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作戰歷史,死亡之謎,說法1,說法2,說法3,說法4,解密檔案,竊聽導演,人生啟示,人物評價,相關評論,鮑曼計畫,家族成員,
人物生平
馬丁1900年6月17日出生，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曾參與德國右翼組織“志願兵團”。
1923年，因政治謀殺被判有罪。
1924年，只在監獄裡待了一年。出獄後參加了德國納粹黨活動。
1927年，參加帝國衛隊，並加入了納粹黨。在一年後就上升為納粹黨的領導班子，同年，他接掌保險機構並將這個機構擴展為納粹黨的黨內保險機構。
1929年，成為希特勒的私人秘書。
1933年，任納粹副元首赫斯的辦公室主任。
1934年，任納粹黨中央黨部書記。
1941年，在赫斯單獨駕機飛往英國後，鮑曼接替了赫斯的工作，任納粹黨黨務總管，納粹德國總理府主任（內閣成員）。
1942年，成為希特勒首席秘書。 他掌握了希特勒對外的聲明，對政府政策的影響也逐步增加。
1943年，再次兼任希特勒的秘書。
1945年4月29日，被希特勒指定為納粹元首遺囑執行人。希特勒在其遺囑中稱馬丁.鮑曼為其“最忠實的同志”。希特勒自殺後，於5月1日晚秘密逃離總統府地下室，此後下落不明。
1946年，在紐倫堡審判中，他以戰爭罪和反人道罪被缺席判處死刑。因為當時還沒有確認馬丁.鮑曼已經死了，稱馬丁.鮑曼已死的證人未能說服法官。之後，鮑曼的下落出現無數版本，其中流傳最廣的是他潛逃南美並隱姓埋名。
1973年，在柏林萊特火車站（今柏林中央車站）工地發現了人類骸骨，地點與當年聲稱埋葬了鮑曼和斯達姆普菲格的證人所指吻合。經過仔細研究，基本上已經可以證明骸骨屬於鮑曼。
希姆萊（左）阿道夫·希特勒（中）、馬丁·鮑曼（右）
希姆萊（左）阿道夫·希特勒（中）、馬丁·鮑曼（右）1998年，通過基因測試，正式確認該骸骨是馬丁.鮑曼。
作戰歷史
1924年，因參與政治謀殺而被判刑，出獄後參加德國納粹黨，任地區領導人；1930年，成為希特勒的私人秘書；1933年，任納粹副元首赫斯辦公室主任；1934年，任納粹黨中央黨部書記；1941年赫斯單獨駕機飛往英國後，任納粹黨黨務總管，納粹德國總理府主任（內閣成員）；1943年起，再次兼任希特勒的秘書；1945年4月29日，被希特勒指定為納粹元首遺囑執行人；希特勒自殺後，馬丁·鮑曼於5月1日晚秘密逃離總理府地下室，戰後，被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缺席審判，並以戰爭罪和反人道罪判處絞刑。
死亡之謎
馬丁·鮑曼二戰結束後，儘管大多數納粹高級戰犯都相繼落入法網，但馬丁·鮑曼卻神秘失蹤了。希特勒青年隊隊長亞瑟·亞克斯曼堅稱，1993年，南美國家巴拉圭的一份警方報告披露，1945年5月1日，鮑曼離開希特勒地堡後，從1956年開始，鮑曼就一直在該國居住，直到1959年2月才死於胃癌。
說法1
1945年5月希特勒死後，在蘇聯軍隊逼近柏林時，他與希特勒的最後一位私人醫生路德維希·斯達姆普菲格與元首地堡中的其他人企圖從街巷戰最嚴重的柏林市中心突圍，兩人在這個過程中與其他人失散（另一說法為：他借用希特勒藏身的地下掩體逃離，此後他便神秘失蹤。
說法2
