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鄉官制
- 源於：《天朝田畝制度》
- 出自：《中國通史參考資料》
- 區分：“忠、奸”、“賢、良”
- 釋義： 一鄉所屬官吏的總稱
- 屬性：古代制度
- 時間：1853年
- 頒布者：太平天國
簡介,薦舉鄉官,政治標準,具體程式,官員審核,保舉者,特點,實際操作,共同推舉,拈鬮,直接委任,鄉官身份,鄉官職能,鄉官制度,
簡介
太平天國的鄉官制度源於1853年定都天京後頒布的《天朝田畝制度》。《天朝田畝制度》是太平軍在其已占領的廣大鄉村地區舉薦鄉官、建立鄉官制的法理依據。
薦舉鄉官
政治標準
首先，《天朝田畝制度》規定了薦舉鄉官的政治標準，強調區分“忠、奸”、“賢、良”與“惡、頑”，指出無論官或“伍卒民”，“盡忠報國者則為忠”，忠者升官世襲；若違犯條命或受賄或徇私舞弊者則為“奸”，奸者降職乃至“黜為農”；一般人民，“遵條命”及“力農者”則為“賢、良”，或舉或賞；“違條命”及“惰農者”則為“惡、頑”，或誅或罰翦伯贊、鄭天挺主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近代部分（修訂本），上冊，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65—167頁。）
具體程式
其次，規定了舉薦鄉官的具體程式。忠者、賢者、良者，均在舉薦之列；一年一舉，“以補諸官之缺具體操作程式如次：始由最基層組織“兩”之“兩司馬則列其行跡，注其姓名，並自己保舉姓名於卒長。卒長細核其人於本百家中，果實，則詳其人，並保舉姓名於旅帥。旅帥細核其人於本五百家中，果實，則尚其人，並保舉姓名於師帥。師帥實核其人於本二千五百家中，果實，則尚其人，並保舉姓名于軍帥。軍帥總核其人於本軍中，果實，則尚其人，並保舉姓名於監軍。監軍詳總制，總制次詳將軍、侍衛、指揮、檢點、丞相，丞相稟軍師，軍師啟天王。天王降旨……。通過兩司馬舉薦至天王降旨，共十四道程式，推舉遴選，鄉官得以產生。
官員審核
第三，對已在太平天國任職的“天下諸官，則每三年升、貶一次。“天下諸官”自然包括鄉官在內。此舉意在“以示天朝之公。升、貶對象是伍長、兩司馬以上的各級官吏，俱由上一級官吏保升、奏貶。既無“賢跡”，又無“惡跡”者，則不保不奏，以待下一個升、貶年的來臨。若遇“大功大勛”、“大奸不法”等特殊情況，天王特允“不時保升奏貶，不必拘升貶之年。體現了一定的靈活性。
保舉者
第四，《天朝田畝制度》制定了針對保舉者的“賞”、“罰”、“黜”的獎懲措施。“舉得其人，保舉者受賞；舉非其人，保舉者受罰”；“凡濫保舉人者，黜為農。”保升、奏貶時，“凡濫保舉人及濫奏貶人者，黜為農。保升也好，奏貶也罷，賢跡也好，惡跡也罷，“總要有憑據方為實也.
