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德生(清末英國來華傳教士)

戴德生(清末英國來華傳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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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年—1905年),英國人,中國內地會的創造人,清末時來到中國。他自1853年來華直至卒年,傾其畢生於中國福音事工。他對神絕對的順服和信靠,給內地會的建樹和中國教會的產生,帶來神豐富的祝福。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戴德生
  • 外文名:J. Hudson Taylor
  • 國籍:英國
  • 出生地:英國約克郡
  • 出生日期:1832
  • 逝世日期:1905
  • 職業:內地會的創造人
  • 信仰:基督教
生平事跡,出生,中國傳道,生平概述,神愛體現,戴德生的祖輩,戴德生的得救與獻身,早年中國宣教經歷,創立“中國內地會”,特點,成功原因,“中國內地會”在華事工,家人,第五代,第六代,兄弟姐妹,人物名言,神學思想,戴氏思想,成功因素,後序,

生平事跡

出生

戴德生出生在英國約克郡。他尚在母腹時,父母已將小孩奉獻給主。做嬰孩時,父親天天抱著他,跪著向 神禱告,小孩稍長,父母教他每日讀經禱告,德生學會每日早餐前與黃昏時,走入自己房間去單獨親近神,發覺這是快樂的秘訣。德生自幼就常聽父親和愛主的朋友講論海外布道,尤其是當時四萬萬人民的中國之需要,父親感嘆地說:“我們為什麼不派傳道人到中國去?這么多的民眾,精明強幹博學的民族該成為我注意的目標啊!”全家屢讀巴彼得的書《中國》。此事深深印在小德生的心裡,也就在彼時,他立志要來中國傳道。

中國傳道

十七歲時,戴德生清楚得救。他渴慕追求主,要報答主的大恩。在一次禱告中,一種莊嚴深刻的感覺終於臨到,他知道他的奉獻已蒙悅納,神的同在極其真切,他俯伏在地,心中充滿對神無限的畏懼,又感到無限的喜樂。同年,他裡面清楚 神的呼召,忍痛捨棄愛情,堅決到中國去傳道。
在1849-1853年間積極準備自己去中國,除了學中文以外,還學醫學,不斷運動去鍛鍊身體,以求可以適應中國的艱苦環境。此外,他每日鍛鍊自己過簡樸的生活,放棄一切享受,以神為樂,更多信靠主。為了來中國,戴德生不惜放棄了那位不願和他同來中國的未婚妻。1854年加入倫敦的中國布道會(The China Evangelisation Society,C.E.S)到中國當宣教士。22歲那年,他終於抵達了上海。沒有人接船,沒有人領路,孤單一人開始了他在中國的傳道工作,數十年如一日。神賜他一位好同工,就是美國奮興布道家賓威廉。神亦賜他一位好妻子,是一個能幹、愛主、志同道合的伴侶。戴德生在中國為主工作直到七十三歲(1905)高齡時,才息勞歸主。那一年,由上海至倫敦,都為他舉行了大規模的追思會,可見他是如何深客群人的尊重。
戴德生(中間坐藤椅者)與內地會同工友合影戴德生(中間坐藤椅者)與內地會同工友合影

生平概述

戴德生一生對神絕對順服,在最危難時仍不失信心。1859年,亦即他在中國布道的第七年,派克醫生因要事回英國,將寧波的醫院和門診轉交給戴德生。戴德生經過懇切禱告,清楚 神的旨意,那工作不是派克的,乃是 神的,所以就憑著信心,挑起重任,醫院裡充滿了病人,門診很擁擠,面對此局面,戴德生之苦不言而喻,派克留下的經費只夠一月的開支,戴德生有限的款項也快用完,可是接濟始終不來。終於,他們開了最後一袋米,並且消耗得很快。戴德生鎮定而滿有信心地說:“主幫助我們的時候近了。”全院職工病人均拭目以待。果然,米未用完之前,一封信到了,裡面附著一張五十英鎊的支票。贈款的柏迦氏遠在倫敦,一點也不知道醫院瀕臨斷炊,神感動他,將錢及時供應醫院。
戴德生對神信心之大,正如他言:“既抓住他的信實,我們就可以進入中國內地各省;抓住他的信實,我們就能面對各種困難與危險,而操必勝的信心....作成神的工。”1876年九月,準備進入中國內地未聞福音之九省,幾乎是不可能,然而,戴德生卻帶八名宣教士復去中國,拓展內地工作。當時中英關係緊張,許多人勸他作罷。有人說:“恐怕你一到中國,就要回來。至於派人到遙遠省份,更是談不到。”戴德生順服 神的感動,照原計畫搭船往中國。尚在途中,李鴻章和英國駐華大使在煙臺簽訂條約,準英國僑民在中國境內任何地方旅行或居住。“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戴德生因著信,早知神必為他們打開福音方便之門。

神愛體現

戴德生對神的愛亦體現在他對中國失喪靈魂之愛上。他初來華時,常遭地痞流氓之欺凌,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別人都有枕頭的地方,但是戴德生遊行布道,遭人歧視拒絕,甚至不得不夜宿街頭廟前。為要方便傳福音,他不願別人之誤會和輕視,毅然改著中裝染髮蓄長辮。一八六六年,揚州的紳士反對西人住在本城,他們誣陷戴德生及其同工,鼓動一群地痞流氓鬧事。暴徒沖入他們的住處動武,李德教士為救戴夫人,眼被一塊磚擊傷,戴夫人從二樓跳下,摔傷腳,流很多血,女秘書跳樓時傷了左臂。他們的東西幾乎被搶光。戴氏去請來官兵,暴徒才離開,但官兵一走,暴徒又至,如此幾番,受盡煎熬。事過後,戴德生和大家滿心感謝,因為被算是配為主耶穌的名受辱。一點無報復之心,也不要求賠償,只盼望早日再回揚州傳福音。哪怕性命受威脅,都不能動搖他向中國人傳福音的心志。
確實,他把生命也為中國舍了,他的子女中,有二男二女在中國夭折,他的愛妻亦病死於中國。他並不是不愛惜幼嫩的子女,他並不是忍心讓愛妻積勞成疾,乃是他的心為內地無數未得救的靈魂所焚燒。
基於這焚燒的愛,戴德生創辦了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內地會並不在基督之名已被傳開之沿海城市傳福音,而要深入內地,叫沒有聽見的人得知神的救恩。在經濟上,戴氏堅持不求助基金,不向人募捐。他說:“出來遵行神的命令,做神的工作,仰賴 神的供應。你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加給你們了。”他的信心是大的,神給內地會的祝福更大。戴氏第一次從英國回中國時,帶來22位男女宣教士同工。不到九年,內地會已在中國設立了50個教會,訓練了不少中國同工。到他離世的一年,內地會宣教士已增至828名,散布中國十八個省份,北至蒙古,西至西域,西南至雲南。信而受浸者達2500人。由於戴德生在各國的演講,美國、德國、瑞典、挪威、瑞士、芬蘭、義大利等國均有宣教士回響及加入。戴德生給內地會;帶來極大的祝福,一粒麥子落在地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內地會宣教士繼承戴氏遺風,多不畏艱難,工作深入窮鄉僻壤,給中國教會帶來莫大的祝福,傳道者數以萬計。戴德生以他犧牲的愛,為中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對神的信心和對中國教會的卓越貢獻,永垂教會史冊,為後代信徒之表師。他的一生證實了他的名言,“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使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