馬丁·博爾曼合照1998年通過基因測試可以確定骸骨的確是鮑曼。鮑曼家族的後代1996年向法蘭克福最高檢察官提出請求，要求通過DNA分析方法最終確認1972年挖取的2號頭蓋骨的真實身份。專家們從鮑曼家人身上抽取了血樣，並從遺骨上取下一小塊骨骼。鑑定結果發現，兩種試樣的遺傳密碼完全吻合, 2號頭蓋骨確是德國納粹頂級戰犯馬丁·鮑曼的。
屍骨的嘴中有玻璃碎片，暗示他可能是吞服氰化物自殺。因此1973年4月，一家西德法庭正式宣布鮑曼死亡。然而令人起疑的是，在柏林發現的鮑曼頭蓋骨上，卻有著巴拉圭粘土的痕跡，那種粘土柏林地區根本沒有。
據英國《每日快報》報導，素有“納粹二號戰犯”之稱的NZ黨秘書長、希特勒私人秘書馬丁·鮑曼在二戰後神秘失蹤，成了20世紀最大的懸案之一。1946年10月，紐倫堡國際法庭缺席判處鮑曼死刑。日前，法國前情報官皮埃爾的新書《無法觸摸》中披露二戰後鮑曼並沒有死，而是和前蘇聯、戰後德國達成一項秘密交易，用納粹秘密寶藏交換，讓盟軍饒他一命。1959年2月，鮑曼才在南美國家巴拉圭患癌症而去世。皮埃爾道：“我相信鮑曼1959年死在了巴拉圭，葬在了伊塔鎮，然而三四年後，有人賄賂了巴拉圭墓官員，將他的遺骸帶回了柏林，埋在了一個政府計畫大興土木的地方。因為鮑曼屍骼如果在柏林被發現，就可以證明他的確是在1945年死在了柏林。”
皮埃爾稱，調查馬丁·鮑曼下落的過程充滿了艱辛。他對記者道：“我認為，故意讓這樣一個該為納粹暴行負責的戰犯逃脫歷史的審判，是非常荒謬和污穢的事。”
電影帝國的毀滅中的馬丁·鮑曼（左一）
電影帝國的毀滅中的馬丁·鮑曼（左一）1948年，26歲的法國情報官員皮埃爾·菲倫特·德維爾瑪萊斯特在德國和捷克斯洛伐克邊境碰到了一名酷似鮑曼的路人，“我有他的通緝令，我相信那就是他”。皮埃爾將自己的發現報告了上司，但他的上司卻對他的“發現”不感興趣。
據皮埃爾稱，他後來又在瑞士邊境的一個火車站上再次和鮑曼相遇，皮埃爾也再次向上級匯報了他的發現，上司仍沒有反應。皮埃爾由此開始獨自調查，發現了驚人的秘密。
皮埃爾在新書中稱，馬丁·鮑曼和另一名失蹤的納粹甲級戰犯海因利·希勒在二戰結束前，已經和前蘇聯戰時反情報組織Smersh頭子維克多·阿巴庫莫夫將軍達成了一項秘密協定。
據報導，馬丁·鮑曼是納粹黨大筆秘密財寶下落的惟一知情人，納粹帝國銀行曾經貯藏了大量從被殺害的猶太人那裡掠奪的巨額黃金、珠寶和貨幣，鮑曼將納粹寶藏分散到了歐洲和南美各地。皮埃爾說：“美國和英國之所以也不願逮捕鮑曼，是因為前西德第一任總理康拉德·阿登納和他的顧問們也想和鮑曼做交易：阿登納身邊的一些人是鮑曼的友人，鮑曼通過友人向西德政府明確表示，他會將一部分錢返還給前西德政府，那些錢已經投資或隱藏到了24個國家。鮑曼的交易條件是：“不要抓我，我會給你們一些財富”。這就是他一直能逃脫法網的原因。
馬丁 鮑曼
馬丁 鮑曼說法3
馬丁·博爾曼合照范埃爾肖特說，在一名牧師幫助下，馬丁·鮑曼在玻利維亞“化身”牧師奧古斯丁·范倫巴赫，主持宗教儀式、婚禮、喪禮等。
對他的死法沒有統一定論，給世人留下了許多猜想的空間。
說法4
解密檔案
“活”戰犯
鮑曼曾任阿道夫·希特勒私人秘書，被稱為希特勒的左膀右臂。1945年希特勒自殺後他就神秘消失。
對於眾多的“鮑曼”訊息，解密檔案認為“媒體扮演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為了搶新聞，就報導鮑曼騎著尼斯湖水怪的訊息”。
