、三屆中央常務委員；全國工商聯第二、三、四屆執委會副主任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調北京，歷任貿易部、商業部副部長、全國工商聯秘書長、地方工業部和輕工業部長、糧食部長等。

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

評價

青年時代的沙千里是個不滿舊社會，痛恨帝國主義侵略，要求進步的青年。他勤奮好學，白天在棉布商號工作，晚上到上海青年會辦的夜校讀書，後來考取上海法科大學，成為大學生。

沙千里是上海市人，青年時期就要求進步，追求真理，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他深受“五四”運動的影響，積極從事進步活動，曾主編《青年之友》，宣傳反帝愛國思想。

作品

著有《七人之獄》、《婚姻·子女·繼承》、《抗戰與民眾運動》，譯作有《格拉斯頓傳》。

故居

位於東四六條中部，東鄰朝陽門北小街，西近東四北大街。該院落約建於清晚期，民國時期為一官員的宅第，新中國成立後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愛國人士沙千里（1901—1982）居所。該院有三進院落，坐北朝南。廣亮大門一間，門內有一字影壁，倒座房東一間，西五間，西廂房三間，東房二間。 一進院有一殿一卷式垂花門，帶屏門四扇。四周抄手遊廊上帶倒掛楣子，下有坐凳欄桿。二進院內有北房三間，前廊後廈，兩側有耳房各一間；東西廂房各三間，廂房南面各帶耳房一間。三進院有後罩房七間，偏軸線西側，西配房三間。該院建築均為硬山頂合瓦清水脊屋面，墀頭有精美的磚雕。

故居

該院1986年1月21日公布為東城區文物保護單位。現由單位使用。

略傳

青少年時代的追求

他自己說，上輩是商業資本家，家庭比較富裕。出生後五六年，家境中落，十分貧困。7歲，父親去世，姐姐早亡，由母親顧慶雲帶著他和妹妹沙佩珍（後改名沙潔）生活，他對母親十分尊敬。幼時在上海海寧路飛虹國小讀書，15歲入上海大豐棉布批發號當學徒，20歲左右擔任帳房。

上海法科大學創立於1926年底，許多知名人士，如章太炎、于右任、褚輔成、錢新之、蔡元培、沈鈞儒、董綬經、潘力山等，曾擔任過該校校長或校董。北伐戰爭勝利發展的時候，該校參加革命工作的師生很多，因此校譽蒸蒸日上。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曾多次逼迫該校開除所謂跨黨分子12人，潘力山校長被特務謀刺身亡。在這種情況下，褚輔成被推為暫代校長，沈鈞儒為教務長。1928年1月，褚輔成被公推為正式校長。沙千里在學生中有一定威信，曾任該校己巳級學生會監察委員會委員。1929年畢業於上海法科大學法律系，後來當律師。

參加進步青年文化團體

北伐戰爭中，在國民革命運動推動下，儘管當時上海地區軍閥李寶章瘋狂殘害革命青年，但沙千里不畏強暴，於1926年參加中國國民黨，從事秘密工作，參加了打倒列強、除軍閥的鬥爭。後來由於蔣介石、汪精衛背叛革命，政治腐敗，社會動盪，於是他自動脫離了國民黨，積極參加《青年之友》社，贊成該社主張“中國需要另一次革命”。1929年上半年，《青年之友》出版“革新號”，由沙千里主編。

沙千里

《青年之友》從“革新號”開始，形式有較大更新，內容更加充實，積極引導青年樹立革命人生觀，討論大家關心的國際問題、社會問題、婚姻問題。後來又增出文藝副刊(由李伯龍任編輯)，宣傳普羅文學。由於《青年之友》的內容適合青年要求，代表了青年的呼聲，因此發行數量不斷增加，最多時達5000份以上。《青年之友》在青年中不斷擴大影響，因而引起了反動派的仇視和一系列的迫害。國民黨政府發出了禁止銷售《青年之友》的密令，並要查拿負責人，其罪名是宣揚普羅文學，鼓吹階級鬥爭，違反出版法。鄒韜奮提到此事時，曾憤憤不平地說；“民國17年，他曾經同幾位朋友創辦《青年之友》，一年半後被禁……”《青年之友》雖然被禁，但是他們的鬥爭並沒有停止，很快組織了“螞蟻社”。

