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茂功

這是《興唐傳》里的智囊。徐茂功,名懋,先後出任瓦崗寨大魔國軍師、十八國聯盟都軍師、西魏國軍師以及後來大唐朝軍師,長期出任軍師之職。徐茂功是文職的將官,和魏徵還略有不同,徐茂功是指揮軍馬的軍師,而不是純粹的文職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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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形象

徐茂功出世在山西路州的龍虎觀,和魏徵兩人同為道士,他以算卦為生,參與小靈官單雄信策劃的綠林義軍,後來賈家樓結拜,徐茂功居三,在秦瓊之下程咬金之上,也由此程咬金叫他“徐三兒,老道”。軍師不得不讓人想到諸葛亮,胸有千軍,指揮得法,但是呢,徐茂功在這套評書中卻不是諸葛亮的原型。在行軍布陣上,評書中並沒有什麼深刻的刻畫。初賈家樓造反,徐茂功發布筷子令,指揮綠林軍,報假軍令誆走靠山王楊林八十萬大軍,初顯神才。但是,由於評書家們並不精通戰鬥指揮,所以並不能表現出徐茂功的指揮才能。而是把徐茂功刻畫成能察言觀色、能說會道的人。
徐茂功有先見之明,能夠看到瓦崗山占盡天時地利人和,所以順說瓦崗寨,和小霸王翟讓合兵一處,建立混世魔王大魔國。這之前徐茂功的軍事才能也算有所表現。但是不免有些老套。
後面,徐茂功的功勞就是任人唯賢,先是認準大魔國國王必須由程咬金出任,後來屢施詭計收降老王邱瑞和裴家父子等人,招賢納士這些可都是徐茂功的功勞。但是後來的徐茂功的刻畫就成為滿腹詭計(用評書家們的話說就是一肚子鬼主意)的人。我舉幾個例子:
1、順說瓦崗寨,徐茂功陰了翟讓和程咬金一把,徐茂功雖然知道程咬金斧子厲害,但是說到武藝怎么跟翟讓比,但他卻要程咬金戰翟讓,這不免有些冒險,同時也是對程咬金的戲耍。並不能說明他有雄才大略,只能說明他能說會道,抓住別人的小辮子。
2、攻打虎牢關,徐茂功讓程咬金(此刻程咬金剛剛卸任皇帝,初當先鋒官)首戰尚師徒,雖然老程的斧子劈了兩員戰將,開了頭勝的吉利,但是面對尚師徒,程咬金招失靈了,被擒。這時徐茂功擂得勝鼓,認為老程過去肯定死不了而且可以破虎牢關。後來因為程咬金誆騙尚師徒,秦瓊用計詐得四寶,虎牢關破獲。但,這裡不免僥倖,而且確實有些陰程咬金。
3、離魏興唐,徐茂功幫助李世民求得智勇福三將。這裡只能說徐茂功能說會道,至於用人可以說是次之。
另外,徐茂功的刻畫中,不免有些輕浮。徐茂功對待秦瓊、魏徵和尉遲敬德等人,他是非常尊重,但對對程咬金卻是有些用傻子的心情。這也是說書人抖的包袱,讓故事情節更加詼諧。所以,把一個堂堂軍師描寫得民俗化,詼諧化。
評書是一種面向老百姓(很早之前主要是小市民、農民等文化層次低的人)的文化,不同於文學作品,能把一個軍師刻畫成胸有韜略、自比樂毅管仲,如何清高,那樣老百姓無法聽得下去,所以,徐茂功就成了小市民形象的“軍師”。

歷史原型

徐茂功的歷史原型即是李勣

人物簡介

李勣(594—669)原姓徐,名世勣,字懋功(亦作茂公),漢族,曹州離狐(今山東東明一帶)人,唐代政治家、軍事家。因唐高祖李淵賜姓李,故名李世勣。後因避唐太宗李世民諱,遂改為單名勣。後被封為英國公,是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在唐朝甚至在中國的歷史上,李勣都可以說是一位極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他出將入相,位列三公,極盡人間榮華。歷事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李治)三朝,深得朝廷信任和重任,被朝廷倚之為長城。

生平經歷

李勣年青時家本豪富,隋末徙居滑州。史稱其“家多僮僕,積栗數千鐘”,與其父徐蓋都是樂善好施之人,拯救貧乏,不問親疏。隋煬帝大業末年,李勣才十七歲,見天下大亂,就近參加了翟讓的軍隊。他勸說翟讓:“附近是您與我的家鄉,鄉里鄉親,不宜侵擾,宋、鄭兩州地近御河,商旅眾多,去那裡劫掠官私錢物非常方便。”翟讓稱善,於是在運河上劫取公私財物無算。有錢就不缺人,不久兵眾大振。隋朝遣名將張須陀討伐,翟讓嚇得要跑,李勣止之,與隋軍兩萬多人交戰,竟於陣中斬張須陀,大敗官軍。
當時,蒲山公李密參與楊玄感反叛,兵敗逃亡。李勣與浚儀人王伯當知道李密天下英雄,一同勸說翟讓奉李密為主,以收買人心,擴大影響。
