駕帖指明代秉承皇帝意旨，由刑科簽發的逮捕人的公文，出自《野獲編·禁偽·駕帖之偽》。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駕帖
- 外文名：Driving post
- 釋義：皇帝意旨，刑科簽發逮捕人的公文
- 出處：《野獲編·禁偽·駕帖之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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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語出處
明 沈德符 《野獲編·禁偽·駕帖之偽》：“祖制，錦衣衞拏人，有駕帖發下，須從刑科批定，方敢行事。”《明史·楊漣傳》：“片語稍違，駕帖立下，勢必興同文館獄而後已。”《天雨花》第二六回：“奇刑酷法追贓拷，矯行駕帖目無君。” 姚雪垠 《李自成》第二卷第三六章：“駕帖捕人，姦淫婦女，搶掠財物，格殺平民佃戶。”
歷史
以明代正史記載來看，正統之前沒有發現記載，而其始則專用於“決囚”──《明英宗實錄》正統元年九月甲午：“行在浙江等道監察御史盧睿等言：朝廷凡決死囚，必敕刑科三覆奏，重人命也。比者，三覆奏畢，但令校尉詣法司出死囚，會官行刑，別無妨奸人員。臣恐犯人親屬有偽稱校尉詐脫以逃者，乞自今，特賜駕帖付錦衣衛監刑官，率校尉詣法司取死囚赴市，庶無疏虞。從之。”
從這段原始史料看，可以得出以下幾個結論：1、“駕帖”之始應早於正統元年，否則御史盧睿的奏疏中不會突然冒出這么個詞；2、正統元年之前，已經存在駕帖，但其具體用途不詳，但並未涉及刑罰領域；3、盧睿奏疏中曰“特賜駕帖”，可見駕帖是由皇帝授出，無論其用於“決囚”之前還是之後，都是辦事人員代皇帝行事的憑據。又考明末清初人史玄《舊京遺事》：“西市在西安門外四牌坊，凡刑人於市，有錦衣衛、理刑官、刑部主事、監察御史及宛、大兩縣正官。處決之後，大興縣領身投漏澤園，宛平縣領首貯庫，所謂會官處決也。每臨決重囚之時，有棍四對導引駕帖，獄官素服角帶送之。”亦可佐證，駕帖是皇帝的“身份證明”，用於“決囚”時，其禮儀相當隆重正式。
流轉
駕帖本物之始及其原始用途，未見相關史料，不敢妄斷，存疑待賢。
依上文考據，駕帖用於“決囚”始於正統元年當可為定論。之後，駕帖漸漸開始用於拿人，據《明實錄》，其確切時間記載不詳，當在英宗正統元年至憲宗成化十三年之間（《明世宗實錄》中有一段記載，據此，出駕帖拿人可能始於英宗天順年間──嘉靖元年十二月辛丑：“舊例，廠衛齎駕帖提人，必由刑科僉批，錦衣衛千戶白壽等齎駕帖提東廠訪獲犯人，詣科。給事中劉濟謂，當以原本送科方知其事，乃敢批行。壽等執不肯，與語並列上。上命會查弘治、成化年間事例以聞。既而，該科覆奏：不但二廟時為然，自天順以至正德，廠衛節奉明旨，俱同原本送科，以憑參對。”）──《明憲宗實錄》成化十三年五月丙子：“罷西廠之緝事者。時，太監汪直行事，官校勢益橫，公私騷擾，道路以目，臣亦皆惴惴不自安。內閣大學士商輅，學士萬安、劉珝、劉吉言：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校拘執職官，事皆出於風聞，暮夜搜撿家財，不見有無駕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
定製
皇帝授出駕帖行事，由司禮監出帖並加蓋印信，拿人事由還必須經刑科給事中“僉簽”，並付以簽署詳細的批文才能拿人。但在具體執行中，至孝宗弘治朝，“齎精微批文”的制度已經開始執行不力，官校開始僅憑駕帖直接拿人。此外，錦衣衛官校持簽印完整的駕帖，至刑科“僉簽”時，還必須持有彈劾奏章的原件以備勘合，而這一制度則坏於世宗嘉靖朝。
