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海峽兩岸關係(兩岸關係（中國台灣海峽兩岸關係）):歷史背景,統一願望,九二共識

台灣海峽兩岸關係（簡稱兩岸關係）是指位於台灣海峽西側的中國大陸（簡稱大陸）與位於台灣海峽東側的台灣地區彼此間的全部互動關係。

1945年至1949年的兩岸關係較為單純，無非是一般的國內關係（如台灣清治時期與台灣光復初期）或一般的國際關係（如台灣荷西殖民時期、日治時期）。但自1949年國共內戰暫告段落、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並控制大陸地區、國民黨政權遷往台灣地區並實施軍事統治以來，海峽兩岸一直處於對峙的特殊分治狀態，台灣海峽兩岸關係通常特指1949年後錯綜複雜的兩岸關係，本文亦著重敘述此期間的兩岸關係。1997年與1999年，原英屬香港與原葡屬澳門的主權分別歸還移交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台灣與港澳的關係，亦可納入廣義的兩岸關係，但狹義則不包括台港及台澳關係。

1949年以來兩岸關係經歷三個階段，1949年到1987年的完全對立階段；1987年到1994年的開始對話部分交流單方面開放階段；1995年至今的和平發展與反對台獨階段。“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基本介紹

中文名：台灣海峽兩岸關係
外文名：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aiwan Strait
關係屬性：一個國家兩個地區間關係
起止時間：1949年10月1日以後
發生國家：中國
相關：台灣問題、中國統一

歷史背景,統一願望,九二共識,歷史性會晤,汪辜會談,破冰之旅,胡連會晤,胡蕭會晤,陳江會晤,官方接觸,習連會晤,習朱會,習馬會,兩岸前景,大陸政策,一國兩制,和平發展,社會評論,共同建議,

歷史背景

中共三大揭開國共合作序幕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廣州市東山區恤孤院后街31號(現為恤孤院路3號)正式召開，有40位代表參加了大會，他們是: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毛澤東、王荷波、張國燾、王用章、鄧培、瞿秋白、林育南、鄧中夏、譚平山、張連光、劉仁靜、朱少連、項德龍(項英)、羅章龍、徐梅坤、高君宇、王俊、何孟雄、王仲一、馮菊坡、劉爾崧、陳天、張德惠、劉天國、陳福濤(陳為人)、張太雷、劉天章、向警予、陳潭秋、阮嘯仙、孫雲鵬、沈茂坤、於樹德、金佛莊、惲代英、袁達時，還有一名代表，則難以確定。他們代表了中國420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也參加了大會。

當時三大並沒有舉行開幕儀式。1923年6月12日下午，由馬林在會上報告國際形勢和國際工運情況。1923年6月16日，大會主要議題轉入了對國共合作問題的討論。

中共三大上關於國共合作問題的爭論，已不是中國共產黨要不要加入國民黨的問題，而是全體中國共產黨黨員加入還是部分黨員加入的問題，特別是要不要動員產業工人加入的問題，以及共產黨如何在國民黨內為國民革命工作的問題。

經過兩天的激烈爭論，全體代表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意義有了統一的認識：一、改組國民黨為左翼的政黨；二、在中國共產黨不能公開活動的地方，擴大國民黨；三、把優秀的國民黨員吸收進中國共產黨……

李大釗更是首先提出了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問題。他說:“過去和將來國民運動的領導因素都是無產階級，而不是其它階級。”“由於這個原因，不要害怕參加國民運動，應站在運動的前列。”

毛澤東也發言說:“在中國，資產階級革命行不通。所有反帝運動都是由饑寒交迫者而不是由資產階級發動的。”“不應該害怕加入國民黨。”

《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在會上僅以5票的優勢(21票贊成，16票反對)通過，這反映了黨內對這一決議的真實態度。徐梅坤回憶說:“‘三大’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國共合作及共產黨員是否加入國民黨”，“這個問題爭論得很激烈，一個多星期的會議，大部分時間是辯論這個問題”。

中共三大最終正式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中共三大還明確規定，在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時，黨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第一次國共合作

1924年1月，國共兩黨在廣州實現了第一次合作，點燃了大革命的烈火，譜寫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篇章。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堅持民主主義的立場，在反對封建軍閥的道路上苦鬥著。但無論是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還是反對段祺瑞的護法運動，都遭到失敗，這使孫中山處於極度苦悶之中。他對“革命主義未行，革命目的未達，僅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的狀況痛心疾首。要想打倒軍閥，建立民主政治，究竟應該走什麼樣的道路，依靠什麼樣的人，孫中山在繼續艱難地探索著。