隋朝令王世充討伐李密,李世勣多次拒戰,以奇計在洛水兩岸幾次大敗王世充,李密因此封他為東海郡公。當時河南、山東大水,饑民遍地,隋朝賑給不周,每天餓死數萬人。李勣向李密進言:“天下大亂,本是為飢。如果我們攻陷黎陽國倉,大事可成矣”李密聽計,派李勣帶五千人自願武渡黃河掩襲黎陽倉隋朝守軍,當日攻克,開倉招民眾隨便領糧,十天之間,就招募到兵士二十多萬人。一年多後,宇文化及江都弒隋煬帝,越王楊侗即位於東京洛陽,赦免李密諸人,封魏國公,拜太尉。隋廷又授李勣右武侯大將軍,命他們一同討伐宇文化及。李勣守黎陽倉城,宇文化及率軍四面攻城,形式危急,李勣從城中嚮往挖地道,忽然現身城外,大敗宇文化及,解圍而去。
講李勣,不得不交待李密。李密為人,身先士卒,躬服儉素,號令嚴整,每戰所得金寶都賜予手下將士,因此非常受人愛戴。在與隋軍的交戰過程中,威信日隆,號為魏公,他讓祖君彥所作的《討隋煬帝檄文》千古流傳,辭采壯烈。後來李密與翟讓之間產生矛盾,兩人手下都勸他們先下手為強,其間原委,皆是由爭權奪利而起,不是簡單的“地主階級陰謀家殺害農民起義軍領神”那么簡單,而且翟讓為人簡單粗暴,其兄翟寬與屬下又數次侮辱李密手下兵士,逐漸結怨。李密最後在眾人勸說下決定除去翟讓,趁宴請機會斬殺翟氏兄弟。由於李勣當時是翟讓屬下,也被亂兵刀砍劍劈,遭受重創,李密見到後馬上制止士兵的殺戮,李勣免於一死。翟讓另外的大將單雄信等人叩首求命,李密都釋而不殺。李密後來又多次打敗隋軍,最盛時有眾三十餘萬,各地割據的首領都派使請他為稱帝,連李淵也不得不上書推戴,肉麻地稱“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余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屢戰屢勝之際,李密軍士有糧而無餉銀,軍士漸怨,幾次反敗於王世充。其間李密手下有人謀叛王世充,李密本想將計就計,趁王世充半渡洛水時出兵一舉擊滅。豈料天意弄人,王世充發軍時,李密的偵察兵都沒有發覺,等整軍將戰時,王世充軍隊已經全軍渡河上岸。李密見大勢已去,不得不率小股人馬逃遁。本來李密想去黎陽李勣處,有人勸他:“殺翟讓之時,李勣被亂兵砍傷差點死掉,他能不記仇嗎?現在投奔他,靠得住嗎?”最後,不得已之下,李密與王伯當投靠李淵。
當時李勣全統李密舊境,東至於大海,南至於長江,西至汝州,東至魏郡,一時間未有所屬。不過李勣是真義士,他對長史郭孝恪說:“魏公(李密)已歸大唐,如果我自己上表向唐主獻地,是自邀功勞而彰主公敗績,還是把土地人口軍人數目造冊,總啟魏公,讓魏公自獻。於是派使臣上表。唐高祖李淵聽說李勣有使人來忙召見,一見只有給李密的信,很感奇怪。使人詳細道明原委,高祖大喜,認為李勣“感德推功,實純臣也,馬上下詔封李勣黎陽總管、萊國公,不久又加右武侯大將軍,賜姓李氏,並封其父李蓋為王,為李蓋固辭,於是封為舒國公。下詔遣李勣部統河南山東之兵以拒王世充。
李密歸唐後,從前在信中對自己親熱過份的“老哥”李淵相待甚薄,只拜光祿卿的散官。不久,唐朝聽說李密降於王世充的舊將紛紛離心,就派李密前往黎陽招降舊部。心懷怨望的李密行至洮陽(今廣西全州資源縣地),高祖李淵又派人召還他,疑懼之下,李密決定反唐。王伯當一直勸他不要反唐,但見李密意決,就橫下心,說:“義士之立世,不以存亡易心。我一直受您厚恩,期待以性命相投。您不聽我勸告,我肯定會和您一道起事,生死以之,但是恐怕結果也不會好啊。”隋唐之際,英雄輩出,男兒義氣相應,很是感人。唐將史萬寶盛彥師早有準備,伏兵山谷,橫擊李密及王伯當等人,眾人皆被殺。李密時年才三十七歲。雖然《舊唐書》稱他“狂哉李密,始亂終逆”,但字裡行間也不得不佩服此人的倜儻奇才和愛人下士的仁德大度。
李勣聽說李密被誅,上表請唐朝容許他收葬故主,唐庭詔許。李勣服重孝,與從前僚屬舊臣將士隆重地把李密安葬於黎山之南,墳高七仞,以君禮葬之,朝野聞訊都讚嘆他的忠義。
不久,竇建德軍擒斬弒隋煬帝的宇文化及,乘勝又大敗李勣,並以其父李蓋為人質,令李勣仍守黎陽。轉年,李勣趁機又歸唐,有人勸竇建德殺掉李蓋,可建德也是位磊落大夫,表示說“李勣忠臣,各為其主”,派人送李蓋歸唐。後來就一帆風順。李勣協同李世民連平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徐圓朗、輔公袥等人,功勳赫赫。其間,還有一個插曲可述。單雄信投王世充後,極受寵遇,也很賣命。李世民攻洛陽時,有一次與單雄信相遇,雄信號為“飛將”,藝高膽大,援槍直刺李世民,好幾次差點追及把這位秦王捅落馬下。(有史記載李勣當時在旁,對單雄信這位老哥們說“此秦王也”,“雄信惶懼遂退”,這肯定是小說家語,絕不可信,以單雄信性格,他肯定會槍挑李世民向王世充報功。王世充投降後,李世民把與唐軍苦戰的十幾名大將列入處決名單,李勣泣請,以自己家財爵位換這位老哥們一命,由於先前差點被單雄信殺掉,李世民堅執不允。李勣無奈,與單雄信訣於大獄。單雄信埋怨他,“我固知汝不辦事”。李勣大哭,用刀從腿上割下一塊肉給單雄信吃掉,說“本來想隨仁兄一起死,但誰來照顧你的家人呢。此肉隨兄入地下,以表我拳拳真情。”單雄信死後,李勣如家人般照顧他的妻子兒女,確是千古義氣的典範。
