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魯文化

鄒魯文化

鄒魯文化,是周禮文化與商文化的延續和發展,融和了部分東夷土著文化而後形成的文化,博大而精深,鄒魯也是儒的主要延續地,以鄒產孔子、孟子而著稱於世。鄒魯一詞,在後世形成一個文化概念符號,演變為禮儀文化現象的代指,而不是具體地域稱號。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鄒魯文化
  • 外文名:The culture of Zou Lu
  • 性質東夷文化和邾婁文化的延續和發展
  • 地區:山東省
鄒魯文化簡介,人物,儒學方面,歷史淵源,地理位置,

鄒魯文化簡介

鄒魯是對文化昌盛之地的代指。例如,將沿海的文化名城(廣東潮汕、福建泉州等)稱為海濱鄒魯;將江南的文化名城稱為江南鄒魯。 是東夷文化和邾婁文化的延續和發展,融會了周文化、殷文化和東夷文化而後形成的文化,博大而精深,鄒魯也是儒學的發源地,以魯產孔子、鄒產孟子而著稱於世。
中國儒家文化的鼻祖孔子孟子的故鄉分別是春秋時期的魯國和鄒國,因此後人就用“鄒魯”來指代文化禮儀發達的地區。而北宋時期,“海濱鄒魯”就已經被用於描述“潮陽”(今潮州一帶)。
鄒魯對文化昌盛之地的代指。例如,將沿海的文化名城(廣東潮汕、福建泉州等)稱為海濱鄒魯;將江南的文化名城稱為江南鄒魯