螞蟻社簡稱蟻社，是《青年之友》被迫停刊後，骨幹沙千里、李伯龍、許德良、任先、沈仲君、徐賡敖、楊修范、馬燮慶、徐以禮等經過多次研究；於1930年12月，以《青年之友》社原有的社友為基礎成立的。在成立過程中，沙千里設法向國民黨政府教育部申請立案，並被批准為職業界青年文化團體。他們以螞蟻自詡，認為螞蟻雖是小動物，力量小，但是為了共同利益，能夠團結一致，不惜犧牲自己，與敵人進行拚死的鬥爭。沙千里在社員大會上講話時，也常常以“螞蟻精神”激勵大家，號召大家“做活螞蟻”，“要象螞蟻一樣團結一致，奮鬥不息”。蟻社社員都能保持這種“螞蟻精神”，使蟻社不斷發展，成為抗日救亡運動中著名民眾團體之一。

為了鼓舞鬥志，蟻社編有《蟻社社歌》和《蟻社之路》兩首歌曲。《蟻社社歌》由沙千里作詞，黃自作曲。歌詞是：“螞蟻是愛群互助的小蟲，螞蟻是有集團組織的大眾。我們都是螞蟻，不是吃書無用的蠹蟲。在光明與黑暗決鬥的戰壕中， 我們要前沖，我們要前沖! 前沖，前沖，前沖，前沖! 我們都要前沖! 用螞蟻的精神，來播種新文化的種，使新世界的光明，更加燦爛鮮紅。 起來，起來，螞蟻們，大家起來，螞蟻們，向前去做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先鋒!”

蟻社的最高權力機關是社友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執行委員會由全體社友選舉，由執行委員9人組成，沙千里擔任過歷屆的執行委員。執行委員會下設總務、社友和文化三個部，分別管理各項具體活動。沙千里是社友部負責人，負責管理與社友有關事宜，團結社友中的積極分子，起核心作用。除此而外，沙千里還曾負責過文化部的讀書會與時事研究會。

1934年初，沙千里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蘇聯之友”社，並與許德良、李伯龍、楊修范、章乃器、葛師良等在蟻社裡面組織“蘇聯之友”小組。

1935年，華北事變發生，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侵略中國，中國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在這一形勢下，中共中央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向全國人民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在全國引起巨大的反響，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沙千里在上海看到宣言的油印本，感到宣言說出了他的心裡話，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救國的領導力量，從此他把抗日救國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的身上。12月，在蟻社的支持下，沙千里和徐步等創辦了《生活知識》半月刊，積極宣傳共產黨的抗日救國主張。這個刊物是當時文化戰線上反對國民黨“圍剿”的一個陣地，讀者多數是蟻社社員、中下級職員，他們有的在公司，有的在商號、工廠、銀行、工部局和海關等單位工作，身受不同程度的剝削和壓迫，薪水微薄，時有失業的恐慌，又都有點文化，容易接受革命真理，因此《生活知識》在他們當中影響很大。

參與組織救國會及其活動

1935年12月9日，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北平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全國各地熱烈回響，抗日救亡運動掀起了新的高潮，抗日救亡組織紛紛湧現。同年12月 21日，上海婦女代表史良、沈茲九、王孝英、胡子嬰、羅瓊、杜君慧、陳波兒等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會召開大會，宣布成立上海婦女界救國會。27日，馬相伯、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王造時、章乃器、李公朴、江問漁等組織的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成立。接著，上海工人救國會、大學教授救國會、新聞界救國會，一個接一個成立。1936年2月9日，沙千里等發起的上海職業界救國會成立，沙千里被選為理事長，葛師良、楊延修、任崇高、李少甫、楊經才、陸詒、石志昂、王文清、丁觀瀾等擔任理事。