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五四運動的爆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國工人階級登上政治舞台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使孫中山受到了新思想的深刻影響和啟迪，看到了新的力量和希望，決心聯合共產黨，對國民党進行改組，改變脫離民眾、依靠軍閥進行革命的傾向，走新的革命道路。

此時，共產國際和剛剛誕生的中國共產黨向苦鬥中的孫中山伸出援助之手。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了以國共合作為基礎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基本方針，加快了兩黨合作的步伐。

在孫中山、廖仲愷等國民黨人和李大釗、陳獨秀等共產黨人的共同努力下，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孫中山在廣州主持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來自全國各地和海外的165名代表出席大會，其中有共產黨員20多名，李大釗被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大會經過認真討論與激烈爭論，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等重要議案。

這次大會，在政治上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制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成為國共兩黨和各革命階級聯合的基礎；在組織上，承認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使國民黨成為一個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結成的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大會選舉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於樹德、毛澤東、林伯渠、瞿秋白、張國燾、於方舟、韓麟符、沈定一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或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約占委員總數的四分之一，並有多名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央領導機構中擔任重要職務。

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誌著國民黨改組的完成和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建立。這是年輕的中國共產黨開始實踐民主革命綱領和統一戰線政策的重大勝利，也是孫中山先生推動中國革命的歷史功績，標誌著他一生最為重要的轉變。國共合作的建立，使中國共產黨能夠公開宣傳和組織民眾，領導和推動工農運動的蓬勃發展，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奠定了基礎。

第二次國共合作

從1937年9月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公布《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和蔣介石發表實際承認中共合法地位的廬山談話開始，到1947年3月國民黨限令中共在重慶、南京、上海的辦事處全部撤出為止，第二次國共合作歷時近十年。第二次國共合作是在日本對華侵略不斷加深、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情況下，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國共兩黨摒棄前嫌、求同存異、相忍為國、相互作出妥協的結果，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第二次國共合作，對中華民族贏得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對推動中國的民主和進步，做出了極其重要的歷史貢獻，對新時期推進海峽兩岸關係和國共關係發展也具有重要的現實啟示。

洗雪了中國近百年來的奇恥大辱，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抗日戰爭的勝利，打破了近代中國在抵抗外敵侵略中屢戰屢敗的向例，洗雪了近百年的民族恥辱，不僅把給中華民族造成最大危害的日本帝國主義徹底趕出中國，而且為最終推翻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實現國家的完全獨立奠定了基礎，成為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振興的重大轉折點。同時，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重要組成部分的抗日戰爭的勝利，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其突出表現有三：一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中國戰場及緬甸等東南亞戰場設立中國戰區。二是中國“大國地位”的初步確立。1942年1月中國同美、英、蘇三國領銜簽署26國《聯合國家宣言》，1943年10月同美、蘇、英共同簽署莫斯科會議《關於普遍安全的四國宣言》，1943年11月參加開羅會議並與美國、英國聯合發表《波茨坦公報》，1945年又與美、英、蘇一道作為聯合國的發起國並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三是不平等條約的廢除。1942年10月，美英為表示對中國抵抗侵略之尊重，加強相互間之團結，表示願立即廢除在華領事裁判權及其他有關特權。1943年1月，中美、中英平等新約相繼簽字。此後，其他國家如巴西、比利時、加拿大等國也相繼發表聲明，放棄在華特權，重訂平等互惠條約。無論是中國戰區的設立，四強地位的確立，還是不平等條約的廢除，從根本上講，都是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中國軍民長期浴血奮戰的必然結果。

台灣光復

1941年12月9日，中國政府發布《中華民國政府對日宣戰布告》：“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契約，有涉及中日間之關係者，一律廢止。”因此，《馬關條約》屬於廢止之列，日本對台灣及其附屬島嶼和澎湖列島的統治，從是日起即失去憑藉，中國要求恢復條約簽訂之前的狀態。

1943年11月26日，美、英、中三國簽署的《開羅宣言》規定：戰後東北、台灣及其附屬島嶼和澎湖列島應歸還中國。1945年 7月26日，美、英、中三國簽署的《波茨坦公告》，再次確定了台灣和澎湖列島等應歸還中國，國際社會表明了支持中國方面訴求的一致立場。

日本無條件投降後，中國政府決定由陳儀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司令，主持接受當地日軍第十方面軍十六萬九千人的投降。10月 2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及警備司令部前進指揮所在台北成立，處理日軍集中及受降各事。17日及22日，中國陸軍第七十軍、第六十二軍分別在基隆港和高雄港登入。25日，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儀式在台北市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日本原台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將向台灣受降主官陳儀遞呈投降書，然後陳儀發布廣播演說，宣布“從今天起，台灣及其附屬島嶼及澎湖列島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之下。這種具有歷史意義的事實，本人特報告給中國全體同胞及世界周知。”日本侵占中國台灣省五十年的歷史到此結束。