駕帖拿人必須經過刑科給事中“僉簽”──
《明世宗實錄》嘉靖元年十二月辛丑：“舊例，廠衛齎駕帖提人，必由刑科僉批，錦衣衛千戶白壽等齎駕帖提東廠訪獲犯人，詣科。給事中劉濟謂，當以原本送科方知其事，乃敢批行。壽等執不肯，與語並列上。上命會查弘治、成化年間事例以聞。既而，該科覆奏：不但二廟時為然，自天順以至正德，廠衛節奉明旨，俱同原本送科，以憑參對。”
這一制度的執行從史料看，即使在某些階段成為虛文，但程式執行還是比較嚴格的。萬曆朝，因神宗“怠政”，天下官員有缺不補，以至駕帖發出，因刑科無官沒法“僉簽”。而刑科無人“僉簽”，錦衣衛亦不敢率爾抓人──
《明神宗實錄》萬曆三十三年七月丁酉：“命戶科右給事中梁有年暫署刑科印務。時，刑科右給事中劉道隆、給事中朱一桂候命日久，屢催不下，偶值僉署駕帖，一時無人，故有是命。”
《明神宗實錄》萬曆四十七年七月壬午朔：“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使駱思恭題：臣衙門實與刑科職掌相關，凡奉旨提人，必用駕帖，由刑科僉名，然後遵行。昨歲，該科給事中姚若水冊封去後，今又外轉，全署無官，閣部催請，不啻舌敝頴禿，至今懸缺。諸事猶可稍緩，惟是逮人旨，即刻差官齎捧駕帖起程回奏，須臾不敢稽留。今遼事決裂，請逮之疏屢上，萬一允行，臣欲候請科臣，恐謂稽旨，罪也。欲奉命而行，恐謂違例，亦罪也。伏乞皇上將見在候命刑科給事曾汝召、韓繼思，速賜允補，刻期任事，庶僉帖有人，明旨不稽。留中。”
《明神宗實錄》萬曆四十七年八月乙丑：“大學士方從哲題：昨兵部接出聖諭，逮問遼東經略楊鎬。天威赫然，遠邇震讋。繼接吏科及錦衣衛揭帖，皆言奉旨提官，其駕帖名由刑科給事中僉名，官較齎捧前去，然後地方官有所憑據，今刑科缺官日久，見有候命曾汝召、韓繼思二員，伏望即賜允用。俾令署印，以完奉旨逮問之事。不報。”
成化朝，內使強橫，《殊域周咨錄》卷9《雲南百夷附》記載成化十三年雲南都御史王恕的一篇疏奏曰：“近該臣等題為外夷脫回中華軍丁，蒙差刑部郎中鐘蕃、錦衣百戶宋鑒前來行勘，提取盧安等到官鞫問，間忽百戶汪清齎捧駕帖與鐘蕃等，臣切疑之。臣聞駕帖下各衙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皇城各門俱打照出關防，皆所以禁詐偽也。今齎來駕帖既無該監印信、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防，況錢能等交通外國，攪擾夷方之事，兵部奏行臣與御史甄希賢會問，而木邦等處節有緬書告訴，臣不得不從實上聞。其罪彼與否，朝廷自有祖宗法度，在臣豈敢有一毫重輕於其間哉。”憲宗最終“下所司究之”。可見，太監錢能有可能是矯詔行事。
間有偽造駕帖者──《萬曆野獲編》卷21《駕帖之偽》：“祖制：錦衣衛拿人，有駕帖發下，須從刑科批定，方敢行事，若科中遏止，即主上亦無如之何。如正統王振、成化汪直，二豎用事，時緹騎偏天下，然不敢違此制也。弘治十八年，南京御史李熙等奏：‘邇者小人徐俊、程真，妄造謠言帖子，特給駕帖，密差錦衣官校，至南京緝拿所指王升，遠近震驚。然兵部無此官，亦無此事，官校轟然而來，寂然而返，後日奸人效尤，又不但如所指而已。’刑部覆奏：‘駕帖之山，殊駭聽聞，奸人偽造，為害尤大。’上命錦衣衛，查累朝有無駕帖出外提人事例以聞。然則此帖不但刑科不曾與聞，即上於祖宗故事，亦偶未記憶。甫逾月而上升遐，其事遂不窮究。孝可等聖仁而魍魎晝行至此。未幾逆瑾擅柄，八黨縱橫，已萌櫱於此矣。美業難終，信哉！今駕帖奴人，從無不由刑科，亦無敢偽造，不知弘治間何以有此一事？今上初元，王大臣事起，馮榼密有效期數校至新鄭，聲雲欽差奴人，脅高文襄令自裁，家人皆慟哭，高獨呼校面詰，索駕帖觀之，諸校詞窘，謂廠衛遣來奉慰耳，非高諳故典，幾浪死矣！”
