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滕薩林

伊卜拉依·阿爾廷薩林（Ибрай Алтынсарин，1841—1889）哈薩克教育家、學者和詩人。1857年畢業於奧倫堡邊境委員會附設的七年制學校。1861年初在圖爾蓋學校任教。

1879—1889年在奧倫堡學區任哈薩克學校督學時，為適應對哈薩克斯坦遊牧居民子弟進行教學與教育的需要，組織寄宿制學校。認為學校須擺脫宗教的影響，培養新的公民，要用本族語教學，並傳播普通教育知識，使哈薩克人掌握俄語和俄國的文化知識。認為學校應提供文明生活的範例，成為文化中心，應有良好的圖書館，以便有文化的居民閱讀科普書籍；要附設實驗菜地和花圃。要求教師具有教育修養並熱愛自己的事業。認為建立學校是人民自己的事，沙皇政府不應妨礙學校的教育與教學工作。曾編寫哈薩克最早的課本。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阿爾滕薩林
• 外文名：Алтынсарин
• 畢業學校：奧倫堡邊境委員會的七年制學校
• 出生年份：1841年
• 身份：教育家、學者和詩人
• 出生地：今庫斯塔奈區

前言

人們在討論19世紀的哈薩克斯坦文化史時，有三位人物是必然會涉及到的。按其生卒年月來排列，他們分別是喬坎·瓦里汗諾夫（1837—1865年）、伊卜拉依·阿爾廷薩林（1841—1889年）和阿拜·庫南巴耶夫（1845—1904年）。這三位人物對哈薩克民族近現代文化發展具有開拓性的建樹，又因各自活動的領域不一而有不盡相同的作為：阿拜通常被譽為是位偉大的詩人，瓦里汗諾夫的功績主要表現在對民族志學的研究方面，而阿爾廷薩林則在文化教育領域居有一席重要位置。誠然，作為哈薩克民族近現代啟蒙運動的先驅，他們三位在推動民族覺醒與文化進步的過程中都對哈薩克的世俗教育事業予以了極大的關注，並從不同角度努力推動這一事業的發展；但阿爾廷薩林在這一領域傾注畢生精力所做出的具有開拓意義的實際工作，令其無疑最當受到重視。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伊卜拉依·阿爾廷薩林生於今庫斯塔奈區，早年失怙，由其祖父收養。祖父巴爾革日·江布爾沁（Балгожи Джанбурчин）是位頗有權勢的人物， 曾做過民間法官畢。在他的安排下，十歲的阿爾廷薩林進入奧倫堡一所新開辦的俄—吉國小讀書。這所學校是為哈薩克兒童開設的七年制非宗教性質的國小，隸屬於奧倫堡邊防委員會，其辦學宗旨是從當地居民中為地方低級殖民機關培養諸如譯員和文書之類的小官吏或國小教師及東正教傳教士。
1857年，阿爾廷薩林以獲得金質獎章的優異成績畢業。此後，他曾在其祖父手下做過三年的文書。是時，他的祖父已是烏孫—克普恰克部落的頭人，併兼有奧倫堡邊防委員會中校的頭銜。
自1859年8月1日起，阿爾廷薩林在奧倫堡公署做初等譯員。
1860年，阿爾廷薩林奉州公署之命著手在奧倫堡要塞（即今之圖爾蓋）創辦一所哈薩克兒童學校，這是他初次涉足教育事業。學校於四年後建成，阿爾廷薩林本人被任命為該校俄語教員。
1869年，阿爾廷薩林進入圖爾蓋縣府任辦事員，後升任縣長第一助理、縣法官等職。在處理鄉長、村長的選舉事務中，他試圖扼制賄賂、貪污和濫用職權的官場惡習，遂引起地方小官吏們的不滿與仇視。他們向州政府、軍督告惡狀，甚至告到了內政部，罪名是他破壞1868年《臨時條例》（註：即指沙俄政府於1868年10月21日頒行的《烏拉爾、圖爾蓋、阿克莫林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四州臨時管理條例》。）中規定的選舉規則。

學監生涯

農奴制改革後引發的社會對教育事業的普遍關注，迫使俄羅斯帝國政府於1864年頒行《初等國民學校條例》，將開辦初等學校的權力下放給地方自治機構、地方城市管理機構之類的社會組織。辦學權力的下放以及殖民統治對行政管理人員的需求，使得興辦面對哈薩克草原原住居民的初級學校一事，成為無法規避的現實問題。這樣的歷史契機也令阿爾廷薩林的人生之路出現了轉折——1879年，他被任命為圖爾蓋州學督。從此，這一官職便將他的命運與哈薩克斯坦國民教育結下不解之緣。