全面內戰爆發，第二次國共合作破裂

1、全面內戰爆發

蔣介石一方面與中共進行談判，同時又不斷地發動向解放區進攻。政治協商會議後，國民黨政府拒不承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廣東和東北的人民軍隊，完全否定堅持八年抗戰的東江抗日縱隊、瓊崖縱隊及堅持十四年之久的東北抗日聯軍。當日本進攻東北時，蔣介石採取不抵抗政策，放棄了整個東北。抗戰勝利後，蔣介石為了搶奪勝利果實，在1945年10月空運兩個軍在秦皇島登入，分兩路挺進東北。1945年11月，被蔣介石任命為保全司令的杜聿明，率兩個軍由山海關打到錦州，挑起了關外的內戰。在1946年初的兩個月內，國民黨軍隊又向這裡增兵7個軍，向解放區分路進攻，先後攻占撫順、鐵嶺、鞍山、營口等地。值此東北內戰愈演愈烈之際，周恩來在1946年4月4日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發表對時局的重要講話，指出：國民党進入東北的軍隊已達28．5萬人，加上政府計畫增派的8個軍，總數將超過50萬，大多數部隊都是美械師，其目的是“增加衝突，擴大戰爭。”國民黨在完成了全面挑起內戰的準備之後，於1946年6月26日以2l萬餘兵力進攻中原解放區。至此，國民黨發動的中國內戰全面爆發。
2、第二次國共合作破裂
1946年11月15日偽國大召開和偽憲法的制訂，將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破壞殆盡。進入1946年11月中旬，國民黨調集三路兵力，準備進攻陝甘寧邊區和延安。和平談判大門已被蔣介石關閉。1946年11月19日，周恩來所率的中共代表團結束了與國民党進行了一年多的和平談判，返回延安。
1947年1月29日，美國政府決定終止對軍事調處執行總部的關係，放棄國共調處工作，退出三人會議，迅速撤退了美方派駐軍調部的人員。次日，國民黨政府宣布解散三人小組及北平軍調部。1947年2月3日，美國駐延安聯絡團人員撤離。1947年2月6日，北平軍調處執行部美軍人員撤退。此後，美國政府更加公開地肆無忌憚地幫助蔣介石打內戰。蔣介石隨即迫使在國民黨統治區的中共代表離去。1947年2月21日，國民黨首先強迫中共駐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人員葉劍英等全部撤離。隨後又限定中共駐南京、上海、重慶三地代表董必武、吳玉章及有關工作人員於1947年3月5日前全部撤離。同時，在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也被封閉。
接著，國民黨於1947年3月15至24日在南京召開六屆三中全會。蔣介石在全會開幕詞中，竭力攻擊中國共產黨，聲稱：“政治解決的途徑已經絕望”，政府“當然不能坐視變亂而不加制止”。“我敢斷定，決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們建國工作的完成。”陳誠更狂妄地宣稱：“如果真正作戰，只需三個月即可擊破共軍主力……政府用兵之目的在於平定叛亂，非至共軍全部解除武裝不止。”至此，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合作徹底破裂了。

3、國民黨政權逃亡台灣

1949年1月10日，蔣介石看到敗局已定，大陸不保，決定以預支軍費名義將中央銀行庫存黃金90萬兩及白銀、外匯先運廈門再轉台灣。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軍事失利之後，社會、政治、經濟、外交與人心動搖之現象，殆非想像所能及，加之戰地難民及青年逃奔後方，難以安置，以及沿途傷病官兵無法管理之紛亂現象，更足令人痛心。”

1949年2月26日至27日，台灣舉行全省戶口總清查。5月19日，台灣省警備司令部宣布自5月20日零時起實行全省戒嚴。5月26日，蔣介石抵達台灣，居住於草山賓館（後改為“陽明山”）。6月11日，國民黨中央常委會決定設立非常委員會，由蔣介石、李宗仁、孫科、居正、于右任、何應欽、閻錫山、吳忠信、張群、吳鐵城、朱家驊、陳立夫12人組成，蔣介石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8月1日，成立總裁辦公室，下設黨務、經濟、軍事、宣傳、國際問題、秘書、情報、警衛、總務等9個組和1個設計委員會。10月13日，人民解放軍解放廣州。12月8日，國民黨“政府”遷往台北。12月9日，國民黨“行政院”在台北開始辦公。12月10日，蔣介石中央黨部遷至台北辦公。12月11日，國民黨中央黨部遷至台北辦公。1950年蔣介石在台灣宣布“復行視事”。