至崇禎朝，其制大壞。先是出現不僉簽直接拿人、而後補手續的情況，至崇禎五年，皇帝親自命令：為防止泄露機密，之後就近拿人不用僉簽！
《崇禎長編》崇禎元年十二月癸巳：“故事，錦衣衛提取罪犯，必以紅本齎送刑科，始發駕帖捕人。張慶臻改敕一事，錦衣應捕田佳璧、張宜更等，事後始補僉。續捕狄姓者，並不復補。刑科都給事中薛國觀以紊祖制奏劾。命申飭。”
《崇禎長編》崇禎五年八月丁丑：“帝命：自後駕帖徑發錦衣衛，若就近密速拿人，不必概候科簽，以防輕洩。從提督司房內監之請也。”
至孝宗弘治朝，出駕帖海要“齎精微批文”的制度開始執行不力，官校僅憑駕帖直接拿人──
《明孝宗實錄》中，反覆出現朝臣力詆駕帖拿人不付“精微批文”的上疏──《明孝宗實錄》弘治元年九月壬午：“刑部尚書何喬新奏：舊制提人勘事，所遣人員，必齎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比號相符，然後行事。所司仍具由回奏，有不同者，執送京師。此祖宗防微杜漸之深意也。而京城內外提人，乃用駕帖，既不合符，真偽莫辨。倘有奸人矯命，誰則拒之？請自今遣官出外，仍給批文，以防奸偽。上曰：提人勘事必給精微批，以防奸宄，乃祖宗舊制，不可不遵。所司其如例行之，應給批時，毋得稽誤。”弘治十一年十一月壬子：“五府六部等衙門英國公張懋等應詔言三十四事：……曰防奸偽，今後差官給精微批，錦衣衛官校不許仍齎駕帖，為害非細……”弘治十三年五月丁卯：“五府六部等衙門奏：……一、防詐偽，精微批必經比號，故矯詐無所施，駕帖因不比號，則真偽不可辯。近年以來，官校差出止齎駕帖，少有給批。目今邊方多事，萬一有不逞之徒偽造駕帖，齎至所在，真偽莫辯，乞今後凡有差出人員，務令出批為照，以防意外之患……俱準行。”
但是，孝宗表面上對朝臣的上諫“俱準行”，但效果不佳，其制日益敗壞。
錦衣衛官校持簽印完整的駕帖，至刑科“僉簽”時，還必須持有奏章的原件以備勘合，而這一制度則坏於世宗嘉靖朝──
《明世宗實錄》嘉靖元年十二月辛丑：“舊例，廠衛齎駕帖提人，必由刑科僉批。錦衣衛千戶白壽等齎駕帖提東廠訪獲犯人，詣科，給事中劉濟謂，當以原本送科方知其事，乃敢批行。壽等執不肯，與語並列上。上命會查弘治、成化年間事例以聞。既而，該科覆奏，不但二廟時為然，自天順以至正德，廠衛節奉明旨，俱同原本送科，以憑參對。壽等爭之不已，謂駕帖送科，舊皆開寫事略，會同署名，實不系御批原本。上竟從之。”（《明史·劉濟傳》：“嘉靖改元，進刑科都給事中……故事，廠衛有所逮，必取原奏情事送刑科簽發駕帖。千戶白壽齎帖至，濟索原奏，壽不與，濟亦不肯簽發。兩人列詞上，帝先入壽言，竟詘濟議。”）
《崇禎長編》崇禎五年七月庚戌：“刑科給事中陳贊化等上陳：駕帖發僉，舊例錦衣衛旂尉捧帖與紅本一同送科臣，科將駕帖紅本磨對相同，然後署守科給事中姓名，仍於各犯名下墨筆細勾，以防增減。昨草場回祿，巡視監督之逮，旂尉竟自往系，並未到臣衙門僉發，及至數日後，始以紅本送還。倘有差訛，誰執其咎，乞概賜申飭。以後駕帖必經科僉，而後逮，紅本必同駕帖同送科磨對，而後僉，以存典制之舊。帝命錦衣衛查例奏明。”
別用
以筆者過目史料，駕帖之用似乎不僅涉及決囚和拿人，“僉簽”之制也似乎並不只涉及刑科。
錦衣衛廷杖官員亦奉駕帖──李清《三垣筆記》上：“予入刑垣，見一切廷杖拿送並處決，必錦衣衛送駕帖至科，俟籤押持去。予初謂故套，及署印，以赴廷推歸，見校尉森列，持杖不下，一應杖官已解衣置地。予問何待，答曰：‘非科簽駕帖，則不得杖耳。’然後知此為封駁設也。今僅作承行耶！予召數老書手問封駁云何，皆雲不知。”
