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善繼

鹿善繼

鹿善繼(1575~1636年),北直隸定興(今河北定興)人。鹿正之子,字伯順,號乾岳,晚年自號江村漁隱。鹿善繼死節事聞於朝,追贈大理寺卿,謚“忠節”,並敕建祠祭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鹿善繼
  • 別名:鹿伯順,鹿乾岳,江村漁隱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今河北定興西江村
  • 出生日期:1575
  • 逝世日期:1636年
  • 職業大理寺卿
個人生平,著作,評價,

個人生平

其“先世自小興州徙定興之江村,世有名畿輔”。明神宗萬曆三年(公元1575),鹿善繼生於一個以忠正節義著稱的家庭。祖父鹿久徵為明萬曆進士,曾為息縣知縣,“時詔天下度田,分署上中下壤,息獨下壤報,上官屢卻之,久徵曰:‘度田以紓民,乃病民乎!’執不移,故額田二萬八千頃,至是占隱畢出,溢田四千餘頃,則以現賦均派之,闔邑民沾其利。”其後,補山西襄垣縣,擢陝西道御史,補江西道巡按蘇松諸郡,皆伉直任事,勤政愛民,又敢於犯顏爭辯,很具正直儒者之風範。“方是時,上以軍政考察不當,兵部並斥南北科道三十餘人,御史馬經綸以為言,亦奪職。適久徵還朝,上疏申救,辭激切,上怒,謫判澤州。”後遷滎陽澤令,未任而卒。父鹿正,字成宇,為久徵長子,“少為諸生以孝聞,性不解飲,顧好客,客常滿座,為人倜儻有道骨,能急人難,至激於大義,為排解雖自棄其身家不恤,年八十餘卒,人至今稱鹿太公”。
清朝初期著名的“理學名臣”李光地給予鹿久徵極高評價,以為其“無怍於聖賢”,謂:“鹿氏父子祖孫,粹然儒者,其服官居鄉,潔修亮節,暨乎投難死毀,代有傳紀,太公則介乎其間,終身不仕,頹然若一耕夫耳。當魏忠賢糜滅善類之際,中外仰息回焰濺波,靡不焦爛。於斯時也,能為申屠太邶之事,亦庶幾賢矣。而太公護持營救,歸骨收孤,曾不慮吹毛之及己,卒以誠心厚德,神之相之,雖有害幾莫之能發,此其所處較諸古人不亦優乎……觀其佐父以清直,而勖子以勤瘁,直至視子孫殞身以殉忠孝,而悲慰交胸,大義慨然,則公之平生,其非逐名矯節,而無怍於聖賢也,決矣。”在這樣的家庭中成長,鹿善繼自然深受影響,且能稟承家風。
鹿善繼“端方謹愨”,“生而凝重,少不嬉戲”,家人不令其就塾師,而在家中接受祖父的教育。明萬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八月,鹿善繼應順天鄉試,“因場中題未得解,歸而旁搜諸家注義,其有采輯王文成公《傳習錄》中語者,每閱之,則心動”。第二年,他終於得到祖父鹿久征在任上寄送的一部《王文成公全書》,於是取其中《傳習錄》,“寢食其中,慨然有必為聖賢之志”。明萬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同邑薛一鶚孝廉“誣謗之事起”,牽連多人,鹿善繼以為,“是可誣也,孰不可誣也”,乃挺身而出,白於新縣令胡嘉桂“持勘”,幾得雪之。然而轉過年來,事情又發生了變故,鹿善繼在此事中一展其忠正節義風采。據其門人陳鋐編次之《年譜》“明萬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所記:
“是年,邑紳之不類者,復簧鼓郡守,事幾變。先生愈益奮發,時啟泰先生(孫奇逢)館都門,先生飛書招之,共集孝廉諸生三十六人為告於守,守語稍侵先生。先生憤然曰:“論官者何忍以循良被惡名,養士者何忍以衣冠塗炭?借胥吏以傾士類,借士類以傾縣官,尚有天日乎?某等頗知自愛,從前未嘗來,此後定不來,獨此義憤所激不容不來爾。”侃侃昌言,守為氣奪,同儕慮激怒,退而戒之。先生曰:“彼中情怯爾,畏我輩法語,支吾不暇,何怒為?”乃復告於觀察劉公洪謨,劉公以風節著,與先生意合,事得白。 為雪誣謗,主持正義,鹿善繼竟不惜“發動學運”,“共集孝廉諸生三十六人為告於守”,並且憤然與之抗辯,卒獲成功。其敢於任事的膽識與策略均甚為出眾。這我們就不難理解其為官後在“金花銀”事件中如何敢作敢為了。
明萬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春,鹿善繼會試賜進士出身,觀使兵部。後授戶部山東司主事,職鹽法,以國家邊餉取足於此故,而究心鹽法,向專家學習,作《粵閩鹽法議》。明萬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鹿善繼四十五歲時發生了著名的“金花銀”事件。他時任戶部河南司主事,署廣東司事,據《明史·鹿善繼傳》中記載:“遼左餉中絕,廷臣數請發帑,不報。會廣東進金花銀,善繼稽舊制,金花貯庫,備各邊套用。乃奏記尚書李汝華曰:‘與其請不發之帑,何如留未進之金。’汝華然之,帝怒,奪善繼俸一年,趣補進。善繼持不可,以死爭。乃奪汝華俸二月,降善繼一級,調外。”當時,在著名的薩爾滸戰役中,明軍喪師三路,遭受了重大失敗。努爾哈赤乘勢率後金兵攻陷了大明重鎮開原、鐵嶺,進逼遼瀋,窺伺中原,形勢十分危急。而在“遼左餉中絕”且“廷臣數請發帑,不報”的情況下,鹿善繼依據舊制,建議採取扣留“金花銀”的辦法解決遼東戰事的緊急需要,完全出於公忠體國之心,且於法於理於情皆合,故而徵得了戶部尚書李汝華的同意。但他們的這一舉動,卻嚴重地觸動了腐敗的明皇室的私利。因為所謂“金華銀”,乃是“國初以備各邊之緩急,俱解太倉,其後改解內府,宮中視為私錢矣”。儘管鹿善繼“以死爭”,還是受到了降級、調外的處理。當其決計歸里時,掾吏“環泣曰:‘非專責,何苦認真!獨煩一推署符爾’。”所謂“非專責”,是因為此事並非鹿善繼職內必管之事。且由於此事極大觸犯皇室利益,故戶部尚書李汝華最終同意這種甚具“政治風險”的做法,除為事亟無法所迫外,更多的是因為鹿善繼的慨然擔當。因為他在提出這個方案時,明確向李汝華表示:“如幹上怒,願以身任”。
方向瑛在《鹿忠節公傳》中記載:“善繼言於戶部尚書李汝華曰:與其請不出之帑,何如留未進之銀,如幹上怒,願以身任。汝華如其言,疏請。上怒,奪善繼俸一年,汝華欲補進,善繼奮曰:司官以死生爭,堂官以去就爭。上意即堅未必不可回也。廷謝日,閹人闔扉勒索太倉銀,善繼飛書主太倉者劉榮嗣。劉報曰:發三日矣。實未發也。詔責補還,善繼復持不可。曰:有可還,安用借?請以善繼言回奏,死生惟命。閹愕眙而去。當是時,上怒不測,人皆為善繼危,太公聞之掀髯曰:臣子不當如是耶?誠口保身非吾兒事。”
遭受貶謫之逆境,恰又表現出了鹿善繼堅卓的人格與學養魅力:“被謫日,急宣戶部堂司官聲如雷動,先生適食於賈公寓坐,客失色,先生食自若,食畢,徐著衣去。賈公後語啟泰先生曰:當此時,食猶能下咽乎!吾於是覘公不動心之學矣。”