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集會紀念淞滬抗戰四周年大會，會上宣告成立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沈鈞儒、鄒韜奮、沙千里、李公朴、陶行知、章乃器、劉良模、王造時、史良等30人被選為理事。5月31日，全國20多個省市的60多個救國團體的代表，在上海召開代表大會，宣布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沈鈞儒、王造時、章乃器、沙千里、史良等15人當選為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沙千里參與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主要檔案的起草工作，隨後在《救亡情報》、《職業界救國會會刊》、《生活知識》等報刊上陸續發表文章，宣傳救國會的主張。還在各種民眾集會上，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號召各界人士以民族利益、國家利益為重，呼籲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

1936年7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二中全會，沙千里與沈鈞儒、章乃器、史良、彭文應等5人，代表全國各界聯合會前往南京請願，要求立即對日抗戰；開放民眾救國運動，保障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並釋放政治犯；停止內哉。同時在南京舉行記者招待會，報告了請願的情形和救國會的抗戰主張，還同在南京的各地實力派接觸，加強救國會與他們的聯繫，推動他們起來抗日。7月15日，全國各界救國會為了促成全國各黨派、各地方勢力團結合作，共同抗敵，以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4人的名義發表了題為《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的公開信，全面闡述全國救國會關於聯合抗日的立場，以及對當局和民眾的六點希望。公開信發表以後，沙千里表示堅決支持，並在他所辦的《生活知識》上全文發表。他說：“這個檔案影響很大，比‘全救’成立宣言還大。”

全國救國會成立以後，積極地開展民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控訴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妥協投降的政策，與各抗日地方實力派廣泛接觸聯繫，得到全國各界愛國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因而成為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內戰、實行賣國投降政策的障礙。1936年2月11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表《告國人書》，胡說救國會是共產黨“利用文化團體及知識分子，在救國的口號掩護下，作捲土重來之計。”胡說救國團體之宣言，“不曰反對中央，即日顛覆政府，是皆利用 ‘救國’的呼聲，以作其叛逆行為的掩護”等等。同月，又頒布了《維持治安緊急辦法》，誣衊抗日救亡運動為“危害國家”。2月14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發表了《中宣部告國人書之辯證》，鄭重聲明：“‘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我們倘使是中宣部一紙文告所能恫嚇倒的人，我們早就不敢在‘救國有罪’的環境之下，公然以救國相號召。中宣部倘使希望全國的知識分子，都變成這樣無恥的懦夫，那顯然是欲使全國人民變為漢奸順民而後快。這樣，國家還有救嗎?這在我們，即以身許國，死生原所不汁。”沙千里說：“我們那時敢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進行抗日救國活動，早就有入獄坐牢，殺身成仁的思想準備。”

1936年11月22日夜間，國民黨政府將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王造時、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等逮捕，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全國各界人士大為震驚，大力營救。11月24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發表《為沈鈞儒等領袖無辜被捕緊急宣言》，並向全國發出緊急通電。27日又發表《為七領袖無辜被捕告當局及全國國人書》，嚴正駁斥了國民黨當局對救國會的陷害，重申救國會的立場。26日，宋慶齡發表聲明，抗議國民黨當局逮捕救國會領袖。全國各地救國會和愛國人士也紛紛發表聲明和通電，要求國民黨當局立即無條件釋放救國會被捕領袖。中國共產黨也發表文章表示抗議。海外華僑及國際知名人士愛因斯坦等，致電南京政府，要求立即釋放七君子。

1937年7月7日，抗戰爆發，國內外形勢急劇變化。7月31日，國民黨當局迫於形勢，對七人案難以繼續審理，只好“具保釋放”。七君子在雄壯的軍樂聲、歡呼聲中勝利出獄。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救國運動的範圍更加廣泛，不但各界民眾參加，國民黨的軍政人員參加的也不少。上海各界救國會鑒於形勢變化，決定改名為“上海救亡協會”，上海職業界救國會也改名為“職業界救亡協會”(簡稱“職協”)，沙千里擔任常務理事兼秘書處負責人。這期間，沙千里曾擔任《救亡周刊》主編，《國民》周刊編委，發表了不少文章，如《蘇聯革命第二十周年紀念與我們的鬥爭》等，有一定的社會影響。