戴德生的祖輩

戴德生(Hudson Taylor)於1832年5月21日出生於一個基督徒世家,其曾祖父名叫戴雅各(James Taylor),原居住在英格蘭南約克郡的洛士頓(Royston, South York)。在他結婚之日早晨,聖經中的一句話:“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約書亞記24:15)進入他的內心,使他大受感動,生命得到重生。從此後,這句話就成為戴家與神之間所立的約,世世代代一直守約到今日。
戴雅各夫婦婚後,移居到邦士立(Barnsley),成為戴家世居之地。不久,戴雅各成為邦士立循道宗教會的傳道。1786年,83歲的約翰衛斯理到邦士立布道時,就住在戴雅各家。五年後,戴雅各帶領當地信徒,在附近針疊山(Rinfold Hill)上建立了循道宗禮拜堂。
戴德生的祖父戴約翰(John Taylor)是長子,父親去世後即擔負起家庭重任,以紡織為業,養家餬口。戴德生的父親戴雅各(James Taylor)年輕時開始學醫,19歲時即擔任循道宗教會的傳道。24歲學成後回鄉開設藥房。1831年與賀雅美(Amelia Hudson)結婚。婚後,兩人在信仰上共同追求,並讀過一些關於中國的書,包括賀爾艦長(Captain Basil Hall)所寫的《遊記》(Narrative of a Voyage),由此便產生出向中國人傳福音的願望。他們在禱告中許願:如果神賜他們一個兒子,願將他獻上為神使用。結果神遂其所願,賜給他們兒子戴德生。從孩提到年少,父母對戴德生的成長影響很大,戴德生後來追述說:“就我自己和我對神所委身的工作而言,我對我的雙親有著不可言喻的感激之情。如今,他們都已進入安息,然而,他們對我的影響卻永不磨滅”。
母親賀雅美於1881年出生在一個牧師家庭,16歲時即外出擔任家教。同戴雅各結婚後次年,即生戴德生。其後又生二男二女,惜兩個男孩先後夭折,只有兩個女兒存活下來。母親敬虔的榜樣,為戴德生和兩個妹妹打下了良好的屬靈根基。
戴德生年少時,就時常跟隨父親到附近鄉間傳道,從而使其對窮人富於同情心。父親還常常帶領家人一起閱讀巴彼得(Peter Parley)所著《中國和中國人》(China and Chinese)一書,其優美的文字和插圖深得孩子們喜愛,故戴德生自年少時起就立志長大後到中國去傳福音。

戴德生的得救與獻身

戴德生年少時也曾經歷不信與反叛,為此,母親和大妹賀美(Amelia Hudson Taylor)常為他迫切禱告,甚至賀美立志每日三次為哥哥禱告,直到他得救為止。1849年6月的一天,母親到五十哩外的巴頓(Barton-on-Humber)拜訪自己的妹妹Mrs. Mary Hudson。午後,她為戴德生得救的事懇切禱告,並決意除非蒙神應允,絕不停止禱告。數小時後,母親內心得到平安,禁不住讚美神。同一時刻,剛滿17歲的戴德生正在家中書房讀一福音單張,被“基督所成就的救贖之工”一文所感動,日後他說:“聖靈的光照入我心中,使我豁然開朗,明白再無可作的了,只有跪下接受衪的救恩,不住的讚美衪”。又說:“兩周后母親回來了,我告訴她,我有好訊息報告給她,她說她已知道,並已高興了兩周,因為神已經告訴了她”。
重生得救後的戴德生,內心充滿了極大的喜樂,並急迫地要將一切奉獻給神。多年後他回憶說:“我清楚記得,我是何等地喜樂!我將我的愛傾倒在神面前,一再向他表明,我對衪的感激之情。當我無望之時,他已為我作成一切。我求他讓我為衪作一些事,以表明我的愛與感激;一些舍已的事,無論多么艱難、多么渺小的事,只要能得衪的歡心。我清楚記得,當我將自己毫無保留奉獻在祭壇上時,一種神聖莊嚴的感覺,深深地臨到我,我確知衪已悅納了我的奉獻。神的同在,成了不可言喻的真實與祝福。我深深記得,當我俯伏跪在衪面前時,那不能言說的敬畏與喜樂充滿了我。我雖不知衪要我作什麼,我卻深深知道,我已不再屬於自已,這感覺直到如今不能磨滅”。
這一重生得救的經歷,成為戴德生一生的轉捩點。1849年9月,大妹賀美開始到寄宿學校讀書。同年12月的一個夜晚,戴德生寫信給賀美,說他極其渴慕過聖潔生活。當夜,他在神面前表明心愿:無論神把他領往何處,無論遭遇什麼事情,他都願意為主擺上。日後他回憶說:“我永遠不能忘記,我在全能神面前與衪立約,我幾乎要退縮,但已是不能,……從那時候起,我深信我已蒙召到中國,直到如今,這信念不曾離開我”。從那時起,他聽到主的聲音對他說:“你為我到中國去”;也是從那時起,他開始為中國而活。他母親說:“從那一時刻開始,他的決心已定。他的追求、他的學習,無一不以此為目標;也不論遭遇任何困難,他的志向總不動搖”。
從立志獻身之日起,戴德生將自己所有的舒適用品送給別人,以度簡樸生活;加大運動量,以鍛練身體;外出布道,慰問病人,以操練愛心。當他讀過宣教士麥都思(W. H. Medhurst)所寫的《中國:現況與展望》(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之後,得知醫藥對中國宣教的重要性,於是決定學醫。19歲時,戴德生離家到赫爾(Hull),從師於哈迪醫生(Dr. Robert Hardey),同時學習度一種簡單、刻苦的生活。母親為其健康擔憂,他回信說:“每年一千二百萬中國人去世,沒有神,沒有希望。…… 我們豈可置之不理?……我覺得若不替中國作一點事,就不能活下去”。一年多後,戴德生轉到倫敦醫學院,專攻外科。一次,在解剖屍體時,戴德生不慎感染猩紅熱,醫生判定他必死無疑。他後來作見證說: “我起先覺得憂愁,因為不能到中國去;一會兒又覺得我在中國有工作,不會死的。我向不信主的教授作見證說,我歡喜離世見我的主,可是因為我有使命在中國,無論病況如何嚴重,我必能脫險”。結果正如他所相信的,竟至痊癒。
促使戴德生遠赴中國宣教的另一推手是德國宣教士郭實臘(Karl Frede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郭氏原為“荷蘭宣道會”(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所差派,到爪哇宣教,不久他脫離該差會而獨立。1831-1835年,當中國仍門戶緊閉時,郭實臘穿華服,操華語、七度遊歷中國沿海各省,派發數十萬福音單張和聖經小冊。1844年他創立“漢會”(Chinese Christian Union),專門雇用華人深入內地散發福音單張及書冊。同時他為歐美各種報刊撰文,介紹中國,鼓動宣教,從而在歐美掀起來華宣教浪潮。1850年,郭實臘返歐期間,於倫敦創辦並發行了《海外布道雜誌》(The Gleaner in the Missionary Field),戴德生從始至終都是這一雜誌的忠實讀者,並深受激勵。1852年5月“中國傳道會”(The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成立。1853年9月19日,戴德生成為該會所差派的第一位宣教士。日後,當戴德生創立“中國內地會”時,他曾如此說:“郭實臘乃中國內地會之祖”。