朝廷赴外地採辦物什亦奉駕帖──《明武宗實錄》正德六年二月乙酉：“四川巡按御史俞錙言：蜀盜克斥軍興，費用不貲，民告科征，近奉駕帖採辦禽鳥、大木、密煎、川扇之類，宜悉停免，以紓民力。禮部請從緇言。乃免之。”
朝廷出使似亦奉駕帖──馬文升《撫安東夷記》：“時成化十二年八月也……
九月，時太監汪直者勢焰方熾，惑於通事王英，謂往撫可邀大功。上命司禮監出駕帖，太監懷公恩以直年少喜功，於本年三月初四日同太監覃昌等七人至內閣，傳宣兵部尚書余公子俊、侍郎張公鵬暨予。比至，僉言彼既有使入貢，卻又屠其家，今若之何可以彌釁？或言宜以大官酬之。予曰：‘官不足以釋其忿。且宋以李繼遷為京官，遂至西夏之患。’懷公曰：‘然則遣大臣同大通事往撫之。’眾皆曰：‘諾。’”
皇帝宣召官員內使似也用駕帖。《明穆宗實錄》隆慶三年十一月乙酉：“降巡視皇城御史楊松三級，調外任時。尚衣監右少監黃雄者，乾清宮近侍也。嘗以番休日，私出徵子錢，與居民哄斗市中。兵馬司捕系之，明旦執送御史松所。事未決，而內監以雄不入直，令校尉趣之。校尉詭言有駕帖召雄。松驗問無狀，乃劾奏雄暴橫不法，詐稱詔旨，雄亦自辯不如松言。上以松奏事不實，不奉旨，輙拘系內侍官。命降調而黜，兵馬之捕雄者為民，雄亦降三級發南京。”
駕帖“僉簽”似不限於刑科──《殊域周咨錄》卷9《雲南百夷附》：“臣聞駕帖下各衙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皇城各門俱打照出關防，皆所以禁詐偽也。”所謂“各衙門”，似並未刑科？而根據上引史料，如果駕帖不僅僅涉及刑罰，出駕帖需要至“各衙門”僉簽似乎順理成章。存疑。
雜論
駕帖拿人，初期僅僅限於京城左近，弘治、正德間，緹騎開始至外地拿人──《明武宗實錄》正德元年春正月乙巳：“六科給事中周璽等應詔陳八事：……其遵舊制，以防詐偽。略曰：舊制，駕帖挐人，惟行於京城內外，弘治間刑部申明，及大臣論議，先帝皆已允行。防微杜漸，為慮深切。近乃行於數百里外，警駭人心，甚非新政美事。今醜虜猖獗，盜賊縱橫，萬一有偽造以濟其奸者，官司莫之敢問，害可勝言？望自今差人出外，止如舊例，以精微批文給之。”
駕帖拿人，定製拿一人奉一帖，不允許一帖拿多人──《明熹宗實錄》天啟二年四月丁卯：“先是，薊州緝獲奸細杜茂，招系李永芳差來，多齎金帛，潛探訊息。又稱佟卜年與永芳往來蹤跡甚悉，兵部尚書張鶴鳴以聞。上命速逮杜茂、佟卜年，錦衣衛官旗持二駕帖往刑科署，科給事中熊德陽先僉杜茂等一帖，其佟卜年一帖，與同科劉弘化議欲具本參論續僉，稍遲。張鶴鳴據官旗言入奏，以德陽不即決僉。上命調德陽於外。”《玉鏡新譚》卷6《緹騎》：“逆璫魏忠賢，勢成嵎虎，其難下矣。輔黨益眾，潛謀愈大，畢欲誅鋤忤己者。創自門戶陷人，始以削奪去，既而風影詔獄，於是矯旨，緹騎四出矣。羅織一案五六人，以致京師積棍，斂金錢，營差乾。而一犯官一駕帖，每一帖止官旂二人，而偽從輔翊者五十人。”
天啟朝，魏忠賢驕橫，有“緹騎遍天下”之稱。而根據明制，奉駕帖拿人是錦衣衛的正差，本與內侍無關，而天啟朝至有宦官提駕帖直接拿人，遭遇反抗的事情──梁本《明熹皇帝錄》天啟四年六月乙巳：“刑科給事傅櫆奏：僉駕帖原有常規，增差內官，大違明制。萬燝被毆，林汝翥不過畏內璫之凶鋒，恐不得以正命死耳。內官百十成群執之，虧損聖德莫此為甚。上命今後駕帖如舊。”
余考
綜上所述，駕帖原為皇帝派人辦事的憑證，而這些事並非大事，沒有必要授予敕諭，因此，駕帖是次一等的“敕諭”。或許這才是駕帖的原始用途，之後才有了決囚和拿人的用途。駕帖拿人之事自成化後越來越多，天啟朝登峰造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