貞觀十五年,拜李勣為兵部尚書,還未赴京上任,薛延陀部又侵擾李思摩部。李勣獲唐廷委任為朔州行軍總管,率輕騎三千追薛延陀於青山,大敗敵師,斬名王一人,俘五萬多人。(薛延陀部為匈奴別種,為鐵勒族,對唐朝時叛時附)。回朝後,李勣遇暴疾,藥方上講治此病鬍鬚灰可以做藥引。唐太宗聽說後,自剪鬍鬚,為李勣和藥。儒家禮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一般人都不會輕易損傷,何況九五天子,親剪“龍鬚”為臣子做藥引,誠為千古美談。李勣叩首見血以謝,感動得一塌糊塗。太宗說:“吾為社稷計耳,不煩深謝。”不久,君臣宴飲,太宗醺然對李勣講:“朕將以太子託付於您。您往年不負李密,今日必不會負朕。”李勣雪涕,誓以必死。俄而沉醉,太宗親解御衣為這位勛臣蓋上以免著涼,如此寵遇,古今罕有。
貞觀十八年,李勣跟從太宗伐高句麗,攻破遼東、白崖等數城。貞觀二十年,又率軍大破薛延陀部,平定磧北。
貞觀二十三年,太宗臨終時,因太子李治無恩於李世勣,故意貶其為疊州都督,在李治即位後,將李世勣提拔為尚書左僕射。
高宗即位後,立拜李勣為尚書左僕射。永徽四年,冊拜司空。李勣為人小心謹慎,對於皇帝家事一概不過問。後世對他不反對高宗立武后一事頗有微詞,筆者獨以為不然。皇帝椒房內事,外臣權位再高,血緣再親,摻和入宮闈之事無論成敗,最終難逃一戮。李勣又非皇親國戚,為人又深沉謹慎,加之太宗托負他的是社稷國事,所以他的表現實為中允,並非油滑臣下所為。因此,武后對他非常不錯,對待李勣的老姐還親自臨問,賜以衣服,家人一般。
高宗乾封元年(666),高麗權臣蓋蘇文病死,其子男生繼掌國事,另外兩個兒子男建、男產發難,驅逐男生。男生奔唐朝,懇求唐朝發兵相助。高宗任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軍征高麗。乾封二年二月,李勣大軍渡遼水,攻撥高麗重城新城。李勣一路連捷,直抵平壤城南紮下大營,男建不斷派兵迎戰,皆大敗而還。不久,城內人投降唐軍為內應,大開城門,唐兵四面縱火,燒毀城門,男建窘急,自殺未死。平壤城最終被攻下,唐朝共獲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七千戶。至此高麗國滅,分其地置九個都督府,四十一州,一百縣,設安東都護府統管整個高麗舊地。自隋文帝以來,屢伐高麗,無一成功。隋煬帝四次伐遼,因此亡國。英明神武如唐太宗,御駕親征,也因天寒少糧而無功罷兵。高宗繼位,前後派兵部尚書任雅相、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左驍衛大將軍契必何力多次征討,皆無功而返。直到李勣老將出馬,乘高麗內亂,加之指揮有方,一舉討滅東邊這個多年難拔的“釘子戶”,想必隋、唐幾位皇帝如果地下有知,肯定慚嘆不已。
李勣回國後不久,因征伐勞累而病重,卒,年七十六。高宗親為舉哀,輟朝七日,贈太尉,謚曰貞武,陪葬昭陵

相關評價

一、生前死後的殊榮   
在唐代,無論是生前還是死後,李勣都享有崇高榮譽。   
在李勣歸唐之初,唐高祖就賜他姓李,稱讚他是“純臣”,並委以重任,施以豐厚的賞賜。   
唐太宗對他鐘愛有加、稱讚有加。據《資治通鑑·唐紀十三·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之下》記載:“李世勣嘗得暴疾,方雲‘須灰可療’;上自剪須,為之和藥。世勣頓首出血泣謝。上曰:‘為社稷,非為卿也,何謝之有!’”又,“世勣嘗侍宴,上從容謂曰:‘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無以逾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因飲沉醉;上解御服以覆之。” 稱讚他:“參經綸而方面,南定維揚,北清大漠,威振殊俗,勛書冊府。”並將他圖形於凌煙閣二十四開國勛臣之列。    唐高宗對他更是恩寵。高宗舉行泰山封禪大典,任他為封禪大使。