沙皇政府雖將辦學權力下放地方，但並沒有放棄對學校的管理，規定所有學校仍隸屬國民教育部管轄。政府依然將教育視作鉗制公眾意識的得力工具，聲稱：初等學校的基本任務，首先是“強化國民的宗教與道德觀念”，然後才是“傳播基本的有益知識”。（註：М·澤齊娜，Л·科什曼等著；劉文飛等譯：《俄羅斯文化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第195頁。）阿爾廷薩林對興辦教育則持有另一番見的。 他將學校視為開啟民智的“鑰匙”，言道：“學校——這是藉以推動哈薩克人教育的主要動力，尤其是那裡蘊藏著哈薩克人的希望，只有在那裡才有吉爾吉斯人的未來。”（註：А·庫澤姆拜依烏勒等：《哈薩克斯坦通史》，阿拉木圖，薩那特出版社，1996年，第282頁。）顯而易見，他看重的是教育在民族發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並將哈薩克民族的前途寄託於此。他正是這樣的思想驅動下去興辦教育的。

為宣傳發展教育的意義和廣泛籌措辦學資金，阿爾廷薩林的足跡遍及圖爾蓋州每一個阿烏勒。此番努力的結果便是他成功地在短短兩年間（1881—1882年）於本州所有四縣（伊列茨克縣——即後來的阿克糾賓斯克縣、尼古拉耶夫斯克縣——即後來的庫斯塔奈縣、伊爾吉茲縣和圖爾蓋縣）內各創辦了一所兩年制俄—哈學校。

考慮到哈薩克民族的遊牧生活特點，阿爾廷薩林嘗試創建一種與之相適應的教育體系。他四處遊說，建議創辦寄宿學校和在每個鄉建立流動國小，以求儘可能地擴大初等國民教育網路，從而為教育普及的實現奠定廣泛而切實的基礎。

哈薩克女子教育的發軔亦與阿爾廷薩林的名字聯繫在一起。他曾於1888年在伊爾吉茲縣創辦了一所哈薩克女子寄宿學校。他還努力奔走遊說，向有關行政部門爭取到開辦一系列女子寄宿學校的許可。經他努力得以創辦女子寄宿學校的地方有：圖爾蓋（1891年）、庫斯塔奈（1893年）、卡拉布塔克鎮（1895年）、阿克糾賓斯克（1896年）。據統計，1896年時，在上述學校就讀的女學生人數已達211名， 其中哈薩克族姑娘為70名。儘管人數並不可觀，但若是考慮到女子接受文化教育在當時的哈薩克草原尚屬不被世俗偏見接納的事實，那么阿爾廷薩林能使女孩子走進學堂，就不能不是一樁意義非同尋常的功績了。

阿爾廷薩林不僅致力於創辦學校，並且還對這些學校的教學工作予以全面的關注。他曾自己動手編寫教材、制定教學計畫和教學方法。他編寫了《吉爾吉斯語文選》和《吉爾吉斯學生俄語教學指南》作為國小教材，還將俄國進步教育家們的著作或教課書介紹給俄—哈國小的教師們作為教學輔導用書。

他對舊有的教育形式與內容予以了革新。自14世紀初以來，哈薩克人一直借用阿拉伯語字母來標寫哈語。由於哈薩克語中的許多元音和一些輔音在阿拉伯語語音系統中沒有與之對應的書寫符號，故採用阿拉伯語字母來標寫哈語，便不能準確地表現哈語獨有的語音特徵，不利於兒童的讀寫學習與掌握。考慮到這種種不利，阿爾廷薩林嘗試借用俄文字母來標寫。出版《吉爾吉斯語文選》時便做了這樣的首次嘗試。他認為，“只有採用俄文字母來書寫，吉爾吉斯語言才能從那些不宜進入吉爾吉斯語的阿拉伯語辭彙、韃靼語辭彙中擺脫出來；只有在使用俄文字母的情況下，哈薩克語書籍才能做到書寫準確。”（註：《中亞和哈薩克斯坦諸民族文學史》，莫斯科大學出版社，1960年，第322頁。）

在教學方法方面，他認為，作為一位教師，“他任何時候也不要忘記自己是在與誰打交道。他是在與孩子們打交道。如果他們有什麼不懂的，那么老師應當責備的不是那些學生們，而應當責備自己沒能使他們明白。教師應當對孩子們溫和而不能暴躁，要有耐心，要態度誠懇、語言平易地講解每一個問題，不要使用過於奇巧的詞句和不必要的術語”，因為“直觀教學正是建立在教學方法的簡明和教師講解的易懂之上的”。（註：轉引自《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史》第3卷， 第340頁。）他對舊式學校體罰學生的做法持否定態度。