特點
考察《天朝田畝制度》規定的太平天國舉薦鄉官、建立鄉官制度的程式可知有如下特點：一是經常性、一貫性。舉薦一年一次，升、貶三年一次，從而保障了鄉官隊伍的連續性、穩定性。二是層層負責、把關。舉薦、保升、奏貶均層層上報，體現了一定的責任感。三是尊重民意、增強了透明度。對於被舉薦的伍卒民的“行跡”，均須在相關範圍核心實無誤後，方可上報。四是注重事跡，重“憑據”。對保升、奏貶的鄉官，其“賢跡、惡跡”須並列清楚。五是獎、懲結合。力圖杜絕徇情枉法、任人唯親的惡習，確保鄉官隊伍的純潔性。六是天王獨掌任免大權。對被舉薦者，天王有最後決定權。《天朝田畝制度》規定的舉薦鄉官、建立基層政權的制度雖嫌繁瑣，但秩序嚴謹，要求嚴格，無可厚非。
實際操作
實際操作時，首先按《天朝田畝制度》規定實行公舉，此外還有直接委任與拈鬮等舉薦鄉官的辦法。
共同推舉
鄉民共同推舉是產生鄉官的法定方式。翼王石達開於1853年 11月5日遣使頒諭，飭令安徽貴池公舉鄉官。人民聞風回響，旋即殷家匯、竹塘等地舉出了軍、師、旅帥。12月1日， 《殿右捌指揮楊告荻港鎮人民札諭》，限於12月13日舉齊旅帥、兩司馬等鄉官（註：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文書彙編》，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12頁。） 。公舉時，應舉出何人任何職，註明其年齡、三代履歷、家庭人口等；公舉出的鄉官遇害後，由地方對其家屬進行撫恤，並立廟設位致祭。
拈鬮
公舉不成則拈鬮。如貴池竹塘，公議以生監充當旅帥，“互相推諉，乃拈鬮。鬮為（秀才陳）仿坡所得”。此法可視為由公舉派生出來的方式，因為它往往產生於公舉不成之後，需眾人認可後方行拈鬮。拈鬮者都抱有聽天由命之態度。這種方式既不同於公舉，又不同於委任，而是介於兩者之間的方式，並不常見。
直接委任
江蘇吳江縣蠡墅人許玉庭，忠王李秀成令其回鄉勸民納貢。民聽其言，蠡墅無羌。許因之名聲大震。“賊藩待許禮甚優，命許為第一營偽軍帥。”70、62、40、33、42、46、57 頁。）上級官員直接委任是產生鄉官的主要方式之一。較之公舉，手續更為簡便，免去了層層上報的繁文縟節；戰事激烈，非常時期，委任更現實、適用。在建立鄉官制的地區，公舉與委任這兩種方式是混合使用的。前者結合了《天朝田畝制度》中有關鄉官規定的政策性，後者體現了實際操作中的靈活性。
鄉官身份
鄉官是太平天國的“胥吏”。鄉官居於鄉，辦公之地為鄉官局。鄉官有印信，印信為鄉官辦公之用，其長約3寸余，寬約2寸余，印邊有盤龍。“偽印上以有姓名為貴，鄉官之印屬小印，故無姓名。太平天國給鄉官統一配發黃色鄉官帽，大小如范陽兜。有戴或不戴的，“惟西周市周容甫、張市陳瑞芳時戴之，以為榮幸。”鄉官帽是作為鄉官區別於一般人民及其他太平天國官員的一種標記。
在鄉官隊伍中任職的，主要是“土人”。
光緒《吳江縣續志》載，太平軍“於完善之地，必以土人授偽職”（註：光緒《吳江縣續志》，卷38，雜誌一，第9頁。）。 “完善之地”當指太平軍完全占領控制的地方。在這種地方，太平軍才建立鄉官制，以土人為鄉官。在浙江紹興，太平軍除兩司馬至軍帥等鄉官外，“軍帥以上，為監軍，山陰一，會稽一，皆土著為之”（註：古越隱名氏著《越州紀略》，《太平天國》（六），第769頁。）。 在江蘇吳縣各圖、邑， 太平軍“設立鄉官，使土人為之，有軍帥、師帥、旅帥、 卒長名目”。吳縣土人任軍帥的有許玉庭、莊時龍、劉春濤，師帥、旅帥有鐘智朗、蔡蘭亭、趙鏗堂、丁松泉、吳耀、單惠等，為數眾多，“記不勝記”0、62、40、 33、42、46、57頁。）