途經他的故鄉時,皇后武氏親自去看望他寡居的姐姐,賜給衣物,還封為東平郡君。李勣不慎墜馬傷足,高宗親自慰問,並把御乘賜予他。永徽四年(653),唐高宗又命人為他畫像,還親自為他寫序。高麗平後,高宗祭祀宗廟,“以李勣為亞獻”。(見《資治通鑑·唐紀十七·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上》)669年,李勣病逝,“上(唐高宗)聞之悲泣,葬日,幸未央宮,登樓望?[車慟哭。起冢象陰山鐵山、烏德鞬山,以旌其破突厥、薛延陀之功。” (見《資治通鑑·唐紀十七·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上》)並令在光順門為他舉哀,七天不上朝。   
甚至在他死後近百年,也就是上元元年(760),唐肅宗還把他與李靖一起,譽為歷史上十大名將之一,配享武成王(姜太公)廟。認為他和李靖所立下的功績,只有漢朝的衛青和霍去病才能與其相媲美。   這樣一位生前死後都備受尊重和稱讚的人物,但在《隋唐演義》《隋唐英雄傳》等通俗文學和當代影視作品中,卻是一個“牛鼻子老道”形象,並不為人們所喜歡,與正史中所記載的李勣大相逕庭。所以,研究他的生平事跡,探究他的成功之道,對修正民間對李勣的曲解,還原這位中國古代傑出的軍事家、政治家的本來面目,十分有必要。   
二、成功原因探究   
其一,傑出的軍事、政治才能。   
李勣的成功,首先得益於他傑出的軍事才能。   
李勣自17歲參軍,到76歲去世,在半個多世紀戎馬生涯中,他南征北戰,東伐西討,一生經歷大小戰役無數,所在之處,都立下了赫赫戰功,表現出傑出的軍事家才幹。   
早在瓦崗寨時,他從李密征戰,就為瓦崗軍立下了汗馬功勞;歸唐後,又屢從唐太宗征討,平王世充,滅竇建德,伐劉黑闥,為大唐王朝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勳;後來在攻滅東突厥,平定薛延陀等重大軍事戰役中,都做出了重大貢獻,為大唐王朝的穩定、強大,立下了汗馬功勞。為此,唐太宗曾多次稱讚他,認為他“用師籌算,臨敵應變,動合事機”,“古之韓(信)白(起)、衛(青)霍(去病)豈能及也”。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乾封元年(666),李勣以73歲高齡,掛帥東征高句麗,經過兩年多的浴血奮戰,到總章元年(668),高麗王高藏投降。終於“高麗悉平”。(見《資治通鑑·唐紀十七·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上》)解除了唐王朝的心腹大患,也告慰了在九泉之下、生前曾經多次出兵高句麗、但卻一直未能取得全勝的唐太宗李世民。   
故史稱:“勣為將,有謀善斷;與人議事,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將,必訾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 (見《資治通鑑·唐紀十七·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上》)   
李勣的成功,還得益於他傑出的政治才能。   
在翟讓起義之初,“離狐徐世勣(即後來的李勣,下同)家於衛南,年十七,有勇略,說讓曰:‘東郡於公與勣皆為鄉里,人多相識,不宜侵掠。滎陽、梁郡,汴水所經,剽行舟,掠商旅,足以自資。’讓然之,引眾人入二郡界,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益眾,聚徒至萬餘人。”(見《資治通鑑·隋紀七·煬皇帝下》)為後來的瓦崗義軍發展壯大奠定了基礎。   
李密上瓦崗寨以後,李勣見李密才識皆過翟讓,又與王伯當等人勸翟讓讓位於李密。617年夏,“河南、山東大水,餓殍滿野,煬帝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帥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德、李文相及洹水賊帥張升、清河賊帥趙君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二十餘萬。武安、永安、義陽、弋陽、齊郡相繼降密。竇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 (見《資治通鑑·隋紀八·恭皇帝下》)為瓦崗寨的發展壯大起到了至關重要作用。   歸唐後,他鎮守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四夷賓服,號為稱職。唐太宗深有感觸地說:“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唯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 (見《資治通鑑·唐紀十二·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之中》)   
