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邢亦民
- 出生地：山西定襄鐔村
- 出生日期：1913.10
- 逝世日期：2013.02.09
個人履歷,情系立法,
個人履歷
1936年11月，參加革命工作。
邢亦民
邢亦民1938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7年11月後，任八路軍115師685團政治處宣傳幹事，延安抗大政治部組織科幹事、幹部科一股股長，抗大政工訓練隊隊長兼政治指導員，抗大總校一大隊組織股股長，東北軍政大學、中南軍政大學政治部組織部部長等職。
1949年11月後，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副庭長、代理庭長，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黨組成員等職。
1959年，在“反右”運動中被錯誤對待，調任山西省機電設備成套局副局長。
1962年7月後，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長，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成員、副院長兼刑事審判庭庭長。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衝擊。
1978年5月後，任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委員、憲法修改委員會副秘書長，第六屆、七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第七屆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
1995年6月，離休。
2013年2月9日，邢亦民同志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
情系立法
2011年7月，《中國人大》雜誌記者在北京醫院再次採訪了98歲高齡的邢亦民。病床上的邢老儘管很消瘦，但眼中仍閃爍著堅毅光芒。
見證立法新時期發軔
邢老於1978年5月到全國人大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1979年兼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委員，正趕上在“文革”中“癱瘓”多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恢復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建立，恰逢中國新的“立法時期”的開始。1983年，他又當選為六屆全國人大代表、任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1988年當選為七屆全國人大代表、任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1993年退下來時，他已經近80歲高齡。五、六、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是為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建設打基礎的三屆。這期間頒行的法律數量之多在中外法制史上實屬罕見。邢老於這重要時段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了共15年。
邢亦民同志手寫的資料卡片
邢亦民同志手寫的資料卡片在邢老的《我的史記》一書中，把在人大工作15年的日記做了摘錄，他稱這段時間是“雖官亦民”。記者看到在這15年的日記摘錄當中前5年即在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期間的日記共占了全部日記三分之二篇幅，而其中談到立法工作的又占了一半多。
看得出，邢老對五屆人大的許多事始終記憶猶新。他在書中回憶：“四屆全國人大是曙光將臨，陰雲未散。‘文革’遺留問題甚多，殘局待整。所以五屆全國人大提前召開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經過十年浩劫，可以說是百廢待興。1978年5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組部的推薦，任命我擔任了常委會的副秘書長。此時，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委員長是葉劍英，副委員長很多，有孫中山先生的夫人宋慶齡，有共和國元帥劉伯承、聶榮臻，有久任黨和國家的領導成員陳雲、烏蘭夫、譚震林、張鼎丞、廖承志，中國婦女界的革命領袖蔡暢、鄧穎超，民主黨派領袖周建人、許德珩、胡厥文等等大家都很熟悉而且深受人民愛戴的人。我能夠在他們領導之下，協助副委員長兼秘書長姬鵬飛做此工作，可以構想會受益匪淺，我感到十分高興。上任不幾天，鄧穎超大姐就接見了我和同時任命的鄭季翹、張加洛等人，她一再說明本屆人大常委工作的責任重大，說它任重道遠，一點也不為過。”
