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義
“冷戰”一詞首次出現於1946年初政論家斯沃普(Herbert Ba-yard Swope)在為參議員巴魯克起草的一篇演說稿。1947年9月,美國資產階級政論家
李普曼又發表了一系列鼓吹“冷戰”的文章。“冷戰”一詞開始廣泛流行。它與“
鐵幕”一詞同時流行,表示美蘇之間除了直接戰爭之外,在經濟、政治、軍事、外交、文化、意識形態等各方面都處於對抗。
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從1945年9月11日至10月2日的倫敦第一屆蘇、美、英、法四國
外長會議開始,圍繞與意、羅、保、匈、芬五個次要敵國締結和約的問題,四國外長前後共開了四屆7次會議進行討論。經過反覆爭論,最後終於就戰敗國的領土劃分、賠款以及政治軍事條款達成一致,並於1947年2月10日締結了五國和約。五國和約的簽訂反映出大國劃分
勢力範圍的意圖。

二戰後盟軍占領下的德國
根據蘇、美、英三國首腦在
雅爾達會議等一系列國際會議上所達成的協定,確立了處理德國問題的各項政治經濟以及軍事原則。德國投降後,蘇、美、英、法分區占領德國,並由四國總司令組成盟國管制委員會。但是,後來在非軍事化、民主化以及賠款等問題上,蘇、美主張不同。美國從一開始就有重新扶植德國的意圖,以便把它納入美國的戰略體系。而
蘇聯則要最大限度限制和削弱德國。針對西方在1948年制裁德國的做法,蘇聯於同年2月改組
蘇占區經濟委員會,使之成為
準政府組織。3月,蘇聯宣布退出盟國管制委員會。德國分裂不可避免。

溫斯頓·邱吉爾、哈利·杜魯門以及史達林在波茨坦會議,1945年
在處理戰敗日本問題上,美國一開始就有獨占的意圖,而蘇聯方面則進行了不少鬥爭。經過幾輪討價還價,在美國滿足蘇聯占領日本
北方四島要求的情況下,
史達林最終同意
美國占領日本本土。
經過
冷戰開始
二戰後,為了遏制蘇聯,實現稱霸世界的目標,美國推行了“
杜魯門主義”、“
馬歇爾計畫”和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三根支柱,它們是在1947、1948、1949三年內相繼出台的。這意味著美國從政治、經濟、軍事上三管齊下,對蘇聯實行政治上的孤立打擊、經濟上的封鎖和軍事上的包圍。其中“杜魯門主義”是“冷戰”政策的核心部分,出籠的由頭是代替英國挽救希、土危機,鎮壓兩國的共產黨。由此推而廣之,只要哪個地方有進步運動,美國就宣布這個地方有“共產主義威脅”,就立即提供經濟、軍事援助,乃至出兵干涉。
“杜魯門主義”由此便成了對世界的干涉主義。“馬歇爾計畫”表面上是一項純
經濟援助計畫,但實際上同樣是為了壓制共產主義的發展,進而從政治和經濟上取得控制
西歐的主導權。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一個完全由美國領導和控制的純軍事組織,美國將西歐防務掌握在自己手裡,牢牢地確立了美國在歐洲的霸主地位。
反共產主義的觀點認為“蘇聯的
極權主義,共產主義
意識形態的擴張以及
史達林的偏執狂”是冷戰產生的根源;較公正的觀點則認為:對於冷戰的產生,美、蘇都應承擔責任。其實美國和蘇聯都想“領導世界”。美國要獨霸世界,而蘇聯決不準許美國任意主宰世界。美國要使
東歐變成所謂的自由世界,而蘇聯決不容許美國插足蘇聯的勢力範圍。美國要關心和擴展自己的經濟利益,而蘇聯要保障自己的安全利益。美國要在全世界推行
資本主義,包括西方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而蘇聯要在全世界推行社會主義,包括推行
無產階級革命和
民族解放運動。美、蘇都認為在剛剛經歷二戰後必須避免雙方直接交戰,但是,它們之間的戰略目標、戰略構想、戰略利益的衝突和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的對立,必然導致昔日盟友反目成仇。於是,冷戰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冷戰的根本起因。而杜魯門政府在戰略態勢上採取攻勢,制定和推行了遏制蘇聯的