其二,善於審時度勢。   
李勣的成功,與他善於審時度勢是分不開的。這不僅表現在他的軍事生涯中,還表現在他處理與皇家關係等重大政治問題上。對於皇家的事情,在他看來,是他們“家事”,無需詢問“外人”。這樣,一方面可以巧妙地避開陷入皇權爭鬥的漩渦,另一方面,也可以保全自己。唐高祖武德九年玄武門政變前夕,秦王“世民猶豫未決,問於靈州大都督李靖,靖辭;問於行軍總管李世勣,世勣辭;世民由是重二人。” (見《資治通鑑·唐紀七·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下之上》)   
永徽六年(655),唐高宗欲廢王皇后,立昭儀武則天為皇后。上(唐高宗)問勣曰:“‘朕欲立武昭儀(即後來的武則天)為後,(褚)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結果呢?反對者褚遂良等人或貶或死,而李勣卻得到了唐高宗、武皇后的信任。(見《資治通鑑·唐紀十五·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上之上》)   
李勣的審時度勢,還表現在他對皇帝意圖的深刻領會上。貞觀二十三年(649),亦即唐太宗臨終前夕,唐太宗唯恐他身為兩朝元老,難以駕馭,特意貶他出任疊州都督。上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為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見《資治通鑑·唐紀十五·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下之下》)   
李勣的審時度勢,還表現在他對“盈滿則虧”的理解和領悟上。李勣一生為大唐出生入死,立功無數,建立的赫赫戰功;唐朝朝廷也給予李勣巨大榮譽。但在李勣看來,“盈滿則虧”——唐太宗臨死前所作所為就證明了這一點,因此時時告誡自己、警醒自己。正是基於這些考慮,因此,唐高宗即位後,召回李勣,並授任他為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不久,又拜尚書左僕射。就在這個春風得意的時候——亦即永徽元年(650),“李勣固求解職;冬,十月,戊辰,解勣左僕射,以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 (見《資治通鑑·唐紀十五·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上之上》)。   
其三,知人善用。   
作為一代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李勣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知人善用,舉賢薦能。正是他善於用人,所以,他率軍所到之處,所向披靡,戰無不勝。   
李勣的知人善用不僅表現在他的軍事生涯中,還表現在平時對人才的發現、關心、照顧、提攜、推薦、任用上。早在瓦崗寨起義之始,他發現魏徵、高季輔、杜正倫等是才俊之士,便與這些人物深交:“即加禮敬,引入臥內,談謔忘倦。”後來,李勣位居高位,凡經他引薦的,後多位至通顯,當時人稱其有“知人之鑑”。譬如在他鎮守并州時,李勣發現張文瓘是一個人才,便安排他在并州任職,並稱讚他為“今之管(仲)、蕭(何)”。   
李勣的知人善用還表現在一些不經意的小事上,注意幫助人才克服自己的不足之處,引導人才發揮自己的長處。譬如,在鎮守并州時,一次李勣入朝,張文瓘等三人為他餞行,李勣分別贈給那二個人佩刀與玉帶,而對張文瓘卻一無所贈。張文瓘不解其意,李勣解釋說:“子無為嫌。若某,冗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若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遂極力引薦,乃至高宗朝張文瓘位至宰相。   
