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埃班

阿巴·埃班Abba Eban（1915年2月2日- 2002年11月17日）以色列外交之父，生於南非，曾在劍橋大學求學。1948年，他擔任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1950-1959年並同時擔任駐美國大使。1964年他又重新擔任以色列駐聯合國代表團團長。1966年至1974年他出任外交部長時的一系列傑出外交手腕使以色列安然度過1967年的危機，他的演說才華為他贏得了極大的聲譽，也幫助以色列度過了很多重要的考驗。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阿巴·埃班
• 外文名：Abba Eban
• 出生日期：1915年2月2日
• 逝世日期：2002年11月17日

生平

講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語

阿巴·所羅門·埃班1915年2月2日出生於南非的海角鎮，父親是從立陶宛移民過來的商人。當埃班7個月大的時候，他們全家又坐船去了英國。不幸的是，在倫敦待了還不到一年，父親亞伯拉罕·所羅門得癌症死了。幾年以後，為生活所迫，媽媽愛琳達·所羅門改嫁給了內科醫生艾薩克·埃班，埃班隨的就是繼父的姓。他那時叫奧布里·所羅門·埃班，很英國化的名字。他後來所用的希伯來名字阿巴是在下決心加入到以色列的獨立鬥爭時取的，主要在公共場合用。在私人通信中，埃班仍自稱奧布里，因為許多朋友感覺叫他新名字很不習慣，阿巴在希伯來語中是爸爸的意思。

幼年的時候，埃班就接受了猶太復國主義的思想。媽媽愛琳達當時是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倫敦辦事處的秘書兼翻譯。1917年的一個晚上，上司給了她一個任務，讓她把《貝爾福宣言》翻譯成法文、俄文。《貝爾福宣言》對猶太復國主義組織來說可是個不小的勝利，英國在宣言中承諾支持在巴勒斯坦建一個猶太人的家園。埃班對這段故事一直記憶猶新，“翻譯一個檔案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埃班在1992年出版的回憶錄中寫道，“但它卻把我們家與偉大的事業聯繫在了一起，猶太復國主義征服了我的內心世界”。 每個周末，外祖父都來教他希伯來語、猶太經典。在經歷了正統的英國教育後，埃班進入了劍橋大學的女王學院，主修中東語言與文學。在大學裡，埃班表現出了過人的聰明與出色的組織才能，他講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語，領導著猶太復國主義組織青年運動，接受了社會主義者的政治觀點。同樣是在這個時期，埃班積累了淵博的知識，鍛造了自己的演講風格，“每次他張開嘴，就能聽到他在引經據典”。 1938年，埃班以優異的成績畢業，留在劍橋大學當了一名講師，教阿拉伯語、波斯語、希伯來文學。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加入了英國軍隊，在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干預下，他被派往埃及做翻譯，同時負責審查阿拉伯語的郵件與報紙。1942年初，英國人擔心德國人會在埃及取得大勝，於是組織了一個秘密行動，派軍官到巴勒斯坦訓練猶太人做游擊戰士，埃班就在其中。英軍在阿拉曼取得的勝利使他們在巴勒斯坦的行動成為多餘，但這次訓練產生了一個令英國人意想不到的後果：許多培養起來的猶太戰士在後來以色列的獨立鬥爭中，用他們學到的本領對付英國的殖民官員。 正是在這個時候，埃班改變了自己對阿拉伯人的看法。早期的猶太復國主義宣稱，貧窮的阿拉伯大眾會接受猶太移民帶給他們的經濟繁榮，埃班認為這純粹是“胡說八道”。“那種認為一個國家會為了經濟利益而放棄自己獨立的想法絕對是一種殖民主義者的幻想”，埃班寫道。 在以後的職業生涯中，埃班一直堅信這一點。雖然為了國家利益，他一直是巴解組織與它的領導者阿拉法特最猛烈的抨擊者，但他同樣不顧個人得失，多次批評那些延緩、停止與巴勒斯坦談判的以色列領導人。

