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賓惠廉在24歲那年,獲得格拉斯哥長老會的講道資格。他先在家鄉附近的各地教會講道,因其富有講道恩賜,每到一地,就把復興帶到那裡的教會。不久,他遇到其傳道生涯中第一個重大挑戰,就是頓地(Dundee)聖彼得教堂的牧師馬傑尼(Robert M. McCheyne)因為健康原因,必須要休養一段時間,於是他寫信給賓惠廉,請他前來代理他的職務。稍後,馬傑尼牧師英年早逝,離世時年僅29歲。
經過八年橫跨歐美兩大洲的福音征戰,賓惠廉身心靈亟待休整,再重新出發。這時他覺得自己需要改變服事的方向,於是重新考慮到最初的心愿——加入海外宣道的行列,結果他如願以償。1847年,賓惠廉接受英國長老會差會的差遣,登上一條駛往中國的商船,前往中國宣教。在漫長的航程中,他花費大量時間藉助於研讀行李中兩本書學習中文,一本書是衛三畏 (Samuel W. William)編寫的《英華辭典》,另一本是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翻譯的《馬太福音》。經過五個多月的航行,賓惠廉於1847年底抵達香港。為了儘快掌握中文,他特意離開較為舒適的外僑社區,獨自一人到華人社區租下一間簡陋的房屋居住,通過直接與華人接觸、交往來提高自己的會話能力。不久他即開始去鄰近鄉村巡迴布道。每到一個新地方,他就會找一棵比較顯眼的大樹,站在樹下用中文大聲朗讀聖經。很快,他就會吸引一群村民前來圍觀,然後他就開始與他們交談,解釋所讀的經文,傳福音給他們聽。當然,多半的人只會對他這個洋人面孔感興趣,對福音則不屑聽從,甚或加以嘲笑。不難想像,賓惠廉這樣一個曾經享譽歐美、動輒吸引成千上百聽眾的布道家,如今卻每天面對著寥寥無幾、反應冷淡的異國聽眾,該是何等大的反差啊!然而他清楚並順服神的引導,不灰心、不動搖,甘願在中國默默播撒福音的種籽。
1850年2月的最後一天,賓惠廉偕同他在香港感化的楊雅各醫生(Dr. James H.Young)坐船到了華南的中心城市廣州,而後者又坐船去了香港東北方四百英里的廈門島。賓惠廉認為廣州的傳教地位優於廈門,但他發現廣州傳教十分艱難,甚至連房子也很難找到,後來找到一位要回蘇格蘭的傳教士在工廠租的房子,但八個月後租期就要到了。在廣州期間,賓惠廉經常參加美國公理會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er)每個安息日晚上在其住處舉行的宗教活動,並時常成為主持人。總的說來,他在廣州的傳教不盡人意:有人聽他講道,但主要出於好奇,聽聽而已,並沒有太放在心上。在廈門的楊雅各、打馬字(John Van Nest Talmage)和施敦力(Alexander Stronach)不斷寫信給賓惠廉,告訴他廈門傳道的盛況,並催他速往廈門。賓惠廉在廣州呆了十六個月後,接到英國長老會外國宣道會的通知,於1851年6月26日傍晚在黃埔乘英國“先驅號”三桅帆船離開廣州,並於7月5日上午到達廈門。
1852年3月16日,賓惠廉到廈門島對面的大陸布道,一周內,他走了三十個村。他受到款待,並有許多人饒有興趣地聽他布道。他每到一處,便有人免費提供吃住。賓惠廉是較早提倡中國教會實施自養的傳教士,為了募集更多的同工,賓惠廉捐出一整年的薪水,兩百五十英鎊,正如他後來在1856年12月4日給巴布爾夫人的信中所說:“我很高興有這么多人自願地捐款支持我們,比如您提到的六英鎊捐款。收到這些錢後,我將盡力用來為主的事業服務。當我在蘇格蘭的時候,有許多小額的捐款,這些錢我沒有放入差會公共基金中,而是用來在上海等地印刷米憐的《鄉間布道文》( Village Sermons ),以單張的形式,大約一萬五千份。我發現這種單張便於分發,而大量的冊子不便捎帶。”
1855年3月9日,賓惠廉和以後主持閩南教務的杜嘉德牧師(Rev.Carstairs Douglas,1830年一1877年)一起乘“挑戰者號”(Challenger)船離開蘇格蘭,7月初抵達香港,但他沒有回廈門白水營,而是8月來到上海。在到達上海十天后,他就在一名跟隨米憐(William Milne)到過英國的中國助手的陪同下乘烏松船沿著長江往北走,想到太平天國軍的南京總部,最後他發現去南京的路不通,只好返回上海。在上海,賓惠廉結識了中華傳道會(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派遣的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戴德生那時才二十三歲。後來賓惠廉和戴德生遇到了一位剛從汕頭(Swatow)來做生意的基督徒,鮑爾斯船長(Captain Bowers ),從他那得知汕頭是個鴉片和苦力(Coolie)貿易的集散地,鮑爾斯建議在汕頭建立一個傳道前哨,他說:“那兒各國商旅雲集,為什麼獨少傳教士?然而那裡的傳教士需要很好的準備,因為當地有著中國社會中種種的流弊。”