竊聽導演
解密檔案顯示，軍情五處曾對女演員佐薇·瓦娜梅克和她的父親、導演山姆·瓦娜梅克進行連續幾年的竊聽和跟蹤。
上世紀50年代，麥卡錫主義在美國盛行，瓦娜梅克一家離開美國到英國定居，因為山姆·瓦娜梅克覺得“在美國失去了自由”。
但是這位導演永遠無法想到英國情報部門對他的一言一行進行竊聽，甚至他的拍攝計畫情報部門都了如指掌，還把這些訊息提供給了美國駐英使館。
馬丁·博爾曼
馬丁·博爾曼此次解密的軍情五處檔案中有山姆·瓦娜梅克的私人信件、電話錄音甚至他與另一名電影圈內人士的私下談話記錄。
除了納粹分子和演藝界人士，解密檔案顯示英國媒體也有不光彩過去。
解密檔案中一份相關檔案顯示，“弗郎西斯·梅內爾通過把珠寶藏在朱古力中的方式走私。他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購買一盒朱古力，取出中間的奶油，然後把珠寶放到裡面”。
人生啟示
秘書馬丁·鮑曼永遠只能做一個好的陰謀家，他的身份是主人指定的，他的權力主要是透過對主人的影響來實現的，所以鮑曼“頑強地、不遺餘力地把所有的人從希特勒身旁擠走，使自己成為最經常站在希特勒背後的人，這從保存下來的、為數不多的鮑曼的照片上可以明顯看出。”（第20頁）一不使獨裁者感覺到對自己的威脅，二可以通過獨裁者向前面的人發號施令，而使獨裁者和前面的人都不感到突兀。在不公開的政治空間中，黨爭的獲利者不是時時露臉的活動家，不是公認的核心人物或早就被指定的接班人，而是那些不公開自己的政治行為，甚至也不公開自己的臉面的秘書班子成員。“背後”就是陰暗，陰暗就是安全，所以“站在背後”不只是一個位置問題，更是一種權力角逐的藝術。在這個意義上，秘書權力的大小，是衡量一種政治理性化、民主化的一個標尺，一種秘書逞權的體制，一種陰謀家的樂園。
人物評價
有一次，鮑曼負責為希特勒興建別墅，他帶著希特勒環視遠處風景，發現別墅下面很遠的地方，有一戶破舊的居民房，和阿爾卑斯山的美麗風景很不相稱。希特勒聳了聳肩，臉上流露出一絲遺憾，便下山去了。博爾曼看在眼裡，不等希特勒離開，便立刻閃電般地行動起來。於是，他只好帶著一張數目大得驚人的支票，和服從元首的勸告，讓他們同意立即搬家。當希特勒在24小時後，再次往山坡下看時，在原來破舊農舍的地方，已經變成青草如茵。
鮑曼便是憑著這種絕對的忠誠，以及雷厲風行、不計成本的執行效力，向希特勒證明他的忠心和組織才能。過一段時間，希特勒又抱怨說，當他在別墅里的陽台上，接見感情激動的追者時，不得不站在火辣辣的太陽底下，而他的眼睛對強光很敏感。而當希特勒度假回來時，再置身陽台上時，已經有濃濃的樹蔭為他遮陽擋雨了。在希特勒眼裡，沒有鮑曼辦不到的事情，自然，也就博得他的絕對信任。
還有一次，希特勒在進午餐時，在向湯里撒調味品時，心不在焉地問了一句：這是什麼？鮑曼立刻離開餐桌，發狂似的往柏林打電話。幾分鐘後，他向希特勒報告，原原本本地說出調味品的成分。雖然在我們眼裡，象鮑曼這樣的人，只是一具奴才的嘴臉，但卻在歷史上往往能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們是獨裁者必不可少的看家狗，乾各種骯髒勾當的人。他們寧願放棄生前身後的榮譽，因為他們知道自已缺乏才能和魅力，因而卻更加狂熱、更忠誠地執行了獨裁者的思想。
