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文化

中世紀文化

中世紀文化,中世紀的歐洲文化,自從歐洲文藝復興以來,古代、中世紀、現代這三個世代性的概念,已經成為人們對於人類歷史的進程進行階段劃分的通用語。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世紀文化
  • 外文名:The medieval culture
  • 地點:歐洲
簡介,消極影響,積極影響,特點,三個階段,拜占庭藝術,羅馬式藝術,哥德式藝術,

簡介

消極影響

如果以否定之否定的眼光來觀看這三個世代相承的歷史階段的時代特徵,誠如當代的歷史學家所說的那樣:“一個世紀以前,幾乎人人都在為中世紀憂傷扼腕。公元500年至1500年,被看成是人類進步征途中一個漫長而毫無目標的迂迴時代——窮困、迷信、黯淡的一千年,將羅馬帝國黃金時代和義大利文藝復興新黃金時代分隔開來。”於是,中世紀無異於“黑暗時代”的代名詞。可是,如果以相因而持續的眼光來觀看這三個世代相承的歷史階段的時期更替,“史學家現在認識到中世紀歐洲具有巨大的創造力”,因為“經年累月的研究已經表明,中世紀社會仍在持續發生變化”,這就是“約在公元1500年左右,中世紀時代結束時,歐洲的技術與政治的和經濟的結構,已在世界上所有其他文明當中占有決定性的優勢”。然而,當這一優勢以殖民擴張的方式來體現時,往往被視為邪惡而與中世紀聯繫起來。
這樣,中世紀的黑暗表象,也就完全地遮蓋了中世紀的文化成就,促使歐洲以外的人們滿懷著對於邪惡的憤恨而認同於歐洲之內的人們關於中世紀的說法,並且將中世紀這一概念普遍化,用來作為對於人類文化與民族文化在歷史發展中的特定時期進行的時代命名,從而使中世紀成為具有批判性文化概念:“今天,在一般人的頭腦里,‘中世紀’這一名詞臭不可聞,它已經成為反動或者停滯的同義語。因此,如果一個現代改革家想要指責他的保守的對手的思想,他只要把他對手的思想貼上‘中世紀’的標記夠了。”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儘管中世紀並非是一個漆黑一團的歷史世代,但由於歐洲中世紀文化發展的主要時代特徵的獨特性,使其有別於古代與現代,這就是基督教以其國教化及國家化,不僅使基督教神學壟斷了思想而成為官方哲學,而且使基督教教會插手了政治而具有統治權力,在基督教從思想到政治的直接影響下,在保障與促進了歐洲文化發展的同時,又妨害與阻礙了歐洲文化的發展,因而這一影響的正面性與負面性之間的對比十分強烈,較之文化發展的評估需要整體性的綜合考察,做為個人的觀察者往往具有偏於一隅的局限性,因而更容易注意到這一影響的負面性。
同時,隨著歐洲中世紀文化發展時期開始逐漸轉向現代文化發展的時期,這一影響的負面性也就越來越凸出,與此同時,這一影響的正面性卻越來越消退,因而早在公元1381年英國農民暴動的時候,有人就明確地提出:“亞當躬耕,夏娃紡織之時,孰為士紳?”要求建立“沒有階級的社會”。這顯然是根據《聖經》之中有關消除貧富,人人平等,並建立人間天國的述說而引申出來的,因而不僅反映出《聖經》的教義影響已經深入人心,上帝之光已普照大地,而且還表明基督教正統神學的思想控制,與基督教國家教會的政治權威,已經受到了挑戰,預示著基督教在隨後將要出現的從思想到政治的專制地位的全面衰落,及向著宗教本位的必然復歸。 