統一願望

告台灣同胞書

自1949年台灣問題形成以來，大陸始終把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作為自己的神聖職責，進行了長期不懈的努力。1978年，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中國的發展從此進入歷史新時期。《告台灣同胞書》就是在這個重要歷史背景下發表的。

1979年元旦，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鄭重宣示了爭取祖國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兩岸關係發展由此揭開新的歷史篇章。《告台灣同胞書》明確提出，實現中國的統一，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一定要考慮現實情況，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告台灣同胞書》明確提出，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告台灣同胞書》明確倡議，通過商談結束台灣海峽軍事對峙狀態，撤除阻隔兩岸同胞交往的藩籬，推動自由往來，實現通航、通郵、通商，開展經濟文化交流。《告台灣同胞書》的發表標誌著解決台灣問題的理論和實踐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自1987年底兩岸同胞隔絕狀態被打破以來，隨著兩岸經貿交往、人員往來和各項交流蓬勃發展，兩岸同胞交往日益密切。面對兩岸交往中衍生的具體問題，台灣當局不得不調整“不接觸、不妥協、不談判”的“三不政策”，成立海峽交流基金會，就事務性問題與祖國大陸方面進行接觸商談。鑒於台灣當局的有關檔案中明確表示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追求國家統一，鑒於海基會以“中國的、善意的、服務的”為建會宗旨，祖國大陸方面為促進兩岸交流、維護兩岸同胞的正當權益、改善和發展兩岸關係，同意進行事務性商談，並於1991年12月16日成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兩岸三通

1981年9月30日，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葉劍英，在新華社發表談話時，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兩岸和平統一與兩岸往來的一系列重要的政策主張。這也是祖國大陸第一次明確“三通”的內容，即由1979年的“通航通郵”與“經濟交流”概括為“通郵、通商、通航”。

台灣方面則將葉劍英委員長的主要主張概括為“三通四流”(即通郵、通商、通航與探親、旅遊以及學術、文化與體育交流)。

2008年12月15日，台灣海峽北線空中雙向直達航路正式開通啟用，民航上海區域管制中心與台北區域管制中心首次建立兩岸空管部門的直接交接程式，標誌著兩岸同胞期盼已久的直接、雙向、全面空中通航變成現實。

九二共識

1992年11月，中國兩會就解決事務性商談中如何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問題，找到了解決辦法，達成了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

兩岸事務性商談伊始

海協基於兩岸交往中的具體問題是中國內部事務的客觀現實，提出在商談和協定中必須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只要表明堅持一個中國的基本態度，可以不討論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表述的方式可以充分協商。

1992年8月1日，台灣當局的“國家統一委員會”就兩會商談事務性協定時有關“一個中國”涵義問題作出“結論”，內稱：“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雙方所賦予之涵義有所不同”；“台灣固為中國之一部分，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分”；台灣當局“已制訂國統綱領，開展統一步伐”。這份“結論”表明了台灣當局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和“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追求統一的立場。

為進一步表明海協的態度，為兩會達成具體表述創造條件，1992年8月27日，海協負責人發表談話，指出這份“結論”確認“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明確這一點，對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表明，在事務性商談中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已成為海峽兩岸的共識”；同時，針對這份“結論”中祖國大陸方面不同意的內容，海協負責人也明確表示：“不同意台灣有關方面對‘一個中國’涵義的理解。主張‘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的立場是一貫的。”

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海協與海基會在香港就“兩岸公證書使用”問題繼續進行工作性商談。對於如何在協定文本中表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問題，雙方各自提出5種文字方案，但未形成一致的意見。隨後，海基會代表“建議在彼此可以接受的範圍內，各自以口頭方式說明立場”，並又提出3種口頭表述方案，其中第八案的表述內容是：“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這一口頭表述內容，由海基會代表逐字逐句念出，請海協代表現場記錄下來。

海協研究了海基會的第八案，認為這個方案表明了台灣當局和海基會謀求統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雖然提出對“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但沒有出現具體涉及“一個中國”政治涵義的文字，而海協歷來主張“在事務性商談中只要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不討論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在得到海基會1992年11月3日來函作出“已徵得主管機關同意，以口頭聲明方式各自表達”的正式答覆後，1992年11月16日，海協致函海基會，表示同意以各自口頭表述的方式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並提出海協的口頭表述要點為“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海協還以附屬檔案的方式，將海基會的第八方案附在函中。1992年12月3日，海基會回函對此不表異議。至此，雙方達成了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1993年8月12日海基會出版的《汪辜會談紀要》，也記載了海基會在兩會同意以各自採用口頭方式表述對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後，才積極考慮舉行汪辜會談。