希特勒在自殺前曾授予鮑曼“最忠實的黨員”稱號，但他不僅僅是最忠實的黨員，他還是第三帝國殘存部分的“攝政王”。而在此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他就作為“元首秘書”和納粹黨的辦公廳主任，扮演了納粹機器中發電機的角色，掌握了極大的權力，成為納粹德國的秘密統治者。
在各民族的歷史中，鮑曼這樣的人往往都能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們是幕後策劃人、獨裁者必不可少的助手、教唆犯、乾各種骯髒勾當的人。他們放棄了生前和死後的榮譽，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缺乏這方面的才能和魅力，然而他們卻更加狂熱地利用他們的秘密權力。
馬丁·博爾曼——納粹後代與大屠殺倖存者後代的對話
一枚硬幣正反兩面 雙方心靈同受煎熬
這兩種人被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學的教授巴恩·巴爾·安召集在一起，他們心平氣和地坐下來，並很快組成了一個緊密的組織，名為“反省與信任”。他們冷靜傾聽對方過去多年的經歷，傾吐各自的苦悶，了解別人的愧疚，互相努力使對方明白自己試圖努力克服的一切，以此治癒彼此心頭上“血淋淋”的傷口。
這兩種人被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學的教授巴恩·巴爾·安召集在一起，他們心平氣和地坐下來，並很快組成了一個緊密的組織，名為“反省與信任”。他們冷靜傾聽對方過去多年的經歷，傾吐各自的苦悶，了解別人的愧疚，互相努力使對方明白自己試圖努力克服的一切，以此治癒彼此心頭上“血淋淋”的傷口。
這樣強烈刺激的“偏方”能成為心靈的良藥，彌合內心的創傷嗎？
上世紀80年代末，心理學家安教授與納粹軍官的後代和大屠殺倖存者的後代分別取得了聯繫。他在同他們對話後發現，“雙方都在圍繞著過去的沉默中煎熬著”。他認為，其實這兩種人就像是“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雖然身份不同，但他們都在承受著不為旁人所知的巨大痛苦。如果他們能夠聚在一起，或許可以互相幫助。
毋庸置疑，這個大膽的想法不被當時的社會所接受。人們不承認那些萬惡的蓋世太保的“孽種”也受到了傷害，也忍受著靈魂的拷問。一些心理學家甚至認為，安教授無異於借納粹後代之手完成對大屠殺倖存者及其後代致命的一刀，使他們的心靈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納粹後代馬丁·博爾曼的夫人科杜拉回憶起丈夫第一次接到安教授打來的電話的情景。安對馬丁說，他想了解納粹父母的過去給他們的後代造成了怎樣的影響。“安的出現讓我們經歷了一個最難過的時期，一切都改變了。”科杜拉說，“他打開了塵封已久的‘抽屜’，這個‘抽屜’承載了太多，所有馬丁認為已經克服的事情又歷歷在目。”她說，從此，馬丁開始翻閱所有關於紐倫堡審判的書籍文獻，看集中營的錄像帶，了解所有可怕的事情，然後就坐在那裡哭泣。從前，馬丁是個快樂的人，愛笑，也愛開玩笑，但打那時起，他變得憂鬱，他心頭看似已經癒合的傷口又被一點點揭開。