精彩演講幫助以色列立國

德國納粹橫掃中東的危險過去後，埃班又被派回了開羅，在那裡他遇到了自己未來的妻子，一個從巴勒斯坦流亡到此的猶太商人的女兒蘇西。兩人結婚後，有了一個兒子、一個女兒。 二戰結束後，小兩口在巴勒斯坦定居下來，埃班在一個阿拉伯中心上課。在還是一個英國軍官的時候，埃班就開始為《巴勒斯坦郵報》撰寫匿名文章，抨擊英國限制歐洲猶太人移民的政策。 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領導人早就看上了這位才華橫溢的年輕人，多次表示希望埃班能投身於他們偉大的事業，但埃班一直猶豫不決，直到1946年夏天，反對英國的暴力活動日益升級、英國人開始抓捕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官員的時候，他才下定決心，退出了英國軍隊，成為巴勒斯坦猶太人辦事處的一名官員。 當英國被拖得筋疲力盡，不得已將巴勒斯坦的未來問題交由聯合國解決的時候，埃班參與了猶太人方面與聯合國的聯絡。1947年，聯合國通過了一個計畫，將巴勒斯坦分為猶太人、阿拉伯人兩個區域，這對猶太人來說無疑是個勝利，埃班是當時的猶太人代表團成員之一。他還想方設法安排猶太復國主義組織領導人哈伊姆·魏茨曼與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進行了一次至關重要的會談，幾個星期後，杜魯門承諾，以色列獨立後，美國將予以承認。在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獨立之前兩個星期，為了反對用聯合國的託管取代英國的委任統治這樣一個提議，埃班做了充滿感情的處女演講。在演講中，他宣稱猶太人家園必須在納粹大屠 殺的廢墟上升起，以道義的力量來贏得人們的支持。他的這次演說很成功，引起了廣泛的注意。或許是由於他的這次出色表現，以色列獨立後沒幾天，埃班成為了以色列駐聯合國的首位代表，那年他才33歲，為聯合國又創造了一項紀錄。在隨著以色列獨立而來的第一次中東戰爭中，正是他在聯合國的縱橫捭闔為重壓之下的以軍贏得了寶貴的停戰，使他們得以重新集結、補充彈藥。

兩次戰爭立大功

1956年第二次中東戰爭時，埃班任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同時兼任駐美國大使（這在外交史上也是破天荒的）。在以色列攻占西奈半島的過程中，為了從埃及手裡重新奪回蘇伊士運河，英國、法國也參加了行動。美國對這兩個北約盟友未與自己商量就自做主張很是生氣，在美國的壓力、蘇聯的威脅下，英國、法國被迫撤軍。此時國際形勢對以色列很不利，不僅面臨著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譴責，就連一向支持自己的美國也因英法事件而遷怒於以色列。在這個危難之時，埃班又立大功。經過與當時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來來回回的多次艱苦談判，埃班終於得到了美國認可的以色列撤軍原則：如果埃及再次利用西奈半島干涉以色列船隻自由通過紅海，以色列有權自衛。 此後，埃班又作為外交部長經歷了第三次（1967年）、第四次中東戰爭（1973年）。1967年，埃班的事業達到了頂峰。第三次中東戰爭爆發前，以色列與美國的關係有些緊張，埃班一直與當時的美國總統林登·詹森保持著密切聯繫，最終化解了以美之間的矛盾。6月19日，在以色列擊敗了它的3個鄰居，占領了約旦河西岸、西奈半島、戈蘭高地，控制了耶路撒冷老城僅僅一個星期以後，埃班在聯合國發表演說，指責正是埃及的封鎖以及埃及總統迦瑪爾·阿卜杜爾·納賽爾鼓動阿拉伯世界反對以色列的做法導致了以色列的軍事行動。這篇演說，充分展示了埃班的風格，充滿激情、引經據典、滴水不漏，一下子就讓人覺得那場戰爭是整個世界的戰爭，而不僅僅是以色列的戰爭。埃班拒絕了恢復到戰前狀態的所有提議，他建議阿拉伯人接受現狀，眼睛向前看，“中東已經厭倦了戰爭，現在這裡已經具備了人類活力重新復興的條件，不要讓機會與我們擦肩而過。”1968年，埃班還策劃了以色列與約旦國王海珊·伊本·塔拉勒的最初接觸。 一次又一次，每當以色列面臨著生存問題的時候，聯合國就會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在這裡，埃班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才能。會下，他流利地運用六七種語言與各國外交官“套近乎”，向他們解釋以色列的政策；會上，他總是高傲地用純正的英國貴族式英語舌戰群雄，時不時引用歷史上的典故，巧妙地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抨擊以色列的敵人。當然戰鬥之外，他也不忘用豐富的想像力為中東和平勾勒一個美好的前景，以免國際社會喪失對中東問題的信心。