抗戰期間從事的救亡宣傳和政治鬥爭

1937年底，上海、南京相繼．淪陷，救國會負責人沈鈞儒、鄒韜奮、沙千里先後撤退到武漢。他們不定期聚會，研討抗日形勢，同時創辦報紙刊物，宣傳抗日救國，接待從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流亡到武漢的愛國青年，把他們介紹到八路軍辦事處，轉赴延安參加革命或安排在武漢參加抗日救國工作。

上海蟻社的許多社友也先後到達武漢，他們在周恩來的關懷下，聯絡當地的職業界愛國青年，成立了武漢蟻社，曾發展到四五百人，參加過郭沫若擔任廳長的政治部第三廳組織的許多活動，成為當時武漢最著名的三大左派抗日救亡團體之一(三大左派抗日救亡團體指青年救國會、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和蟻社)。郭沫若曾讚揚說：“這些團體和三廳的工作是能桴鼓相應的，三廳的幾次擴大宣傳，被稱為在武漢‘轟轟烈烈’過來的，事實上—多半就靠著這些團體和青年的熱烈回響與支持。在七七周年紀念時，單是臨時下鄉的宣傳隊，我們就靠著這些青年，曾經組織過七百幾十隊。”

在武漢期間，沙千里曾與救國會另一領導人何懼等組織過一個基金委員會，創辦過《大眾報》，每周一期，每期有一篇文章談抗日形勢，並附有形勢地圖。除此而外，沙千里還經常到民眾中去宣傳抗日救國。在武漢，沙千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8年10月武漢失守，重慶成為陪都，沙千里從武漢到達重慶。救國會的許多骨幹，如李公朴、章乃器等也陸續來到重慶。他們經常聯繫，交流情況，統一認識，然後採取一致行動。主要有兩方面：一、堅持抗戰，反對妥協投降；二、堅持民主，反對獨裁。救國會在武漢期間，從組織形式來講，就不存在了，但是由於它的社會影響，因此被公認為一個政治派別。所以國民黨組織國民參政會的時候，仍然指定沈鈞儒、鄒韜奮等作為救國會方面的代表參加。沙千里雖然不是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但他協助沈鈞儒等工作，沈鈞儒在參政會上的提案，沙千里曾參與起草。

武漢失守後，國民黨抗日逐漸消極，反共日趨積極。1939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根據蔣介石的《喚醒黨魂，發揚黨德與鞏固黨基》的報告和《整頓黨務之要點》講話，通過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等一系列反共檔案，並對共產黨、民眾團體、愛國民主人士的言論行動實行嚴格控制，剝奪了人民民眾抗戰以來爭得的某些民主權利。為了爭取民主，反對獨裁，1939年9月，沈鈞儒、鄒韜奮聯合其他國民參政員，在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四次會議上，提出了“關於請政府定期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行憲政案”。這個提案被通過，從而掀起子憲政運動的高潮。國民黨為了對抗憲政運動，極力宣傳所謂”五五憲法草案”，沈鈞儒、沙千里、韓幽桐、張申府、錢俊瑞、柳浞、張友漁等寫了一系列文章，對“草案”進行了批判。沙千里在《對於“憲法草案”的意見》一文中指出，國民黨所謂憲法草案是限制人民自由，侵害人民權利，為總統濫施權力創造條件，要警惕袁世凱獨裁重演。

1941年3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1944年9月，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改名為“中國民主同盟”，救國會的許多成員參加了民主同盟，沙千里也參加了。

10月，中國民主同盟發表了《對抗戰最後階段的政治主張》，要求立即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各黨各派聯合政權，實行民主政治。這表明民盟的政治主張接近中國共產黨的立場。對民盟的這一進步，沙千里起了一定的作用，他曾經明確地說：“我們堅持在同盟內部貫徹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促進同盟向中國共產黨靠攏。”