馬丁心中父親的形象冷酷而血腥。他記得9歲時希特勒送他一組士兵玩具作為生日禮物，他想表示感謝，卻錯把“萬歲，我的領袖”說成“希特勒萬歲，我的領袖”，挨了父親狠狠一記耳光。長大後，馬丁被送到巴伐利亞費爾達芬最嚴格的軍事學院學習。在那裡的3年，馬丁每日被填鴨式灌輸希特勒《我的奮鬥》的思想。他心中一直有個疑問：“到底什麼是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納粹主義）？”父親的回答很簡單：“是我們領袖的希望。”
二戰將要結束時，到處是一片混亂，馬丁所在的學校驅散了所有學生，並配發槍枝，準備為保護“千年的帝國”與敵人最後一搏。1945年5月1日午夜剛過，電台里傳來希特勒倒台的訊息。馬丁回憶道：“我當時只是一個孩子，但是我想，天哪，末日來臨了！”他跑到一家賓館的花園裡，在黑暗中聽到一連串槍聲，當晚有8名納粹頑固分子自殺了。“我當時想到的只有死亡。”馬丁拿出槍對準自己的腦袋，在扣動扳機的一剎那，有人拉住了他——他的一名同學也到花園裡來，和馬丁一樣想自殺。“他阻止了我，我們阻止了對方，抱頭痛哭。”
之後，馬丁想回到母親身邊，但當時該地區被盟軍控制，家人已經逃到了南方。在薩爾茨堡，馬丁水土不服、食物中毒，無法再往南行，在假名的偽裝下，他得以寄居在一位奧地利農民家。這是一位視馬丁如己出的老好人，也正是這位馬丁愛之甚於生父的虔誠天主教徒改變了他的一生。
馬丁心中父親的形象冷酷而血腥。他記得9歲時希特勒送他一組士兵玩具作為生日禮物，他想表示感謝，卻錯把“萬歲，我的領袖”說成“希特勒萬歲，我的領袖”，挨了父親狠狠一記耳光。長大後，馬丁被送到巴伐利亞費爾達芬最嚴格的軍事學院學習。在那裡的3年，馬丁每日被填鴨式灌輸希特勒《我的奮鬥》的思想。他心中一直有個疑問：“到底什麼是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納粹主義）？”父親的回答很簡單：“是我們領袖的希望。”
二戰將要結束時，到處是一片混亂，馬丁所在的學校驅散了所有學生，並配發槍枝，準備為保護“千年的帝國”與敵人最後一搏。1945年5月1日午夜剛過，電台里傳來希特勒倒台的訊息。馬丁回憶道：“我當時只是一個孩子，但是我想，天哪，末日來臨了！”他跑到一家賓館的花園裡，在黑暗中聽到一連串槍聲，當晚有8名納粹頑固分子自殺了。“我當時想到的只有死亡。”馬丁拿出槍對準自己的腦袋，在扣動扳機的一剎那，有人拉住了他——他的一名同學也到花園裡來，和馬丁一樣想自殺。“他阻止了我，我們阻止了對方，抱頭痛哭。”
之後，馬丁想回到母親身邊，但當時該地區被盟軍控制，家人已經逃到了南方。在薩爾茨堡，馬丁水土不服、食物中毒，無法再往南行，在假名的偽裝下，他得以寄居在一位奧地利農民家。這是一位視馬丁如己出的老好人，也正是這位馬丁愛之甚於生父的虔誠天主教徒改變了他的一生。
馬丁說：“他不是那種把信仰掛在嘴上的人，他為信仰而生，看起來知足而平靜，我想我要的就是那種平靜。”幫農夫養了幾個月牛以後，馬丁開始看報紙，上面滿是關於紐倫堡審判和集中營里的恐怖生活。在馬丁得知父親被判死刑的那個晚上，他向一直給予他庇護的一家人坦白了自己的真實身份。聽完馬丁的“自白”，老人沒有將他扭送警察局，而是鼓勵他積極地面對生活。 馬丁說：“我從未想過能逃出回憶，我以為將永遠活在過去。1933年到1945年間發生在德國的事情是恐怖的，我感到羞愧、痛苦和無助。我必須認識到，我父親對於納粹所犯下的許多罪行負有責任，他強制進行大規模驅逐，強制奴役猶太人，在很多命令上都可以看到我父親的簽名。”