阿巴·埃班在聯合國發言

回到國內不受重視

埃班在外交舞台上占盡風光，深得世界各地猶太人的推崇，而在以色列國內他卻並非一帆風順。埃班曾開玩笑說，如果讓外國人也來參加以色列的選舉，他肯定能當選總統。而在現實生活中，埃班雖然當過以色列的不管部長、教育文化部長、副總理、外交部長，但他從來沒有成為以色列的總理。 埃班為以色列的利益費盡心機，但在以色列他卻從來沒有過完全在家的感覺。這裡的人們豪放、粗魯，即使是在議會大廳里也不例外，而他冷淡、學究氣的性格，永遠都是一本正經的穿著與做事風格使他不能完全融入到這裡。漸漸地，以色列人覺得埃班華而不實，最後把他孤立在了政治主流之外。20世紀70年代，埃班所在的工黨領導人大變動，更加強硬的新一代領導人上台後，埃班逐漸被冷落。1988年，埃班失去了議會中的席位。隨著在政治上的失勢，埃班慢慢將精力投入到了寫作、教學上，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做了很長時間的客座教授。 在逐漸淡出政治舞台後，隨著以色列面臨著越來越多的道德、軍事挑戰，埃班稱自己慢慢從烏托邦主義者變成了現實主義者，1987年接受紐約時報記者採訪時，埃班表達了對當時以色列政治上右傾的不滿，他說：“現在我到了國外，仍會自豪地稱讚以色列所取得的成就。但是，近40年前以色列建國之時我在聯合國做演講時滿懷豪情，現在讓我重複當時的話我卻不敢，那時的措辭太理想化了。” 埃班一生得過不少獎，而最讓他珍惜的還是2001年獲得的國家最高獎———以色列獎，只是那時他已經虛弱得無法參加頒獎典禮。

精彩演講

本篇是阿巴·埃班1955年1月11日在聖母大學的演講，是基督教和猶太教關係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一篇文獻。同時，他的演講辭也反映了以色列作為一個新的國家，正在努力為自己在世界上尋找定位。他所構想的未來以色列，在經濟和軍事上由於各種客觀條件的限制發展前景並不是無限的，然而，在文化、宗教、知識和科學方面，它卻應該具有無限的潛能，也正是在這方面，它的存在對於人類具有了獨特的意義，也為它與其他文明的溝通創造了條件。

從以色列的第一次建國，到世紀之交的今天她重新為自己贏得自由，歷史已經跨越了四千年。無論以哪種嚴肅的歷史眼光來看，擺脫埃及人的統治，在人類進步史上都是一個真正的頂峰。就象喬治·亨利所說：“從斯芬克斯的利爪之下，人類渴求自由的天賦得以迸發；在出埃及的號角中，我們聽到對人類權利的大膽宣言。”

這些雄辯有力的話語並非誇張。正是在跨越紅海和西奈半島的這次逃亡中，為人類保存了在法老的異教專制之下不可能得到發展的革命性觀念，這就是關於上帝，關於這位宇宙的統治者，萬能、惟一而不可分、正義之化身、一切造物之源泉的敬愛的天父，關於他的最高權力的觀念，而從這一觀念中，又衍生出了主宰人類幼年生活的那些信條和禁忌。我們，作為這些逃亡奴隸的子孫，一直把這一事件視為我們真正命運旅途的起點，所以，在隨後的所有世代，都始終銘記這段久遠的傳奇。一直到今天，我們的傳統要求每個猶太人在一年某個特定的時節都要背誦《出埃及記》中的這段故事，以便他能對這段從奴役走向自由的歷史有身臨其境的切身感受。