據邢回憶:“我剛到全國人大時，工作的難度很大。首先是人手不足，‘文革’中一些領導幹部被趕走了，很多人問題還沒有解決，還沒有定論，不知道能用不能用，需要儘快審查、平反。更重要的是‘文革’中把國家的法制破壞無餘。我剛到人大時，姬鵬飛是副委員長兼秘書長。那時，五屆人大常委會辦公廳還沒有建立局，部門都叫組。有秘書、政法、總務、信訪、外事5個組。直到1980年才由‘組’改成‘室’。鄭季翹管秘書組，我管政法和信訪組，總務組是張加洛分管，外事組開始是姬鵬飛親自管，武新宇也管一點，但新宇同志主要是管常務。事多人少，根本忙不過來。開始修訂法律工作時，我們從大專院校借了一些教授，如許崇德、肖蔚雲教授從頭到尾參加了我們法律的起草、修訂工作。開始是幾個組分頭進行，後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成立了，人手多了，就把刑法、民法、刑事訟訴法的起草、修訂工作一併進行。”
1978年年終總結時，邢老在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喜歡上了這裡的工作。立法和執法從工作上講有很大的不同，我這個年齡段的人，有過29年的執法工作實踐，現在用之於立法，是有用的，或者說可能更好地發揮點作用。提起五屆全國人大擔任副秘書長的工作，記者聽邢老多次笑稱自己是“跑腿”的，他說:“能在五屆人大‘跑腿’，光榮之至。不僅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委員長、副委員長都是德高望重的老領導人，三任秘書長也都是副委員長兼的，能在姬鵬飛、彭真、楊尚昆的手下‘跑腿’，沒有出大的紕漏也不錯了。”
參與籌建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
邢老參加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最開始的籌建工作。他曾對記者講：“在1979年初的一次常委會黨組會上，提到彭真同志恢復工作了。但是當時他還不是人大代表，當人大代表還得再等一段時間。怎么辦呢？後來我們提出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恢復起來，不是人大代表也可擔任這個組織的領導。那時叫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現在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也是法律委員會的辦事機構。開始機關黨組讓我協同組織部提出法制委員會的名單。經與多方商量，初步提出了80人的名單。到1979年3月，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了由80人組成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名單，彭真同志任法制委員會主任，我也是委員之一。”
邢老說:“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成立後，接手進行修訂和起草法律的工作。我雖然主要的工作不在法制委，但法制委員會分組開會的時候，我一般還是小組召集人。我負責主持刑法、刑事訟訴法的分組討論；參加民法小組的活動；主持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修訂。經彭真同志批准，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修訂的具體工作交給了民政部。全國人大組織法、地方各級人大和政府組織法，由政法組牽頭並藉助教育部門的一些力量著手修訂，我從頭到尾都參加並領導了這項工作。”資料記載：當年參加修訂組織法的領導成員是邢亦民和李劍飛，參加人有司徒毅生、劉仁軒、王崇明、肖蔚雲、許崇德。民法起草小組領導成員是楊秀峰、陶希晉、吳克堅、邢亦民，參加人有趙中孚、林亨元和史越。
邢老說：“全國人大組織法修訂稿中，不但保存了五四年組織法中經過實踐證明正確的條款，而且總結這些年來的經驗教訓，根據黨中央加強民主與法制的精神，加入了不少新的條款。選舉法和組織法修訂稿對地方政府和選舉制度方面的重要修改部分主要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專門委員會的常設，縣以上各級人大設立常委會；省級人大可以制定和頒布地方性法規；改變等額選舉辦法，實行差額選舉，把直接選舉人大代表的範圍，擴大到縣級。所有這些修改，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了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檢察院組織法的重大修改是把檢察院上下級關係由原來的監督關係改為領導關係。”他把五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的刑法、刑事訟訴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和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7個法的特點，八二憲法的特點，有關修改憲法的背景和經過，五屆全國人大召開時國內的形勢和人大的任務等等，都寫在了用廢藥盒剪成的卡片上。這一張張卡片記錄著邢老對人大立法工作的奉獻，體現著邢老這一代老革命始終保持不變的艱苦創業和儉樸的作風。這些卡片記者至今還保存著。