冷戰政策,則是冷戰的直接起因。
其中最著名的便是1946年2月22日美國駐蘇聯大使館的
喬治·凱南的“
八千字電報”,其中明確提出了遏制蘇聯的戰略理論。9月,美國總統特別顧問克拉克又向
杜魯門提交了一份題為《美國與蘇聯的關係》的報告,報告主張美國應準備與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聯合起來,努力締造其想像中的世界,並聯合一切反蘇力量。這些國家均可得到美國的經濟援助和政治支持。這些關於遏制蘇聯的戰略理論被美國決策層採納,成為美國冷戰政策的理論依據。之後,1947年3月12日,杜魯門在
美國國會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
咨文,宣稱:今日世界的所有國家都面臨著對兩種不同生活方式的選擇,一種是以大多數人的意志為基礎的自由制度,另一種是以強加於大多數人的意志為基礎的集權政體,而美國政策必須支持那些自由國家人民抵抗武裝的少數人。他強調:“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直接或間接侵略威脅了和平,都與美國的安全有關。”杜魯門這篇咨文的發表標誌著杜魯門主義的提出。這是美國第一個具有全球戰略性質的對外戰略和安全戰略,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重大轉折。
針對美國的政策,史達林採取了相應對策。其基本指導思想:鞏固
雅爾達體制成果,加固東歐陣地;在理論上明確“兩個陣營和
兩個平行市場”概念;立足於準備一場新的戰爭的到來。基於這些考慮,史達林確立了他的積極防禦方針。大力恢復和發展經濟,加強國家防禦能力。優先和高速發展
重工業,突出
國防工業建設,迅速加強國防力量。整頓和改組軍隊,全面提高
武裝力量素質。蘇聯在戰後組織大規模復原,更新武器裝備,改組作戰指揮系統,使整個軍隊裝備和素質大大提高。實施戰略
縱深防禦,在蘇聯國土周圍建立“安全防禦帶”。二戰後蘇聯不僅在東歐地區建立“安全帶”,並在
遠東也得到了一些權益。中國政府實行“
一邊倒”政策,更加強了它東部的縱深防禦,為了恢復東歐國家的經濟和監視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也制定了與馬歇爾計畫相似的
莫洛托夫計畫(即“
經濟互助委員會”的雛形)來援助東歐經濟。

社會主義陣營在歐洲的成員
1948年2月至6月,美、英、法、荷、比、盧六國舉行會議,決定建立
西德政府。不久,美、英、法占領當局於1948年6月18日宣布在西占區實行“
幣制改革”,發行所謂“B”記馬克,在西占區流通。這是正式分治德國的第一個重大實際步驟。蘇聯隨即全面封鎖西占區與
柏林西管區之間的水陸交通,並宣布在東占區和大柏林區發行新貨幣,由此形成戰後第一次美蘇冷戰高潮——
柏林危機。美國為此一方面架起空中橋樑為
西柏林空運物資;另一方面對蘇聯進行威懾加緊控制德國,於1949年4月成立北約。危機持續近1年,1949年5月達成協定,雙方取消了一切封鎖,這一危機使大柏林分為為東西柏林(各有自己的行政系統)。
柏林危機結束後,美國加快了分裂德國的步伐。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1949年5月23日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正式成立。同時,蘇占區也積極籌建東德國家。10月7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成立。至此,德國正式分為兩個國家。德國的分裂是美、蘇冷戰的產物,它在德意志民族的歷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一頁。