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復原官。明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因其突出的才幹而改任兵部職方司主事。“大學士孫承宗理兵部事,推心任之。及閱視關門,以善繼從。出督師,復表為贊畫。布衣羸馬,出入亭障間,延見將卒相勞苦,拓地四百里,收復城堡數十,承宗倚之若左右手。在關四年,累進員外郎、郎中。承宗謝事,善繼亦告歸。”這期間,吏部銓司官缺,“廷議屬善繼”。應該說,這是一個握有實權、令人矚目的職位,即庸常官場所謂“肥缺”。孫承宗亦以可在京邸奉養老父為緣由勸他回京上任。鹿善繼不為所動,慨然曰:“辭塞上就銓司,此常人所不為也,而謂善繼願之乎?相公一日在師中,某即一日在幕中。善繼鬚眉如戟,肯回頭作吏部郎乎?家大人范陽男子書來,囑善繼好從公於邊,老人為汝加一餐矣。相公以常人待善繼猶可,而竟以常人待家大人乎?”卒不赴。
鹿善繼與其父鹿太公(正)父子的忠正節義的肝膽還表現在對東林黨人及其子弟的幫助上。當時魏忠賢閹黨殘酷迫害東林黨人,士人避之不及,而鹿氏父子卻大施援手毫不畏懼。史載:“先是,楊、左之獄起,魏大中子學洢、左光斗弟光明,先後投鹿太公家。太公客之,與所善義士容城舉人孫奇逢謀,持書走關門,告其難於承宗。承宗、善繼謀取借巡視薊門,請入覲。奄黨大嘩,謂閣部將提兵清君側,嚴旨阻之。獄益急,五日一追贓,搒掠甚酷。太公急募得數百金輸之,而兩人者則皆已斃矣。至是善繼歸,而周順昌之獄又起。順昌,善繼同年生,善繼又為募得數百金,金入而順昌又斃。奄黨居近善繼家,難家子弟僕從相望於道。太公曰:‘吾不懼也。’”在“人皆咋舌”的情況下,“鹿氏父子不顧一時,義聲動天下”。明崇禎元年(公元1628年),復起為尚寶卿、遷太常少卿,管光祿寺丞事。後再次告歸田裡,以課徒講學為樂,生徒益眾。
明崇禎九年(公元1636年)農曆7月,清兵攻定興。縣令病,邑紳請鹿善繼入城謀劃守御。鹿善繼慷慨道:“年來中原士大夫非望風而走,則髡髮以降,某實恥之!”遂別鹿太公,未及與家人語,與諸紳赴難,與敵相持六日,城破死之。當是時,清兵以“刃協降,善繼不可,兵怒斫公三刀,復射一矢而死”,終年六十二歲。
門人陳鋐所編次《年譜》記云:“ 先生部署方定,而後薄城下矣。時二十二日也。先生曩所討論於遼左者,無不思試之,於今相持至二十七日,敵肉薄,環攻城陷,先生死之。嗚呼!先生之學於斯益見矣。居恆嘗語啟泰先生曰:“我輩學問須打破死生關頭,才能無入不自得。則先生之談笑入城,城陷而死,殆其日用常行乎!或有疑先生可以無死者,夫先生非守土之官,固無死法,而先生當城亡之會,亦無生法,何也?城既破矣,除匿眢井外則跪而乞髡而降耳。先生平生做人,一點一畫,未有絲毫假借,顧當顛沛而不於是,偷生苟色以與庸眾者伍,何以為先生。生不生事小,仁不仁事大。嘗於序石蕊而言之矣。所可悲者,向也樽俎之間,制敵國之命有餘,今則畢智竭力守一邑而不足,豈時勢之不同耶!然則,果誰壞我長城而貽之戚耶?”是時,啟泰先生在容城,解元(鹿善繼之子鹿化麟)奉太公往依焉,鋐舉家附之。農曆8月1日黎明,容城被攻甚急,晡時傳定興失守,其夜解元縋城奔視,鋐兄銳隨之,比至,從一泉先生子懷洙得先生遇害狀,遣使馳報太公,太公聞而義之,援筆為諭曰:“爾父求仁得仁,死亦何恨!爾不必作兒女態也。”太公其明於大義者哉!”