阿爾廷薩林為培養初等學校教師、特別是哈薩克族師資也做了許多前所未有的工作，他曾在特洛伊茨克創辦了一所教師學校。

作為一位具有進步思想的近代教育家，阿爾廷薩林不僅致力於一般文化知識的傳授，同時他也對學生的道德培養予以充分關注。他曾寫道：“我還要竭盡全力去影響他們（指學生們——本文作者注）的道德情操，以使他們日後不致成為貪污受賄之徒。”（註：轉引自《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史》第3卷，第340頁。）他特別注重培養學生勤勞、正直、好學的美德，這在他所編著的教課書中有充分的體現。

學生道德情操的培養是與教師的精神品質密切相關的，教師的操行無疑對學生具有榜樣與潛移默化的影響。因而，阿爾廷薩林在關注學生品德教育的同時，亦特彆強調教師自身德行的修養。在他看來，教師只有當其在學生中間享有崇高的道德威信時，他才是稱職的。他將教師視為學校全部教學和培養過程中最關鍵的要素。他稱：“對國民國小而言，教師便是一切，任何最好的教課書……任何一絲不苟的學監的督察，都不能與之相比。”

沙俄的侵入帶來了全新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新的行政區劃的劃分，也使哈薩克人傳統的生產與生活方式受到巨大衝擊。單一的遊牧經濟不僅明顯地受到壓抑，並且日益變得舉步維艱。阿爾廷薩林與其他啟蒙主義者一樣，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並努力引導民眾以主動、積極的態度應對傳統與現實之間的衝突。例如，他將勞動技能作為一門功課納入教學計畫，有目的地指導學生習學一定的生產技能。他曾規定，男學生要學習木工、鐵工技術，女學生則要習學裁剪與縫紉、編織圍巾、製作駝絨等技能。他還認定：從當地原住民中培養哈薩克斯坦經濟發展所必不可少的專家，有著特別的意義，故他努力促成一些手工藝學校和農業經濟學校的創辦。他成功地在圖爾蓋城創辦了一所手工藝學校。這所學校是由當地居民募集的資金來維持的。他於逝世前將自己的一些地產捐贈給庫斯塔奈一所農業經濟學校。

文學創作

像大多哈薩克近代啟蒙主義者一樣，阿爾廷薩林也涉足於文學領域。在討論這個問題時，研究者們通常首先提及他於1879年在奧倫堡出版的那本《吉爾吉斯語文選》。在這本文選中，阿爾廷薩林創作的文學作品占有很大的一部分。

宣揚教育是他創作的一大主題。《吉爾吉斯語文選》便是以崇尚知識的詩歌《孩子們，讓我們一道來學習吧》和《在文明的國度里》作為開篇的。詩中對愚昧無知予以批駁，勸誡世人追求知識與文化。在《好學之益處》、《如何致富》等散文作品中，他表述了對本民族光明未來的期望，揭露了落後與沒有文化所造成的罪惡、貧困與苦難，並論及科學對社會進步所具有的重大意義。

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多為勞動民眾。對他們的勤勞、堅強、豁達、善良天性的讚美，是他最優秀的作品的特徵之一。他努力塑造可為人們效仿的正面人物形象。例如他在《魯可班郎中》中塑造出一位心胸博大、善良樂施的郎中。他不求索取地為窮人醫病，與富人的專橫、宗教的愚昧、陳腐的舊俗進行著鬥爭。在魯可班這位理想人物身上寄託著作家對人的美好品行的敬重與推崇。在中篇小說《富家子與窮孩子》中，阿爾廷薩林塑造了兩個出身不同的少年形象——富家子弟阿桑和窮孩子烏先。他們因與家人走散而流落在荒辟的草原上。困境中，富家子的膽怯無能與窮孩子勇敢、堅強的性格和獨立生活的能力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從而揭示出兩種社會階層人物的性格特徵。作者在這裡將俄羅斯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對人物形象社會特徵的渲染手法與哈薩克詩歌藝術傳統的直抒胸意的勸誡手法和語言風格的多樣性有機地結合起來。