這段講述人們如何在一種無可替代的觀念的監護之下反抗偶像崇拜的故事，我們也可以從更為世俗的方面來看待它在思想史上的意義。出埃及是人類民族解放史的最初一幕，也是經典一幕，以色列人為爭取自由而進行的鬥爭，一直鼓舞著後世爭取民族獨立的各種運動，給了它們希望。當有人徵詢班傑明·富蘭克林和托馬斯·傑弗遜，未來的美利堅聯邦應該採用何種象徵物時，他們立刻都想到了以色列子女從紅海兩邊分開的水流中逃亡、踏上自由道路的圖景，建議按照它的樣子來設計美國的圖章。有一句希伯萊格言敏銳地揭示了它的實質：“抵抗暴政即是順從上帝。”

我以為，構想未來的人們會以同樣的尊重來記住以色列在當代的復興，構想以色列的歷史會繼續保持其堅韌的品質，這並非狂妄自大。確實，自四千年前的那次救贖奇蹟發生之後，在我們歷史上還沒有一件事情可以與今天我們所看到的這個變化相比，我們經歷了殉難而成為了一個主權國家，從痛苦的深淵突然爬上了新的充滿機遇和尊嚴的頂峰。在猶太人的意識里，七年前以色列的獨立絕非一起單純的政治或者是世俗的事件，這個日子必定會進入這個民族的節日，——這個民族一直以一種罕見的執著保存著自己各種矗立在塵世的紀念碑。

我來到這個信仰基督教的地方，希望告訴大家的是，應該從人類歷史的最高級維度來看待以色列的再生。它對於人類各種精神動機的本質，從自己過去的歷史中——對未來時代也許同樣是一種警示——引申出了一個深刻的教訓，而這一事件在當代的思想和寫作中所引起的重視本身就足以說明，它內部包含了某種特殊的性質。顯而易見，如果以色列的再生能夠永遠為人銘記的話，這並非由於它所包含的任何物質方面的維度，而就政治意涵而論，以色列國也不具有什麼全球的、或者是重大的意義。我們新近贏得獨立的那片領域，就其歷史意義而言是非凡的，而從地理上看卻那么渺小。確實，它在古代世界裡是三個大陸往來的橋樑，見證過這條大道上反覆上演的人群遷徙、兵戎相見的各種歷史盛劇，然而，在今天這個原子的世紀，按照這樣的戰略眼光看，這裡不過是地球上一片微不足道的土地。橋樑並不穩固，道路也並不寬敞，在今天可以空中運輸的時代，它已經不再橫亘在大國征服與擴張的必經之路上。

這裡的人口只有不到兩百萬。我們可以揭示這一數字的實質意義，它已經是猶太民族史上所曾達到的最大人口數字。即使如此，這些在為以色列的復興而行動的人們，在整個人類大家庭里只占極小的比例。所以，顯然，如果我們把現代以色列看作一個具有全球意義的歷史事件，那一定是從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到的它所達到的高度。如果現代以色列包含了任何偉大的因素，這種品質一定是在精神王國里才能找到。

我們這並不是要否認，以色列所取得的某些物質成就讓人難以忘懷，有的甚至非常感人。猶太人作為一個集體能夠生存下來本身就是人類歷史一個非同尋常的事件。其他也有很多民族，他們在入侵者的鐵蹄下喪失了自己的獨立，然而，沒有一個民族象以色列那樣，雖然領土盡失，卻表現了如此頑強的反彈力，從而，在不斷的殉難與流散之中卻能保持維繫其統一和身份的各種要素，包括它的語言和傳統，它對孕育了自己的那片土地的深深眷戀，對未來復歸故土的不滅的希望，等等。很多個世紀以來，這個民族無論流落到何方，他們始終珍視自己內在的生活，將它與一片遙遠的土地聯繫起來，作為它的根，而與此同時，他們中卻極少有人能夠親眼看到這片土地，甚至沒有什麼人會存有這樣的奢望。這種聯繫，對從前的很多代人來說，不過是一種神秘的信仰，而在今天它卻克服了各種物質上的算計，成為了我們時代的一種政治現實。無數世代以來，以色列一直與國際社會隔絕；而今天，自由以色列的旗幟再次驕傲地在這個家庭中飄揚。