可以說,造成黑暗的中世紀印象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是羅馬帝國在分裂的過程中遭到日耳曼人的入侵,東羅馬帝國長期採取防衛自保的政策,限制了文化創造的活力,使文化發展處於停滯狀態;而西羅馬帝國無力抵擋外來入侵而亡國,新的統治者日耳曼人還處於氏族階段,在文化上遠遠落後於羅馬人,於是出現了文化發展的空缺,從而與羅馬帝國的黃金時代形成強烈的反差。一個是基督教分裂之後出現長期紛爭,東羅馬帝國的統治者以政治手段來操縱與壓制不同教派,使東正教淪為御用工具,失去了基督教的宗教獨立;西羅馬帝國滅亡以後的新統治者與天主教達成妥協,教皇國的建立加快了其世俗化的進程,遠離了基督教的宗教本位,從而與義大利文藝復興的新黃金時代形成強烈的反差。 這樣,如果從異族入侵的角度來看中世紀的時間區劃,它的起始時間則是西羅馬帝國滅亡的公元476年,而它的終止時間就是奧斯曼人征服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滅亡的1453年,在這一時期內,形成了以東正教為標誌的拜占庭文化,與以天主教為核心的西歐文化;同時,如果從宗教紛爭的角度來看中世紀的時間區劃,它的起始時間就是東西兩派教會分裂的公元482年,而它的終止時間則是東西兩派教會正式公布“聯合通諭”的1452年,在這一時期內,出現了以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為首領的東正教,與以羅馬教皇為首領的天主教。
公元324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統一羅馬帝國以後,將古希臘殖民地城市拜占庭改名為君士坦丁堡,並做為羅馬帝國的東都,後來成為東羅馬帝國的首都,人稱新羅馬,隨著西羅馬帝國的滅亡,東羅馬帝國又被稱為拜占庭帝國。拜占庭帝國的疆土大部分在歐洲東部以外的亞洲與非洲,特別是由於有人力、物力、資源充沛的小亞細亞地區為後方,再加上君士坦丁堡三面環水的易守難攻地形,在幾乎長達1000年的時期內它擊退了一次又一次的外來人侵,這正是造成其文化發展長期處於停滯狀態的一個主要原因。
在這一時期內,被稱為“壟斷的天堂,特權的天堂,家長式統治的天堂”的拜占庭帝國,將羅馬專制政體、希臘文化傳統、基督教教會融為一體,形成了全新的拜占庭文化,而以國教面目出現的東正教則成為拜占庭文化的時代標誌,一方面是東正教教徒視皇帝為教會的保護者,為帝國而戰也是為上帝而戰,穩固了帝國的政治根基;一方面是皇帝對於教會的嚴格控制,在給與教會一定政治特權的同時,又極力對教會事務進行政治干預,這直接影響著東正教的正常發展,從而使其文化發展難以獲得新的思想動力,成為東羅馬帝國文化發展停滯的又一個主要原因。
早在西羅馬帝國亡國之前的公元452年,當有著“上帝之鞭”之稱的匈奴首領阿提拉,率領大軍直驅羅馬城而來的時候,帝國皇帝一心要放棄羅馬城,而羅馬主教利奧一世教皇則懷著能夠說服匈奴人離開羅馬城的願望,出城與匈奴人進行協商,結果匈奴人不戰而退,這一有如奇蹟一般的事變,不僅大大提高了羅馬教會的宗教影響,而且開創了羅馬教會直接介入政治活動的先河,從而為教皇制的肇起與天主教的國家化奠定了始基。
在公元455年,日爾曼人的一支汪達爾人又洗劫了羅馬城,致使全城一片廢墟。然而,此時的帝國皇帝企圖以日爾曼人的僱傭軍來保護自己,結果反而被日爾曼人在公元476年廢黜,將帝國服飾標誌送往君士坦丁堡,從此,西羅馬帝國滅亡,而日爾曼人則登上了統治者的舞台。頻繁的戰火將昔日羅馬帝國殘存的輝煌早已掃蕩一空並焚毀殆盡,繼而日爾曼人更是以其“蠻族”的生活方式敗壞著羅馬人的雅致:“祝願鼻子不能嗅出蠻族的氣味”;而“神裁法”的野蠻更是破壞了羅馬法的精緻:用手從開水鍋裡面取出東西燙傷後是否感染來判定有罪還是無罪,結果終於造成文化發展的一段空缺。