鹿善繼死節事聞於朝,追贈大理寺卿,謚“忠節”,並敕建祠祭奉。

著作

鹿善繼著述甚豐。計有《四書說約》三十三卷、《前督師紀略》十六卷、《後督師紀略》十卷、《認理提綱》一卷、《尋樂大旨》一卷、《車營百八答》(不分卷)、《尋聲譜》一卷、《認真草》十五種二十二卷(十五種為:《金花始末》二卷、《馬房本末》一卷、《籽粒本末》二卷、《扶孤始末》一卷、《篋余》一卷、《農曹草》一卷、《粵東鹽法議》一卷、《福建鹽法議》一卷、《歸里草》一卷、《待放草》一卷、《典餉草》一卷、《樞曹草》二卷、《榆關草》三卷、《再歸草》二卷、《奏常草》二卷)、《三歸草》二卷、《麈談》一卷、《無欲齋詩草》八卷(今佚一卷);《明史·藝文志》著錄有《鹿善繼文稿》四卷;今存《鹿忠節公集》二十一卷、門人陳鋐編次《年譜》二卷。集中體現其儒學思想的,則為《四書說約》、《認理提綱》、《尋樂大旨》諸種。

評價

鹿氏家學宗主陸王,善繼少不就塾師,以祖父為師,深受家學的熏炙。善繼亦宗陸王,而於陽明學尤為心契。鹿善繼的摯友孫奇逢謂其“少以祖父為師,小章句,薄溫飽,讀《傳習錄》,深契之,慨然有必為聖賢之志”。費密亦謂善繼“有得王守仁之學”。
上文曾引《年譜》:鹿善繼十九歲時順天鄉試落第後,對場中題不解者,歸而旁搜諸家注義,試圖得到自己的答案。當搜輯到王陽明《傳習錄》中語的時候,“每閱之,則心動”。祖父鹿久徵甚為高興,對之悉心指導培植。鹿久徵在為官任上為善繼購《王文成公全書》寄去,並囑付:“寄去《王文成公全書》一部計三十本,《王心齋遺錄》一本,舊本稍不齊整,令吏書另謄寄去。善繼可用心看之。”鹿久徵欣喜地看到善繼的進步,進而申論王陽明的“致良知”之學以諄諄指導善繼,強調“致良知”須加“問學”功夫:“看善繼所言並其文字,道理上俱見其大頭腦處有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意思擴充得去,便是天地間第一等人,眼前功名無論也。但致良知須要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行己接物方妥當,不遠人情。《中庸》雲“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一節,可深長思也。若概雲致良知,不加問學功夫,將至於臆見為良知,其去道也遠矣。先儒云:常在立事接物上體貼天理,此是實用工夫處。蓋聖人之心如明鏡,其良知完人全人不待學問,自能致之。下聖人一等者,未免氣構物蔽,其良知有時而見,有時而昧,如鏡之昏,磨洗方明,此學問之功不可間斷,而考成法,識當然,事事當體貼也。如看書做文字,固當有一段議論,一樣見識,然須不悖聖賢旨趣,或發朱注所未發,或與朱注互相發明,乃可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題專就不失赤子之心發出一段議論,即不用注中擴充之說,亦無害……若執己見只說義理,不立格,不練句,便不是合式文字,總然說的義理明,人亦不具隻眼也。思之思之,家間有《象山語錄》一冊,善繼可看之,理學書待訪來寄去。”
《定興縣誌·鹿善繼傳》中記載:“其學從餘姚,折衷伊洛,出入朱陸,歸宿於做人,一言以做人為人生根本,以希賢希聖希天為做人規模,以正心誠意為做人把柄,以知恥為做人機竅,以視聽言動為做人所藉以通天下之關津,以非禮奉承軀殼為自壞其人者,又一意實踐,神常內守,故不屑屑與古今人角同異、滋異論,其卓見哉!”