這之中的某些東西，一定會引起某些研究民族政治和國際關係的學者的重視，然而，這些成就之所以醒目，決不僅僅是就世俗的層面而論的。這裡，可以看到種種開拓的工作和犧牲，最終使荒野呈現出古時的富饒氣象；這裡，可以看到一段大規模移民的時期，把數以百萬踏上歸途的人們接上它的海岸；這裡，可以看到艱苦卓絕的努力，有時還伴隨著嚴重的後果，從而使得各種工農業資源迅速增加；這裡，可以看到一種新型的文化正在慢慢成型，它把各類移民的傳統、語言和經歷，根據古代希伯萊所留給他們的印記，織出了一幅單一的文明圖景；這裡，可以看到人們為了戰勝瘟疫的肆虐和風沙的侵蝕——這一切，曾經極大地損害了這片土地的物質環境，損害了它在歷史上得到的美譽，過去，它曾被譽為“美的極至，整個地球的樂園——所做的鬥爭；這裡，可以看到一次偉大的探索，在一個布滿專制和獨裁政體的地區，它嘗試著一種民主的生活方式和自由的統治原則；這裡，可以看到文學、科學、藝術等各方面的進步，這些雖然還沒有能夠實現古代先知的啟示，但如果考慮實現這一切時的時空環境，那么它依然可以稱得上前途光明，意義非凡。在提到以色列所取得的這些積極的成就的同時，我無法略過不談另一個事實，那就是這個人數稀少的民族，它的國土的四周都被持續的敵意籠罩，它為了獲得安全而不得不投身到一場場戰爭中。它能夠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面對如此嚴峻的挑戰，卻成功地贏得了如此廣泛的國際承認，這也是以色列取得的一個醒目成就。

如果我們略過這一切成就不論，更願意把眼光投向以色列精神方面的成就和命運，其中的原因，絕非我們認為政治、經濟、生活、乃至軍事史無足輕重，不屑一評。首先，這些方面的成就，了不起的軍事勝利，意義深遠的經濟變革，土地灌溉計畫，物質力量的展示，等等，永遠舉不勝舉；進而，即使是這樣一些成就，從其外在的維度來看屬於政治、經濟或者社會方面的內容，然而，它們首要的意義，仍在於它們展示了精神力量的作用。它們是人類意志力量的見證，在人類歷史上極少有什麼成就比它遭遇了更嚴重的不利挑戰，所有的時空環境都在考驗它的成功。僅僅幾十年之前，在人們眼裡，構想未來將在祖先土地上建立猶太國家，這簡直是一種瘋狂的念頭，去做這種努力的人幾乎與瘋子無異。一戰之初當政治家、外交官接觸到這種想法，簡直目瞪口呆，以為是有人異想天開，完全沒有考慮到對方是通過正式的途徑希望引起他們的注意，而絕非玩笑。一位英國駐巴黎大使，在我們的首任總統哈伊姆·魏茲曼博士向他詳細介紹了復國方案之後，在日記里寫道，他有一個無法釋懷的謎團，為什麼一個取得過傑出科學成就、也擁有敏銳的邏輯分析能力的人，在這個問題上，卻表現得這樣喪失理智？在倫敦，英國首相阿斯奎斯看到內閣中一位有猶太教信仰的成員，一個在日常方面極為理智的人，在這個問題上卻幾乎到了精神錯亂的地步，不禁大為驚訝。

