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內容,治所,汴州,魏州,鄯州,梁州,襄州,蘇州,洪州,黔州,
內容
治所
隋代疆域區劃以州為主，其後改州為郡，實際上並無所更張。亦曾設司隸刺史，分部巡察，似無具體建置。唐太宗貞觀年間，始因山河形便，分為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等十道。玄宗開元年間再加分析，遂成十五道，每道皆置採訪使，以檢察非法。採訪使各有治所，因而成為各道的都會。這十五道為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山南西、劍南、淮南、江南東、江南西、黔中、嶺南。京畿、都畿的治所分別在京師和東都城內，關內以京官遙領，河南以下各道治所，依次為汴州、蒲州、魏州、鄯州、襄州、梁州、益州、揚州、蘇州、洪州、黔州和廣州。蒲州和益州皆為陪都，越州又為最大的經濟都會，與東西兩都皆已曾道及，這裡接著論述其他九道採訪使的治所。
汴州
汴州能夠成為一方的都會，是由於當地位於水陸的要津，四通八達，所涉及的地區相當廣泛。由長安和洛陽通向東方的道路就是經過汴州。汴州和其東北的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一河之隔，中間雖夾著滑州（治所在今河南滑縣東南），也還不算很遠。就是和河北各處都可以通過魏州相互往來。汴州之南同樣也可以達到相當遙遠的地方。汴州之南為許州（治所在今河南許昌）和陳州（治所在今河南淮陽），再南為蔡州。唐中葉後，據有蔡州的藩鎮，先後叛亂數十年，其間也嘗爭奪過汴州，軍事往來，往往取道許州，當是許州一途較為便捷。就在唐軍進討吳元濟時，鄂岳（駐鄂州，治所在今湖北武漢）的軍隊也嘗由安州（治所在今湖北安陸）進討。通過這樣一些軍事活動，可知由汴州南行，經過蔡州和安州，還能達到鄂州。
汴州雖有這樣一些陸路，主要交通還是憑藉汴渠。就是其他水道也還有助於交通。汴州之南，原來有一條蔡水，可以通到陳州。蔡水下游流入潁水，在這中間還分出一條渦水，因而和潁水、渦水兩流域都能有所交往。唐德宗初年，淄青李正己控制徐州，在埇橋（在今安徽宿州）阻遏汴渠運道，漕舟就由渦口（在今安徽懷遠）進入渦水，運到汴州。
唐人對這樣的都會也有相應的評論。據說：“大梁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漕運”。既然是“當四會五達之通莊”，也就“雜燕趙悲歌之人，邇吳楚剽輕之俗”。所說的倒也符合汴州具體的形勢。正是這樣，才使“汴州成為四戰之地”，特別是在唐代中葉以後，汴州更成為“危邦”，而且這樣的“危邦”，還是“積年”都不易有所改變的。
汴州成為“危邦”固然是與四戰之地有關，實際上卻是汴渠促成的。汴渠為漕運要道，而汴渠流經汴州城下。唐中葉以後的跋扈藩鎮，有的就爭奪汴州，甚而據有汴州，企圖控制漕運道路。如果所謀得逞，就能使長安城中的皇朝難於維持下去。唐德宗時，李希烈進攻汴州，江淮路絕，朝貢糧米就不能不改道西運。及汴州失陷，皇朝也就不能不以全力相爭奪。李希烈雖然未得所逞，這種局面並未稍有改變。後來朱溫據有汴州，就是以汴州的兵力傾覆唐朝的。五代時，石敬瑭以“汴州水陸要衝，山河形勢，乃萬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達之郊”，因而就把後晉的都城，從洛陽遷到汴州，並改置開封府。中經後漢、後周兩朝，到了宋代，竟然成了定製。
魏州
魏州雖非位於永濟渠的南口，卻可控制永濟渠的全流。循永濟渠而下，就能直達永濟渠終點的幽州。只是位置稍偏東些，因而不能位於太行山東麓的南北道路上，好在相隔並非很遠，還可互相調劑。魏州之西，就是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陽），西南為衛州（治所在今河南衛輝），西北為洺州（治所在今河北永年東南）。相、衛、洺三州都是太行山東麓南北道路經過的地方。魏州就可藉此三州與這條道路相聯繫。
太行山東麓的南北道路誠為重要的交通道路，若僅就河北道來說，則顯然偏西，而魏州和幽州之間也應該有道路可以互相往來。這條道路中間經過貝州（治所在今河北清河）和瀛州（治所在今河北河間）。唐德宗興元年間，朱泚僭號於長安，朱滔在幽州就糾合回紇雜虜，由這條道路南攻貝、魏兩州，以圖西入關中。