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記載:“先生讀《傳習錄》,而覺此心之無隔礙也。故人問其學何所授受,曰:‘即謂得之於陽明可也。’”鹿善繼甚有陽明學之擔當情懷,其自述讀《傳習錄》云:“我讀《傳習錄》後發志願擔起這擔子,力破流俗,一點一畫,絲毫不敢假借,既見信於天下,然後漸寬綽。將來到如今,事到眼前,亦不大費安排了。”孫奇逢曾述其狂狷氣象:“每與同儕談說經旨,曲折盡變動中妙理,同儕謂其能記憶也。公對曰:‘只要是醒,如何要記?醒的如何?是我,則由我而周程而孔孟而湯文堯舜,無不覿面以相質,六經四書皆我註腳,夫豈有疑於心乎!’自是論交日盛。”《明儒學案》中記載:“首善書院之會,先生將入,聞其相戒不言朝政,不談職掌,曰:‘離職掌言學,則學為無用之物,聖賢為無用之人矣。’遂不往。先生之學,頗近東林諸子,一無攙和夾雜,其斯謂之狂狷與?”而在鹿善繼之學躬行實踐甚得陽明“知行合一”之旨方面,世論有更高的評價:“竊惟公(善繼)事事不虧本分,時時不愧本心,生平券此兩語,學本姚江,而能以姚江所稱‘將本體只作一番光景即弄者’為戒,故隨其所在,必提本來之心,按當下之身,此日此時此事此心便可下手,此知行合一之功也。昔賢以濂溪為孟子之聞知,陽明為濂溪之聞知,誠千古不易之論,姚江而後,公其嗣響矣。榆關之行,南門之役,則又武侯所為鞠躬盡瘁,文山所謂成仁取義者也。”蓋謂善繼為陽明之“嗣響”真傳。方苞立足於程朱立場,亦不得不對鹿善繼躬行王學之“志節事功”大表欽佩,以為“其身心即由陽明氏以入,不害為聖賢之徒”,其發論云:“余嘗謂自陽明氏作,程朱相傳之統緒幾為所奪,然竊怪親及其門者,多猖狂無忌,而自明之季以至於今,燕南、河北、關西之學者能自豎立而以志節事功振拔於一時,大抵聞陽明氏之風而興起者也……吾聞忠節公之少也,即以聖賢為必可企,而所從入則自陽明氏,觀其佐孫高陽及急楊左諸公之難,其於陽明氏之志節事功,信可無愧矣。終則致命遂志,成孝與忠,雖程朱處此,亦無以易公之義也。用此知學者果以學之講為自事,其身心即由陽明氏以入,不害為聖賢之徒。”蓋謂鹿善繼雖學宗陽明,卻躬行實踐,不蹈虛空,以節義自期而又事功顯著,是超乎學派紛爭之上,而深得儒者的真精神。
另外,鹿善繼受泰州學派影響的痕跡也十分明顯。如鹿善繼“聖學只在常行中”的觀點明顯是受王艮“百姓日用即道”的學旨影響的。他說:“聖人恁的直截說,後儒猶婉轉不已。只是把聖學看的太高,不敢在常行中討他,卻不知聖人高處,正為生活在常行中真實著腳,不比懸空解悟,你試為之好容易理學大儒個個於此字費力,果其能之,一點生意,遍滿六合。堯舜,性之忠恕也。湯武,反之忠恕也……”又如王艮之學不重著述、唯貴心悟、唯重實踐的特點對鹿氏亦應有相當之影響。《定興縣誌》謂鹿氏“一意實踐,神常內守,不屑與古今人角同異,滋議論,為一家言”,這與泰州學派傳統是十分相近的。儘管鹿氏之學也受到泰州學派的影響,但這並不能掩蓋鹿善繼與泰州學派之間存在著的巨大鴻溝。鹿善繼基於強烈的入世情懷和士紳出身,並不能完全認同泰州學派“百姓日用之學”的平民儒學性格,而是強調應以事功報效君國,這一點與劉宗周是相同的。士紳之儒與平民之儒的分野,於此亦略可得見。