。在常熟，“又有偽鄉官者，皆脅從土人為之，索貢征糧者也……。或曰軍帥能升至監軍，若太倉之韓吉吉是，則土人漸入賊中矣。韓吉吉是少見的軍帥能升至監軍的土人。土人即土著人、當地人。據《海虞賊亂志》與《避難紀略》記載，太平軍在常熟，“軍帥請當地有聲價者充當，師帥以書役及土豪充當，旅帥卒長以地保正身夥計分當。”（註：《海虞賊亂志》，《太平天國》（五），第370—371頁。）“每取殷實之家，否則素為鄉里作惡者，愈凶狡愈稱意。第22、63、25 、 60、41、61、60—61、540、72、34、177、65、73、266、70、62、40、33、42、46、57頁。）可見，“土人”包括“有聲價者”、“書役及土豪”、“地保正身夥計”、“殷實之家”、“凶狡、作惡者”。“土人”是否包括土匪，但太平軍以土匪為鄉官卻是事實。1853年，建德縣建立鄉官制時，軍、師、旅帥各職“悉令土匪充之”（。在蘇州，太平軍“選各鄉土匪頭目授以偽職，曰鄉官，使管理一方民事。”（註：《中華文史論叢》增刊《太平天國史料專輯》，上海古籍出版社79
年版,任鄉官的土人並非儘是太平天國的同路人，從對任軍帥的許玉庭之死的分析可知。許任職前，曾勸民納貢於太平軍。故而受到重用；任職後，曾替太平軍開紅粉捐（紅粉即火藥），籌銀萬兩以購火藥。後“偽軍帥許玉庭死，賊以趙雪堂為之。72 、34、177、65、73、266、70、62、40、33、42、46、57頁。） 許是自殺、他殺？抑或老死、病死？史載不明。許生前同其兒女曾有一段對白：“汝以我為官乎？我所為者假官，非真官也。 《虎窟紀略》之作者“蓼村遁客”出於地主階級立場，曾為許作輓聯以挽之。史載，“鄉官中亦未可概指為從賊”70、62、40、33、42、46、 57頁。）。這說明，任鄉官的土人中如許玉庭之流，與太平天國陽為貌合，實則神離。任鄉官的土人中，不乏為太平天國獻出寶貴生命的人，以曾是茶房夥計身份的周富榮最為典型。周富榮一作周甫容，又作周容甫，“甫容”乃“富榮”之誤，西周市人。據《清史稿》地理志，常熟當時析為常熟、昭文兩縣。周時為昭文縣軍帥（先任師帥，後取代王二先為軍帥）。他對太平天國的貢獻歸納為：組織了一支數百人的鄉兵隊伍；率鄉兵與清軍水師八槳船作過戰；為太平軍多次徵集糧食；1861年底，充當嚮導，帶領太平軍到達金家灘、北新閘等地，後在福山港落入清軍之手並被殺害。地主文人視周為“偽鄉官中最兇惡者 70、62、40、33、42、46、57頁。）。周富榮效忠太平天國，是鄉官中的典型代表。
依上述可知：土人中並非儘是農民和其他勞動者（如茶房夥計），其組成複雜異常。太平天國鄉官組成的複雜性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基層鬥爭的艱巨性、複雜性。鄉官的成份複雜，良莠不齊，有損鄉官在人民中的威信，不利於太平天國鄉村基層政權的建設與穩固。還說明，太平軍在建立鄉官制時，並不是在任何地區都能按《天朝田畝制度》中的政策條文執行，而是表現了相當的無原則性與不嚴肅性，忽視了政治上效忠太平天國的先決條件，將“賢跡”、“惡跡”混為一談，違背了《天朝田畝制度》的初衷。太平軍過多地顧及到鄉官的所謂“威信”問題。“有聲價者”、“書役及土豪”、“地保”原本在封建政權中即擔任過下級官吏，或是為封建政權服務的，或是與封建政權有瓜葛的，決不是窮苦的勞動者。“殷實之家”、“凶狡”、在“鄉里作惡者”也絕非農民或其他勞動人民，他們是地主、土豪，或鄉村中的流氓無產者即地痞、流氓、無賴輩，他們平常遊手好閒，好逸惡勞。土匪自不必說。這些人在當地的窮苦人民中固然有一定“威信”，百姓對其固然存有某種畏懼心理，但僅有這點是不夠的。縱使可起作用於一時，但對太平天國的基層政權存在著極大的、潛在的破壞作用。鄉官隊伍中，存在著嚴重的良莠不分的現象，其基本素質參差不齊。這種現象在安徽、江蘇、浙江、江西等省普遍存在，帶有普遍性，並非如有學者認為的那樣，是個別地區的個別現象；也並非後期才產生，而是從前期一直延續到後期的一個帶有連續性的現象。