早年中國宣教經歷

1853年9月,戴德生接受“中國傳道會”的差派,準備啟程前往中國宣教。為此他不得不與未婚妻韋瑪莉(Marianne Vaughan)解除婚約,因為瑪莉的父親不願意把女兒遠嫁到中國去。9月19日,戴德生在利物浦碼頭登上“敦費士號”(Dumfries)輪船,啟程前往上海,母親前來為兒子送行。多年後,戴德生憶述當天的情景:“我永遠不能忘記,那從母親內心絞出來的哭聲,像刀刺透我。直到那時,我才完全明白: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我們的意義之重大”。母親日後也回憶說:“戴德生看見我的痛苦,特地跳上岸來安慰我,說:‘親愛的母親,不要哭,這只是一個短短的分別,很快我們就會再相見的。想一想,我離開您,不為名、不為利,乃為一個榮耀的目標——引領中國人認識耶穌’”。
經過156天的海上航行,“敦費士號”終於在1854年3月1日抵達吳淞口。戴德生登岸後,暫時住在倫敦會雒魏林醫師(Dr. William Lockhart)家中。半年後,他才在北門外租到房子,開始宣教工作。但僅三個月,租屋就被炮彈炸毀。當時正逢“小刀會”起義軍占據上海,與清軍對峙。戴德生身處戰火之中,不但生活艱苦,生命也時常受到威脅。1854年10月19日凌晨,他在睡夢中被火光驚醒。黑暗中,他迅速穿好衣服,禱告祈求神的護佑。當他爬上屋頂察看時,眼見火藉風勢,就要燒到他所住的木屋。在這危急時刻,天竟下起雨來,這才使他幸免於難。日後戴德生回憶這段艱難的歲月時說:“(那時我)寒冷、飢餓、在危險的黑夜守望無眠、甚至感到完全孤立無助。……但有什麼比這樣的環境,更能顯出神話語的甘甜、神同在的真實,以及神幫助的可貴呢?事實上,這正是我倒空自己,學習謙卑的時候。經歷這些,不是叫我蒙羞,乃叫我信心更加堅定,在他帶領之下,勇往直前,並經歷衪應許的可靠……”。
1854年11月,“中國傳道會”差派巴格爾醫師(Dr. William Parker)夫婦到上海與戴德生同工。在1854-1857年間,戴德生以上海為基地,曾18次到江浙兩省旅行布道。在其第八次,臨去杭州灣宣教之前,為便於接近中國人,他特地叫理髮師為他剃髮染髮、編辮子,並穿上華服。不出所料,這次布道效果果然明顯。在他給妹妹的信中,談到這次剃髮、梳辮的經歷:“生平第一次剃光頭是件痛苦的事,尤其是皮膚容易長痱子的人,……染髮五六個小時,……到梳頭之時,痛苦達於極點。……就因為受苦,才顯出這條辮子的可貴”。
戴德生也曾與賓惠廉牧師(Rev. William Burns)同工,到江浙及廣東汕頭布道。他尊賓惠廉為其屬靈的父親;賓惠廉也受他影響,改穿中國服裝,二人成為莫逆之交。
1856年10月,戴德生離開上海前往寧波,與那裡的“中國傳道會”宣教士祝恩賜(John Jones)同住、同工,和他一起學習過“信心生活”,二人在基督里結為至交。不久,戴德生因與差會在某些理念和原則上發生分歧,又得知差會出現赤字,遂於1857年5月,脫離“中國傳道會”,開始獨立傳道。其樓下會堂兩側懸掛著兩幅對聯:“耶和華以勒”(耶和華必為我們預備),“以便以設耳”(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們),表達出他們憑信心宣教的理念。
在寧波宣教期間,戴德生遇到了女宣教士瑪麗亞(Maria Dyer),並與之相愛。瑪麗亞於1853年到寧波,在艾迪綏女士(Mary Ann Aldersey)創辦的教會女校中任教。她的父親台約爾(Samuel Dyer),也是一位早期的來華宣教士。他改良了中文活字,提高印刷效率。1843年病逝於澳門,葬於馬禮遜墓旁。1858年1月20日,21歲的瑪麗亞與身穿中國式長袍,腦後垂著一條長辮子的戴德生,在寧波英國領事館內舉行婚禮。婚後,二人同心在寧波繼續宣教工作。次年7月,長子戴存恩(Grace Dyer Taylor)降生。同年8月,巴格爾醫生返回英國,戴德生接替他掌管寧波醫院。他憑著信心,和八個當地教會的中國基督徒,一同服事病人,一同經歷神的信實。1859年底,共有六百多人門診,六十多人入院,其中多人因聽信福音而接受基督。
長期勞累使戴德生的身體大受虧損。1859年底,他因氣管炎導致呼吸困難而住進醫院。1860年新年,他在病榻上度過。2月14日他寫信給父母,請求他們在循道會中發出呼籲,盼望能有五位青年基督徒,獻身前來中國宣教。他寫道:“希望父親同意我這一點願望,……此地人民不斷沉淪,神卻不斷祝福我們的工作,只是我們已經筋疲力盡,需要人來幫忙。……父親啊!您既已奉獻了您的兒子,請您再奉獻您的影響力!”同一天,他也寫信給新婚的妹妹和妹夫,就是在這封信中,記下了戴德生的一段名言:“假使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使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不,不是中國,乃是基督。這樣的救主,我們為衪所作的,會嫌太多嗎?”

