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城(濮陽別名)

龍城(濮陽別名)

1987年在濮陽出土距今6400年的蚌塑龍形圖案在國內外考古界引起轟動,被稱為“中華第一龍”。濮陽被稱為“中華龍鄉”,也是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在1995年命名的。1995年10月中旬,“龍文化與中華民族”學術研討會在濮陽舉辦,研討並肯定1987年在濮陽出土了距今濮陽中華龍鄉碑6400多年的珍貴文物蚌塑龍形圖案,將中華文明史向前推進了1400多年,被國內外考古界譽為“中華第一龍”,所以有此命名。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龍城
  • 出土:濮陽
  • 距今:6400年
  • 被稱為:中華第一龍
中華第一龍,當之無愧,農業之神,圖騰,

中華第一龍

1987年在濮陽出土距今6400年的蚌塑龍形圖案在國內外考古界引起轟動,被稱為“中華第一龍”。據此,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命名濮陽為"中華龍鄉" 如今的龍鄉。濮陽蚌殼擺塑龍是在濮陽市老城的西北隅一個名叫“西水坡”的地方挖修“引黃供水調節池”時發現的。
蚌殼擺塑的圖案一共4組,第4組只是一節殘存,辨不清是什麼形象了;第二組也混混的,像是龍虎疊壓在一塊了,還有石斧呀蜘蛛呀什麼的。清晰的是第一組和第3組。第一組右龍左虎,中間睡一個身高達1.84米的男性墓主。第3組也是有龍有虎,龍背上還騎著一個小人兒。關於這位墓主人的身份,說法已多達5種:一說是巫師,一說是巫師兼部落首領,一說是伏羲,一說是顓頊,一說是蚩尤。幾種說法都沒有定論。
八十年代末蚌龍面世的時候,國內已有距今7000年左右的內蒙古趙寶溝豬龍紋,和陝西北首嶺魚龍紋出土。由於兩種龍紋都和後來的成形龍紋還有距離,因而被稱作“原龍紋”。濮陽蚌塑龍時間上比上述原龍紋晚一些,屬鱷形龍,由於體型比較大,形象同後世的成形龍紋接近,內涵也豐富,因而有了“中華第一龍”之稱。到了九十年代中期,遼寧查海出土了距今8000年的石塊堆塑龍,這條龍無論是時間的久遠,還是長度和寬度,都超過了濮陽蚌塑龍,於是一些學者就認為濮陽蚌塑龍應改稱“中原第一龍”。但是,濮陽和河南省的一些學者還繼續堅持“中華第一龍”的說法。他們認為,儘管其他地區出土了比濮陽龍年代早、體型大的龍,但其藝術造型和文化內涵都比不過濮陽龍。至於濮陽龍圖的含義,有說反映的是“人獸母題”,是巫師乘龍虎鹿“三蹺”升天;有說是中國最早的星象圖;有說墓主人與龍虎相伴,表示著征服自然的力量和情感,表達著勇往直前的陽剛之氣等等。

當之無愧

一座約6500年前的神奇墓葬,轟動了海內外,震驚了世界:墓形奇特,布局神秘,龍虎陪葬,斗轉星移,帶給我們無數千古之謎……
1987年,在濮陽縣西水坡仰韶文化遺址的發掘過程中,考古人員發現在一個墓室中部的男性骨架的左右兩側,有用蚌殼精心擺塑的龍虎圖案,龍圖案身長1.78米,高0.67米,昂首、躬身、長尾巴,前爪把,後爪蹬,狀騰飛。這條由蚌殼組成的龍在全國考古發現的龍圖案中年代最早,據科學測定距今6460年左右,被考古專家譽為“中華第一龍”。
中國社科院歷史學部主任、考古研究所原所長、學部委員劉慶柱到濮陽做了《關於濮陽西水坡龍的幾個問題》的報告。劉慶柱在報告中認為,龍是中國古代人“創造”出來的。中國古代最早的龍應該具備以下幾個主要內容:
第一,最早的龍必須從星象中尋找;第二,龍應該有降雨功能,或者說龍與雨水密不可分,龍應該是脫胎於水生動物;第三,龍的降雨及其與水的管控功能,決定著龍的活動空間,應該在需要降雨的農業地區。龍是農桑文明高度化的造物。而濮陽龍正好符合這三個內容,有成語“桑間濮上”為證。對照1987年考古發現的濮陽西水坡史前時期的蚌殼堆塑龍,這是屬於星象的龍,它有著明確的龍和虎的基本組合關係,是可以確認的時代最早的龍。因為在中國古代大陸之上,以黃河與長江中下游地區農業出現最早、持續時間最長、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影響最大。就黃河與長江兩個中下游地區農業發展相對照而言,前者比後者更為靠天吃飯,更需要龍的降水。所以,龍出現在黃河中下游也就成為歷史的必然。濮陽西水坡的地理位置恰恰就在黃河中下游,龍在這裡最早出現是必然的。
劉慶柱說,從龍與星象、龍與水及雨、龍應脫胎於水生動物、龍與農業、龍與區域自然地理、龍的造型等方面關係來看,考古發現的濮陽西水坡的堆塑龍完全與其相一致。從某種意義上說,濮陽西水坡遺址的龍,是華夏文化與中華民族文化幾千年來延續不斷的龍文化的重要文化遺傳基因。濮陽龍是理所當然的“中華第一龍”。