達成共識

在“九二共識”中，雙方都表明了“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態度；對於“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海基會表示“認知不同”，海協表示“在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做了求同存異的處理。換言之，“九二共識”是在雙方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態度的前提下，暫時擱置了對“一個中國”政治含義的分歧。正是在此基礎上，兩會成功地舉行了汪辜會談，建立了制度化的協商與聯繫機制，進行了一系列商談，開啟了兩岸政治對話，為改善和發展兩岸關係發揮了重要作用。

“九二共識”雖然是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的共識，但其過程和內容均有明確的檔案和文字記錄，是任何人、任何政治勢力都否定不了、歪曲不了的。我們要求台灣當局領導人明確承認“九二共識”，就是要求他回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上來，求同存異、擱置政治歧見、面向未來、務實談判。

歷史性會晤

汪辜會談

兩岸走向和解的歷史性突破

“九二共識”為兩會商談和“汪辜會談”奠定了基礎。

汪道涵與辜振甫

1993年4月27日上午10時，海協會會長汪道涵與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在新加坡正式舉行第一次“汪辜會談”。雙方就兩會會務、兩岸經濟交流、科技文化交流等三項議題進行了廣泛討論。“汪辜會談”對發展兩岸關係、擴大兩岸經貿、科技合作和人員往來、各項交流產生了積極的作用。簽署了《汪辜會談共同協定》等四項協定。這是海峽兩岸高層人士在長期隔絕之後的首度正式接觸，是兩岸走向和解的歷史性突破，是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兩岸協商

“汪辜會談”推動了兩岸協商，也帶動了兩岸交流的蓬勃發展。

再度會面

直至1998年，在兩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兩岸氣氛有所緩和，辜振甫與汪道涵才再度會面。1998年10月，辜振甫率海基會代表團訪問上海、北京，與汪道涵會長在上海舉行了“汪辜會晤”。這次會晤開啟了兩岸政治對話，雙方還達成了包括兩岸繼續進行政治對話及汪道涵會長應邀訪問台灣的“四項共識”。

破冰之旅

江丙坤訪問大陸

2005年3月，江丙坤以中國國民黨副主席身份訪問大陸，這是56年來中國國民黨首次正式組團訪問大陸。江丙坤表示，此次大陸之行既是“緬懷之旅”，也是“經貿之旅”。國民黨方面表示，兩岸正值緊張態勢，國民黨願意為化解僵局跨出主動的第一步。

江丙坤在大陸期間，先後會見廣東省長、江蘇省委書記、台辦主任陳雲林、國務委員唐家璇、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等，大陸方面接待規格相當高。

江丙坤大陸之行，被視作兩岸間第一次“黨對黨”正式接觸，台灣傳媒更用“破冰之旅”來形容這次行程所代表的意義。同時，雙方就加強兩岸經貿等領域交流與合作廣泛交換了看法，為進一步推動兩岸關係起到積極作用。

胡連會晤

60年來國共主要領導人首次會談

時任國民黨主席的連戰率領訪問團抵達南京，正式開始其在大陸的“和平之旅”。4月29日，連戰與胡錦濤在人民大會堂會面，胡錦濤表示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關係史上的一件大事，兩黨就共同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這是六十年來國共兩黨主要領導人首次會談，標誌著國共兩黨告別長達70年的恩怨史,在新的條件下開闢了兩岸“黨與黨”對話的新篇章。

連戰此次之行及隨後的江丙坤、連戰尋親之旅，蕭萬長的融冰之旅，宋楚瑜的搭橋之旅，吳伯雄的雨過天晴之旅、雙贏之旅，共同開啟了2005年之後兩岸關係有效溝通、坦誠交流的新局面，更為日後的台海交流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胡蕭會晤

兩岸1949年以來首次最高層接觸

胡錦濤在海南博鰲會見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蕭萬長。蕭萬長是贏得勝選的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的副手，即台灣地區副領導人。胡錦濤以“蕭先生”稱呼蕭萬長。胡錦濤說，兩岸經濟交流合作面臨歷史性機遇，雙方需要共同努力，願意與蕭萬長就兩岸經濟交流合作交換意見，又讚揚蕭萬長是這方面的專家。蕭萬長說，很高興來到博鰲與新朋友舊朋友見面。他說，兩岸經濟密不可分。

“胡蕭會”被認為是1949年以來海峽兩岸最高層的直接會談，同時也預示著台海回暖。隨後，國民黨方面宣布，將以海基會與海協作為兩岸談判和對話的第一軌道，國共論壇和其它交流管道作為第二軌道，6月重啟兩岸對話。同時，還正式公布了實施兩岸“直航包機”的具體時間表。而內定將出任“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的江丙坤更是表示，希望讓兩岸真正消除隔閡，加強雙贏與互動。