在遇到安教授，參加了“反省與信任”組織後，馬丁走遍德國，併到世界各地講演，譴責“第三帝國”的罪行。馬丁說：“我必須感謝父親給了我生命，但我必須將那個作為父親的人和另外那個我完全不熟悉的、被希特勒思想所腐蝕的人區分開來。”馬丁說，演講在公眾中的反應，特別是在渴望了解歷史的年輕人中的反應是絕對積極的。他相信，如果不是安教授逼他面對真相，他絕對不可能在公眾面前作這樣的主題演講。
Martin Bormann在德國，一些納粹後代的母親曾經竭盡全力向孩子隱瞞父親的真實身份，直到孩子長大成人。有些人甚至是在父親被捕，被送上法庭判刑入獄後，才知道真相。庫爾就有這樣的經歷。他的父親是蓋世太保的一個頭目，在1948年被英國人以戰爭罪處以絞刑。
庫爾最後一次見到父親是在監獄裡，那時他只有8歲，多年後母親才告訴他父親死在監獄裡。庫爾16歲那年被送到荷蘭的親戚家，親戚告訴他，他父親因為戰爭罪被英國人處死。庫爾當時認為父親不該被判死刑，他總想請個律師，為恢復父親的名譽做點什麼，得到的答案卻是“別想了”。庫爾對母親欺騙了他這么多年感到憤怒，從19歲開始他拒絕同母親講話，並患上了神經衰弱症。直到庫爾成為一名歷史老師，並遇到了他後來的妻子——一個小時候僥倖逃過被蓋世太保送往集中營的女子後，他才開始談論父親。在妻子的幫助下，庫爾開始閱讀他父親的審訊記錄抄本。
“在那之後，每當我看到一個男人拿著公文包走在街上時，我就想父親也曾這樣拿著公文包。但他的包里決不是什麼有關水管和電力的檔案，而裝滿了對人們施以暴行、殺害，或送去集中營的命令，他是政府的劊子手。我掉進了精神的深淵。”
庫爾說，直到參加了安教授組織的特殊會面以後，他才能“真正、完全地面對真相”。他說：“邪惡並不是一下子成就的事，是一步一步演變而來的。我也不相信人們說‘我原本不會那么做’，在經歷了那么多事以後，我能看得更深，再也不會相信這種說法。”
多次與馬丁等人會面後，庫爾對人類本性的認識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他說：“我不會再認為世間只分好人和壞人，重要的是不再創造讓人的邪念肆意滋長的環境。”
多次與馬丁等人會面後，庫爾對人類本性的認識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他說：“我不會再認為世間只分好人和壞人，重要的是不再創造讓人的邪念肆意滋長的環境。”
精神病學家阿爾貝克博士的父母是波蘭納粹勞工營的倖存者，他用“與一隻大象在一個房間裡成長”來形容這種被“圍繞著過去的沉默”所壓迫的窒息感覺。他解釋說：“你還是個孩子，你知道世上在發生一些事情，但你卻不知道怎樣用一個詞來形容這些沒人會承認的事情。”
阿爾貝克承認以前對安教授組織的這種聚會心存疑慮，但當8名德國人、4名美國人和4名以色列人1992年第一次會面時，他們發現可以用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敞開地談論過去。他說：“兩個對立陣營的後代匯合了，歷史閉合成一個完整的圓。”
臨床醫學家戈斯喬克的父母也是集中營的倖存者，參加“反省與信任”組織的活動後，戈斯喬克被那些納粹後代“可怕的羞恥感”震驚了。當她聽到他們說“我們憎恨我們的父親，但一切與我們無關”時，她很難把醜惡不堪的過去再與他們聯繫在一起。她說：“我們看到，他們的生活被親生父母親手毀掉，他們心裡的負擔居然來自親生父母。”