鄉官職能
《天朝田畝制度》對能鄉官的職能作了具體而明確的概定。概言之，鄉兵在鄉官統帥下，戰時為兵，殺敵捕賊；農時為民，耕田奉上。農作物收割時，伍長在兩司馬督促下，留足二十五家食用之糧、並可接新谷外，余則上交“兩”中所設國庫。農隙時，伍長率伍卒擔當“兩”中的陶冶木石等匠；禮拜日，則率男婦至禮拜堂聽講道理。兩司馬據定式負責“兩”中的婚娶彌月喜事。師帥、旅帥兼任典錢穀、典出、典入。鄉官有處理民間爭訟之權：兩司馬先聽其曲直，如不能平息，則逐級抗訴。鄉官履行著維持地方治安、管理農業生產、管理社會生活、擔當“法官”的職能。
太平天國的鄉官在具體履行職能時，或循《天朝田畝制度》而行之，或超出了上述界定。茲綜括為政治、經濟、軍事、文教四大基本職能。
政治上，太平天國的鄉官都有保一方平安的守土之責，以確保該鄉官轄區政治上的安定。稽查戶口，頒發門牌、路憑，征取門牌捐，充當“法”官，維持地方治安等是鄉官政治職能的充分體現。在常熟，鄉官向各戶頒發門牌。門牌掛於門首。門牌捐有多少之分，每張數百文乃至數千文，殷實之家則高達數十千文。浙江海寧鄉官頒發的門牌，“每牌乙元四角”（註：海寧馮氏《花溪日記》，《太平天國》（六 ）， 第679、703、687頁。）。1861年，太平軍在海寧花溪設立鄉官局，“ 花溪局遍分門牌，我圖九十餘張，每紙二元五角”。（紹興鄉官 “稽戶口、 立門牌，牌價有數十百金不等，貧民不逮，並責於富民。 ”（註：古越隱名氏著《越州紀略》，《太平天國》（六），第769 頁。）門牌捐數雖無定製，各地不一，但殷實之家，富民的牌捐數大大高於一般貧民。鄉官在征取門牌捐時，尚能視具體情況而定，量力而行。
凡遇民間爭訟及其他案件時，鄉官則充當“法”官，維持地方治安。鄉官“執法”往往超越了《天朝田畝制度》的規定，甚至發展到濫用職權的地步。“民間詞訟亦由鄉官判斷。“自師帥至兩司馬，悉設公堂刑具，……擊斷鄉里。”（註：張德堅《賊情彙纂》，《太平天國》（三），第109頁。）海寧設有兩個鄉官局，“自後花溪通元二局理訟事辦土匪，必每夜有審斷事。”“兩局立班房於黑暗處，上下立柵，止容四人，常五六人入焉，大鏈系之，嚇解嶼城，必得清交而出，輕者推入馬棚。嶼城是鄉官黃八十嫉殺鄉官歸應山之處，故以“解嶼城”來威脅班房中人。太平軍將士若違犯條命，鄉官有權舉報。“但有橫行搶劫之賊，鄉官一稟遙達”，定“將此賊斬首懸示。”（註：張德堅《賊情彙纂》，《太平天國》（三），第 275頁。）“徐風笙案”即是鄉官有維持地方秩序、保一方平安的守土之責，但該案在“審理”過程中，卻變“味”走“調”，不該斬的，斬了；該斬的，卻逍遙法外。史載：“棗市民某，賣鮮魚為生，一日天明，攜錢四千文往蠡墅販魚，路遇賊，悉探囊去，回至棗市，訴諸邱賊。卡內賊目問該處鄉官為誰？蓋王家橋旅帥徐鳳笙也。喚至，限十四日拿獲。鳳笙緝訪十餘日，偵得之而未敢擒獲，以其屬賊目越天安名下散眾也。邱賊將徐鳳笙收禁。其妻哭訴師帥蔡蘭亭，謂夫收禁，焉能緝盜，求釋回。蔡言諸邱賊，賊欲有所質，蔡以其弟對，不許。益以卒長二人而後許之，仍限十四日。比至限，邱賊索米谷、油燭等物，計算須五百千文，徐亦不之辦。一日來賊六人，向蔡拘徐。蔡尋得之，同往賊卡。邱賊謂蔡曰：徐鳳笙到乎？蔡曰：到矣。邱賊曰：既到，不與你事，你喝茶去。蔡入茶坊，甫坐定，街上喧傳殺鄉官。