人物

鄒魯(1885—1954年),幼名澄生,以“天資魯鈍”,自改名為魯,別號海濱,廣東大埔縣茶陽鎮長治仁厚村人。十九歲赴潮州韓山書院讀書。
鄒魯文化
他感到科舉制度教學方式誤國誤民,遂起辦新學之念,回埔聯絡張龍雲等人創辦了樂群中學,並親自執教,1905年加入興中會尤烈主持的中和堂。後得朋友資助,東遊日本,加入同盟會。回廣州後考入政法學堂,結識了朱執信老師及陳烱明等,參加了秘密革命活動。
1908年10月,光緒皇帝、慈禧太后先後死去,反清浪潮不斷高漲。鄒魯與朱執信等人以為時機成熟,策劃廣州新軍起義。因事泄,鄒魯暫避香港,不久旋迴政法學堂就讀。畢業後,受聘於粵商自治會執教。1910年2月,赴汕頭髮動新軍配合廣州起義。因廣州新軍突遭清將李準部襲擊,鄒魯返廣州奔走營救,被清巡撫列為緝捕對象。因得丘逢甲副議長庇護,才倖免於難。次年孫中山胡漢民、黃興等在香港設統籌部,準備發動廣州起義,鄒魯受命在廣州創辦《民報》,宣傳革命思想。他利用咨議局作掩護,在局內出版,分送到新軍及防營中。後因溫才生剌孚琦於諮議局前,該報作了報導和發表讚揚的評論而被查封。事後,當局要鄒魯以寫“悔過書”為條件,準其復刊,但他斷然拒絕。1911年l(月10日武昌起義後,鄒魯立即與朱執信、陳烱明、胡漢民等組緝廣東起義回響。鄒魯留香港籌備兵器、軍餉等軍需財物,支援各路義軍。11月陳烱明在惠州起義後與清軍秦炳直部相持,鄒魯聞訊力促西、北兩江民軍起義回響,並組織敢死隊兩百人馳援,擊潰清軍。一舉光復惠州、廣州,舉胡漢民為廣東都督,組織軍政府。
廣東穩定後,孫中山先生組織北伐軍,姚雨平為總司令,鄒魯隨軍北伐,為兵站總監,主管調撥陸海軍的武器裝備。在江浙、上海等地革命軍民配合下,北伐軍屢潰清軍,攻克南京。經十七個省的起義代表協定,成立中華國,舉孫中山先生為大總統。
南北議和後,鄒魯便自請釋兵,返回廣州,被委任為廣東省官錢局總辦。為挽救金融危機,設錢莊,提高廣東幣值。翌年國會成立時,鄒魯當選為廣東代表之一。國會期間,袁世凱企圖以陳烱明取代胡漢民,製造分裂。又派人攜款四十萬元籠絡鄒魯。鄒魯拒絕接受,勸來人不要拿國家錢財用於個人爭權奪利。並在國會中提出宋教仁被殺案要用司法程式解決,“質問趙總理何以不依法赴質書”,起草“彈劾袁政府違法大借款案”等,被稱為“捋虎鬚”議員。為此,鄒魯險遭逮捕。面對國民黨中的腐敗,孫中山先生於1914年組織中華革命黨,創辦《民國雜誌》,進行反袁鬥爭。鄒魯遵照孫中山指示,出任編輯,纂寫《袁世凱之對內政策》等文章,揭露袁氏破壞約法,出賣國家利益的事實。不久,在西南各省支持下,孫中山準備在廣州組織護法政府,派鄒魯北上策劃國會南遷。鄒魯得到眾議院吳景濂王正廷正副議長支持,兩百多議員到廣州出席非常會議,建立了護法軍政府。在組織護法戰爭中,鄒魯任潮梅軍總司令,擊敗據東江之莫擎宇部。不久袁世凱稱帝,激起全國反袁高潮,袁氏於反對他的怒潮中暴斃。國會重開。鄒魯在國會中提出“查辦張勛案”、“十大質問書”,揭露段祺瑞政府失職、違法等情況。議會遭受暴徒襲擊,鄒魯等被毆傷。國會被迫解散。鄒魯返粵參加孫中山的第二次護法運動,動員援閩粵軍陳烱明回師廣州,鄒魯亦聯絡民軍配台,奪回廣東控制權,成立國民政府。鄒魯任兩廣鹽運使,掌管財源.
1922年,陳烱明背叛孫中山,炮轟總統府。孫中山避難上海,召鄒魯為人總統特派員,負責策劃討陳。經各方聯絡,召開滇粵桂三方“白馬”會議,以大總統名義委任楊希閔為滇軍總司令、劉震寰桂軍總司令,舉兵討陳,克廣州。1923年初,孫中山電委胡漢民、鄒魯等五人全權暫代行大總統職權。後迎孫中山返廣州,重建大總統府。鄒魯任財政廳長,被譽為“理財經綸手”年底,孫中山計畫將廣東高師、政法大學、廣東農業專科學校合併成立廣東大學,委任鄒魯為高師校長、廣東大學籌委主任。1924 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鄒魯當選為中央執委委員、青年部長,後為常委。
國民黨“一大”後實行國共合作。在國民政府和軍隊中聘請一些蘇聯顧問、共產黨人擔任了一些部長、秘書等要職。但在教育經費等問題上,鄒魯與蘇聯顧問鮑羅廷發生了激烈的爭吵,受到嚴重警告處分。孫中山先生逝世後,鄒魯以中國國民黨中央三個常委之一的身份,於北京西山碧雲寺召開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通過“取消共產(黨)派在本黨黨籍案”、“顧問鮑羅廷解僱案”等決議案,設立中央黨部與廣州的中央黨部對立。1926年1日,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通過“彈劾西山會議決議案”,永遠開除鄒魯等的黨籍。
鄒魯進一步向蔣介石提出“派員赴俄聯絡,器用抗戰將領”的意見。
鄒魯復任中大校長之後,全力進行整頓。他認為教育是救國的基礎,西方國家之所以強盛,主要是學校發達,科學進步。1923年冬,他任廣東大學籌委主任、校長,時為戎馬倥傯,難得兼顧。如今能按其志管理大學,以求“樹一最高學府”。
首先,他將中大學生抗日救亡活動統一在學校領導之下,禁止員生在上課時間開會,並建立特別黨部嚴加控制學生的聚會,恢復教學秩序。同時,為提高師資力量,派員赴北京等地聘請名教授,使中大集中了一批優秀教授,成立各學科研究所、研究會,創辦學術刊物,為發展學術研究提供較好的條件。1937年,設立研究院碩土學位考試委員會,擧辦了第一屆碩土生學位考試,授予各科畢業的研究生以碩土學位,獎勵優秀學生出國留學
建設石牌中山大學新校舍,按實際情況調整院系,將原來五個學院擴大為理、工、醫、農、法、文、教育等七個學院。接管兩廣土壤調查所、廣東通志館,組織師生調查土壤、編寫廣東通志。制定和實施六年三期的建校規劃,於廣州市郊五山置地四萬畝,以實現孫中山的遺願。當時正值世界經濟危機,國內戰事頻繁,教育部長朱家鞾又對鄒魯不滿,常常拖欠教育經費。鄒魯面對困難,毅然實施龐大建校規劃。他請中央撥款,又向西南政務委員會要錢,向國內外同胞、僑胞廣泛發動募捐。為使工程如期進行,鄒魯四處奔波,絞盡腦汁,“除了沒有叫人爸爸和向人叩頭外,可說一切都做到了”,他“形神俱瘁,苦辱交加”,始“獲在粵諸董事及財政部長之助”,終於如願以償,為中大建設作出不可磨減的卓越貢獻。
初期建校工程完成孫中山銅像,農學館,化學、電氣、機械、土木工程等教學樓,師生宿舍;中期建農林化學館,天文、物理、生物、地理、化學等實驗教室及文學院、法學院、養蠶室、調桑室、園藝溫室等。增辦護土學校、助產學校和醫學院附屬第一、第二醫院,附中、附小等。還在潮汕、湛江等地創辦農場、桑場。為學院實習、科研提供了配套場所。1938年各項工程基本完成後,鄒魯作詩自慰:“藍縷簞路啟山林,寸寸山村盡化金;樹木樹人兼樹谷,規模遠托百年心。”至1940年6月,鄒魯辭呈被批准,離開中大。他任中山大學校長十多年內,培養畢業生近五千人,學子散於世界各地。1936年,鄒魯曾應邀出席德國海德堡大學五百五十周年紀念會,獲法學博土。義大利羅馬大學校長、香港大學副校長曾先後訪問中大,甚讀中大之成就,提出並達成交換教授、留學生的協定。埃及亞力山大大學增中大免費留學生名額。中山大學進入世界著名大學的行列。
鄒魯曾向西南政務委員會提出教育改革計畫,主要內容:國民不分男女都要普遍接受教育,國小國家辦,中學由地方和生產部門分類辦,大學由中央或部門辦;實行教學與社會生產相結合,由消費型向生產型轉化;改革教材,將智育與德育結合起來,等等。
鄒魯辭去中大校長後,以“圖書滿架,瓜菜滿園”為樂。1946年,他當選為監察院委員,1949年7月,參加廣州召開的“非常會議”,離會去香港,移居台北,後任中央評議委員。著有《中國國民黨史稿》、《回顧錄》、《教育與和平》、《鄒魯文集》、《鄒魯文存》等。1954年2月8日,鄒魯因腦溢血辭世,終年七十歲。
鄒魯的祖居
鄒魯的祖居---敬愛堂位於廣東省大埔縣茶陽鎮長治仁厚村,在大埔文化局張局長帶領下,我參觀了鄒魯祖居,敬愛堂建於清代。坐西向東,背靠蜈蚣山,面向仁厚村。正門前方 20 米豎有 5 支石華表,為清道光年間和民國年間所豎,這些石華表記載著鄒氏祖先光輝的歷史功績。敬愛堂一正四橫,為土木結構。正屋有房間 18 個,兩旁橫屋共有房間 24 個,建築面積 1352 平方米,占地面積 1584 平方米。
據時任縣委廖常委介紹,鄒魯祖居有三奇,一是在季節的更換里,每年都有幾天初升的太陽直射正廳中央,形成“蜈蚣吐珠”的圖案。二是屋後花台坎邊有鬱鬱蔥蔥的風景林,但數百年來竟沒有一片葉子落到屋頂的瓦面上。三是每當深夜,從祖居上空遠望有一道非常亮的白色光環。正是這三奇使整個建築披上神秘面紗,吸引許多專家學者前去探秘。
鄒魯書法
中山圖書館收藏鄒魯寫給清華的楷書詩:“虞叔祠前柏郁蒼,槎牙枝幹傲風霜。剪桐盛事隨周逝,留得濃陰蔭古唐。”結字妍正,平和靜謐,疏瘦雋逸,秀美見長。憨齋收藏其寫給廣東大學的行書對聯:“稱心詩帶風雲氣,信手文成金石聲。”用筆自如流暢,有剛柔相濟的圓潤之趣,結體平正而顧盼有情,書風清俊而意態萬千。