戈斯喬克承認，舉行這種聚會的想法曾嚇了她一跳。她如此憎恨納粹的所作所為，以至於她憎恨所有德國人，憎恨整個日耳曼民族。但通過這些特殊的聚會，她能從個體的角度重新認識那些納粹後代，那些一樣被過去的夢魘纏繞多年的人們。“第一次聚會，聽完每個人的故事後，我感覺我心頭的仇恨開始融化，我得到了解脫。”
相關評論
馬丁·博爾曼
德國記者比爾寫的《元首秘書鮑曼：一個能左右希特勒的人》，這是一本記述曾經作為希特勒秘書、納粹黨辦公廳主任的鮑曼，一個能左右希特勒的人，一個把希特勒罪惡思想，變成殘酷現實的人。於是，有人說，這是一個比希特勒更為可怕的人。希特勒固然可怕，但是第三帝國之所以迅速崛起，變成一具偌大的殺人機器，就是因為當時的德國有千千萬萬博爾曼們。
事實證明，鮑曼是比希特勒還可怕的人。偶像固然可怕，但是，那些迷信偶像，並被愚忠思想所控制的人們，卻更加可怕。因為他們往往變成偶像的工具，把偶像的思想，變成一種殘酷的現實。在我們曾經存在的動亂年代，更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所以，我們的時代或者社會，就是因為有千千萬萬博爾曼們，所以才變得更為可怕。
據說，鮑曼身體長得肥胖、短腿、圓腦袋，個子也不高，完全不符合納粹認為的，優等種族的理想特徵。而且，他總共才受過七年的教育，也就頂多國中肄業。他退學後，從事過農場的工作，曾因謀殺被判有罪。但是, 他只在監獄裡待了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因此得以解除牢獄之災，參加了德國的軍隊。就是這個沒有天分、也沒有任何才學的鮑曼，卻憑他的愚忠，成為納粹黨的財務官。希特勒上台後，鮑曼更扮演了納粹殺人機器中發電機的作用。
希特勒在自殺前，曾授予鮑曼最忠實的納粹黨員稱號。為什麼希特勒如此信任，並委以重任給這個身無所長的人呢？就因為他具有可怕的愚忠思想，是一個罪惡的忠誠執行者。他唯一的本領，就是把希特勒說出來的話，變成嚴酷的現實，是第三帝國的攝政王。而很長的時間裡，他就作為元首秘書，和納粹黨的辦公廳主任，掌握了極大的權力，成為納粹德國的秘密統治者，一個能左右希特勒的人。
鮑曼之所以，能夠在弱肉強食的納粹叢林中，成為一隻可怕的怪獸，完全是得益於他的平庸。只有平庸的人，才能具有絕對的服從心理，才能博取主子的歡心和信任，這是古今中外，所有成功的奴才所證明的。只要有社會叢林存在，就有鮑曼這樣的怪獸存在，也因為有這樣的怪獸存在，所以社會叢林才顯得如此詭秘而充滿誘惑，才會有更多的鮑曼們，來維持叢林的規則和秩序。
而最後，鮑曼也憑著他的隨機應變的本能，逃脫了歷史的審判。當他處在蘇軍的包圍中，鮑曼在突圍時，對自己的秘書克呂格爾說：我試試看，但未必會成功，之後，便人間蒸發了。當盟軍展開了大規模的搜捕行動，在整個德國境內貼出了20萬張鮑曼的肖像。與此同時，海牙國際法庭缺席判處這名戰犯絞刑。從那時起，關於博爾曼下落的傳言越來越多，竟有16個人被懷疑是博爾曼，而遭到被捕。