黃宗羲說鹿善繼之學“近於東林諸子”之說,顯然是注意到鹿善繼亦受到東林諸儒思想影響的。鹿善繼與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高攀龍東林黨人有著極為密切地交往。《年譜》記“魏大中過江村,訪先生……相與莫逆”,計六奇《明季北略·鹿善繼傳》:“與吳郡周順昌、吳橋范景文襆被蕭寺,雞鳴風雨,以節義相期也。”方向瑛《鹿忠節公傳》:“桐城左光斗、嘉善魏大中、長洲周順昌聞而訪之,定交於蕭寺中……”
東林黨人受閹黨迫害時,遠近避之不及,而鹿善繼與其父鹿太公不懼罹禍而大施援手,其情誼之深可以想見。鹿善繼嘗投書高攀龍表達其仰慕之情說:“某何幸,以平生的仰為山斗者而交臂遇之,即俗骨濁胎無受教之地,只邂逅真儒便足了落地一番大事。”並稱其為“東林滴(嫡)派,洙泗正脈。”其實,這些資料表明,與其說鹿善繼在儒學思想上受到東林諸儒的影響,還不如說他在政治主張、人格氣節上與東林諸儒息息相通。事實上,鹿氏之學東林處在其躬行實踐,力矯時弊以為世范上,這與東林諸子揭櫫朱學徽幟,試圖以儒學力挽世風的精神相契合。但不能因此認為其學淵源即是程朱。陳鼎將鹿善繼列入《東林列傳》並說他“與攀龍、光斗等交,遂得程朱之傳……每拈程朱大旨教諸生,大要以認理為根,主敬為本……”是不符合事實的。鹿氏著《認理提綱》乃是為啟示門人路徑,並非“以認理為根”,其學是以陽明學的“良知”“良心”為本,故“認理為根”“主敬為本”的說法亦是不合於鹿氏之學的事實的。退一步說,即使鹿氏“以認理為根”,其所認之“理”也是陽明的“良知即天理”的“理”,這與朱熹理學之“理”迥然有別。
概而言之,鹿氏之學源於王陽明——羅念庵一系,並受泰州學派及東林諸儒的相當影響。盧象升的說法最為確切:“公之學本於餘姚,出入朱陸,不為一家言,天下稱其躬實踐”。
《定興縣誌》中記載鹿善繼的教學活動云:鹿善繼“究心理學,教授生徒,以紹往開來為己任,痛除將就冒認影響浮游之病,而一言一動觸處逢源,《說約》一編,日與同人諄復口授,四方來學者以數百計,舍不能容,鄰居僧院幾無閒室,彬彬有鄒魯風。”這大略顯示出鹿氏居鄉講學時的盛況。在陳鋐的《鹿善繼年譜》中記載,他集中地收徒講學活動有四次:
第一次是明萬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他四十歲中進士後待放回鄉時,至次年秋授戶問山東司主事止。其時“門人始進”,是時,陳鋐之父陳范彭“趣受業”,而杜越、張果中、賈三槐、王燁諸人接踵來問學,鹿善繼“顧而樂之,朝夕提命,亹亹不倦”。此間著《四書說約》、《認理提綱》。
第二次是明萬曆四十五~四十六年(公元1617~1618年),是為其丁母憂期間。“四方來學者益眾,先生性嚴,是非好惡未嘗少徇於人,而同心者則無不飲以和,迎以善,春風之座,噓入肺腑,殆不獨發彼群蒙也。”次年“先生內弟太沖亦以是時入學,先生拈‘做人’二字示之”。
第三次明萬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農曆2~8月,鹿善繼因金花銀事件,而辭官歸里期間。“先生去國歸里,海內爭以孤鳳似之,而先生教授如曩時,布衣草履,不敢以諍臣自異也。”
第四次明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再次辭官歸里後,至明崇禎九年(公元1638年)至守定興遇害止,長達十二年。《年譜》記曰:明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先生抵里門後,教授生徒如待放時,而門人益進。”明崇禎四年(公元1631年)“是年,先生病漸瘳,教授如再歸時,門人大進。”此年纂《尋樂大旨》一書。明崇禎五年(公元1632年)孫奇逢“命其子立雅偕伯叔昆弟來從先生學”。明崇禎六年(公元1633年)“黃適甫集樂自江右來從先生學。”