創立“中國內地會”

1860年7月19日,戴德生和瑪麗亞帶著未滿周歲的小存恩,搭乘“禧年號”輪船從上海啟程回英國。同行的還有寧波教會的王來君弟兄,負責在航程中照顧身心俱疲的戴德生。到英國後,還要協助戴德生翻譯聖經。當他們抵達倫敦後,戴德生立即著手洽談印刷寧波語新約聖經、讚美詩及福音單張等事宜。三周后才踏上返鄉之路,探望闊別七年之久的父母。
1861年1月,經倫敦醫院克拉克醫師(Dr. Andrew Clark)診斷,戴德生的肝臟、消化系統和神經系統都已嚴重受損,必須留在英國休養,幾年內不得出國遠行。因此,戴德生只好遵醫囑留在英國有四年半的時光。但他一點都沒有閒著,這段時期反成為他重新得力,重整旗鼓的時期。在此期間,戴德生成就了數件大事:(1)1862年,順利通過考試,取得英國皇家外科學院會員資格,成為合格的外科醫生。同年秋天,又取得皇家外科學院助產資格證書,成為合格的產科醫生。(2)1861年5月,完成寧波語《讚美詩集》,1863年10月,與高富牧師(Frederick F. Gough)合作,在王來君的協助下,翻譯、修訂羅馬拼音版“寧波語新約聖經”。(3)如其禱告所求,於1862-1865年間,先後有五位宣教士奉差去寧波宣教,他們是宓道生夫婦(James & Martha Meadows,僅一年後宓夫人因霍亂死於寧波),樂曼小姐(Miss Jean Notman),白克敵(Stephan Paul Barchet),江郎筆(George Crombie)與未婚妻施金娜(Anne Skinner)。
但最重要的莫過於“中國內地會”的創立,此舉可說是戴德生人生的里程碑。從1864年底開始,戴德生和瑪麗亞花了半年多時間,完成《中國:屬靈的需要與託付》(China:It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一書的寫作。但就在此時,他發現英國各差會在華宣教士數目卻由115人減至91人,而且全部集中在中國沿海五口城市中,無一人在中國內地宣教。看到這種情況,一想到在中國每月都有百萬人死亡,卻無機會聽信福音,以致靈魂不得拯救,便憂心如焚,徹夜難眠。1865年6月下旬,戴德生到柏萊頓海濱(Brighton Beach)度假。6月25日,在參加一次福音聚會之後,他獨自到柏萊頓海邊沙灘上散步,再次想到中國那千百萬失喪的靈魂,心靈痛苦至極。後來,神的安慰與啟示臨到他,使他內心得到空前的釋放,以至於他完全降服於神,並懇求神為他預備24位宣教士,與他共赴中國,為擴展神的國而爭戰。從柏萊頓海濱回倫敦後,戴德生以“中國內地會”之名在銀行開了個戶頭,存入十磅英金,“中國內地會”於焉成立。接著,戴德生到英國各地傳遞“中國內地會”之異象。在1865年9月第三屆“蘇格蘭基督徒靈修大會”(Scotland Christian Convention),他引用箴言24:11-12:“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將被殺,你須攔阻”,與會眾分享信息。1865年10月25日,戴德生的《中國:屬靈的需要與託付》出版,並在第二屆“密爾美靈修大會”(Mildmay Conference)上分發,引起很大迴響。1866年3月12日,第一期《不定期報》(Occasional Paper)創刊,報導內地會訊息。直到1866年5月26日“蘭茂密爾團體”啟程之前,戴德生仍到各處傳遞異象。
1865年10月,戴德生差派差范約翰夫婦(John & Ann Stevenson)與曹雅直(George Stott)前往中國,會同先前所差往寧波的5位,總計有8位,成為中國內地會的先驅。1866年5月26日,戴德生夫婦攜四個孩子,與16位宣教士啟程前往中國,史稱“蘭茂密爾團體”(Lammermuir Party)。

特點

一、內地會是一個沒有宗派的宣教團體,所以他是沒有限制和屬於任何宗派的,只要是信仰純正的基督徒,有宣教的負擔,條件合適的人都可以加入內地會。
二、目標是將福音儘快傳遍中國,每進入一省即建傳教站,然後向四周府縣擴展。
三、注重適應中國當地的文化和社會習俗,傳教士要學習在生活、語言、起居和衣著上儘量中國化,與中國人打成一片。
四、 傳教不借政治勢力而憑愛心,在教難中(“揚州教案”和“義和團運動”)不要求英政府庇護,更拒絕人命賠償。情願用無價的生命來見證基督的愛和寬容。
五、 著重宣教的心志多於其教育程度。內地會認為教育程度並不重要,只要在宣教心志上和其他方面符合做傳教士的條件,內地會是會接納的。但其中也有許多是受過高等教育,如︰“劍橋七傑”--著名的七位劍橋大學畢業生,便是內地會的傳教士。
六、在經濟上完全憑信心仰望神︰戴德生認為神的僕人當憑信心生活,不借貸、不募捐、完全仰賴神的供給。內地會每個月都等候神親自感動弟兄姊妹奉獻,每個月把收到的平分給傳教士,這些就是傳教士的工資。因此,內地會的傳教士,每個月薪金都是不固定的,但他們都有堅定的信心,並能捱苦。
七、宣教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傳福音,救靈魂。其他以文字、教育、醫療等方式去影響中國,均屬次要。從1866年至1905年,這卅九年中,因內地會的福音工作而信主的人數有兩萬,而且都是很認真的信徒,這實在是一個很好的成績。所以回顧歷史,內地會對中國教會的影響是深遠的。

成功原因

一、 環境的有利條件:戴德生在中國傳教的四十年,中國是比較安定的。因著條約的簽定,宣教士在中國可以自由出入內地一些省份,中國人在那時也有信仰的自由。
二、 戴德生的恩賜:戴德生是一位很有組織能力和行政領導恩賜的人,二十年來,戴德生承擔了內地會的領導工作。直到1885年,內地會組織擴大後,才從宣教士中選出十位資歷深厚的宣教士,負起領導的工作責任。這都是戴德生有遠見和有智慧的地方。
三、 戴德生單純的信心:戴德生體質虛弱,他知道不能靠自己的能力,於是驅使他單純去依靠神。戴德生不但在環境條件好時去仰望神,即使環境條件惡劣。例如天津教案和楊州教案,以及1895年發生的義和團事件,戴德生同樣以單純的信心去仰望神。義和團事件時,共有58個內地會宣教士被殺,他們真正做到了“為主而活,為主而死”。