安史亂後，唐始置魏博節度使，即以魏州和博州（治所在今山東聊城）為名，而魏州為其駐節之地。魏博兩州相鄰，其間自有道路相通。博州之南隔著黃河為鄆州（治所在今山東東平西北），博州之東隔著黃河為齊州，魏州之南和汴州之間也只隔著滑州。其間當然都是有道路的。這樣說來，在太行山東平原的南部，魏州應該是一個水陸交湊的中心。
不過促使魏州繁榮的還是由於永濟渠的開鑿成功。永濟渠可以通江淮之貨，江淮之貨運到河北道先要到魏州。河北道是當時盛產絲織品的地區，幽州以南幾乎無州不產，向外運輸大都要借永濟渠，運到中原去的，更須經過魏州，魏州的繁榮是離不開永濟渠的。
鄯州
鄯州之北，越過姑臧南山為涼州。鄯州和涼州之間亦有道路可以通往來。姑臧南山下設有隸屬於涼州都督府的張掖守捉，山下設守捉，當是已有道路。唐玄宗開元年間，崔希逸為河西節度使，鎮涼州，曾大破吐蕃於青海之上，其出兵之途當系這條道路。
鄯州西北通西域，西南又可通吐蕃。通吐蕃的道路乃是出赤嶺。赤嶺今為日月山，在青海湖東南。由赤嶺經今青海多瑪，渡過黃河。黃河以南的驛程可考知的有眾龍驛，在今青海稱多縣北。過犛牛河和截支川，即今長江上源通天河和瀾滄江上源札曲，再過悉諾羅驛、野馬驛、閣川驛、農歌驛，邏些城即在農歌驛的東南。悉諾羅驛和野馬驛在今西藏安多縣北。閣川驛則在那曲縣。其中有些段落，並不與現在公路相合。不容相互混淆。
鄯州於隋時為西平郡。西平郡領縣二，有戶三千一百一十八：唐天寶年間，領縣三，有戶五千三百八十九，有口二萬七千零一十九，較隋時為多，然皆不能和內地各都會相比擬。鄯州作為通西域道路的都會，商旅雲集，經濟繁榮，應該是正常的現象。借記載不多，不易知其具體情況。近年在西寧市內發現波斯薩珊王朝的貨幣，今西寧市距鄯州治所稍遠，已有如此發現，則當時鄯州城中可能有一番交易盛況。
梁州
梁州居於漢水的源頭，沿著漢水可以通到山南東道的襄州。漢水下游入千長江，為長江重要支流。每當中原亂離，汴渠難於通航時，江淮漕糧就須由長江轉入漢水，運至梁州；有時還須由梁州，運至關中西部。
由襄州西北行至梁州，固然司由漢水上游，卻還另有條陸路。這條陸路是由襄州西北的均州（治所在今湖北丹江口）向南通到房州（治所在今湖北房縣），再經房州所屬的竹山（今仍為縣）、上庸（今竹山縣西南），又西北至於金州。這均、房之間七百里，直到宋時還有人稱道。而上庸以西七百里，早在曹魏之時就已經疏通治理過。由金州繼續西行，經磝頭（今陝西石泉東南漢水東岸）、黃金（今陝西洋縣東北），再西即達梁州。
梁州之地雖說是地沃而川險，物產並不富饒。據說“梁、漢之間，刀耕火耨，民以采穭為事，雖節察十五郡，而賦額不敵中原三數縣”。唐德宗在梁州避亂時，當地號稱“供億無缺”，這顯然是過分的褒辭。唐德宗到達梁州之時，江淮租布不能再借汴渠運輸，改道由漢水西上。猝然改道，自然就難於計時運到。時已入復，唐德宗自己還穿著冬服，隨來的軍士也就更說不上春衣，當時甚至有人提出，不如南去益州為佳。當江淮租布運到之時，供應自然好轉。及德宗離去，梁州還是恢復了舊時的風光。
襄州
襄州位於由長安東南行，出藍田關，經過鄧州，至於荊州，更南至於廣州的道路上，地位相當重要。襄州見重於當世，還在所瀕的漢水。每當汴渠漕運受阻，或長安因事不守時，江淮租布就得轉道由漢水西運，經過襄州，運到梁州。
由襄州至長安和梁州，除過這兩條道路外，還有兩條歧路：
其一為由襄州西北行，經過房州，至於金州，再往西行，達到梁州。這是在上面已經論述過的。還有一條就是所謂上津路，上津為唐時商州屬縣，在今湖北鄖西縣西北。縣屬商州，南距漢水並非很遠。這條道路就是在上津縣離漢水北行，過豐陽縣（今為陝西山陽）而至商州。當鄧州的道路受阻時，江淮漕運就由此繞道輸送至長安。現在這條道路仍然通行，陝鄂之間有漫川關，道路就通過漫川關。這是應無疑義的。可是當安祿山入據長安時，“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長安既已失守，江淮漕運如何還能經過商州運到扶風？其實這裡所說的上津路只能當作經過上津的道路，不能即作為一條道路的名稱。當時是經過上津縣，由漢水繼續西運。至於梁州，再由梁州陸運，越過秦嶺運到扶風。這是上津與漕運有關見於記載之始，並非這時就有上津路的路名。唐德宗建中年間，始因李希烈據有鄧州，詔治上津山路，置郵驛，才有這條道路。當時由上津溯漢水西上的道路也稱金商道，是指金州和商州之間的道路，也就是由上津至金州的道路，可見由上津溯漢水西上的道路，並非就稱為上津路。