在小說《克普恰克人謝依特庫勒》中，阿爾廷薩林宣揚由遊牧向定居農耕過渡乃是經濟進步必須條件的觀點，反映出草原上已開始出現這樣的社會變革。
阿爾廷薩林那些描寫自然風光的詩歌，例如《夏日》、《小河》等，最能體現他的詩人天賦。他嫻於運用輕柔、明快的筆調做細膩的抒情描寫。
就創作風格而論，阿爾廷薩林沒有完全放棄傳統文學所固有的那種勸誡式的手法，但其作品顯然已是著意於憑藉情節構建起來的更具文學色彩的創作，儘管其中勸誡的成份依然很重。
他的創作受到俄國以及歐洲文學的影響。例如，在他那些論及教師的詩歌中，便有受法國歌謠詩人皮埃爾·讓·貝朗瑞（1780—1857年）的《課堂》一詩影響的痕記。在哈薩克人中，他是將優秀的俄羅斯經典作家的作品譯成哈文的第一人，經他譯介的作家有克雷洛夫、托爾斯泰等。作為一位啟蒙主義知識分子，民族意識的增強促使他對本民族的歷史與文化產生極大的興趣。他曾撰寫了兩篇民族志方面的論文：《奧倫堡管區吉爾吉斯人嫁娶風俗概論》和《奧倫堡管區吉爾吉斯人殯葬和悼宴風俗概論》。在對婚嫁禮俗進行詳盡研究的過程中，他全面考察了該邊疆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對這些習俗構成的影響，對封建宗法制社會生活的保守性及草原婦女的無權地位給予了激烈的批判。
阿爾廷薩林對蒐集、整理和出版哈薩克民間口頭創作亦多有貢獻。《吉爾吉斯語文選》中輯入了他所蒐集到的部分資料。這部分資料主要是民間傳奇、壯士歌和童話，例如：《薩傑米爾汗》、《英雄加尼別克》等。1874年，他被俄國地理研究學會接納為會員。