蔡急走出，見賊已將徐鳳笙首級縛竹竿上，徇於眾曰：鄉官勾通兄弟們搶劫民財，故殺之。蔡汗流浹背，惶迫至賊卡，則見其弟及卒長，又欲綁出斬首。蔡急哀求而後釋放，乃挈以歸。 70、62、40、33、 42、46、57頁。）徐鳳笙作為太平天國的一個鄉官， 終於慘死自家人之手，理由近乎荒唐：勾通太平軍兄弟搶劫民財。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通過上述分析，該案事實明了：通篇看不出徐鳳笙有“勾通”之嫌，他雖有錯，但“罪”不至死。邱不去上級控告越天安屬下搶劫民財，卻濫殺無辜，更無理由要殺人質（終未殺成），真正的案犯卻逍遙法外。該案涉及太平天國的鄉官制、關卡制、司法制，是一件典型的“一案三制”案例。它表明，鄉官有處理民間爭訟即民與民之間爭訟的權力，卻無權處理民與軍（太平軍）之間的爭訟，但有權舉報，僅此而已。各級鄉官較之同級的太平軍軍官，其權力、地位大大低於後者，從某種意義上說，後者甚至對前者有生殺予奪之權。1861年4月， 吳江蘆墟槍匪董老標率槍船10艘至大地主柳兆薰（柳亞子之曾祖父）家橫行勒索。鄰里對槍匪善言相勸。柳則密遣人從後門出發，駕船到鄉官局“奔訴” 72、34、177、65、73、 266、70、62、40、33、42、46 、57頁。）。幾小時後，鄉官“王帥挈長公兩人，奉陳公令來押還”，陳公“嚴諭老標不得滋事72、34、177、65、73、266、 70、62、40、33、42、46、57頁。）， 大隊槍船始回蘆墟。這是槍匪對柳家騷擾最兇悍的一次。因柳已在鄉官局領旗、領憑收租，故鄉官要保護其利益不受侵犯。經此劫難而後，柳對太平軍的態度有所改觀，用感激的口吻稱“長毛”、“瘟毛”為“長公”。鄉官有太平軍為後盾，槍匪亦心存畏懼。
太平軍占領常熟後，有“土人攜家眷什物而避難者，恐途中被擾，向偽鄉官取一偽憑，曰路憑。70、62、40、33、42 、46、57頁。）路憑即通行證，根據各種已發現的資料可知，當時人民旅行、經商、避難等，均須到鄉官局向鄉官領取路憑。頒發路憑，其目的在於維護社會治安，保障持憑人的生命財產安全（註：參見拙作《太平天國路憑、關卡憑照初探》，《史學月刊》1997年增刊。）。
在經濟上，儘管《天朝田畝制度》有力農者賞、惰農者罰，鄉兵在鄉官督率下農時為農、耕田奉上的政策條文，但作為太平天國基層政權的鄉官，其經濟職能主要不是體現在採取措施、大力發展農業生產上，鄉官在鄉村是一個基本脫離農、副業勞動的基層官吏群體。由於鄉官熟知本鄉、本土的田、地數及土地的肥瘠狀況，故其經濟職能主要體現在造田、地冊、征糧、索貢方面，以確保太平軍的糧秣後勤供應。太平軍初至常熟時，“派定偽鄉官，責令將各圖田地造偽冊而收糧。）太平軍在浙江， 也令鄉官造田冊或獻田冊。可見，造田、地冊其意在按畝征糧時有所憑據。1860年冬，太平天國鄉官在常熟的征糧標準是：花田每畝六七百文，稻田每畝三至四斗，且“業戶不得收租”（第22、63、25、60、41、61、60—61、 540、72、34、177、65、73、266、70、62、40、33、42、46、57頁。），1861年，花田每畝增至二千多文，稻田每畝增至一石多。在蘇州吳縣征糧時規定，“熟田每畝完米三斗，荒田每畝完米五升，其有業主徙避他方者，佃戶代完，皆鄉官造冊辦理。鄉官在造田、地冊時，佃戶報數，鄉官填冊。有些佃戶往往以多報少，不法鄉官則將少報的田、地冊交給太平軍，“又將佃戶中之以多報少者，危詞賺出，收取皆以入已。第22、 63、25、60、41、61、60—61、540、72、34、 177、 65、73、266、70、62、40、33、42、46、57頁。）