1949年4月4日美國與西歐、
北美主要已開發國家為實現防衛協作而建立的一個國際軍事集團組織,即“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馬歇爾計畫在軍事領域的延伸和發展。

1950年9月15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中)呼籲召開北約會議
1955年5月14日,蘇聯、
捷克斯洛伐克、
保加利亞、
匈牙利、民主德國、
波蘭、
羅馬尼亞、
阿爾巴尼亞8國針對美、英、法決定吸收聯邦德國加入北約一事,在
華沙簽訂了《友好互助合作條約》,同年6月條約生效時正式成立了軍事政治同盟──華沙條約組織,簡稱華約,總部設在
莫斯科。主要是防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大規模軍事入侵。
隨著蘇聯經濟和軍事實力的進一步增強和美國實力的相對削弱,美蘇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便愈演愈烈。到20世紀50年代後期起,美蘇爭霸的格局逐漸形成。
達到高峰
從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初,被認為是尖銳冷戰時期。美國為爭奪世界霸權,甚至訴諸局部戰爭。但自20世紀60年代,兩極化國際局勢的打破使得兩個超級大國不得不改變姿態。雙方都發現傳統的冷戰政策已導致失敗,開始採用一種更為靈活的政策,出現了有限緩和狀態。因此,這一時期美蘇爭霸的特點是雙方既有緩和又有爭奪,優勢在美國。
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
赫魯雪夫改變了史達林時期的對美積極防禦方針,開始推行同美國爭奪霸權的政策。1956年蘇共召開20大,赫魯雪夫提出了同美國“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在
第三世界進行“和平滲透”的“三和”政策。其目標是緩和冷戰開始以來僵硬的美蘇關係,希望實現“美蘇合作”,共同主宰世界;同時加緊擴大在第三世界的影響,與美國爭奪戰略空間。

北約和華約兩大陣營在歐洲對峙
史達林逝世後,蘇聯改變了史達林時期堅持的對奧和約應在德國問題解決以後才能簽訂的立場,主動與西方國家合作,於1955年簽訂對奧和約,結束了四大國對
奧地利的占領,解決了二次大戰的一大遺留問題。聯邦德國總理
阿登納應邀訪蘇,舉行兩國建交談判。經過幾天的艱苦會談,雙方決定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1959年,赫魯雪夫應邀訪美,在
馬里蘭州的總統療養地
戴維營,與美國總統艾森豪舉行會談。
戴維營會談是蘇聯推行蘇美合作外交戰略的重大行動,美國實際上承認了蘇美同是
超級大國的事實。
在
約翰·甘迺迪任內,美國對蘇政策又有了一些新變化:1961年甘迺迪政府提出“和平戰略”,力圖在實力地位基礎上,利用戰爭與和平兩手,把對抗與緩和結合起來,確保美國在爭霸中的主動地位;其次,用“
靈活反應戰略”取代“大規模報復戰略”,提出要打四種戰爭、
兩個半戰爭的戰略。在此期間,
第二次柏林危機、
古巴飛彈危機接連爆發,美蘇對抗升級,使世界和平愈發麵臨嚴重的威脅。
1961年8月,民主德國人大量湧入西柏林,民主德國在東西柏林間修築
柏林圍牆。西方對此提出抗議,美國表示要不惜動用武力保衛西柏林。美蘇雙方出動坦克部隊在柏林圍牆兩邊對峙,接著兩國競相恢復
核試驗,持續三年之久的第二次柏林危機達到高潮。後因利益未受影響,西方默認了柏林圍牆。直到1961年10月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二大宣布取消締結對德和約的期限,美蘇緊張對峙的局面才得以緩和,第二次柏林危機結束。