抗戰期間，沙千里在重慶，是沒有公開身份的共產黨員。那時，他曾在國際友人路易·艾黎等創辦的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工作，與救國會同志何懼創辦過中國建設機器廠，參與發起成立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與沈鈞儒、林亨元、崔國翰成立“平正法律事務所”，不僅在貫徹黨的統戰政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團結了許多朋友，而且應邀擔任了許多單位的法律顧問，以律師的合法身份，為受迫害的進步人士、進步團體進行辯護，申張正義，為堅持抗戰、爭取民主而不懈地奮鬥。

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參加新中國建設

抗戰勝利以後，沙千里於1945年12月從重慶回到上海，沒有參加1945年冬救國會成員召開的會議。但是，他對於會議決定將救國會改名為“中國人民救國會”，以及會議所制定的新的政治綱領是完全同意的，並在上海的工作中認真予以貫徹。

他回到上海後，主要進行了以下幾方面工作：第一是從事律師業務。他一到上海，就有不少工會和公司請他擔任法律顧問。最先來請他的是上海法商水電工會和一家百貨公司工會，在打擊漢奸勢力，維護工會正當權益方面作出了貢獻。第二是根據中國人民救國會的綱領和章程，籌建了中國人民救國會的上海組織。第三是與馬敘倫、林漢達等發起成立了有各黨派、各工會、各教育團體參加的“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

1946年4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5月，周恩來領導的中共代表團移駐南京，並在上海設立辦事處，加強了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和對華東地區的領導。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就是黨領導下的反內戰、爭民主的一個人民民眾團體。6月中旬，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全面內戰的準備工作已經完成，6月底，國民黨反動派公然撕毀“雙十協定”和“政協決議”，蔣介石以30萬大軍圍攻中原解放區，點燃了全面內戰的戰火。接著又對華北、華東、晉綏、東北等解放區發動進攻；8月2日，國民黨派飛機轟炸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11月，國民黨反動軍隊占領張家口以·後，公然一手包辦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民盟發表聲明，抵制和拒絕參加偽國大，沈鈞儒、沙千里、史良等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揭露國民黨發動內戰的罪行，指出國民黨召開的“國民代表大會”是違反政協決議的，因而是非法的。

1947年5月，中國人民救國會一屆二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由於民盟二中全會決議取消黨派盟員，以後盟員均以個人身份參加，會上決定以救國會的名義更加積極活動。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救國會第一屆第二次中央全會宣言》指出：“今後本會仍一本過去傳統的精神，與國內各民主政團，共同努力，以爭取獨立、和平、民主的早日實現。”沙千里在會上積極擁護這一主張。

1946年7月，李公朴和聞一多相繼被殺害，國民黨妄想用暗殺等恐怖手段，把國統區的民主運動鎮壓下去。1947年10月27日，宣告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強迫解散，並對民盟成員進行迫害。於是各民主黨派領導人，陸續離開國民黨統治區，前往香港。沈鈞儒和沙千、里是11月間秘密離開上海的，中國人民救國會的活動中心隨即轉移到香港。

1948年9月，應中國共產黨的邀請，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分批前往東北解放區。沈鈞儒、郭沫若、章伯鈞等是第一批，沙千里是第二批。他們到哈爾濱後，曾以民主同盟和中國人民救國會的名義發表聲明，表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走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11月16日，沙千里等又發表了對時局的聲明，指出：民主的新中國，只有在徹底摧毀反動獨裁統治集團以後，才能獲得保障；和平的新中國，非堅決徹底剷除內戰的根源，除和平的障礙不可；統一的新中國，只有在消滅反動獨裁之後，通過新政協，組織民主聯合政府，才能完全實現。

1949年2月25日，沙千里等到達北平。6月，他和救國會其他負責人參加了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9月，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沙千里代表救國會在大會上發言，他回顧了救國會成立14年來的鬥爭歷程，表示堅決擁護新政協的各項決議，決心為實現共同綱領而奮鬥。他滿懷激情地歡呼新中國的誕生。

全國解放以後，沙千里曾任貿易部副部長、商業部副部長、政務院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辦公廳副主任、地方工業部部長、輕工業部部長、糧食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