太平軍對征糧不清的鄉官實行監禁，監禁之地稱為“黑牢”。除征糧外，鄉官尚須協助太平軍索貢。1860年6月， 太平軍攻占蘇州後，洞庭山兵勇紛紛作鳥獸散。當地居民“聚八圖父老議，每圖出洋二十元，往許玉庭處納貢。自是木瀆、光福、香山無不議貢矣。第22、63、25、60、41、61、60 — 61、540、72、34、177、65、73、266、70、62、40、33、42、46、57頁。）貢銀由鄉官局鄉官代收，也有直接向太平軍獻納的。1861年，太平軍在浙江，“五月賊匪勒貢漸橫，通元黃八十從賊設局，向承辦七圖貢銀共萬餘千，已民不堪命。海臨全縣核辦三萬兩，至四月初七日，又勒加萬五千……。 從貢銀的徵收時間來看，後期太平軍也索貢，說明索貢並非如有的學者認為的那樣為臨時性措施，它並未因“照舊交糧納稅”政策的出台而在太平天國歷史上銷聲匿跡，更未被取代；從索貢的數量來看，與前期相比，則有過之而無不及。鄉官在收取貢銀時，有乘機中飽私囊者，如花溪、通元兩鄉官局之鄉官，“所收錢文，與賊不過十之二三
鄉官是守土官，又是土著人，熟悉地形、路線，往往充當太平軍的嚮導，履行其軍事職能。 上文中， 昭文縣軍帥周富榮曾擔任過嚮導。1858年，三河之役前，潛山縣鄉官軍帥程福堂師帥儲雁才等人明里投效清軍兵營，暗裡為太平軍蒐集情報，不幸事泄。更有廬江縣鄉官軍帥陳文益將李續賓部導至三河，引入太平軍的伏擊圈，造成一舉全殲之態勢。各級鄉官所屬鄉兵，本身便是一支不可忽視的“民兵”，他們平時為農，戰時為兵，殺敵捕賊，充分體現出亦兵亦農的性質。鄉官通過所率鄉兵，在軍事上配合太平軍作戰，如周富榮曾率鄉兵隊伍與清軍師八槳船作過戰。
協助太平天國進行科舉考試，這是鄉官在文教方面的基本職能。“應偽考試之人，初猶令偽鄉官脅從之。太平天國在吳縣及蘇州城區開考時，“里中有習士子業者，鄉官臨門捉考，辭不許。“里中亦有去應試者，皆鄉官勒令進城，誘以有錢給與。2、 34、177、65、73、266、70、62、40、33、42、46、57頁。）有不去應試的，如“蓼村遁客”先後兩次拒不應試，第二次以金帛買通鄉官才免試。在常熟地區，錢桂仁、侯裕田考試文、武生童前，曾遍貼告示廣而告之，“發偽札飭各師旅帥，每師名下送考文者五名，考武者一名。”（註：《海虞賊亂志》，《太平天國》（五），第371頁。） 《海虞賊亂志》之作者曾五次拒不應試。鄉官在科考時，主要起宣傳、動員作用，保證足額參加科考。
鄉官的職能大致綜括為上述四大類。由於鄉官組成的複雜性，使得鄉官在履行其職能時，有克盡職守者，有敷衍塞責者，還有伺機貪污中飽私囊者。內在的、外在的因素相結合，大大加劇了基層政權鬥爭的複雜性、艱巨性。太平天國吳縣鄉官軍帥趙雪堂開捐，規定大、小戶出錢不等，卻有地主文人書對聯一幅，聯曰：“說什麼天主教，妄稱天父天兄，滅天理，絕天倫，好好青天白日，鬧得天昏，看將來天討天誅，天終有眼；這一般地方官，儘是地妖地棍，當地蛇、坐地虎，明明福地仙宮，變成地獄，征多少地丁地稅，地也無皮。此聯就軍帥趙雪堂開捐而作，有明顯的針對性。“地方官”顯然指鄉官而言。該聯把鄉官詛咒成“地妖地棍”、“當地蛇”、“坐地虎”，對鄉官極盡誣衊之能事，體現了作者仇視鄉官、敵視太平天國革命的立場。更有甚者，鄉官師帥許一亭被十幾個男子於一天夜晚剖腹挖心，而被殺的原因據載是“傲慢虐民，民皆惡之是否虐民，無從考證。但許一亭被害事件發生後，相繼有趙雪堂、蔡蘭亭分別辭去軍帥、師帥職務。鄉官辭職與這一事件有密切關係。太平天國允許鄉官辭職，並不強人所難。有學者認為，鄉官辭職，太平軍則不高興，不批准，顯然，這種結論是不準確的。繼之，常熟地區又爆發了大規模針對鄉官的暴亂。