第二次柏林危機、柏林圍牆
1962年,蘇聯向
古巴運送飛彈,企圖在古巴建立飛彈
發射場,被美國
U-2偵察機發現。甘迺迪總統下令對古巴實行軍事封鎖,並進行戰爭威脅,蘇聯被迫撤走飛彈,危機才告平息。
這一事件,表明蘇聯開始走上同美國進行全球爭奪的道路,同時也表明當時的戰略優勢仍在美國方面。這一階段,在與美國爭霸的同時,蘇聯企圖控制中國,造成中蘇關係惡化,這是它推行
霸權主義政策的又一表現。
局勢緩和
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蘇聯的力量上升到已足以同美國爭霸,一度占有較大優勢,美、蘇才真正擺開爭奪霸權的陣勢。這一時期,蘇聯處於戰略攻勢,對美造成很大壓力;美國居守勢,以穩住戰略陣腳,並且守中也有攻。20世紀70年代蘇攻美守的戰略態勢非常明顯,這10年的美蘇關係經歷了表面上的緩和,爾後便是最緊張和最激烈的對抗。美國經過調整戰略、甩掉了
越南戰爭的包袱。恰恰相反的是,蘇聯成為第三世界國家反對霸權主義的靶子,背上了侵略者的罪責,陷進了難以解脫的困境。
1958年4月和7月,中共要求蘇聯提供承諾給予的
核武器及
核潛艇,蘇聯則提出要在中國領土上建設用於軍事的
長波電台,和在中國領海和中方組建聯合艦隊作為交換。在建設長波電台問題上,
毛澤東認為這牽涉主權問題,提出中方出一半資金,蘇聯出另一半資金和全部技術,但長波電台主權屬於中國,被蘇聯拒絕;而組建聯合艦隊一事,毛澤東則認為蘇聯企圖軍事控制中國。
中國當時海軍十分薄弱,即使組建聯合艦隊也無能力共享蘇聯的海岸線。毛澤東後來在回憶這件事時說:“事實上同蘇聯鬧翻是1958年,他們在軍事上控制中國,我們不乾。”
隨著中蘇關係惡化,赫魯雪夫撤走了原留在中國、輔助中國的科學家。
1969年
理察·米爾豪斯·尼克森就任總統時,美國面臨國內外的困難局面:
韓戰、越南戰爭削弱了美國的實力,引起國內不滿;美國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的地位相對下降;美蘇軍事力量對比發生不利於美國的變化;美國與西歐、日本矛盾加深;第三世界力圖擺脫超級大國的控制,中蘇關係惡化。由此可見,20世紀60年代末的美國對外戰略已到了非調整不可的地步。
1969年7月25日,尼克森出訪途中在
關島對記者發表談話,提出美國在亞洲的新政策,被稱為“關島主義”。1970年2月8日,尼克森在向國會提交的第一篇
國情咨文中,把只是針對亞洲的“關島主義”正式發展為美國新的全球戰略即“
尼克森主義”,宣布要以“夥伴關係”“實力”“談判”三原則作為尼克森主義的“三個支柱”。其內容是:美國從實力地位出發,通過對話和談判穩住蘇聯;承認西歐、日本同美國的平等地位,即“
夥伴關係”,來獲得盟國的支持,牽制蘇聯,達到戰略收縮的目的;同時利用中蘇決裂,制約蘇聯,使美國在外交上有更大的主動權。此外,美國的對蘇政策是一個“連環套”,還包括同蘇聯擴大經濟和文化交往,在政治關係方面搞“緩和”,通過建立一個廣泛的協定網路來套住蘇聯。

美國總統尼克森
20世紀70年代的蘇聯由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當政。20世紀60年代末期,他利用美國深陷越戰的有利時機,集中精力發展經濟、軍事實力。在這同時,他鞏固了“東歐大家庭”,一方面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另一方面宣布“
有限主權論”,加強對東歐的控制。20世紀70年代上半期,勃列日涅夫向西歐發動“緩和攻勢”,此後向第三世界展開猛烈的擴張攻勢,並制定了一套政治、經濟、軍事三管齊下的全球攻勢戰略:用經濟戰略作支撐,軍事戰略為核心,輔之以緩和謀略;以歐洲為戰略重點,在
中東、
非洲展開側翼迂迴,爭奪戰略要地、戰略資源和海洋通道;以打破美國戰略布局為目標,逐步奪取對美戰略優勢。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與理察·尼克森在1973年於華盛頓的會談