渭南尉劉延佑,年輕時就中進士第,且政績突出。李勣告誡他說:“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為獨出人右也。” (見《資治通鑑·唐紀十七·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上》)   
正確對待不同人才的不同長處,也是李勣知人善用的一個重要特點。據《資治通鑑·唐紀十七·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上》記載:“上問:‘濮陽謂之帝丘,何也?’(竇)德玄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丘。’上稱善。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吾見德玄不能對,心實羞之。’德玄聞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   
其四,“奉上忠”,“與友義”。   
李勣一生,主要歷經瓦崗寨和唐朝。對大唐王朝,他任勞任怨,幾十年來如一日,為大唐江山的建立、穩固、強大,立下了不朽功勳。他的忠心,得到了朝廷上下的一致認同:總章元年,在李勣掛帥東征遼東之際,“上(唐高宗)又問(賈言忠):‘遼東諸將孰賢?’(賈言忠)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雖不善斗,而持軍嚴整;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能斷,雖頗忌前,而有統御之才;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上深然其言。”(見《資治通鑑·唐紀十七·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上》)後來事情的發展,也果如賈言忠所言。因此,李勣死後,唐高宗悲痛說:“勣奉上忠……歷三朝未嘗有過……”   
即使對待象李密這樣一位剛愎自用、志大才疏的“故主”來說,李勣也做到了“盡忠盡則”,“仁至義盡”。   
武德二年(619),李密被王世充擊敗,入關降唐,“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久不為朝廷所知,乃自請安集山東,上以為秘書丞,乘傳至黎陽,遺徐世勣書,勸之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陽翟郭孝恪曰:‘此民眾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吾實恥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啟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又運糧以餉淮安王神通。上聞世勣使者至,無表,止有啟與密,甚怪之。孝恪具言世勣意,上乃嘆曰:‘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見《資治通鑑·唐紀二·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上之中》)   
李密降唐後不久即謀反被殺,時“李世勣在黎陽,上(唐高祖)遣使以密首示之,告以反狀。世勣北面拜伏號慟,表請收葬;詔歸其屍。世勣為之行服,備君臣之禮。大具儀衛,舉軍縞素,葬密於黎陽山南。” (見《資治通鑑·唐紀二·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上之中》)  
其實,據史書記載,李密對李勣並不信任。在瓦崗寨時,翟讓和李密發生火拚,“徐世勣走出,門者斫之傷頸……”幸賴“王伯當遙呵止之”。(見《資治通鑑·隋紀八·恭皇帝下》)殺害翟讓後,李密“頗自驕矜,不恤士眾”,“徐世勣嘗因宴會刺譏氣短,密不懌,使世勣出鎮黎陽,雖名委任,實亦疏之。” (見《資治通鑑·唐紀二·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上之中》)在李密落難和死後,李勣不僅沒有落井下石,反而以德報怨,的確難能可貴!