農業之神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王震中說,龍的問題如此眾說紛紜、撲朔迷離,簡直成了中國文化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在這些猜想中,有不少確實含有一些合理的成分。王震中認為,從考古所發現的龍的形象和古文字中龍的形象以及相關的文獻記載來看,龍可分為有足(爪)之龍與無足(爪)之龍兩大類,我們對於龍的原型的探討,也應該從這兩個方面著眼。
作為有足之龍,首先要說的是濮陽西水坡仰韶文化後岡類型所出土的蚌殼塑龍。濮陽發掘出的蚌殼砌塑的龍(如圖),有著巨大的頭,上下頜有鋒利的牙齒,吐吞但不是叉狀舌。濮陽西水坡仰韶文化後岡類型所出土的蚌殼塑龍則說明遠在6000年前,有足之龍即已存在,從而排除了有足之龍是從無足之龍衍化而來的可能。
龍的原型已如上所述,那么,龍究竟是不是圖騰?王震中認為,對於“以龍紀”的大皡氏、共工氏之類先民來說,龍自然是他們的圖騰,而對於其他部落的先民來講,他們崇拜龍不一定都是以圖騰祖先來對待的。例如濮陽西水坡仰韶文化45號墓中,在墓主人身邊的東側置龍、西側置虎的現象就不可能是圖騰崇拜的反映。因為圖騰,無論是個人圖騰還是族圖騰都是只取一個自然物或一種自然現象;一個族中可以有許許多多的個人圖騰,但就某一個人來說只能有一個個人圖騰;兩個族聯盟時,可以兩個圖騰幷列,但兩個族的圖騰不能由一個人來統領,它可以並飾在同一器物上而不能集中在一個人身上。
至於由於族的融合而發生眾多圖騰的糅合,糅合後的新的崇拜物確實包含原有圖騰的眾多因素,但它是以一個新的共同體出現的,而不是原來眾多圖騰的完整並列。所以,45號墓墓主人身邊左龍右虎的現象絕不是圖騰崇拜現象,而很可能是中國古代最早的“左青龍而右白虎”觀念的展現,即墓主人東側置龍,其意為東方蒼龍所寓之春;西側置虎,其意為西方白虎所寓之秋。在四象即方位上,龍為東,虎為西;在神性上,龍為春神、生神,虎為秋神、死神。墓主人左龍右虎,就是表示他是握有生殺大權之人。45號墓東、西、北三面的小龕內有人殉,表明墓主人絕非一般的人,其身份應當是部落首領,同時也具有巫師的職能。
此外,聯繫45號墓以外的同一地層中,另有兩處蚌殼排列的龍、虎等圖形,其中一處的龍背上騎有一人,另外,在屬於戰國時期的長沙子彈庫帛畫中,死者也駕龍而行,這樣對45號墓墓室內的龍虎圖還可以作出另外一種解釋,即它同墓室外人騎在龍背上的龍虎圖一樣,都象徵著死者的靈魂將要升天或正在升天。龍因“春分而登天,秋風而潛淵”,所以相傳古者神人多乘龍,如《山海經》中就有祝融“乘兩龍”、夏後啟“乘兩龍”、蓐收“乘兩龍”、句芒“乘兩龍”等。《大戴禮·五帝德》說:“顓頊乘龍而至四海”、“帝嚳春夏乘龍”等。總之,由於45號墓墓主人的身份有可能是部落首領兼巫師,當然可以乘龍而升天,可以溝通人與神之間的聯繫,甚至可以成為神的代表。

圖騰

對濮陽歷史文化研究造詣頗深的濮陽知名學者李苒在其專著《濮陽輕叩歷史之門》中指出,漢民族這個概念和中華民族共同的圖騰誕生於濮陽。這個圖騰就是中華第一龍。中華第一龍是民族大團結、大融合的歷史見證,中華第一龍是旗幟,更是中華民族誕生的宣言書。
李苒說,在大漢朝之前,是沒有漢族這個概念的,那時候生活在黃河流域的中原人被後世稱為“華夏”、“炎黃”或“秦人”。那么漢之前,漢人是誰?是哪些人?是如何形成的?我們被稱為“龍的傳人”,我們也自認為是龍的傳人。我們顯然不是幾千萬年前的恐龍後代。那么我們的祖先龍是什麼樣?它又為什麼成為我們的祖先呢?
李苒也認為,龍在自然界並不存在,龍是我們智慧的祖先臆造出來的,並得到群體認可的圖騰。圖騰標誌在我國原始社會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它是最早的社會組織標誌和象徵。它具有團結群體、密切血緣關係、維繫社會組織和互相區別的職能。與之同時,通過圖騰標誌得到族群的認同,受到圖騰的保護。龍是我們大中華的圖騰標誌。在多部落並存、持續戰亂的情況下靠政治智慧和先進的農耕文明入主中原的黃帝,把各個部落邀請來濮陽召開了“圓桌”會議。以黃帝為主,大家共同管理“國家”。於是,新的圖騰誕生,這就是“中華龍”。龍圖騰就是最早的華夏族的標誌,而華夏族又是後來漢民族的前身。中華第一龍於公元1987年在濮陽發現,我們可以認為,它的誕生地就在濮陽。既然龍的誕生地在濮陽,那么順理成章,華夏族的誕生地當然也在濮陽。中華第一龍完全可以作證,漢民族誕生在濮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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