陳江會晤

江丙坤會見陳雲林:兩會時隔10年再協商

江丙坤率海基會代表團前往北京﹐時隔近10年的海協會與海基會兩會協商之門重新開啟。這次復談，將就“兩岸周末包機”等議題展開協商，兩岸協商大門於此正式打開。

2008年11月，海協會會長陳雲林率領代表團赴台灣，針對兩岸包機直航新航線及增加班次與航點、兩岸海運直航、全面通郵等問題進行協商。這是海協會與海基會首度在台灣舉行的協商談判本次協定內容生效後，兩岸全面開啟“三大通”。此後，江丙坤與海協會長陳雲林到2012年8月舉行了八次兩岸海協海基兩會領導人會談，簽署18項協定。八次陳江會，推動兩岸經貿合作貢獻不可磨滅。

官方接觸

台灣陸委會負責人王郁琦2014年2月11日率團訪問大陸，並與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會談，台“陸委會”主委到訪大陸國台辦是65年來兩岸首次官方接觸。

島內媒體強調，這是1949年國共內戰暫停後，兩岸首次正式“官方接觸”，意義堪比1993年實現兩岸交流歷史性突破的“汪辜會談”。

習連會晤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2014年2月18日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及隨訪的台灣各界人士。台灣媒體對此給予高度關注和評價，認為“習連會”描繪兩岸前景，習近平最新對台政策論述充滿“兩岸一家親”的溫情，充實並鞏固“一中框架”的內涵。

台灣“中央社”報導說，習近平發表2014年以來最重要的對台政策談話，以中華民族復興為主軸，重提“九二共識”。該社援引專家的話說，習近平最新對台政策談話著重歷史、血脈、命運、中華民族復興，把中國夢與兩岸夢相聯結。

習朱會

2015年5月4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會見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習馬會

2015年11月7日，海峽兩岸領導人習近平、馬英九在新加坡會晤，這是1949年來兩岸領導人首次會晤。

兩岸前景

中國大陸為促進台灣問題的解決，提出了一系列對台方針政策。鄧小平同志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發展變化，從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和國家發展戰略全局出發，在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關於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思想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為確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作出了歷史性貢獻。江澤民同志提出現階段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豐富和發展了對台方針政策。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國大陸就對台工作作出重大決策部署，提出一系列新主張新舉措，賦予對台方針政策新的內涵。反分裂國家法的制定和實施，把中國大陸關於解決台灣問題的大政方針法律化，表達了祖國大陸堅持和平統一的一貫立場和最大誠意，同時表明了全中國人民堅決反對“台獨”、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共同意志和堅定決心。

《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以來，在兩岸同胞和各界人士共同努力下，兩岸關係發生重大變化。1987年底，兩岸同胞長期隔絕狀態被打破，兩岸同胞交往日益密切，兩岸經濟合作蓬勃發展，形成互補互利的格局。1992年，兩岸達成“九二共識”，雙方在此基礎上舉行首次“汪辜會談”。2005年，國共兩黨領導人實現歷史性會談，達成“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2008年3月，台灣局勢發生積極變化，兩岸關係迎來難得歷史機遇。2008年5月以來，本著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的精神，兩岸協商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得到恢復並取得重要成果，兩岸全面直接雙向“三通”邁出歷史性步伐。雙方妥善處理一系列問題，保持兩岸關係改善和發展勢頭，推動兩岸關係展現出和平發展的前景。今天，兩岸同胞往來之頻繁、經濟聯繫之密切、文化交流之活躍、共同利益之廣泛是前所未有的。中國人民維護台海和平、推動兩岸關係發展、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事業日益贏得國際社會理解和支持，世界各國普遍承認一個中國的格局不斷鞏固和發展。

推動兩岸關係發展，實現祖國和平統一，最重要的是要遵循“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和現階段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決不動搖，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決不放棄，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決不改變，反對“台獨”分裂活動決不妥協，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真誠為兩岸同胞謀福祉、為台海地區謀和平，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中華民族根本利益。

制定和實施的對台工作大政方針，順應了時代潮流和歷史趨勢，把握了民族根本利益和國家核心利益，體現了尊重歷史、尊重現實、尊重人民願望的實事求是精神，反映了對兩岸關係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從而推動兩岸關係發展取得了歷史性成就。我們要繼續長期堅持和全面貫徹這些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大政方針，繼續推動祖國和平統一進程不斷向前邁進。