20世紀70年代的美蘇緩和主要表現在兩國首腦的頻繁互訪和
戰略武器限制談判等方面。美蘇兩國領導人為解決相互衝突、增加彼此了解,在這一時期舉行了5次會談。在這些會晤中,美蘇兩國共簽訂了100多個條約、協定,制定了指導兩國關係的基本原則。美蘇高級首腦會談是兩國政治緩和的主要形式和內容。在緩和的70年代,蘇美舉行了限制
進攻性戰略武器談判、
中歐裁軍談判、禁止
核武器試驗以及
化學武器談判。1972年莫斯科會晤期間,雙方簽訂了第一階段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和簽署了蘇美《相互關係原則》;在此後的會晤中,雙方在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談判方面又有了不同程度的進展。
1975年,美國國務卿
亨利·基辛格說服新任總統
傑拉爾德·魯道夫·福特簽署了《赫爾辛基協定》。這是一份35國簽署的協定,認定了歐洲“不可侵犯的邊境”,並宣布了對人權的各類保障。《
紐約時報》認為這是一個錯誤,“象徵著批准”蘇聯對東歐的吞併。基辛格爭論說,與對民主國家相比,它“對擁有著最龐大陸軍的強國具有更大的約束”。華沙條約國家也宣稱這是一個巨大勝利。

1975年8月,簽署赫爾辛基協定的各國元首
福特在幾個月後宣稱:“我再也不使用‘緩和’這個詞了。”然而,白宮表示這並不標誌著政策會有任何改變。1976年10月在國家電視台的競選辯論中,福特為《赫爾辛基協定》辯護,聲稱“蘇聯沒有統治東歐,這種情況也絕不會在福特政府期間發生”。
1976年,
中央情報局局長下令專門成立一個“B小組”,對蘇聯的目標和威脅是否比《國家情報評估報告》所描述的更嚴重進行研究。B小組的報告確認了《國家情報評估報告》起草者傾向於“將蘇聯戰略力量建設最小化,因為出於緩和的需要”,毫無疑問,蘇聯正在獲得戰略優勢。
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對第三世界的軍事援助超過經濟援助,20世紀70年代後期,蘇聯軍火輸出直接服務於向第三世界的擴張。
蘇聯利用古巴在第三世界打
代理人戰爭,由古巴派軍隊,蘇聯出武器,介入一些國家的內部爭鬥。例如,插手
安哥拉內戰;在
紅海地區,介入
索馬里和衣索比亞的戰爭。利用這些辦法,蘇聯擴大了地盤。為了打通南下
印度洋的通道,直接用派兵占領了
阿富汗(參見詞條
阿富汗戰爭)。為了戰略上的需要,不顧國際輿論的強烈反對,達到了不惜工本和不計後果的地步。
走向和解
20世紀80年代是美蘇關係從激烈抗爭走向迅速緩解的大變動時期。這一時期是蘇聯走下坡路、乃至進入困難的谷底,美國從守勢中轉為逼蘇在各領域中讓步,而美、蘇之間又終於出現戲劇性和解的時期。這也就是戰後美蘇爭霸的最終一個結局。以馬爾他會晤為標誌,美蘇關係進入了全面和解的新時期。這是以蘇聯的大步後退為條件的,美國認為是從幾十年“冷戰”中最終贏得了“勝利”。
20世紀70年代末期,蘇聯在緩和中的擴張以及中東事態的發展對卡特政府提出了嚴重挑戰。1980年,卡特在國情咨文中提出了
卡特主義,卡特宣布“任何企圖控制
波斯灣地區的外來勢力都將被認為是對美國根本利益的侵犯,我們必須採取任何必要手段,包括武力在內,反擊這種企圖”。這表明美國把它所關心的三個安全地帶,即西歐、中東和遠東連線了起來。此外,卡特政府決心擴充軍力,調整
核戰略。

1983年3月23日,里根宣布星球大戰計畫
面對蘇聯咄咄逼人的攻勢,1981年繼卡特任總統的
羅納德·威爾遜·里根提出“重振國威”“以實力求和平”的口號,採取以“現實主義、實力加談判”為主要內容的對蘇戰略總方針,把遏制蘇聯作為對外政策中心環節,努力恢復美國霸權地位。由此開始了新一輪冷戰。
1986年3月14日,在題為《自由、地區安全與全球和平》的外交咨文中,里根認為,美國應採取對蘇聯強硬政策,“以低烈度的戰爭”方式支持親蘇國家中的反政府武裝活動,甚至可以採取軍事行動直接介入反政府活動不明顯的親蘇國家,支持那裡的“自由戰士”,以便將蘇聯在這些國家和地區所取得的政治和軍事進展“有限地推回去”。對於第三世界中的親美“獨裁政府”,要施加影響,促其實行“民主化”改革,避免因內部動亂而為蘇聯所用。里根主義是美國推行