汕頭開拓
1856年3月6日,賓惠廉和戴德生免費搭乘鮑爾斯船長的“基隆號”船離開上海前往汕頭。13月12日,賓惠廉和戴德生到了汕頭雙島((Double Island )。起初,賓惠廉和戴德都不懂潮州話,但幸好,賓惠廉可以說廣東話。他們遇到一個廣州商人,恰巧是當地一位大官的親戚,他見到這位洋人竟然能用廣東話和他交談,非常高興,就運用他的影響力,幫助他們在韓江下游租到一間香燭店的閣樓,作為居所,租金是每月十塊銀元,這在當時可算相當昂貴。賓惠廉和戴德生兩人一起工作了六個月,由於身體原因加上戴德生的藥品和手術器材,大部分還留在上海交給William Wylie保管,戴德生不得不暫時離開汕頭回上海。1856年8月18日,賓惠廉帶著兩名由美國浸信會傳道聯合會(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傳教士詹森( Mr. J. W. Johnson)從香港派來助手,潮州本地人,Le-a-yuen和Chin-a-seun,從Tang-leng出發,乘船來到潮州府(Chaou-Chow-foo ) 為了不驚動當地官府,他們住在船上。19日,賓惠廉上岸,他的布道和福音冊子都很受百姓的歡迎。有人向官府報告有外國人在城外布道,傍晚賓惠廉他們在船上被抓了起來,後經汕頭的廣州商人擔保無罪釋放,並按照當時的法律於8月30日遣送最近的廣州英國領事館,9月30日到達。這時,他的兩名中國助手還關押在潮州府。後來賓惠廉不顧自身安危乘坐一艘當地的舶板船重返潮州府,發現兩同工受到拷打,後經賓惠廉的干預,監禁四個月後得以釋放。1858年10月中旬,由於英國長老會大衛·薩迪曼(David G. A. Sandeman) 去世加上白水教堂出現問題,賓惠廉收到差會好幾封催他回廈門的信。諸多猶豫後,賓惠廉建議由來自阿伯丁(Aberdeen)的施饒理牧師(Rev. George Smith)接替他在汕頭的傳教工作。
1863年10月,賓惠廉來到北京親自面見了英國公使布魯斯爵士(Sir Frederick Bruce其入京的目的有三:1.為了更好解決華人基督徒受迫害和被掠搶的問題;2.為新教徒謀求1862被清政府授予天主教徒的同等特權,比如免交拜偶像和祭祖的費用;3.解決漳州教堂地產問題。雖然結果不盡人意,但後者對福建省的傳教狀況有了更客觀的認識,並盛讚其口才。
在京期間,賓惠廉生活檢朴,每天只花一分錢,除了每周到美國北長老會丁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家加加餐。他四處布道,不時幫助丁匙良小教堂(chapel )教牧工作,同時繼續翻譯聖詩,他還翻譯了五十章《正道啟蒙》(Peep of Day )“用以訓小兒女者,故以啟蒙為名。譯時,先生多以己意筆削之,明於中國方言,有裨使人洞悉”,還把在廈門時用文言文翻譯的《天路歷程》翻譯成北京官話,附有木刻畫。
牛莊病逝
1867年8月,賓惠廉“思京都傳道者眾,而牛莊僻處海濱,未聞正道”,乃慨然願往。蓋因其地西商雲集,人數眾多,獨乏傳道者。以致安息日講道無人,且其地俗尚屍,狠巫應教之。先生乃刻時束裝由京赴天津大沽海口,覓舟以迪牛莊。賓惠廉偕同英國蘇格蘭長老會教士羅約翰和一位艾約瑟施洗的華人信徒王歡( Wang-hwan )乘燦板船前往牛莊,當船主得知他此行目的是傳福音而非做生意時,執意不收船費。賓惠廉在牛莊租房,設立福音堂,開拓傳教基地。當時牛莊一帶已經有不少的天主教傳教士,賓惠廉是英國長老會第一位來營口(Yingtsze or Yng-k`eu)港的傳教士,也是基督新教在滿洲傳教工作的鼻祖,賓惠廉到牛莊,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起了重要作用,他當時還可以選擇山東(Shantung ),當時在山東已有新循道會(Methodist New Connexion Mission)和倫敦會在那傳教,他選擇到牛莊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那裡是滿洲的通商口岸,想以此為基地向內地發展,而在傳教早期比較港口城市,賓惠廉是傾心於內地別的傳教士尚未涉足的地方,他在郊區租了間房子,家具十分簡單。他周日上街布道,分發布道冊子,周末上午走兩英里路到外國人住地布道,下午在住處給來訪的當地人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