鹿善繼教授生徒的教本首為其所著之《四書說約》,門弟子認為“《說約》一書,句句據先聖之心法,句句針後學之頂門”,是最能體現鹿氏學旨的。次則為《認理提綱》與《尋樂大旨》,這兩部著作大略是開發、引導學生為學路徑的。其引導學生的路向如其弟子陳鋐所說:“先生所北面者陽明也,所比肩者,象山、念庵也……先生誘我及門士者亦惟向此一路開發……”由是可知,善繼所授弟子者仍是王陽明——羅念庵一系。
鹿善繼學行著世,忠正節義,尤以躬行任事而聞名,“海內爭以孤鳳似之”,故自四十歲門人始進後,及門問業者極多。劉青芝在《明代人物誌·鹿太常傳》中記載:“里居教授生徒以百數,至舍不能容……畿南之士,殖學修行,鏃礪自好者,不問而知為鹿氏之徒也”。據統計,其弟子著姓名里籍者有一百四十二人,其中:定興七十九人, 容城十八人,新安十二人,固安四人,涿州五人,新城十人,安肅四人,雄縣三人,易州兩人,淶水兩人,遼東藩陽一人,山東益都一人,江西新城一人。除有三人來自外省,一百三十九人皆燕南子弟。
鹿氏承家學而紹述弘揚王學,躬行實踐,以陽明學旨教授燕南子弟,生徒甚眾,頗有可觀。雖無材料證明其與王陽明有直接的傳承關係,但就其把握王學精髓,服膺陽明、念庵而言,謂之傳陽明學脈於北方,殆無可疑。故以“燕南王學”目之,是非常確切的。方苞亦曾指出:“自明之季以至於今,燕南、河北、關西之學者能自豎立而以志節事功振拔於一時,大抵聞陽明氏之風而興起者也。”可知,王學在北方並非如黃宗羲論列的那樣蕭索,從“以志節事功振拔一時”來看,北方王學總體面貌是十分重志節、重事功、重實踐的。而鹿善繼所引領之燕南王學當是其重要代表。
顏元說:“高陽相公與太常鹿先生、征君孫先生三君子,講學論道,樹幟河北,嗚呼,盛哉!江村、夏峰俱得佳弟子闡法於後……”《顏習齋年譜》中記載:“善繼講學,宗王守仁,而躬行切實過之。”因此,其高弟鋐對鹿善繼死節後朝廷的封贈褒美仍感到遺憾:鹿善繼在學術與道統上的地位沒有得到更好的確認。他說:
鋐猶有憾之者,何陽明崛起姚江,直接洙泗嫡傳,尼山之奧,因之以窮;尼山之覆,因之以發。《傳習錄》一書泄漏天機盡矣,陽明之後,其道在念庵,念庵之後,其道在先生。念庵之於《傳習錄》也,奔假而手抄之;先生之於《傳習錄》,索之侍御公按吳時,洞見源本,身體力行,庶幾光大陽明而不第紹述之已也。假令陽明南面而享天下之崇極如文廟比,則二先生享如顏曾比,而龍溪、緒山諸君子應退處其下爾。
在陳鋐等門弟子看來,鹿善繼“身體力行”、“光大陽明”,通過羅念庵直紹陽明之道,而具有自身的特色,大有功於王學,故在王學陣營中的地位應高於王龍溪與錢緒山等人。《明儒學案》中記載“陽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江右羅念庵傳陽明之道為“陽明功臣”,故弟子們認為鹿善繼是得到了陽明的真精神的。鹿門弟子中唯一的一個南方人黃時甫(一作適甫),是江西新城人。千里迢迢離開江右王門的故鄉,北上投師鹿善繼,大概也可以說明一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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