積極影響

這一空缺的出現為中世紀抹上了第一層黑暗,但是日爾曼人的蠻族文化也不是一無可取的,這就是習慣法居於王權之上,避免了國王的專制,而習慣法的修改則必須經過長老會議的認同,這就直接影響到王權統治不能儘快形成,並且促發了天主教教會的世俗化進程。與此同時,日爾曼人的習慣法還播下了立憲思想的種子,導致王權統治權威的相對有限,以致於有人評論說:“歐洲的民主起源於日爾曼人。”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文化發展空缺的填補,主要是在天主教教會的引導之下來進行的,整個填補過程至少一直延續到公元11世紀初,而這將近600年的時期便被稱為中世紀前期。
正是通過天主教教會的傳教活動,不僅促使日爾曼人放棄了原有的多神教而改信天主教,而且也促成了蠻族統治者對於天主教的宗教需要。於是,在公元496年,據說是因祈求上帝保佑而在戰爭中反敗為勝的法蘭克王國國王克洛維改信天主教,並且在兩年以後率領3000名將士接受了洗禮。以此為開端,日爾曼人的諸多國王紛紛皈依天主教,並且以天主教來作為日爾曼人各王國的精神支住,再次在歐洲的大地上確認了天主教的國教地位,這就有利於日爾曼人通過天主教來逐漸認同羅馬人的生產方式、政治體制、精神生活,盡力縮短蠻族文化與羅馬文化之間的距離。由此可見,天主教教會在傳教的同時,也在客觀上促進了文化發展的復甦,為進入中世紀後期的文化發展奠定了從物質到精神的初步基礎。 中世紀前後期的時間分界線是公元1054年,就在這一年出現了所謂的東西教會大分裂。這次大分裂之所以異乎尋常,在於其產生的原因,並非僅僅是羅馬教會與君士坦丁堡教會之間爭奪《聖經》闡釋權和基督教教會領導權的問題,而是拜占庭帝國與日爾曼諸王國之間關於文化實力的一次政治較量。顯然,雙方的這一較量難分勝負,只好各行其是,從而反映出拜占庭帝國文化實力的下降,與日爾曼諸王國文化實力的上升。這樣,以東正教為標記的拜占庭文化不斷衰落,已經失去了作為中世紀歐洲文化發展代表的可能性,而以天主教為核心的西歐文化卻不斷上升,並最終成為中世紀歐洲文化發展的代表。 如果說人們關於中世紀前期的黑暗印象與基督教,特別是與天主教毫不相關的話,那么,對於中世紀後期的黑暗印象,則與基督教,主要是與天主教直接相關。這一點,是與教皇國的崛起分不開的。羅馬教皇與法蘭克王國國王建立了緊密的政治關係,公元756年,法蘭克王國的篡位者丕平得到了羅馬教皇的承認與支持,於是將羅馬城周圍的大片國土獻給羅馬教皇,由此而形成了教皇國,這是在歐洲出現的第一個基督教國家化的神權國家。在東西教會大分裂之後,教皇國的勢力越來越強,從政治到宗教的影響也越來越大,達到了天主教教會權威的頂峰,進入了它的鼎盛期。這一鼎盛期從11世紀下半葉開始,一直持續到13世紀末,接近兩個半世紀。
正是在教皇國的鼎盛期之中,先後出現了十字軍東征與異端裁判所,來分別顯示宗教狂熱之下的武力炫耀與宗教迫害,武力東征與宗教裁判不僅造成了大量的生命損失,而且動搖了教皇國的統治,直接影響到教皇地位的合法性,造成了教皇依附於國王的現象:公元1245年,由於權力之爭,來自德國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大軍包圍了羅馬城,教皇莫諾森四世愴惶中逃到法國里昂,在法蘭西王國國王的支持下宣布開除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教籍;隨後在1309年至1377年之間,一共有7任教皇在法國的阿維尼翁設立教廷,受到法蘭西王國國王的控制,以至被稱為新“巴比倫囚虜”;最後在1378年至1417年之間,由西歐各國的國王分別擁立了三個教皇。
弄巧成拙的教皇三足鼎立,導致的後果就是:一方面天主教教會內部權力分散,教皇的權力相對削弱;一方面天主教教會政治權威失落,國王的威望上升。這不僅促成了宗教改革運動的最終出現,而且推動了西歐文化發展的文藝復興。