祖國大陸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不斷取得巨大進步，是推動兩岸關係發展、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雄厚基礎和可靠保障，決定了兩岸關係的基本格局和發展方向。

實踐充分證明，海峽兩岸中國人有能力、有智慧把兩岸關係的前途掌握在自己手中，通過交流合作增進感情融合、增加共同利益，通過協商談判積累共識、減少分歧，循序漸進解決問題。

“台獨”分裂勢力及其分裂活動違背兩岸同胞共同利益，損害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拂逆中國發展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是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最大威脅，必然遭到兩岸同胞共同反對。任何人、任何勢力把台灣從中國分割出去的企圖都是注定要失敗的。

大陸政策

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簡稱。中國共產黨為解決祖國內地和台灣和平統一的問題以及在香港、澳門恢復行使我國主權的問題而提出的基本國策。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內地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作為整個國家的主體，同時允許台灣、香港、澳門保留資本主義制度。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提出。1979年元旦發表的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告台灣同胞書提出“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台灣現狀”。

和平發展

習近平強調：堅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促進共同發展造福兩岸同胞

習近平指出，2008年以來，兩岸關係走上了和平發展道路，兩岸關係發生歷史性的深刻變化，展現了合作共贏的前景。和平是寶貴的，和平需要維護。兩岸同胞要總結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經驗，精心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果。

習近平強調，“九二共識”對兩岸建立政治互信、開展對話協商、改善和發展兩岸關係，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果兩岸雙方的共同政治基礎遭到破壞，兩岸互信將不復存在，兩岸關係就會重新回到動盪不安的老路上去。中國大陸始終把堅持“九二共識”作為同台灣當局和各政黨開展交往的基礎和條件，核心是認同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只要做到這一點，台灣任何政黨和團體同大陸交往都不會存在障礙。“台獨”分裂勢力及其活動損害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企圖挑起兩岸民眾和社會對立、割斷兩岸同胞精神紐帶，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最大障礙，是台海和平穩定的最大威脅，必須堅決反對。兩岸同胞要對“台獨”勢力保持高度警惕。

習近平指出，為兩岸同胞謀福祉是我們發展兩岸關係的著眼點和落腳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要兩岸同胞共同推動，靠兩岸同胞共同維護，由兩岸同胞共同分享。堅持為兩岸同胞謀福祉的理念不會變，為台灣同胞辦實事、辦好事的政策措施不會變。祖國大陸注重聽取台灣各界特別是基層民眾意見和建議，願意了解台灣同胞想法和需求。祖國大陸歡迎更多台灣同胞參與到兩岸大交流進程中來，成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支持者、參與者。要繼續加強兩岸同胞交流往來，實施惠及兩岸同胞的政策法律措施，擴大台灣基層民眾受益面和獲得感。祖國大陸願意讓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願意為台灣青年提供施展才華、實現抱負的舞台，讓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為他們的成長、成才、成功注入新動力、拓展新空間。

習近平強調，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是兩岸同胞的共同追求。中國夢既是國家、民族的夢，也是包括兩岸同胞在內的每箇中華兒女的夢，同我們每個人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緊密相連。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兩岸同胞從來都是命運相連、榮辱與共的。兩岸同胞要攜手同心，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智慧和力量。

習近平希望民革、台盟、台聯各位委員深刻領會中共中央對台大政方針和決策部署，充分發揮同台灣地區和海外聯繫廣泛的優勢，密切同台灣同胞的聯繫，促進兩岸人員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推動兩岸同胞攜手共圓中國夢。

社會評論

楊毅： “九二共識”是兩岸開展協商、建立互信、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政治基礎。“九二共識”的核心是堅持一個中國，精髓是求同存異。中共十八大首次將“九二共識”納入中國共產黨代會的報告，明確指出“兩岸雙方應恪守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的共同立場，增進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知”。

台灣《經濟日報》稱，從1987年兩岸開啟純民間接觸的1.0時代，到通過“民間”的海協、海基兩會進行2.0時代交流，再到摘掉“白手套”，由雙方兩岸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首次正式會談，標誌著兩岸接觸進入2.5新時代。島內輿論期望很高。不過透過台“立法院”給王郁琦劃的“不簽署任何政治性檔案”、“不接受‘一中框架’”等紅線，分析人士看到兩岸關係進一步突破面臨的重重困難，並斷言此次會晤象徵意義更大。兩岸能開拓新渠道對話已然是一大進步。

共同建議

1．積極促進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及早期收穫計畫等儘快生效和執行，以利兩岸產業和民眾儘早受益。及時展開後續商談並簽署相關協定，進一步推動兩岸經濟關係正常化、機制化進程。