今天，第三猶太共和國已經實實在在地存在了，我們容易看出是這些懷疑論者、這些所謂的理性主義者，判斷出現了錯誤。然而在當時，這些懷疑的論調卻讓人覺得非常站得住腳，畢竟，猶太民族分散各地，不能團結，他們中形成了眾多的小派別，看不到任何可能形成政治統一的作用因素；他們中絕大多數的人，住地距離他們夢想的民族復興地都有數千公里之遠；而那片土地本身看來也好像被汲乾，再看不到它早先的生命力，看不到任何順利定居的指望。不僅如此，糟糕的是，這片土地並非空無一人，伸手可得，它一直在強大的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掌握之下，此外還有許多國家在垂涎它，而所有這些國家，比起那個散居各地、政治上沒有任何身份的民族而言，都更有機會成為它的占有者。就民族國家的法理而論，所謂的猶太國家權利，進而，所謂猶太民族和它祖先土地存在的聯繫，都是不被認可的。當時看來，猶太復國計畫要克服這種種的敵意以及自然環境上的不利條件，幾乎是沒有可能的。

然而，很快我們就從一個世界進入了另一個世界，從無法構想獨立以色列的存在，到無法構想它的不存在，僅僅過去了一生的時間。我幾乎不能看到歷史上還有比這更真切的證據能夠證明人類意志力量的無限，它克服了一切物質上的阻礙使自己得到實現。對於那些希望信仰得到維護的人們，這也許是以色列獲得再生的最大價值所在，他們可以以此來對抗各種宿命論和歷史決定論，因為，在後者看來，人不是歷史進程的主要動因，而是它毫無依靠的附屬物。所以，以色列的再生固然可以放在猶太民族的編年史中看待它的意義，但脫離這種背景，它依然具有它的歷史意義：信仰論和否認人類意志對世界命運有任何關鍵作用的各種學說之間永無休止的爭論，現在終於可以劃上句號了。面對以色列的復興，任何試圖僅僅從物質或者經濟條件加以解釋的唯物主義學說都會拙於應付，無法解釋其因果。

這種對人類意志力量的信仰，在以色列的歷史上一直是一個不斷再現的主題。以色列民族性中有一個最醒目的特徵，那就是它一直堅定地拒絕承認想像和現實之間存在著差別，這既導致它的柔弱，也是它偉大力量的源泉。在古希伯萊語中，並不象現代語言的語法，將事實如何和應該如何常常採用截然不同的表述方法。這種有意混淆理想和現實、意志和事實的做法，從我們歷史上存在的許多國家可以得到證明。1918年，魏茲曼博士登上可以俯瞰耶路撒冷全城的斯考普斯山，為一所大學主持揭幕典禮。就其外在的形式而論，這次典禮與世界其他地方大學的揭幕典禮沒有不同：同樣的形式，同樣的演說，同樣豐富而又空洞的陳詞濫調，在無數的這類場合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一切在不斷重複。這次儀式惟一的與眾不同之處只在於一點，那就是，舉行揭幕典禮的這所大學實際並不存在，甚至都沒有一塊石碑來代表它的存在。人們沒有實際準備建立這么一所大學，甚至也無法確定，那些內心渴望建立這所大學的人，他們是否可能回到這片土地生活；然而，在耶路撒冷建立大學，這是我們太殷切盼望的事情了，物質條件的缺乏並不能打掉我們的念頭，不能阻止我們採取一些僅僅有象徵意義的行動和姿態。過了十年不到的時間，這所大學就成為現實了，上述的儀式也就不再顯得滑稽可笑。這種對想像和現實有意地加以混淆，正是我們所有宗教和民俗的特徵。

正如從以色列的建國中我們可以看到人類精神無可戰勝的力量，而這一總體進程中的許多具體行為，也揭示了同樣的主題。

這裡，最生動的例子無過於我們的移民運動。這些移民來自不同的猶太共同體，它們分布在世界各地，在物質生活方面差異極大，比如，他們的社會、經濟、政治、語言背景毫無共同之處，只有在精神的歸屬上才存在著一致和團結的紐帶。這裡，我們再次看到了一個讓人信服的試驗，它所比較的正是物質和信仰相對力量的強弱：如果物質因素是決定作用，那么，各種分裂、疏遠的傾向就會占據上風；而精神的統一則需要為自己找到立足之地，需要克服各種物質方面的離心力量所造成的累加效果。最終，精神勝利了，成千上萬的猶太人用自己的移民回響了以色列國家的號召，這一事實證明，統一壓倒了分裂，它所需要的條件就是，只要這種統一是在精神方面，而分裂只是物質上的。流亡的猶太人重新集合到現代以色列，這也意味著聖經的預言以最準確、最實在的方式得到了實現：“我要帶他們離開這些人民，從各地把他們聚集，帶他們重回自己的土地，我要用以色列的大山和溪流、以那地方所有可居住的土地餵養他們。”——這些預言，對所有信仰聖經、信仰它的允諾所蘊涵的真理的人們，都是適用的。