襄州之北赴長安和赴梁州的道路有歧路，就是由襄州前往東南各處也有歧路，不必都過荊州。由於漢水可以航行，則由襄州東南行，就不必繞道江陵。白居易被貶於江州（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其赴任時，到了襄州，就由漢水而下，因而途中可以路過郢州。郢州治所在今湖北京山縣，已在江陵之東了。韓愈由袁州（治所在今江西宜春）北歸長安，先到江州。由江州泝江而上，轉至安陸（今仍為縣），又過隨州（治所在今湖北隨州），再由隨州至襄州。安陸、隨州皆離漢水稍遠，可知漢水近旁別有一條由河州至襄州的道路。
蘇州
蘇州的治所就是現在江蘇蘇州市。它位於江南河畔。論蘇州的主要交通道路，就是這條河流。還可以說由太湖通到其西南的湖州（治所在今浙江湖州）。由於地處長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它和周圍各州都不時在經濟上獲得發展，尤其是在安史之亂及其以後，發展更為迅速。論蘇州的戶數，在隋時遠不如其附近丹陽（揚州）、會稽（越州）、毗陵（常州，治所在今江蘇常州）之多。就在唐玄宗天寶年間，也在常、潤、湖、越諸州之下，可是到唐憲宗元和年間，就超於諸州之上。天寶年間，這裡的十萬戶州，僅有常、潤二州，蘇州尚難望其項背。可是到了元和年間，這裡的十萬戶州，就只有蘇州一州了。元和年間，蘇州人戶的增加是由於北方人口的大量南遷。據說“當上元之際，中夏多難，衣冠南遷，寓於茲土，參編戶之一”。這樣的說法大致是符合事實的。天寶年間，蘇州有戶七萬六千四百二十一。元和年間增到十萬零八百零八，增加了三分之一。人戶增加促進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也促進都會的繁榮。當時人說：“三吳者，國用半在焉。”所謂三吳是指吳郡、吳興、丹陽而言。吳郡就是蘇州，吳興為湖州，丹陽為潤州。三郡都在太湖周圍，俱是富庶地區，故為當時國用所恃依。論湖州的人戶，無論天寶年間或元和年間，都不及蘇州的繁多。潤州人戶，天寶年間雖超過了蘇州，可是到了元和年間就遠不相及了。這是說，三吳雖負擔半數的國用，蘇州的負擔當為更多。可以想見蘇州的繁榮超過其附近各州之上，高居於最前列。
洪州
唐初人士對洪州民間的勤於耕稼和紡織頗加稱道。其所產的綾絹雖非上乘，可是洪州的財賦依然是皇朝的“國用所系”。還應該指出，天寶年間，洪州有戶五萬餘，有口三十三萬餘，並非很少。元和年間，有戶將近十萬，已和蘇州相差無幾，當地財賦孔殷也不是沒有來由的。
黔州
黔州治彭水縣，迄今仍為重慶彭水縣。地處涪陵江水下游，涪陵江水就是現在的烏江。涪陵江水流貫全道，惟谷深水急，險灘相接，迄今猶不利於航行。好在中下游還可稍通舟揖。由黔州溯流而上，水路可至思州（治所在今貴州沿河），更上還可到費州（治所在今貴州思南）。順涪陵江水而下，可到涪州（治所在今四川涪陵）。涪州已在長江岸上，由涪州溯江而上，可至成都，若順江而下，可至江陵。由黔州北去都城長安，有兩條道路可行：其一是取江陵府路，再一是北取萬（治所在今重慶萬州）、開州（治所在今重慶開縣）路。萬州和江陵府都在長江岸上，就可順江而下。黔州之北為忠州（治所在今重慶忠縣），忠州就在萬州之西。由黔州至忠州，再至萬州，道路顯得近些，惟多為山路，不如涪州的便捷。開州在萬州之北。由開州取道通州（治所在今四川達縣），越過巴山，可以達到洋州。由洋州循子午谷路，可以直到長安。天寶年間，唐玄宗為楊貴妃由涪州取鮮荔枝，所行的正是這條道路。黔州正在涪州之南，亦可由之去到長安。
黔州交通雖較為困難，仍可遠通南詔。南詔與唐的往來，其間道路不少，有一條乃是出牂柯，從黔府入。牂柯之名為前代舊稱，隋時尚設有牂柯郡，其治所在今貴州甕安縣東北。唐時所置的羈縻州中，亦有牂州，當系隋牂柯郡的故地。牂州東北為充州。充州之北就是費州。費州有路可至充州和牂州，惟已不是涪陵江的水路。由黔州西南入南詔，當是由牂州前往的。
黔州於隋時為黔安郡，郡領二縣，僅有戶一千四百六十。唐天寶年間，黔州領縣六，亦僅有戶四千二百七十。一州的戶數尚不如內地一普通縣邑，應該說算不上一都之會。不過既作為一道的治所，而所屬又有許多羈縻州，且能與南詔通往來，在政治上似還有一定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