“中國內地會”在華事工

中國內地會在華事工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865-1875):紮根時期。
戴德生率“蘭茂密爾團體”於1866年9月30日抵達上海後,稍事安頓即前往杭州開拓新的宣教基地與工場。11月,他們搬入杭州市新街弄一號,內設禮拜堂、診所、藥房、辦公室和印刷室等。從一開始他們就入鄉隨俗,身著中國服裝,男束髮辮。雖然因此曾被人嘲笑為“豬尾巴宣道會”,他們仍堅持如此行,盡力與中國百姓認同。
在杭州教會發展的同時,曹雅直於1867年12月奉派去溫州宣教。由於他只有一條腿,當地人以“獨腳番人”稱他,但他憑著對神的信心,以及對人的愛心,把福音帶給當地人。1868年他為一位名叫葉鐘傑的鞋匠施洗,使之成為溫州第一個基督徒。同年,他興辦一所男校——崇真國小。1870年結婚後,其夫人又興辦一所女校——育德女學。1880年,他們又創辦一所西醫院,此乃溫州最早的西醫院。藉著學校和醫院,使福音逐漸廣傳於溫州。到1889年曹雅直去世時,福音已在溫州紮下根來。
1868-1871年間,戴德生來往奔波於鎮江與揚州之間,此期間發生了一連串令戴德生刻骨銘心的大事,先是揚州教案;接踵而來的是三個年幼兒女以及愛妻瑪麗亞之死。
揚州教案起因於法國宣教士金緘三(Joseph Seckinger)所開設的育嬰堂。1868年育嬰堂內有數十名幼兒相繼夭亡,導致謠言滿城流傳,激起民眾反教浪潮,殃及內地會宣教站。8月23日,大批民眾沖入內地會教會,焚屋劫財,造成李愛恩(Henry Reid)、路惠理(William Rudland)、白愛妹(Emily Blatchley)、瑪麗亞四人受傷。當時瑪麗亞已懷孕六個月,急難中跳樓求生,失血甚多。事發之時,戴德生不求助於英國領事,反求助於揚州官府,騷亂方得平息。亂後,兩江總督曾國藩負責承辦此一教案,調查結果曰:“…… 嬰孩死傷雖多,並無挖眼挖心之弊,是醫生與乳媽之咎,並無教士之過。育嬰乃法國教堂之事,尤非英國教士之過。……揚城百姓之疑可釋,而戴教士之冤可伸矣!”事後,戴德生和內地會以基督之愛化解仇恨,無任何報復之念,亦不尋求賠償。但英國政府與英國領事麥華陀(Walter Henry Medhurst Jr.)以此事為藉口,以炮艦政策對付中國,卻使戴德生蒙受不白之冤。此舉實違戴德生本意,戴德生於事發之時不求助英國領事,而求助揚州官府,正是他不願意英國政府介入之故。
江浙一帶,每到夏季酷暑難耐,百病叢生。西教士與其家屬,往往因氣候或水土不服而喪生。1867年8月,戴德生長女戴存恩因患腦膜炎而去世;1870年2月,六歲幼兒存禮因肺病死於江船上;3月,剛剛誕生諾爾又不幸夭折;而更為不幸的是瑪麗亞產下諾爾後染上霍亂,於7月23日告別了這個世界。戴德生忍受著巨大的喪妻之痛,將愛妻埋葬於鎮江,墓碑上刻著她與三個早夭兒女的名字。為拯救中國人的靈魂,他把自己的妻子、兒女獻於祭壇上。戴德生只有在信中向母親傾吐心中的痛苦與靈性掙扎:“惟衪知道我愛我妻的程度,我眼裡的光,心中的樂都在乎她。她在世最後一天,我們互表歷久彌新的愛情。她為我所作最後一件事,就是將一臂摟抱著我的頸項,一手放在我頭上,我想她是要給我祝福……。當我獨處房中,久不見愛妻身影,不聞在英兒女之腳步聲,恐怖的空虛感向我襲來,至此我方明白為什麼主說:‘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恐怕一天有二十次,不分晝夜,當我的心一再渴了,我向衪呼求,他就火速來到,安慰我。……我對神的同在與安慰有如此真切的領受,有時我不禁好奇:瑪麗亞在主的懷中,是否也能有如我這般深刻的體會?”
1871年8月,戴德生返英探望三個孩子,同行的有福珍妮(Jennie Faulding)和宓道生夫婦等人。福珍妮是“蘭茂密爾團體”中人,已在中國宣教五年,當時是杭州教會的重要同工。她與戴德生在船上相處日久,感情日深。抵英後,福珍妮徵得父母同意後,於1871年11月28與戴德生在麗晶教堂舉行了婚禮。
1872年11月,戴德生再度來華。此時他致力於使內地會在各地建立的教會本土化,著力培養中國教牧同工,使教會不再依賴於外國差會,達到自立、自養、自傳。任檉園牧師就是其中的一位。由於他忠心愛主,勤懇作工,帶領許多人信主,故被稱為浙江教會的使徒。1874年1月,戴德生看到中國內地的更大需要,在禱告中求神再預備五十或一百個中國傳道人,以便開發浙江省四府四十八縣福音未到之地;也求神差派更多宣教士來打開那福音未到的九省之門。1874年5月底,戴德生與祝名揚(Charles Judd)進入武昌,擬以此地作為進入九省的根據地。
據統計,“中國內地會”在第一個十年中(1865-1875),已在江、浙二省、內陸二省(安徽、江西),建立了28個教會,56個宣教站與布道所;擁有36位西國宣教士,76位中國同工。王來君成為華人在內地會出任監督的第一人,負責統管浙北教牧事宜。
第二階段(1875-1885):內地拓荒時期
1874年6月,戴德生因脊椎受傷不得不離華返英療養,病重時幾至癱瘓。到1875年4月,戴德生的健康逐漸恢復,他堅信神一定會帶領他重返中國。他每天對著牆上的中國地圖,迫切為九省禱告;更祈求神親自差派18位“大有信心、真誠奉獻、火般熱心,樂意為主生活、為主工作、為主受苦,甚至為主而死”的宣教士去中國。結果神給了他24位,包括已在中國宣教的6位,共30位,從而掀開中國西南宣教開拓史的一頁。
1876年9月,戴德生率隊啟程來華,神此時也為他們打開內地宣教之門。1876-1877一年半之內,大約二十位宣教士深入中國內地,總行程三萬哩路,創下諸多個“第一”:戴亨利(Henry Taylor)是第一個進入九省的宣教士;福珍妮(Jennie Faulding Taylor)是第一個深入內地的女宣教士;賜醫生(H. A. Schofield)在山西太原建立了內地會第一所醫院;金輔仁夫婦(George & Emily Snow)是第一對定居於內地(陝西漢中)的夫婦;麥卡悌(John McCarthy)成為第一個進入雲南的基督教宣教士 ……。
1876-1879年,中國華北發生前所未有的大旱災,整整持續了四年,同時伴有蝗災與瘟疫的發生,其中尤以山西災情最為嚴重。巡撫曾國荃如此描述說:“赤地千有餘里,饑民至五六百萬之眾,大祲奇災,古所未見”,甚至在許多地方出現人吃人的現象。
內地會宣教士秀耀春(Francis James)和德治安(Joshua J. Turner)於1876年到山西開拓宣教工場,適逢大旱,遂投身於賑災事宜。隨後,內地會與另外三個差會合作,共有69位男宣教士全力投入賑災行動。因急需從事婦孺工作的女宣教士,一時又找不到合適的人選,戴德生只好讓自己的妻子珍妮前往山西賑災。當時珍妮已有兩個孩子,但她把他們托給戴德生的妹妹戴賀美照顧之後,便帶著兩個年輕的女宣教士奔赴災區,不久在太原成立了一所孤兒院,救助孤兒、棄兒。
1879年戴德生在山東煙臺養病期間,感覺到那裡依山傍水,氣候宜人,遂萌生創立學校之念,以供內地會子弟就讀。後與祝名揚一起購置土地,購買建材,建造校舍及修養所。1881年1月學校正式開學,名之為“芝罘學校”,當時學生只有祝名揚的三個兒子。1882年招收學生14人; 1886年增至100人,分男、女、預校等三個部門。學校授課一律采英國學制,高中畢業須經牛津考試,及格者可升入英國任何大學。數年後,芝罘學校成為蘇彝士運河以東最好的英文學校。至1942年,芝罘中學男女兩校,共栽培學生2,116人,其中內地會子弟756人,畢業後獻身宣教者有152人。