公元1431年至1449年之間,召開了第十七次基督教普世主教會議,首先是天主教在瑞士的巴塞爾舉行會議,一是提出與胡斯運動中的溫和派達成妥協,同意他們在宗教儀式上的某些改革主張,一是重申基督教普世主教會議的權力直接來自上帝而高於教皇,要求限制教皇的某些權力;隨後,於公元1438年在斐拉拉召開了東正教與天主教重新謀求統一的會議,由於面臨奧斯曼人入侵的威脅,東正教派出了包括拜占庭皇帝與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在內的700名代表出席會議,並於第二年在弗羅倫薩簽署了“聯合通諭”,承認羅馬教皇為“基督在世代表”,具有全權地位,企圖以此獲得西歐大主教各國的大力支持,然後繼續就“煉獄”、“和子句’等教義問題進行討論。 然而,被拜占庭皇帝視為救命符的聯合通諭遭到了東正教教會的普遍抵制,一直到1452年才得以正式公布,可惜為時已晚。??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拜占庭帝國在歷史的視野中消失,而重新統一基督教也成為永遠的夢想,與此同時,也宣告了歐洲中世紀的終結。由此可見,教皇國的鼎盛與發生宗教狂熱實際上是天主教國家化達到極點的不同體現而已,也可以視為天主教教會世俗化的一個典範,同時也成為天主教盛極而衰的歷史裡程碑。從此以後,教皇權力的削弱與宗教盲信的消退,將直接對歐洲的文化發展產生積極的作用。 當然,十字軍東征不是一個偶然的歷史事件,而是有著某種客觀必然性的歷史過程。
隨著基督教的廣泛傳播,上帝之道深入人心,特別是文化發展空缺之中的艱難生存環境,使教徒們感受到人間地獄的滋味,力圖以自己的苦行來為自己深重的罪孽進行贖罪,不僅出現了眾多的修道院,而且出現了更多的不願脫離人間生活的教徒,故而他們採用朝聖這一最普遍的苦行方式來實現自己的贖罪願望,由此讓上帝之光普照眾生。所以,到《啟示錄》所說的“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去,親臨沐浴神的榮耀光照,親自在“城的光里行走”,已經成為每一個信徒的最大願望。 這樣的朝聖活動的規模越來越大,於是,在公元1065年,就出現了一幅由一位主教帶領一支由7000個日爾曼信徒組成的朝聖隊伍,浩浩蕩蕩地向耶路撒冷行進的浩大場面。當他們來到耶路撒冷這基督耶穌受難的地方,沿著當年基督耶穌身背十字架走過的道路,親眼目睹基督耶穌被釘死的那座頭骨形狀的小山丘——髑髏地時,心中就感到應該像基督耶穌承受十字架的重負與苦難來為世人贖罪那樣,在生活的重壓之下來自我贖罪,因而十字架已經不是痛苦恥辱的象徵,而是天國福音的象徵,成為每一個信徒堅守信仰的標記。來到聖地耶路撒冷,就是通過苦難的考驗來虔誠地信仰,在靈魂的淨化之中來走向新天新地。 可是,此時的耶路撒冷,並不僅僅是基督教的聖地,除了是猶太教的聖地之外,它還是伊斯蘭教的聖地。公元637年,阿拉伯人占領了耶路撒冷以後,就修建了清真寺與岩石殿,從此,聖地耶路撒冷在大多數歲月里都在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的控制之下,好在基督教的朝聖者只是對聖地耶路撒冷充滿了崇敬嚮往之情,並沒有奪取它的打算,因而也不會受到多大的限制。不過,在公元1077年,當塞爾柱突厥人占領耶路撒冷以後,基督教的朝聖者開始受到限制,並且,占領者還向他們徵收高額的費用,因為此時的塞爾柱突厥人正在猛攻拜占庭帝國,他們需要源源不斷的軍費開支。最後,在公元1085年,日耳曼信徒前往聖地耶路撒冷的道路已被完全切斷。
1092年,已經橫掃了拜占庭帝國後方小亞細亞地區的塞爾柱突厥人,又占領了離君士坦丁堡只有10來公里的尼西亞。據史家記載,據說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宮裡從窗戶望出去,所能看到的地方,就已經有很多都不再屬於拜占庭帝國了。在苦苦堅持了3年以後,由於大蘇丹的去世,塞爾柱突厥帝國開始瓦解,拜占庭皇帝終於等來了收復失地的那一天。然而,經過多年的戰爭,拜占庭帝國早已衰弱不堪,沒有能力承擔起這一重任。於是,在公元1095年,拜占庭皇帝阿列克修一世向羅馬教皇烏爾班二世求助,希望對方幫助其徵募僱傭軍,以便進行反攻。
來自拜占庭帝國皇帝的求助,得到了羅馬教皇的積極反應,原因很簡單,烏爾班二世想借這一次機會來實現他多年的夢想——一個重新統一基督教的夢想,不僅要使羅馬教皇成為東西教會的共同首領,而且更要使天主教教徒完全服從羅馬教皇的權威!總之,向異教徒宣戰,以避免聖地耶路撒冷遭受褻瀆,為上帝而戰!這無疑是一個能夠促使日爾曼諸王國立即停止彼此紛爭,一致向外使用武力的神聖口號。