強權政治的典型表現,其目標是要在蘇聯力量衰弱的形勢下,與其爭奪第三世界。
20世紀80年代前期蘇聯對里根推行的
新遏制政策採取了極為強硬和全面對抗的政策和措施。但蘇聯在勃列日涅夫後期以來的老年政治危機造成蘇聯社會嚴重的停滯局面,各種危機集聚起來。
從1982年11月到1985年3月兩年多時間裡,蘇聯三位年邁的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
尤里·弗拉基米羅維奇·安德羅波夫、
康斯坦丁·烏斯季諾維奇·契爾年科)相繼病故。1985年上台的新一代領導人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巴契夫在國內政治中提出“公開性”和“改革”,試圖結束蘇聯出現的停滯局面。1986年1月,戈巴契夫提出外交“
新思維”政策,從理論到實踐積極推行
和平主義方針。在2月25日至3月6日的蘇共“二十七大”上,他又提出了“加速國家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在“全人類的利益高於一切”的論調下,提出國際關係“民主化”“非軍事化”和“人道化”;蘇聯的政策是“反對暴力”“消除敵人形象”等。
1986年1月15日,戈巴契夫發表了在十五年內分三階段全部銷毀核武器的聲明,想用這個辦法來阻止美國的“
星球大戰計畫”。同年4月和8月,蘇聯又先後提出大規模裁減歐洲常規部隊,暫停核試驗等倡議。美蘇關於
中程飛彈的談判幾經起落,最終在1987年簽訂了《
中導條約》。在談判中,美國採取了進攻態勢,一開始就以一紙計畫來取消蘇聯在歐洲已部署的中程飛彈;此後又提出“
雙零點方案”,要求蘇聯銷毀在亞洲和歐洲的中程飛彈。蘇聯在同美國進行了一番較量後,全盤接受了里根政府所提出的方案。

1988年,里根和戈巴契夫在莫斯科
1989年,蘇聯、東歐形勢急轉直下,給美國帶來了“
和平演變”的歷史性機遇,新上任的
喬治·赫伯特·沃克·布希政府抓住機會,提出了新的對蘇政策,使美蘇關係很快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1989年5月12日,布希在德克薩斯農業和機械大學發表了第一次對蘇政策講話,隨後又於5月22日在
康乃狄克州美國海岸警衛學院進一步闡述了他的對蘇政策。這兩次講話便是“超越遏制”戰略的出台。“超越遏制”的主旨是積極同蘇聯發展關係,加強美蘇合作,促使蘇聯逐漸實現“自由化”,把蘇聯拉進“國際大家庭”,使其融合到國際社會中來。其具體目標是:用施加政治外交影響和提供經濟援助的辦法,加速對東歐的演變,布希於同年7月親自訪問波蘭和匈牙利;敦促戈巴契夫加速實行收縮政策,從第三世界撤退、不干預東歐的變化、在裁軍問題上邁更大的步子;鼓勵戈巴契夫儘快改變蘇聯的社會制度,加入到西方的“國際大家庭”。
1990年3月14日,在蘇聯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會上,戈巴契夫當選為蘇聯首任總統。
兩級瓦解
1988年,戈巴契夫宣布蘇聯將放棄
勃列日涅夫主義,減少對東歐國家內政的干涉,他的發言人將這個政策戲稱為“
辛納屈主義”。1989年,民主德國出現大量公民外逃的浪潮,使長期保持穩定的民主德國政局出現大動盪。這時,
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領導更換,隨後黨的方針改變:承認反對派組織“新論壇”為合法組織;政府宣布開放東西柏林邊界,拆除“
柏林圍牆”;決定實行
多黨制。次年春,稱為“德國聯盟”的三個反對黨聯盟在大選中獲勝。10月,以民主德國併入聯邦德國的方式,實現了兩德的統一。柏林圍牆打開後,大批民主德國公民前往西柏林。後來擴展到
