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過趕年
- 屬性：土家族的傳統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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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含義
過趕年是土家族特有的傳統民俗節日，亦稱過土家年，主要特徵是在時間上比漢族春節提前一天，於農曆臘月二十九（月大）或二十八日（月小）舉行。土家語稱過年為“起嘎”或“起老嘎卡”。該習俗的核心內涵通常與紀念歷史上土家族士兵為抗擊外敵（尤其是明代抗倭）而提前出征的特殊背景相關。2011年5月，經國務院批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順縣申報的“土家年”被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發展歷程
關於土家族過趕年的來歷有多種說法，主流說法是明嘉靖年間臨近年關，時值倭寇侵犯我國東南沿海，朝廷給永順、保靖土司下令率土兵馳援抗倭，土司王決定提前過年。其他說法包括抗擊異族入侵，以及祖公始來此地創業時家境貧寒為躲債而提前過年。其起源傳說認為土家過趕年始於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是年冬，明王朝調永順、保靖、容美土兵協剿倭寇於蘇松，為了按時出征，土兵將士提前一天趕快過年，按時出征，而叫“趕年”。
土家族提前過年的習俗在清代方誌中已有記載，清同治九年《永順府志·龍山縣誌》記載：“土人度歲，月大以二十九日為歲，月小則以二十八日。相傳前土司出軍值除日，令民間先期度歲，後遂以為常”。清《永順府志》風俗條亦載：“土民每歲十二月二十八日夜祀祖亦曰祭鬼”。清《鶴峰州志》風俗條亦載：“土戶覃、田二姓，土司時於除夕前一日祀神過年，今多仍之”。
永順土家族過趕年主要流行於農村土家村寨，清民時期永順縣境幾乎全縣都過趕年，但在解放後由多種原因逐年淡化。今有些土家村落又重修了擺手堂、官廳、土地祠，過趕年的古俗得到部分恢復。
基本特徵
過趕年的時間特殊，若臘月大則在二十九日，若臘月小則在二十八日，總是比漢族春節提前一天，因此得名“趕年”。
年席上的食品獨具特色。有將豬肉、海帶、香菇、粉條、豆腐、蘿蔔、白菜等數十種菜混合蒸煮的“合菜”（亦稱“賀菜”），象徵團結和氣。有事先切成大塊的“坨坨肉”，相傳源於出征時間緊迫，來不及精細分炒。有用鼎罐煮的“避鼎”飯。還有寓意“清清潔潔”的青菜煮豆腐等。
祭祀儀式莊重複雜，別具一格。祭祀對象包括歷代祖先、灶神、鬥神、土地神、四官神、土司彭公爵主、八部大神乃至抗倭陣亡將士等。祭品常用豬頭、全魚、公雞、熟肉等。祭祀過程往往從堂屋家祭開始，按長幼次序磕頭，然後依次祭拜門外神靈，最後到路邊祭奠英烈，儀式中常伴有燒香、燃蠟、焚紙、奠茶酒等環節。有些地區會在堂屋懸掛圍帳、插松枝柏葉以象徵軍營，或在神桌供上土家織錦“西蘭卡普”。
從臘月下旬開始，有一系列準備和慶祝活動。主要包括殺年豬、磨豆腐、打粑粑、炸團饊、掃塵、貼春聯等。在過趕年當天，全家吃團年飯、圍火塘守歲、給小孩發壓歲錢。正月期間，則有跳擺手舞、毛古斯舞、唱梯瑪神歌、舞龍舞獅、打溜子、吹嗩吶等集體歡慶活動，稱為“鬧年”。
過年期間有許多約定俗成的禁忌。如吃年飯不準用湯泡飯（“泡湯”），不準講不吉利的話、不準吵架罵人，不準用針，不準拾死野物回家等，體現了對和諧圓滿的祈願。
套用
作為國家級和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土家年”是土家族最重要的民族認同標誌和文化記憶載體。社區和學校通過組織過趕年相關活動，如學習傳統歌舞、製作特色食品和舉辦祭祀儀式教育活動，向年輕一代弘揚其中蘊含的保家衛國、團結和睦的民族精神和愛國主義情懷。在一些村落，過趕年成為維繫鄉村社會情感、增強社區凝聚力的核心紐帶。例如，貴州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的團龍民族文化村，通過舉辦過趕年活動，旨在傳承和保護印江土家族悠久燦爛的民俗文化，讓人記住“鄉愁”。
近年來，過趕年習俗已成為湘、鄂、渝、黔等地土家族聚居區發展民俗文化旅遊的重要資源。地方政府和文化機構將這一傳統年俗進行包裝、展演，打造成獨具特色的旅遊節慶品牌。例如，貴州印江通過編排歷史情景劇《魂系山河·過趕年》，將土家族的歷史與情懷搬上舞台，並融合土家長號嗩吶、長桌宴、擺手舞、儺戲、“上刀山、下火海”絕技等非遺項目，舉辦沉浸式體驗活動，使過趕年成為當地對外展示土家文化、發展特色鄉村旅遊的重要視窗與平台。湖南湘西等地在各類文旅節慶中，過趕年及其配套的年俗活動成為展示土家族文化魅力的核心內容。
傳統過趕年的儀式和紀念祖先的內涵，在當代被轉化為增強民族認同感和增進民族團結的教育儀式。通過過趕年這一系列民俗活動，土家族人民強化“悍勇”、“愛國”的民族性格形象。儘管隨著時代變遷，部分地區的過趕年習俗有所簡化或變遷，但其作為一種文化符號和精神紐帶的核心作用依然得到重視和延續。
影響
其次，過趕年深刻體現了愛國主義精神，是對土家族先民英勇抗倭歷史的文化記憶與紀念。其傳承有助於維護民族團結和祖國統一。
最後，過趕年作為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其保護與活態傳承保存了獨特的民俗文化，如擺手舞、毛古斯舞等系列年俗活動。在貴州印江等地，過趕年通過旅遊開發與文化展演，轉化為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文化資源。例如，印江編排的歷史情景劇《魂系山河·過趕年》以及長桌宴、擺手舞等活動，吸引了大量遊客。
因此，過趕年的影響已超越單純的節日範疇，成為凝聚民族情感、傳承歷史記憶、推動文化繁榮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綜合性文化實踐。
相關研究
有學者對“過趕年”這一稱謂提出辨正。如張偉權（2007）通過田野調查指出，土家族傳統過年習俗複雜，但無此特定稱謂。另有研究（2018）指出，查閱明清方誌及上世紀50年代的民族調查報告，均無“過趕年”記載，該名稱可能是上世紀80年代民族識別工作中，學者依據“比漢族過大年往前趕了一天”的現象而定名，並非土家族固有說法。而2011年獲批的國家級非遺項目名稱為“土家年”，在官方層面採用了更中性的表述。
眾多研究著重探討了“過趕年”的文化內涵與社會價值。其起源廣泛被認為與明代嘉靖年間土家族士兵奉調抗倭的歷史有關，這一習俗被視為對愛國主義和抗倭精神的紀念。研究認為，“過趕年”通過獨特的儀式強化了族群的集體記憶，增強了民族認同感和凝聚力。學者指出，該習俗是土家族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體現，具有維護民族團結、傳承傳統文化以及促進旅遊經濟發展等多重現實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