據專家推測，鮑曼離開帝國總理府後，遇到蘇軍炮火阻隔，絕望中服毒自殺，被當做無名屍體埋葬。直到一九七二年，西柏林雷爾特車站鋪設地下管線，一名工人挖出兩具保存完好的屍骨。據專家分析，這兩具屍骨正是尋找多年的，伯爾曼和希特勒私人醫生施圖姆芬格的遺骸。法醫們在兩具屍骨的牙齒縫裡，發現了裝藥劑用的細頸玻璃瓶的碎渣。專家據此估計，兩人是服毒而死的。自此，關於博爾曼的傳聞，才塵埃落定。
不過，關於鮑曼的話題，卻從未消減。前蘇聯間諜片《春天裡的十七個瞬間》，描寫了希特勒身邊那些可怕的人，其中就有博爾曼，並且占有顯著的位置。而博爾曼的現象，卻更加普遍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中。
所以，《一個能左右希特勒的人》的作者認為，歷史在它的進程中不會重演，但類似現像卻反覆出現。
鮑曼計畫
希特勒私人秘書被曝以牧師身份隱居拉美一名前納粹主義者“爆料”：德國納粹頭目阿道夫·希特勒的秘書馬丁·鮑曼（亦譯：馬丁·鮑曼）並未如德國當局先前所稱死於1945年而是逃出柏林，以牧師身份隱居拉丁美洲。比利時《最後一點鐘報》5日刊出對范·埃爾肖特的專訪內容。范埃爾肖特說他是一名狂熱（納粹主義）者。”范埃爾肖特說。
1945年，他在蘇聯軍隊逼近柏林時，逃離希特勒藏身的地下掩體，神秘失蹤。
1946年紐倫堡審判中，博爾曼被缺席判處死刑。1972年，一具屍體出現在柏林，德國當局確認死者為博爾曼。1998年，DNA檢測結果顯示。
納粹統治時期，鮑曼是希特勒的私人秘書，在“第三帝國”中飾演重要角色。1945年，他在蘇聯軍隊迫近時柏林時，逃離希特勒藏身的地下掩體，神秘失蹤。1946年紐倫堡審判中，博爾曼缺席被判處死刑。
1972年，一具屍體呈現在柏林，德國當局確認死者為鮑曼。1998年，脫氧核糖核酸（DNA）檢測結果顯示，遺骸確實是鮑曼。不過，一些人懷疑，鮑曼屍體經由他處運往柏林後被人重新掩埋。
范埃爾肖特曾與納粹合作，1945年從比利時越獄，逃往西班牙，在一名牧師幫忙下逃往玻利維亞，居住至1964年。
1944年1月29日納粹計畫民族純化
1944年1月29日，納粹在被他們稱為德國民族的純化這一行動上又邁出了一步，他們希望加速繁殖一種所謂的雅利安優秀民族。這個計畫是希特勒的私人秘書馬丁·鮑曼所制定的。他認為，一個十全十美的德國人應該是一位德國黨衛隊軍官。
1944年1月29日，納粹在被他們稱為德國民族的純化這一行動上又邁出了一步，他們希望加速繁殖一種所謂的雅利安優秀民族。這個計畫是希特勒的私人秘書馬丁·鮑曼所制定的。他認為，一個十全十美的德國人應該是一位德國黨衛隊軍官。
為了增加被稱為納粹的日耳曼兒童的數量，博爾曼將撤銷所有的社會禁忌，鼓勵未婚女子去生育北歐日耳曼民族的孩子。懷孕婦女將得到被稱為“生命源泉”的“培育生命團體”的照管。鮑曼計畫，到大戰結束時，將有1萬名兒童在此團體的管理下，生活在22個大家庭中。
家族成員
馬丁·鮑曼出生於德國哈爾伯施塔特附近，父親西奧多·鮑曼（1862年7月1日—1903年7月8日）是的一個高級郵局職員。1898年他的第一位夫人（30歲，當時兩人已有兩個孩子）逝世後他在同年就與同事的一個女兒（35歲）結婚。他的第二位夫人快速地給他生了三個孩子（其中第二個夭折），1903年西奧多出乎意料地逝世，從1930年至1943年兩人共生了10個孩子。
他的弟弟阿爾伯特·鮑曼也是納粹黨的高級領導人之一，其夫人蓋爾達是一名納粹黨法官的女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