這裡，我把以色列國的成立看作了精神力量在一般意義上的一種勝利，然而，我們同時也需要關注一番以色列精神歷史所具有的獨特譜系，它現在已經繁衍出了新的支脈。這一種精神傳統幾度瀕臨滅絕，最終又都走出了險境，獲得了自由的新生，就其對人類精神演化的作用而言，絕非一般的角色可比。可以說，現代的各種有神論，它其中包含的所有本質的、真確的成分，最終都可以追溯到以色列人，可以從贏得民族獨立的以色列人所取得的成就和洞見那裡找到它的源頭。人們都意識到希伯萊思想對人類產生的強大影響，由於這個緣故，數不盡的人們在看到猶太國家可能建立、這一思想傳統可以在自由的政治社會制度中得到庇護、再生時，都歡呼雀躍。在過去，這個民族曾經和那片土地有過結合，這種結合，通過它的獨一無二的語言做媒介，為人類貢獻了自己最深刻的啟示經歷：古代以色列告訴我們的是，什麼是個人道德，什麼是社會正義，什麼是普遍和平。從前的輝煌，它所賴以出現的條件就是民族和土地的結合，現在，這一切條件又將齊備，這或許預示了一個能夠滿足我們想像力和好奇心的未來又會到來。

由國家組成的國際大家庭同時也是一個不同文化、文明構成的社會，這種差異，現在我在聯合國，只要往桌子四周看看，就可以注意到。其中，很多現代國家，不論它們和教會正式關係如何，都是基督教文明的範例和化身，雖然其形式或有不同；還有十五個國家，尊奉伊斯蘭教的精神遺產；在遠東，有三個國家、也許還有更多，是在佛教傳統中塑造的。還有很多國家，對此我們都很熟悉，他們所贊同的是現時代的各種唯物主義哲學。然而，一直到七年以前，還有一種文化，也僅僅只有這種文化，在這個國際家庭中並沒有得到表達，以地球之大，卻沒有這種文明的容身之地，可以使它們面對國際社會和國際關係的挑戰，以自己的反應來檢驗它的各種理想；在各種重大的國際問題上，也沒有一個政府能夠成為希伯萊傳統的代言人。一旦我們回想一下，這一傳統曾經對歷史的進步做出何等重大的貢獻，那么不得不承認這之中有一個讓人難以信服的反差。今天，在我們這個時代，自從提圖斯的軍隊征服耶路撒冷以來第一次，希伯萊傳統通過自由的政治制度體現了出來，以一種平等的身份和所有其他國家一起生活在人類家庭之中。可以說，經過了這種補救，這個由世界上各種自由文化組成的大家庭才實現了真正的團聚，而聯合國也成為了由人類各種傳統和文化共同參與其中的一個大型交響樂隊。

其實，即使是猶太王國覆滅之後，希伯萊的觀念，一方面經由基督教、伊斯蘭教的傳播，同時也在眾多民族的國民傳統中，繼續發揮著它創造性的功能，這一點沒有疑義。如果我們把希伯萊思想的發展歷程，僅僅局限於國家獨立時期所走過的那些道路，這樣的目光未免太過短淺，然而，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承認，希伯萊精神正是在以色列土地上有自己的國家時，才達到了它在流亡和散居時所不能達到的高峰。希伯萊文明的溪流撫育了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這兩條大河，然而，它自己每年總是在不同的水域裡流淌。今天，希伯萊精神已經克服了無家可歸帶來的巨大阻礙和責難，我們再也不必痛苦地默念聖經中的語句：“他們使我看守葡萄園，而我自己的葡萄園卻沒有看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