1942年,珍珠港事變後,芝罘被日軍關閉,校產為日軍接收,全校師生被關入山東濰縣集中營,其中包括戴德生兒子戴存仁(Herbert H. Taylor)牧師和奧運短跑冠軍李岱爾(Eric Liddell)。在二年多時間裡,老師們以他們全部的愛關心、照顧著學生們的學習與生活,直到1945年8月戰爭結束。
從1879年開始,戴德生不顧自己的病體,經常到各地巡視工作,探視深入內地各處的同工。所到之處,給同工們帶去具體的幫助與關愛。在不到四年的時間裡,他已行過一萬五千哩以上的路程。雖然舟車勞頓,十分辛苦,但他內心卻充滿了極大的喜樂, 1880年7月他寫信給母親說:“看到福音傳到中國最偏遠的地方,我心中的喜樂不可言喻。這事工值得我們為之生,為之死”。
1881年11月,戴德生在武昌召開會議,探討內地會的事工與策略。會議決定再次徵召77個宣教士。為此,戴德生特地於1883年3月返回英國。在任職倫敦內地會的妹妹戴賀美和妹夫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的協助下,到1884年共有76位應召成為內地會宣教士,其中包括海班明的長女A. Gertrude Broomhall和長子海國祿(A. Hudson Broomhall)。姐弟倆同日啟程赴中國太原,成為日後“海家班”在華宣教的先驅者。
至1885年時,除原有沿海二省(浙江、江蘇)、內陸二省(安徽、江西)外,“中國內地會”已進入福音未至之內陸九省,遠至雲南、西藏。根據海恩波在《中國內地會五十年史》一書中的統計,內地會至此共建立45個有組織的教會,141個宣教站或布道所,學校16所,宣教士137人,中國同工106人,受洗的中國基督徒1,764人。
第三階段(1885-1895):國際化時期
在這一階段,內地會開始走向國際化。先是由戴德生和美國布道家慕迪共同促成的“劍橋七傑”之獻身,在英美造成轟動;後有北美內地會之成立,差派宣教士來華;接著又有歐洲差會加入,成為夥伴差會。同時內地會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國、蘇格蘭、美國和澳洲等地,成立諮詢委員會,從而使內地會成為一個超宗派、國際化的宣教機構。
“劍橋七傑”,即何斯德(D. E. Hoste),施達德(C. T. Studd),司米德(Stanley P. Smith),章必成(Montagu H. P. Beauchamp),蓋士利(William W. Cassels),杜西德(Cecil H. Polhill-Turner),與杜明德(Arthur T. Polhill-Turner)。他們之中,有出身貴族、巨商,有運動明星、皇家軍官,又皆為劍橋大學高材生,卻為基督福音的緣故甘願放棄錦繡前程,甚至放棄巨額遺產,於1885年2月啟程來到封建落後、充滿敵意的中國內地,把他們的青春、才華與愛奉獻給中國人民。他們抵華後,數十年之久,深入山西、四川、甘肅,甚至西藏,拓荒布道,建立教會。何斯德和司米德在山西與洪洞縣的中國傳道人席勝魔成為親密同工。席勝魔原系一秀才,吸食鴉片成癮,後由英國宣教士李修善牧師(David Hill)帶領信主,不但自己戒掉鴉片,還廣設“天招局”,助人戒菸。1885年夏,何斯德、司米德等人來到平陽,席勝魔得益良深。1886年當戴德生來山西時,親自按立席勝魔為平陽、洪洞、大寧三區的主任牧師。席勝魔與何斯德同工十年之久,成為主內至交,直到1896年離世為止。
1886年6月戴德生在上海召集同工,為購地建立內地會總部禱告。會間有一位名叫榮晃熙(Archibald Orr-Ewing)的青年人,剛剛在英國繼承了一大筆遺產後來到中國,準備加入內地會。禱告會上,他受感奉獻為建造總部所需的全部費用。1890年2月,內地會總部落成,門前紀念碑上刻著:“為神的榮耀,並在中國拓展他的國度而建”。此後四十年間,這三幢樓房充分發揮功能。到1929年時,內地會宣教士由當年的360位增至1,200位,樓房不敷使用,遂將之變賣,另建新樓於新閘路,並於1931年舉行了奉獻禮拜。
1886年11月13日,戴德生在安慶召開會議上,正式成立“中國諮詢委員會”,任命范約翰(John Stevenson)為內地會副主任,巴子成(James Broumton)為司庫,宓道生(James J. Meadows)為浙江省監督,衛養生(James Williamson)為副監督,顧正道(William Cooper)為安徽省監督。此外還作出兩項決議:1、徵召一百位新的宣教士;2、在安慶成立語言訓練學校。為徵召宣教士,戴德生於1887年1月第六次返英,四處奔波呼籲,足跡遍布整個英國。是年底,共有102位宣教士應召踏上中國宣教之行程,再次超過戴德生所想所求。
戴德生在中國多年,深深感受到鴉片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危害。1888年6月,在倫敦召開的第三屆“國際宣教大會”上,戴德生提出抵制鴉片貿易的動議,並獲得一致通過:“本大會在此,義正嚴詞表達我們的看法,我們謹呼籲政府竭盡所能,全面壓制邪惡的鴉片貿易,否則不足以為那已造成、並且還繼續造成,對中國人民身體、道德與社會,無可計數的傷害,擔負起責任”。戴德生的妹夫海班明,多年從事反鴉片活動,不遺餘力。他在內地會任職期間,擔任“反鴉片協會”幹事一職,編輯《全國正義》雜誌,並著有《吸食鴉片的真相》(The Truth of Opium Smoking),與《英國的罪惡與愚蠢》 (Britain’s Sin and Folly)等書。在教會、宣教士和其他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下,促使英國政府終於在1917年全面禁止對中國輸出鴉片。
1887年11月,一位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的美國青年霍亨利(Henry W. Frost)來到倫敦,邀請戴德生到美國講道,傳遞內地會的異象。1888年7月,戴德生在次子戴存義(Howard Taylor)陪同下,到慕迪舉辦的學生夏令會及尼亞加拉湖畔退修會上講道,結果竟收到足以支持8位內地會宣教士的奉獻。由此戴德生覺得成立內地會北美分會,接納北美宣教士的時候到了。他繼續在北美領會一段時間後,志願加入內地會的青年竟超過40位之多。經遴選後,最後選定14位,由戴德生親自帶領,於1888年9月從多倫多啟程前往中國,史稱北美“蘭茂密爾”團體。1889年戴德生第二次到北美,主持成立“北美諮詢委員會”於多倫多。到1893年底,北美分會共差派出39位宣教士赴華宣教。
1889年10月,戴德生為《億萬華民》雜誌撰文“傳給萬民”,呼籲一千位宣教士到中國去傳福音。此後他的北歐之行,以及在1890年5月上海第二次“中國宣教士大會”上,他都一再分享這一信息,結果導致了內地會與其他差會之間的夥伴關係,並且釀成千名宣教士徵召運動。1890年8月戴德生在章必成陪伴之下,應邀前往澳洲主領聚會,內地會澳洲分會遂應運而生。至1890年11月,共有12位宣教士加入內地會,跟隨戴德生前往中國。1891年1至4月之間,來自歐洲、美國、加拿大的七隊人馬,共78人抵達上海;另有北歐來的北美瑞挪會兩隊50人也趕來加入到中國宣教行列,他們都在千名宣教勇士之列。