史載：“至同治元年四月初，白茆塘東居民訛傳上海官兵已進瀏河、白茆二口，群焉四起，自太倉界沙頭、浮橋、橫涇、穿山、時思庵及昭文界橫塘市、張市、老吳市、東周市等處，團成數萬，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將各處偽鄉官房屋燒毀，什物打壞。至四月初八日晚間，共聚老徐市。第22、63、25、60、41、61、60—61、540 、72、34、177、65、73、266、70、62、40、33、42、46、57頁。）太平天國慷天燕錢桂仁率太平軍數千分水、陸兩路對暴動實施鎮壓。駐太倉的太平天國斐天安丁某之弟在橫涇抓獲暴徒數人，處以五牛分身、活開膛、火練纏身之刑。暴徒雖作鳥獸散，但反映了基層政權鬥爭的極端複雜性、殘酷性。太平軍則是站在保護鄉官、鞏固基層政權這一立足點上的。
鄉官制度
鄉官制是軍、政合一的制度。鄉官按太平軍軍事編制設立，即：每伍家設一伍長，五伍長設一兩司馬，四兩司馬設一卒長，五卒長設一旅帥，五旅帥設一師帥，五師帥設一軍帥，通一軍共一萬二千五百家。前期，軍帥以下為鄉官；後期，總制、監軍納入鄉官系列。各級鄉官均低於同級的太平軍正規軍官，鄉官印信屬小印，印上無姓名也證明了這一點。各級鄉官率所屬鄉兵，戰時為兵，殺敵捕賊，充當嚮導，從軍事上配合太平軍作戰。鄉官按《天朝田畝制度》履行職能，又超越了《天朝田畝制度》；鄉官制是一種軍、政合一的制度。
鄉官制是太平天國革命區別於以往農民革命的一個極富特色之處。以往農民起義雖然吸收了廣大貧苦勞動者參加，但也越來越多地任用地主分子及舊王朝的官吏，更未意識到要同封建地主階級爭奪農村基層政權這塊陣地，明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即是如此。而太平軍每占一地，都迫不及待地設鄉官、建立起鄉官制度，有始有終， 常抓不懈。 到1857年，太平天國控制下的“領土不下七萬平方英里，人口約2500萬。”而到1861年，“他們的固定轄區，……面積在9萬平方英里以上， 人口約4500萬。”第260—261頁。）而在1861年至1862年間，太平天國治理下的人民則增至7千多萬（註：[英] 呤@①著， 第247頁。）。隨著太平天國統治疆域的擴大以及人口的急劇增長，鄉官制也迅速建立並推廣開來。如呤@①所言，“這些地區的政權也迅速地鞏固了起來。，第260頁。）其中 ，自然包括實施鄉官制度後建立的鄉村基層政權。自1853年至1864年，鄉官制在太平天國歷史上存在11年之久，具有地域上的廣泛性與時間上的持久性。由於建立了鄉官制，確立了對占領區廣大鄉村的統治，一定程度上摧毀了封建的保甲制，打擊了剝削階級對鄉村的長久統治，使太平天國擁有一塊廣大的、較穩定的後方基地。正是這一基地，源源不斷地提供了太平軍的糧秣物資及其他所需。鄉官管理地方，還為太平軍節約了大量兵力。太平天國能立國13年之久，太平軍能在各個戰場上與對手抗衡，這與在廣大鄉村地區推行鄉官制、發揮鄉官的作用是分不開的。
對鄉官制的研究，使我們有重新認識《天朝田畝制度》的必要。《天朝田畝制度》頒布於1853年冬其時間順序應為《天朝田畝制度》頒布在前，鄉官制建立在後。1853年9月23 日，曾天養組建了安徽東流縣境的首批鄉官政權，24日又派人至建德縣組建了鄉官政權（註：第91—92頁。）。兩地的鄉官政權是否為太平天國的首批鄉官政權，《天朝田畝制度》在1853年 9月23日之前即已頒布，即頒布於1853年秋，較成說至少可提前一個季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