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
保加利亞、
羅馬尼亞等前華沙條約組織國家。東歐劇變使東歐各國的政治體制和社會性質發生改變。

柏林圍牆開放一天后,來自東西柏林的人們聚集在一起
1991年7月1日,華沙條約組織在
布拉格的會議中宣布正式解散。在同月峰會上,戈巴契夫與布希建立美蘇
戰略夥伴關係。布希稱在1990年至1991年的
海灣戰爭中,實現美蘇合作,從而在處理雙方及世界問題上打好基礎。
“新思維外交”強調東歐國家根本變革的必要性,積極評價它們的“自由化”改革,並為西方干預這些國家開綠燈,催化了東歐各國的劇變。這一事態的發展也使蘇聯人民感到極大的困惑,並在蘇共內部引起思想混亂和爭論。民族分離運動的興起在政治、外交改革過熱和社會動盪不安的形勢下,經濟改革實際陷於停滯,經濟發展速度接連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不斷下降,民眾怨聲載道。
尤為嚴重和深遠的是,戈巴契夫提出的“公開性”“民主化”和“政治多元化”口號,揭開了蘇聯各民族之間舊時積怨的傷疤,煽起了民族主義情緒,激化了本已錯綜複雜的民族矛盾,
民族分離主義勢力乘機崛起,蘇聯各加盟國的民族主義政黨興起,聯盟體制面臨崩潰。1990年3月,
波羅的海三國中的
立陶宛率先宣布獨立。接著,一批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相繼發表主權宣言,聯合對抗中央或彼此鬥爭,使聯盟內部的裂痕越來越大。面對危機,戈巴契夫試圖對這些加盟國軟硬兼施,以穩定局勢,但在國內外敵對勢力的壓力下,只得妥協退讓。
1991年3月,就保留聯盟問題舉行了蘇聯歷史上首次全民公決。有80%的公民參加投票,其中贊成保留聯盟的占76.4%。但在草擬
新聯盟條約的過程中經周折,並在中央作出重大原則讓步後才得以定稿。新條約定於1991年8月20日開始簽署。如簽約成功,蘇聯就將是一個“自由的、鬆散的聯邦”。在蘇聯加速演變和新聯盟條約即將簽署的形勢下,8月19日至21日,
八一九事件發生,戈巴契夫一度被停止履行總統職責,後又復出。八一九事件後,蘇共被反對派趕下政治舞台,俄羅斯總統
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葉爾欽掌握了局勢。其他共和國對急劇膨脹的大俄羅斯主義感到強烈不安,紛紛宣布獨立(除俄羅斯和
哈薩克斯坦)。12月8日,俄羅斯、
烏克蘭和
白俄羅斯三國領導人單獨在白俄羅斯首都
明斯克會晤,共同簽署了成立“
獨立國家國協”的協定。其中宣稱,“蘇聯作為國際法的一個主體和一種地緣政治現實已不復存在”,蘇聯的法律和一切準則在三國已不再適用。12月21日,除
喬治亞外的蘇聯11個加盟共和國在
阿拉木圖又簽署了《關於建立獨立國家國協協定議定書》,並發表了《
阿拉木圖宣言》。宣言再次宣布,“隨著獨立國家國協的成立,蘇聯將停止存在”。
1991年12月25日,戈巴契夫發表全國電視講話,宣布辭去蘇聯總統職務,並當場把核武器控制權親手交給了
葉爾欽。同時,蘇聯的鐮刀錘子紅旗從
克里姆林宮上空降下,升起了
俄羅斯國旗。12月26日,蘇聯最高蘇維埃舉行最後一次會議,通過宣言正式宣布蘇聯停止存在。至此,蘇聯解體,兩級格局瓦解,持續近半個世紀的冷戰結束。

蘇聯國旗自克里姆林宮上降下
影響
1、冷戰給美蘇雙方以及東西方之間帶來了長期的對峙和對抗阻礙了
全球一體化發展,也造成了德國、朝鮮等的分裂,並引發
局部戰爭。
2、在冷戰大環境下,因美蘇雙方勢均力敵,所以兩方都在極力的避免戰爭,所以在近半個世紀裡避免了新的大規模戰爭(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3、不同
社會制度的國家在長期共存中都程度不同地從對方身上借鑑了經驗,吸取了教訓,並用於內部調整和改革,推動了世界的整體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