此時,內地會幾位資深宣教士的第二代興起,步其父輩的後塵先後來到中國。首先是戴家: 繼戴存仁於 1881年到中國之後,戴存愛(Maria Taylor)、戴存義(Howard Taylor)和戴存信(Ernest Taylor, 1875-1945)也先後加入內地會。
其次是海家:包括後來嫁給何斯德的長女Gertrude、長子海國祿、四女海懿德(Edith Broomhall),次子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以及四子海文啟(Benjamin C. Broomhall),先後加入內地會來到中國。不但如此,海家的第三代,包括海國祿的兩個女兒海寬愛(Mary Gertrude)和海寬厚(E. Marjory),以及海文啟的兒子海恆博(Alfred J. Broomhall),也分別於1921、1924與1938年加入內地會。戴、海兩家的第二代,被分別派往江西、河南與山西宣教。
再次是金家: 也就是戴德生的好友Grattan Guinness的兒女們。先是長女金樂婷(Geraldine Guinness)於1888年來到中國;1894年她與戴存義結婚,此後,國人以戴存義師母稱之。她擅於並勤於寫作,為內地會保存了許多珍貴的歷史。她的弟弟金純仁醫生(Dr. G. Whitfield Guinness),於1897年到河南行醫傳道,成為開封著名的金大夫,後因感染斑疹傷寒殉職。他的兒子金立時(Henry Guinness)也曾在河南及台灣等地服事。
此外,宓道生、路惠理(William Rudland)、魚愛光(Charles Thomas Fishe)、鮑康寧(Frederick W. Baller)、衛養生、祝名揚,與麥卡悌等人的子女也陸續跟隨他們的腳蹤,加入內地會。其中,麥卡悌之子麥有德(Frank McCarthy),曾擔任芝罘學校校長達35年之久;祝名揚的兩個兒子,祝康寧(Frederick Judd)與祝家寧(Charles Jr.),還有孫女祝美蘭(Kathryn Judd),也都成為內地會的宣教士。
截至1895年底,中國內地會共有宣教士604位,中國同工417位,福音站121個,會堂233所;教堂149所,學校46所;中國受洗基督徒7,173位。在組織建設上,先後在加拿大、美國和澳洲等地設立分會;更有挪威、瑞典、芬蘭、德國等各國夥伴差會加入,從而使中國內地會成為不分宗派,不分國籍,在基督里真正合而為一的國際性差會。
第四階段(1895-1905):世代交替時期
在這一階段中,中國經歷了中日甲午之戰,戊戌變法以及庚子之亂,政局瞬息萬變。中國的一敗再敗,激起憤怒的浪潮,仇外反教之情日烈。戴德生為各處宣教士的安危,時常焦慮。他的身體,也因長期透支而日益衰退,內地會新老交替不可避免。
1895年,戴德生任命年輕的顧正道(William Cooper)為助理主任,協助處理行政及巡迴探望。1896年5月戴德生將所有事務交給顧正道,然後與珍妮返回英國。雖然年老體衰,戴德生在英國仍然馬不停蹄四處奔波,為要把傳福音給萬民的異象,繼續傳遞下去。同時他探望各個部門,為交接班作準備。他說:“我的目標,就是讓各個部門沒有我,仍然可以運作”。
1898年1月,戴德生第十次來華。剛抵上海,病痛就又發作。待稍微好轉後,他於同年11月即啟程赴重慶,參加1899年1月“華西宣教士大會”。會後病重,珍妮為他跪禱祈求,竟獲痊癒。1899年9月在戴存義夫婦陪同下,戴德生又遠赴澳洲,推行“前進運動”。1900年4月,戴德生應邀到紐約聯合宣教士大會上主講“宣教工作的能力之源”,屆時美國總統和紐約州州長亦出席歡迎他。同年5月到波士頓主領聚會,會間突然體力不支,思緒中斷,這是他身體嚴重耗損的結果。
1900年6月,戴德生和珍妮由戴存義夫婦陪同,前往瑞士休養。正當此時,在中國爆發了“義和團之亂”。7月初,顧正道在保定被拳民殺害,成為內地會首先為主殉道者。7月9日太原宣教士47人全體遇難。在整個義和團之亂中喪生的宣教士,山西126人,蒙古22人,直隸19人,浙江11人,山東、湖北、河南及北京、上海共11人,合計為189人。單內地會被害者就有79人(成人58人,孩童21人)之多。中國基督徒殉道人數更高達兩千多人。
當訊息傳到瑞士,戴德生心如刀割,幾乎支撐不住。他說:“我不能看書,不能思想,甚至不能禱告,但是我能信靠”。是年底,他開始寫信安慰受難家屬。1901年1月委任何斯德為代理主任。雖然內地會的生命財產蒙受極大損失,但戴德生與其同工仍決定本著基督之愛,持守不索賠、不懷恨、不報仇的原則,即使中國自願賠償亦不接受。休養期間,戴德生心繫中國,渴想早日返回宣教工場,未料跌倒背傷重犯,以致不能行動。1902年11月,戴德生辭去總主任之職,1903年1月由何斯德繼任為第二任總主任。
1904年7月30日,戴德生夫人珍妮因癌症竟先他而去,葬於瑞士。1905年2月,戴德生在戴存義夫婦陪同下,啟程前往中國——他心中眷戀的第二故鄉。他們於同年4月17日抵達上海,適逢“中國諮詢委員會”召開春季大會,故得以會見何斯德、范約翰、宓道生等主要同工。隨即前往揚州,度過復活節後,又前往鎮江,到教士公墓看望了瑪麗亞和孩子們的墓。然後乘船到漢口,與好友丁韙良(W. A. P. Martin)、楊格非(Griffith John)會面,並留下珍貴鏡頭,當時三人在華宣教時間合為156年。5月1至31日他們一行三人前往河南,探望教會與同工,所到之處,深受歡迎與愛戴。6月1日戴德生來到長沙,親見福音在禱告了三十年的土地上生根,心中倍感欣慰。兩天后他在長沙去世,享年73歲,歸葬在早他而去的愛妻與三個早夭兒女的墓旁,並他所深愛的中國土地上。當他離世時,內地會宣教士已由當年的24位增至825位;中國同工增至1,152位;中國受洗基督徒已達18,625人;有組織的教會有418個,宣教站、布道所與會堂合為1,424個,學校150所。而且中國內地會所奉行的信心原則,例如不募款、不舉債、無定額薪資等,皆成為後來許多信心差會的典範。因此戴德生不僅被稱為“中國內地會之父”,也被視為“信心差會之父”。
1853年戴德生帶著基督的愛來到中國,52年後,他帶著中國人的愛,歸返天家。然而,這愛的故事並未因他的死而完結,乃是透過千千萬萬的宣教士、中國傳道人、信徒,以及他的兒孫,直到如今一百四十多年來,從未中斷,並且還將持續下去。戴家每一代都有人獻身於中國宣教。戴德生之子戴存仁在華宣教時間長達64年之久;他的兒子戴永冕(James II)也終身奉獻給中國教會,先後在河南、陝西、台灣等地,拓荒布道,建立教會,開辦聖經學校,為教會培訓人才;他的兒子戴紹曾(James III)於1929年出生在開封,珍珠港事變後,曾被關入山東濰縣集中營。他的兒子戴繼宗(James IV)於1959年出生在台灣,現在已成為台灣人的女婿。他正如其名“繼宗”一樣,繼續事奉祖宗所事奉的神,繼續關心祖宗所關心的中國。如今華人的血已融入戴家,他們的第六代正在成長。幾年前,戴繼宗與妻子帶著年幼的兒子戴承約,來到鎮江戴德生的墓碑前,向神禱告,求那大大感動戴德生的靈,繼續感動承約,盼望他也像先祖一樣,願意奉獻自己的一切給中國人。神的愛,藉著戴德生、他的同工和他的後世子孫,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家人