儒學方面

“鄒魯”一直被尊崇,在中國各地,有很多類似“濱海鄒魯”、“江南鄒魯”稱呼,“鄒魯”之詞亦不絕於史書典籍。《莊子·天下篇》載:“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司馬遷也曾對齊地與鄒魯的風氣作過比較,說:“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史記·貨殖列傳》)。鄒魯“俗好儒,備於禮”是很有名的。王獻唐先生在《炎黃氏族文化考》中說:“儒之一詞,即原於邾婁之婁”,而最早的魯文化也是由“邾婁文化”里發展出來的。“魯為婁轉,因婁得名”。北周文學家庾信在《哀江南賦》中,有“於時朝野歡娛,池台鐘鼓,里為華蓋,門成鄒魯”之名言。唐代開元盛世時的“大手筆”張說,在其《奉和唐玄宗〈經魯祭孔而嘆之〉》一詩中,有“孔聖家鄒魯,儒風藹典墳”之佳句。唐代另一大詩人孟浩然,在其《書懷貽京同好》中,有“維先至鄒魯,家世重儒風”之妙筆。值得一提的是,全部儒家中人,宋明以降被政府確認為“聖人”的只有五人,即聖孔子、復聖顏淵、宗聖曾子、述聖子思、亞聖孟子,而這五位聖人全出自鄒魯地區。可見,鄒魯地區在培養儒學方面是非同尋常的。