2．推動兩岸新興產業全面合作。促進兩岸新能源、節能環保等新興產業規劃和產業政策的對接；通過規劃引導、政策支持、產學研共同參與的項目合作，探索兩岸產業合作新模式和新途徑，提升合作水平。

3．擴大兩岸產業合作領域。繼續實施兩岸產業合作搭橋項目，鼓勵雙向投資，推動產業合作試點項目；深化在紡織、電子、精密機械、石化等領域的合作；加強信息、生技、新能源、節能環保、電動車等新興領域的合作。

4．積極發展現代服務業，提升兩岸服務業競爭力。在金融服務、農產品物流、網路服務、觀光醫療、電信增值服務等領域加強合作，創造兩岸服務業新價值，提供更多就業機會，提升人民生活質量。

5．加強新能源、節能環保產業鏈最佳化整合。鼓勵兩岸企業通過共同投資、研發、生產及開拓市場等形式，提升產業技術和製造能力，降低生產成本，增強產品核心競爭力。

6．推動兩岸科技合作，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鼓勵兩岸共同建立研發中心，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相結合的創新機制；鼓勵兩岸的科技園區、科研機構、高等院校就新能源、節能環保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開展合作；深化兩岸技術標準合作，建立溝通機制。

7．協助企業加快轉型升級。引導大陸台商利用大陸實施區域發展規劃和擴大內需市場的契機，調整發展策略和市場布局；鼓勵兩岸中小企業發揮優勢，加強合作，增強應對市場競爭和適應技術變革的能力。

8．加強兩岸技術、管理人才教育培訓的合作。為太陽光電、風力發電、節能環保等產業提供高素質人才，提升兩岸新興產業技術研發與創新能力。

9．建立兩岸新能源、節能環保產業（節能車輛、先進電池、LED照明、光電產業等）交流合作平台。定期舉辦新能源、節能環保項目合作交流；擴大智慧財產權合作，共同推進產業標準的研究與制定，探索聯合組建專利資料庫或建立專利許可合作機制；加強兩岸氫能領域的信息交流與學術研討；研商兩岸企業參與全球碳交易市場機制的可行性；建設以低碳排放為特徵的產業體系和消費模式。

10．推動兩岸環境保護和環保產業共同發展。促進兩岸在發展循環經濟、環境污染防治與生態保護、信息交換、環境監測技術與儀器研製等領域的交流合作。

11．支持兩岸企業共同開拓國際市場。通過定期發布產業、市場信息，促進兩岸產業相互了解，掌握國際市場最新動態，加強對兩岸出口企業合作的支持力度。

12．鼓勵兩岸積極開展應對極端氣候的防災、救災合作。推動建立氣象監測數據、遙感數據的交流平台；開展災害監測、預警與應急回響的交流合作；通報災害預警警報，建立定期交流與災害聯防機制；鼓勵開展兩岸災害應變及專業救災人員交流；聯合舉行應對重大環境威脅的演練；建立重大自然災害相互救援時的聯繫協調機制，簡化手續，便利兩岸專業人員及物資儘速投入救災。

13．支持制定擴大兩岸文化教育交流的政策，繼續加強兩岸文教交流，推進交流的制度化、規範化，共同傳承和弘揚中華文化。

14．鼓勵兩岸就協商文化、教育交流協定進行規劃研究，推動商簽工作儘快啟動。

15．積極促進兩岸在合作編纂中華語文工具書、規範術語和專有名詞及建設中華語文雲技術資料庫方面獲得實質進展。

16．繼續鼓勵和支持兩岸青少年參加形式多樣的交流活動。

17．加快推動兩岸學歷學位互認，鼓勵兩岸學生互至對岸學習研修，促進建立兩岸高等院校相互招生的聯繫與協調機制，建立兩岸學歷學位證件查驗及作業平台。

18．積極促進兩岸體育交流合作。加強兩岸奧委會、單項協會和各類體育組織及專業人員的交流；繼續推動兩岸優秀運動員、教練的交流互訪和移地訓練。

19．建立出版物交流合作規範，繼續擴大出版物貿易和著作權貿易。探討兩岸圖書批發零售業相關促進政策。

20．採取具體步驟，推動儘快實現兩岸媒體互設常駐機構。支持制定促進新聞交流與媒體合作的政策。營造便捷、良好的採訪環境。

21．完善兩岸廣播、影視、出版等業界溝通對話機制，鼓勵加強兩岸文創、數字內容、音樂產業的交流合作，支持制定兩岸合作發展文創產業的規劃及相關政策，共同開拓海外文化市場。

22．推動落實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定，共同維護兩岸文化市場秩序，保障兩岸業者權益。

台灣海峽兩岸關係(中國台灣海峽兩岸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