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的高等教育建設有一個“總”的“體制問題”：1952年院系調整。這次“蘇聯經驗”“延安經驗”指導的大變化，其深遠影響在今天也能夠清楚感受得到。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高校改革
- 特點：體制問題
- 時間：1952年
- 對象：蘇聯經驗
告別 “美國模式”的民國高等教育
告別 “美國模式”的民國高等教育
52年院系調整，從適應我國剛起步的工業化建設來講，是有著很大意義的。52年全國工科學生的數量，已經是49年以前最高年份數字的三倍。日益發展的工科院校為新中國的工業建設和國防建設提供了大量人才。但惡果也是很明顯的——
據沈登苗的統計：被中科院《中國現代科學家傳記》收錄的科學家中，從1949年後大學畢業成為現代科學家的區區43人，僅占大陸科學家總數603人的7.1%。其中，1949～1952年23人，1953年以後僅20人，占3.3%，而這本傳記收錄的最晚畢業的科學家是到1962年。
從這個數據可以管窺出，新中國早期在培養頂尖人才的效率方面遠不如民國，這其中52年之後又不如52年以前。這還僅僅是自然科學方面，人文學科的培養成果怕是只能用窘迫來形容。中國總是出不了諾貝爾獎，看來不能總是怪罪於西方人的偏見了。
回到開頭的問題，“為什麼中國沒有世界一流大學？”“為什麼當代中國出不了大師？”，看看52年蘇聯化的院系調整，想必讀者會有些想法了。 高校改名、合併運動與綜合性大學前幾年各地院校掀起了改名以及合併運動，例如“株洲工學院更名為湖南工業大學”、“山東工程學院、淄博學院合併組建山東理工大學”等等，被廣泛視作“教育產業化”的行為。但另一方面，這種專業院校升格為大學，單一專業學院合併為綜合性大學的做法，其實也是“博雅教育”（即綜合教育、素質教育）回歸的表現。中國人民大學設物理、化學專業，清華大學大力建設文科，雖然未必能得到廣泛認同，但也同樣是為了實現這種理念——大學之謂大，不僅僅在於培養出精通某些方面技藝的專業人才，更可貴的是能夠培養出具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師。
高校改名、合併運動與綜合性大學
這裡引用一下美國哈佛大學校長德里克·博克在紀念350周年校慶時的談話作為本文結尾——“在我們國家的歷史上，大學一直有著不平凡的自由，政府官員很少干預州立學校的事務，私人集團也可以建立它們自己的學校。所有學校都在為得到優秀的學生，教師和設備進行激烈而又友好的競爭。我們對這一體制已經如此熟悉，從而認為這都是理所當然的。其實，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在幾乎所有其他國家內，大學嚴重地依賴政府，並在中央計畫下運行。我們這種自由而又分散的體制有著偉大的力量，它允許各自為政的獨立學術中心存在，提高了創造力和適應力。由於避免了政府的控制，決策權利就掌握在有識之士的手中，鼓勵競爭成了努力進取以超越他人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