歷史淵源

古人之所以常說“鄒魯之士”或“鄒魯文化”,從來沒有說“魯鄒”的,究其原因:邾為東夷古國,文化悠遠深厚,魯為東遷新國。“鄒魯”作為文教興盛之地的代名詞而有口皆碑,這並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深刻的歷史淵源。“魯為婁轉”是一個重要因素。另據傳說,魯為少昊金天氏之墟,而鄒為大昊伏羲氏之域,至今在鳧山仍有世世代代延續下來的女媧、伏羲廟(俗稱“爺娘廟”)遺址。從立國時間上看,魯為周初從西方遷徙來監視東夷諸國的新國,而鄒則是原有的東夷土著古國。從古文化遺存來看,野店遺址出土的帶有彩繪圖案的紅陶鼎,磨製纖細帶有穿線微孔的骨針,精美的玉鏟、玉環,陶器底部留下的布紋……充分說明距今六七千年前這裡的先民就創造了燦爛的文化。
到了春秋後期,孔子誕生於鄒,定居於魯,周遊列國,收徒講學,刪《詩》、定《書》、著《春秋》,創立了儒家學說,使魯成為文教興盛的中心。孔子歿後,儒學漸趨衰微,諸子蜂起,百家爭鳴,天下學士不歸楊則歸墨。在此儒學瀕於滅絕之際,鄒人孟子挺身而出,繼道統,辟楊墨,著《七篇》,繼承、堅持、發展了孔子的學說,使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因此,鄒遂成了儒學復興之地,與魯同為儒學的發源地。到兩漢魏晉,許多思想家、政治家、經學家、文學家如韋賢韋玄成匡衡、王粲、仲長統王叔和唐彬、劉寶等都出生於鄒地,並對當時社會乃至後世產生很大影響。
由此可知,“鄒魯”成為文教興盛之地的代稱,且“鄒”與“魯”齊驅並駕,密不可分。

地理位置

鄒魯,在自然地理上,指今山東省南部偏西地區。主要有邾(包括小邾。邾,戰國時改為“鄒”)、魯、滕幾個諸侯國。其中邾魯毗鄰,兩國“擊拆之聲相聞”。
鄒魯位於“大東”的中心區域。“大東”地區的統治者是西來的周人,而土著居民則是殷人和東夷人。《詩·小雅·大東》篇描述這一帶“西人”和“東人”的差別及其對立的情景云:“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儘管殷人和東夷人備受壓迫與剝削,但他們仍然頑固地保留住了他們自己的習俗和文化,並對後來孔子創立儒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邾國包括小邾和濫——亦即通常所說的三邾的土著居民則多為東夷人。參見王獻唐《春秋邾分三國考·三邾疆邑圖考》,齊魯書社1982年版。東夷人秉性溫柔,敦厚和平,講究禮讓,崇尚仁德。許慎《說文解字》在《大部》中解釋了“夷,東方之人”之後,又在《羊部》中指出:“唯東夷從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這裡提到的“夷俗仁”,是一條很重要的訊息,說明孔子大力倡導的仁,濫觴之源或在於此。《後漢書·東夷列傳》也指出:“《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生。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柢是樹木的主根。《韓非子·解老》篇說:“樹木有曼根,有直根。直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由此看來,所謂“夷者,柢也”,是比喻東夷人有好生的仁德,喜愛“萬物柢地而生”。仁德對人來說既是“所以建生”的柢,很自然,有仁德,即可長壽。所以有“夷俗仁,仁者壽”之說。“仁者壽”,語出《論語·雍也》篇,董仲舒曾經解釋說:“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是其且多且治。”(《春秋繁露·循王之道》)聯繫《淮南子·地形訓》說“東方有君子之國”、《山海經·海外東經》說“君子國……其民好讓不爭”來看,東夷地區當有敦厚和平、好讓不爭的民風。這種民風在“禮失而求諸野”的中國已不可得,但仍為人們所嚮往,稱之為君子之風。甚至於孔子還曾有過“欲居九夷”的想法,當有人向他指出東夷鄙陋時,他說:“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論語·子罕》)即:那是君子居住的地方,有什麼鄙陋的呢?孔子對東夷人及其文化是相當尊重的。他曾乘郯國國君來魯國訪問的機會,“見於郯子而學之”;事後十分佩服地說:“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左傳·昭公十七年》)可見,孔子時代,東夷人還有著比較高的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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