親歷八二憲法修改全過程
我還清楚地記得，有一次採訪邢老是談修改憲法。他當時拿出幾本上面用鉛筆鉤鉤畫畫過的憲法對記者說：“我們可以比較一下建國以來的幾部憲法，從中能看出我國政治經濟發展的變化和民主法制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出現行憲法的優越性。”他接著說:“五四憲法是一部好法，直至今天仍然光芒四射。七五憲法是‘四人幫’參與搞的，把106條的五四憲法全部否了，弄出來30條。看起來冠冕堂皇，只剩一些意向性的規定。實質是搞無法無天，既無法操作，又可為所欲為。七八憲法存在的問題是為時很急，有不少地方還沒有擺脫‘文化大革命’的影響。1980年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成立憲法修改委員會，常委會接通過成立以胡喬木為秘書長的秘書處，我兼任了憲法修改委員會的副秘書長。我分工憲法中國家機構部分的修改工作。我藉助了原修訂組織法時的工作班底，很快提出了這一部分的框架稿。八二憲法是以五四憲法為基礎，有刪、有增、有改。如在全國人大職權中，刪的有‘決定大赦’，增的有‘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改的有‘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其他的法律下放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另外增加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不得擔任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職務’，最重大的增加是廢除了實際存在的領導職務終身制。八二憲法規定國家主席、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透過邢老的日記，記者看到六屆、七屆全國人大期間，他以高度的熱情參加了有許多法案的研究，為起草法律到過很多地方進行調研……在他75歲高齡時，為草擬行政訴訟法到過山西、內蒙古，於兩周時間內在太原、大同、呼和浩特、集寧、東勝、包頭等市召集十多次會議，聽取了百餘名各方面幹部民眾的意見，寫就的綜合報告作為全國人大內司委的第一號簡報印發給有關方面參閱……
邢老雖然退下來近二十年了，但他始終對國家的民主法制建設有著執著的關注。無論平時的言談話語，還是著書回憶，邢老經常表露出對人大工作的濃濃情意。住在醫院的邢老還曾下意識地要為開大會準備會議材料……
與病魔進行頑強的抗爭
邢老曾給記者講過，他是在1936年的秋天參加了共產黨領導下的進步組織——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後被派到縣裡發展會員，挑選幹部建立基層組織，宣傳抗日，宣傳黨的抗日救國思想。1937年參加了八路軍，在115師新成立的幹校工作。1938年初到了八路軍總部隨營學校。後來他到延安抗大學習，之後就留在抗大工作。在這段時間裡，他還下到基層連隊，當過隊長兼指導員、營教導員和團政治委員。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他基本上是在抗大從事組織工作……邢老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為了新中國的建立捨生忘死；新中國成立了，邢老又為民執法，曾任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長；後又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來到全國人大參與立法工作。
這次見到記者，邢老顯然知道記者是來採訪的，頭腦十分清楚並用手勢示意給他拿來寫字板。他寫道：總是想起戰爭年代的事……此刻，邢老回憶起的戰爭年代是抗日的烽火，還是抗大的歌聲，記者不得而知。邢老的女兒告訴記者：“我爸爸從2009年10月因肺部疾病住院以來，一直與病魔進行頑強的抗爭。氣管切開上了呼吸機後，就只能使用‘說話瓣膜’講話。雖然這樣病人會感到很費氣力，但他認為交流是第一位的。他很有毅力，還很少有同類病人能像他那樣一年多一直堅持使用‘說話瓣膜’。由於前幾天他發燒剛剛恢復，我們擔心使用‘說話瓣膜’講話太消耗體力，所以今天沒讓他用。”
邢老的女兒告訴記者：“我爸爸除了使用說話瓣膜外，還每天堅持用寫字板與人交流，每天都要把他腦子裡想到的東西寫出來。就這樣懸腕寫字，有時能把寫字板寫得滿滿的……”
儘管看起來邢老的精神很好，有些言猶未盡，但為了不影響邢老休息，記者還是對邢老說：“您該休息了，過些時間再來看您！”離開病房前，邢老送給記者一本他在2009年出的書——《我的史記》，並應記者的要求在書的扉頁上寫了贈言。
邢老大半生重任在肩，卻戲稱自己是“跑腿的”，把自己當成普通一份子，奉獻畢生精力為了國家立好法，真可謂“情系立法、雖官亦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