“忠主”之外,李勣也很講義氣,也很重視義氣。他在瓦崗時,曾與單雄信結拜為兄弟,誓同生死。後李密兵敗,單雄信投靠了王世充。單雄信作戰勇猛過人,在唐軍圍攻洛陽時,他馳騁沙場,揮槍幾中齊王李元吉。武德四年,“及洛陽平,世勣言雄信驍健絕倫,請盡輸己之官爵以贖之,世民不許。世勣固請不能得,涕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辦事!’世勣曰:‘吾不惜餘生,與兄俱死;但既以此身許國,事無兩遂。且吾死之後,誰復視兄之妻子乎?’乃割股肉以啖雄信,曰:‘使此肉隨兄為土,庶幾猶不負昔誓也!’” (見《資治通鑑·唐紀五·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中之中》)   
其五,事親孝,治家嚴整。
李勣事親極孝。為此,唐高宗曾經稱讚過他:“事親孝……”事實也的確如此。武德二年,李勣在獲悉竇建德俘獲其父李蓋時,已經走出包圍圈的李勣,“數日,以其父故,還詣建德降。” (見《資治通鑑·唐紀三·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上之下》)後來李勣用事實證明這是“假降”,並很快反竇歸唐,並取得了唐高祖李淵的理解(見《資治通鑑·唐紀四·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中之上》),但其中的危險,是可想而知的。
李勣治家嚴整,“閨門雍睦而嚴。”臨死前,還叮嚀族人——總章二年(669)十一月,“李勣寢疾……一旦,忽謂其弟司衛少卿弼曰:‘吾今日小愈,可共置酒為樂。’於是子孫悉集,酒闌,謂弼曰:‘吾自度必不起,故欲與汝曹為別耳。汝曹勿悲泣,聽我約束。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子,盪覆無餘。吾有此子孫,今悉付汝。葬畢,汝即遷入我堂,撫養孤幼,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撾殺,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言。十二月,戊申,薨。”(見《資治通鑑·唐紀十七·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上》)李勣死後,唐高宗稱讚他說:“性廉慎,不立產業……”   
其六,知天命,富有人情味。
李勣“知天命”,也是一位知足之人。他身居高位,但從不貪戀,多次要求辭官,要求降級。在古今名將中,可謂鳳毛麟角。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在死神面前,他並不貪求富貴,並不企求長生不老。總章二年(669),已經位居司空、太子太師、英貞武公重位的李勣,在他病重的時候,除“上(指唐高宗)及太子所賜藥,勣則餌之”外,“子弟為之迎醫,皆不聽進,曰:‘吾本山東田夫,遭值聖明,致位三公,年將八十,豈非命邪!修短有期,豈能復就醫工求活!’”他常說:“我年十二三時為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愜則殺人。十七八為佳賊,臨陳乃殺之。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死。” (見《資治通鑑·唐紀十七·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上》)在他看來,象他這樣一位“田夫”,能出將入相,位列三公,已經心滿意足了,死又何憾?死又何恨?所以,在死神面前,他坦然相對,平靜相對,毫不畏懼。
在對待親人的問題上,李勣也極富有人情味。唐高宗乾封二年,高宗命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勣欲與其婿京兆杜懷恭偕行,以求勛效。懷恭辭以貧,勣贍之;復辭以無奴馬,又贍之。懷恭辭窮,乃亡匿岐陽山中,謂人曰:‘公欲以我立法耳。’勣聞之,流涕曰:‘杜郎疏放,此或有之。’乃止。”(見《資治通鑑·唐紀十七·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上》)在這種“春秋筆法”的背後,也可看出李勣性格中鮮為人知的一面——濃厚的人情味。
李勣人情味表現最突出、最充分的事情,還表現在已經身為“僕射(即宰相)”的他,為生病的姐姐熬粥做飯這類小事上。據《資治通鑑·唐紀十七·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上》記載:“其姊嘗病,勣已為僕射,親為之煮粥,風回,爇其須鬢。姊曰:‘仆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勣曰:‘非為無人使令也,顧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為姊煮粥,豈可得乎?’” 至今讀來,仍令人感動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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