歷史地位

縱觀阿爾廷薩林的一生，他在推動哈薩克斯坦教育事業中的功績，無疑最當贏得後人的高度評價。他一生中成功創辦了四所二年制俄—哈中心國小、一所手工藝學校、一所女子學校、五所鄉級國小和兩所俄羅斯移民子弟國小。阿爾廷薩林所處的歷史環境，決定了他的教育生涯具有特別的意義。是時的哈薩克草原，兒童接受宗教啟蒙教育依然是人們信守的傳統；而沙皇殖民政府不甘容忍伊斯蘭教與其在社會意識形態領域爭奪民心，開始推行俄式教育，欲藉此削弱伊斯蘭教的影響，鞏固其殖民統治。同時，行政改革後，政府亦需要從當地民族中培植忠於沙皇政府的官吏。按照沙皇政府的意願，這類官吏應成為他們在中亞及哈薩克斯坦所推行的殖民政策的積極執行者。
阿爾廷薩林正是這兩種勢力角逐於文化領域的境況下開始其教育生涯的。身為政府學監，阿爾廷薩林自然無法完全擺脫官方教育政策的制約，但他的具體辦學主張與殖民當局俄化、奴化異族的險惡用心是有區別的。如果說，殖民主義者把在哈薩克斯坦興辦教育視作從語言和信仰兩方面割斷哈薩克人與本族歷史聯繫的一場“精神戰爭”（註：詳見А·庫澤姆拜依烏勒等：《哈薩克斯坦通史》，第279頁。 ），那么阿爾廷薩林則在教育事業中更多地看到是它對本民族進步的推動作用，並篤信教育是提升民族精神素質與生活質量的惟一途徑。他的歷史功績主要表現為：
1.順應時代的發展，倡導新式教育，使哈薩克人的初級文化教育逐漸擺脫宗教束縛而與時代發展相適應，教育的世俗化是封建晚期文化發展的一個特徵之一，這在19世紀的俄國內省表現得十分明顯，但在哈薩克斯坦這樣的邊疆地區，情形則完全是另一個樣子。兒童的初等教育均是在清真寺國小內進行的，並帶有強烈的宗教色彩。在那裡，教學完全沒有計畫，更談不上什麼教學法，只是讓學生們機械地背誦以宗教信條為內容的阿拉伯文讀本或索性直接背誦《古蘭經》原著。這種機械地背誦，達不到識字的目的，加之充任教師的多是些對阿拉伯語知之不多的毛拉，因而學生畢業數年後大多又成為文盲。清真寺國小儘管教學水平不足稱道，但卻因數量眾多而形成了規模極為宏大的低級學校網。通常，每一村或鎮的清真寺均下設一所國小。這一現象甚至在汗權消亡之後仍然存在，如據沙俄政府的一份統計表明，20世紀初僅突厥斯坦邊疆區就有不少於五千所的伊斯蘭教初級國小。因此，削弱乃至消除宗教初級學校在教育中所占居的優勢、興辦新式世俗學校，便成為提高文化普及教育水平的先決條件。阿爾廷薩林正是這樣做的。
他不僅努力興辦新式學校，亦對傳統的教育內容與方法加以改造。他將宗教排斥在教育之外，把近代世俗文化知識作為兒童初級文化教育的主導內容，甚至引入了與生產和生活密切相關的專業技能的教育，從而不僅使教育與時代相適應，亦與民計民生聯繫得更為緊密。教育不再是宗教獨占的領域，它在國民教育中的統治地位開始受到挑戰。儘管這種挑戰因宗教勢力的強大和民眾對俄國人的不信任而在這一段時間內並沒有給對手構成太大的威脅，但它對推動哈薩克國民教育世俗化，意義是重大的。
2.使教育開始面向大眾。在阿爾廷薩林之前，草原上大致存在著兩種類型的俄式學校：一為官辦學校，此類學校的辦學方針固然是為殖民統治培養人材。創辦於1789年的“亞洲學校”，被視為哈薩克斯坦俄式教育的開端。該校是為行政當局培養諸如翻譯和書記人員之類的低級官吏，生源來自當地有產階層的子弟。從移民子弟中培養當地行政機關官吏的作法，始於1813年鄂木斯克軍校（1847年改建為西伯利亞武備中學）和1825年的奧倫堡軍校（1844年改建為奧倫堡涅普留耶夫武備中學）的創辦。在此類學校中，亦有極個別一些哈薩克封建權貴頭面人物的子弟入讀，時年十二歲的瓦里汗諾夫就曾於1847年入西伯利亞武備學校學習。此類學校的開辦，標誌著沙俄採取了一個意義重大的殖民政策的戰略轉移，由初期的倚重武力征服轉向開始注重採用文化手段來強化對哈薩克人民思想的有效控制。
另一類是非官辦俄式學校，此類學校早在18世紀就已出現。例如，1716年創辦的茲梅伊諾戈爾斯克鉛鋅礦國小和1765年由專業技術軍人創辦的幾家所謂“駐軍國小”（гарнизонная　школа）。此類學校是俄國移民、駐軍或哥薩克人為解決子弟教育而自行開辦的，對當地土著居民子弟的教育沒有構成什麼影響。
阿爾廷薩林明顯受到諸如烏申斯基（註：康士坦丁·德米特利耶維奇·烏申斯基（1824 —1870/71年）， 俄國教育科學的奠基人。 ）等俄國民主主義教育家的影響，致力於使教育面向廣大民眾。他倡導在每一鄉開辦流動初級國小，促使教育走向社會下層，不再被局限於為殖民當局培養小官吏或僅服務於富家子弟；他倡導創辦手工業或農業技術學校，使教育直接服務於廣大民眾的實際需要；他創辦女子學校，令女子無權地位得到某種改善。阿爾廷薩林推動近代科學知識在民眾間的傳播，不僅向哈薩克人介紹著物質生活的知識與技能，更為他們應對劇烈的社會變遷提供著精神準備。由此產生的最直接的成效，便是促進了近現代哈薩克民族知識分子的形成，而這正是推動哈薩克社會進步的至關重要的先決條件。
阿爾廷薩林的另一大歷史功績表現在他對哈薩克民族文學所做出的開創性貢獻。他的創作使哈薩克文學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被譽為哈薩克書面語和文學語言的奠基人之一，是繼瓦里汗諾夫之後的又一位近代文學與語言大師。在哈薩克民族文學史上，“他是第一位於自己的作品中涉及他那個時代的人民生活主題”的作家，（註：《中亞和哈薩克斯坦諸民族文學史》，第324頁。 ）對近現代哈薩克民族文學的現實主義創造風格的形成具有奠基意義。又因他的創作對象主要為兒童，故他也被視為哈薩克兒童文學的奠基人之一。
誠然，阿爾廷薩林也受到他那個時代的限制。他誇大了教育對社會改造的作用，他雖然對社會落後現象提出批評，但沒有找到造成這些現象的根本原因，因而也就不可能提出切實可行的變革主張，而“只是努力試圖將宗教與科學分離開來，並同那些不管源自何處的野蠻的偏見做鬥爭”（註：《中亞和哈薩克斯坦諸民族文學史》，第326頁。）。 這是他那個時代大多數啟蒙主義者所具有的特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