妻子:福珍妮(中左)
兒子:戴存仁(長子,後右),戴存義(二子,後左)
前排:戴存義妻子、戴存仁的子女前排:戴存義妻子、戴存仁的子女
兒媳:葛珍莉(戴存仁妻子,中右)
孫子:戴永冕
曾孫:戴紹曾

第五代

戴繼宗(娶台灣基督徒柯悅敏為妻)

第六代

戴承約、戴承書、戴承亞

兄弟姐妹

妹妹:戴賀美
妹夫:海班明

人物名言

戴德生有很多名言鼓勵傳教士和基督徒:
“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我若有千條性命,絕對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
“不是為中國,是為基督”
“我們能為主做更多嗎?”
“上帝的工作如果照上帝的吩咐去做,絕對不會缺少上帝的供應。上帝一定會供應我們一切所需要的”
If I had a thousand pounds China should have it—if I had a thousand lives, China should have them. No! Not China, but Christ. Can we do too much for Him? Can we do enough for such a precious Saviour?

神學思想

戴氏思想

一、 持定末世論(Eschatological Stand),認為人死的境況最重要,他說:“人不是在地獄的火中永遠被燒,就是在天堂的祝福中永遠喜樂。”
二 、靈性重於物質,認為中國的需要實在屬靈信仰方面,當靈性的問題解決了,其他需要也會迎刃而解。嚴格劃分“神聖”和“世俗”的工作,認為“世俗”事物必須能使我們帶人歸主,才值一做。他說:“如果我們用醫療工作替代福音的傳講,或用學校教育代替聖靈的能力,都是極大的錯誤。如果我們的意志是人能借教育的過程,而非借著聖靈的再造,來改變歸正,這將是極大的錯誤。”
三、強調禱告的功效。認為帶人歸主,幫助人接受基督得聖靈充滿禱告是最有效的工具。

成功因素

先讓我們稍微列出內地會在三十年中的發展情況:
1869年 內地會 整體 百分比
布道所/傳教站 15 303 5%
禮拜堂 15 292 5%
傳教士 30 280 11%
中國教牧 18 388 5%
守聖餐者 119 5710 2%
學校學生 0 4389
1879年 內地會 整體 百分比
傳教士 200 901 22%
中國教牧 114 1388 8%
守聖餐者 1314 25067 5%
學校學生 274 8153 3%
1886年 內地會 整體 百分比
布道所 162 472 34%
傳教站 175 1984 9%
傳教士 835 2520 33%
中國教牧 627 5079 12%
守望餐者 7280 80815 9%
學校 120 1772 7%
學生 1659 29166 6%
1898年 內地會 整體 百分比
布道所 2070 6607 34%
傳教站 637 4267 15%
教會 476 2448 19%
傳教士 863 3346 26%
中國教牧 1306 9594 14%
守聖餐者 14310 164718 9%
日間學校 125 2106 6%
學生 1971 41171 5%
中高等學校 67 372 18%
學生 1191 14320 8%
醫院 8 160 5%
診所 138 236 58%

後序

戴家有五代在中國宣教工作。可以說“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這一句話在他們這一家族裡面是落實了。其中第四代的戴紹曾(Jim Taylor)牧師曾任海外基督使團總裁、聖光聖經書院院長、中華福音神學院院長,1994年在中國四川協助創辦國際專業服務機構(MSI),並承擔為第一任MSI總裁,於2009年3月20日離世歸主,享年79歲;第五代的孫子戴繼宗牧師在香港事奉,於1993年與台灣基督徒聲樂家柯悅敏小姐結婚,柯小姐成為戴家第一位中國人成員。而戴德生成立的內地會,於1964年改稱“海外基督使團”,總部設於新加坡,繼承戴德生的宣教心志,向東南亞的民族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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