特點

西方基督教的興起,象徵著古代的結束和中世紀的開始。漫長的中世紀是“上帝”統治人類的時代,時間跨度將近一千年。自公元393年基督教成為羅馬“國教”,西方進入了“政教合一”神權體制的思想黑暗年代。人民遭受著宗教和國家權威的雙重奴役。如果說古希臘藝術是以存在為主體、重視視覺直覺的自然化藝術,那么中世紀的藝術則是以宗教為主體,重在表現情感和理念的理念化藝術。 中世紀藝術是非個人化和非自然化的。所有的藝術只與上帝和上帝的教義有關,所有類型的藝術品如雕刻、繪畫、彩繪玻璃等只能在上帝的世界——教堂里存在。藝術成為宗教的奴僕和宗教意識形態的宣教工具。藝術只用來圖解《聖經》,以形象直觀生動有力的視覺樣式直接作用於教民,尤其是廣大的不識字的教民,使他們接受並崇拜宗教所宣揚的道德和精神的意義。基督教中“不要崇拜偶像”的教條使得曾經是古希臘藝術主體的大型人物立體雕像蛻變為依附於教堂建築上的神像浮雕。立體雕像藝術淪為浮雕是藝術喪失其獨立性的象徵。古希臘雕刻中所崇尚的人體力與美的風貌在中世紀喪失殆盡。 後人至今可以通過歐洲的教堂藝術來想像和認識中世紀的世界。中世紀藝術的風格與希臘藝術迥然相異:遠離現實生活,趨於裝飾性、象徵性和概念化的抽象表現手法。 中世紀藝術風格的形成源自於兩個思想源泉:一是柏拉圖的“超驗理念”,人們崇拜精神追求,鄙視世俗欲望;二是基督教的教義:只有上帝基督才全知全能,人類對上帝頂禮膜拜而失去自我的獨立思考。中世紀的文化結構具有高度的符號學性質:每一事物都有社會價值,一切事物都有相對應的意義,即也就有對應的指號。意義即為存在的指號,並與價值觀念相關。中世紀文化的內容與表達之間具有很大的肖似性。很多的概念都有著相對應的記號(如十字架為上帝的象徵)。
中世紀的思想特徵是蔑視物質,重視記號所表達的意義。“代表本身的事物(用於實用的目的)在文化代碼結構中占據最低層;作為另一類事物(用於觀念表達的目的,如權力、神聖、高貴、力量、富有、智慧等)則與前者不同。由於意義問題與價值相聯繫,就產生了把各種文化記號的表達與內容分等的問題。此外,記號的價值學不僅受事物的價值影響,而且受內容與表達之間關係的某些定量特徵的影響。”[4] 如宗教的物品,它的內容相對應的價值就可能達到較高的層面。如十字架原本是羅馬帝國執行死刑的刑場標記,由於基督教將其作為聖像裝飾物,其內含的價值意義使這個標記成為教民崇拜的對象。這種崇拜行為是符號性的,因為教民崇拜的不是聖像裝飾物的物質性本身,而是它所代表的宗教觀念與權威。(Fig.x 意義層面等級結構圖)在這種意義等級結構中,占據最高位置的是不含有物質性的記號,稱為零記號(即表達抽象意義的記號,沒有現世的物質可以與其相匹配)。正是這種價值觀的引導,中世紀藝術作品反映的都是宗教題材,而人的現世生活卻很少表現。

三個階段

中世紀藝術也因此構成其特有的風格,其演變分為拜占庭藝術羅馬式藝術哥德式藝術三個階段。

拜占庭藝術

拜占庭藝術是典型的描繪神性的宗教藝術。為了向教徒講解聖經的故事,傳達上帝的思想,內容的簡潔與意義的明晰至關重要。藝術家放棄憑肉眼所見的直覺來描繪的習慣,而是展開想像,將自然與真實的東西轉換為理念情感加以表達。因此,拜占庭藝術不考慮空間感的真實和戲劇性的細節描繪。這種簡約的圖解式繪畫也曾經發展輝煌。並且,這種純粹的以構圖結構將“觀念”翻譯成可視形象的藝術手法對後來的現代藝術尤其是抽象主義等藝術流派產生過重大影響。

羅馬式藝術

第十世紀後,歐洲發展成封建制度,形成貴族、武士、平民、奴隸等多階層社會。城市共和國的興起,對義大利的政治文化產生新的影響。各地興建新的教堂,藝術風格出現演變,逐漸形成以延續當年羅馬風格為主卻又融合了早期拜占庭風格的新羅馬式藝術教堂建築的式樣設計也有了變化:中殿以圓拱頂取代了以前的木樑,材料不再使用磚塊而是大量使用石材,猶如周身披上了“白色的外衣”,形成一種外部莊嚴的古典風格。著名的比薩斜塔是新羅馬式教堂藝術的代表作之一。

哥德式藝術

十二世紀,一種區別於羅馬式藝術的風格——哥德式藝術在法國形成,並逐漸拓展至全歐洲,延續到十五世紀。“哥德式”(Gothic)一詞源於中世紀的建築,是一種發祥於北法蘭西、普及於整個歐洲的國際性藝術樣式,包含了繪畫、雕塑、建築、音樂和文學等所有文化現象。
哥德式建築(Gothic architecture),或譯作歌德式建築,是一種興盛於中世紀高峰與末期的建築風格。它由羅曼式建築發展而來,為文藝復興建築所繼承。發源於十二世紀的法國,持續至十六世紀,哥德式建築在當代普遍被稱作“法國式”,“哥德式”一詞則於文藝復興後期出現,帶有貶意。哥德式建築的特色包括尖形拱門、肋狀拱頂與飛拱。該種建築雖曾於歐洲全境流行,不過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一度頗為被藐視。
哥特建築和哥特雕塑出現大約50年後,哥特繪畫風格在13世紀的時候開始展露,從羅曼風格至哥特風格的過渡並沒有明顯的界限,但是我們可以發現這一時期的繪畫風格較之於前更加沉悶,黑暗和情緒化。這種轉變在1200年左右始於英國和法國,1220年左右發展至德國,1300年至義大利。哥特繪畫主要以4種形式出現:壁畫,板畫,插圖和花窗玻璃畫。作為早期基督和羅馬傳統的延續,在南歐壁畫一直被教堂作為主要的圖像表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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