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敏感性

跨文化敏感性是指在不同文化交匯的情景下用靈活的方式應對文化差異的能力。它被認為是多文化工作團隊取得成功的最好指標之一。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跨文化敏感性
• 外文名：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研究

西方許多研究者對ICS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由於各個研究者的研究視角和方法上的差異，對於跨文化敏感性的定義、內涵、特徵等的看法和表述也存在一定的差異，進而建立了不同的模型。以下將對各個理論模型進行一個簡單的梳理和介紹。

跨文化敏感性的溝通勝任力模型

在跨文化溝通的研究領域中，ICS被認為是實現有效的跨文化溝通的最重要的要素。1976年，Ruben提出了七個判定跨文化溝通勝任力的維度：表達尊重、相互作用的姿勢、知識層次、同情心、角色行為、相互作用管理和對模糊性的忍受。 隨後，他(1989）指出ICS是跨文化能力的因素，屬於信息轉換能力，即在接收和解釋信息時對信息的處理達到最小程度的丟失及扭曲。在這裡非言語行為（non-verbal behavior）是ICS的一個重要特徵，因為非言語行為的敏感性是跨文化適應和工作績效的一個極為重要的預測指標。由此可見對ICS可以定義為：在言語及非言語溝通中推斷他人的感受和想法並做出正確的反應並實現雙向溝通理解的技巧。其主要特徵在於容忍模糊性、改變自我中心和自我監控。

跨文化敏感性的歸因理論模型

許多研究者都認為ICS在跨文化交際的認知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對其重要性的理解主要有兩種。其一，Hoopes（1981）和Pedersen（1994）認為ICS認知成分是獲得對其他文化敏感性的第一步，對另一種文化的意識和知識是理解文化差異的關鍵。而對文化差異的理解可以使敏感性從情感上得到進一步的提高。其二，研究者Triandis（1975）和Albert（1983）在解釋中引用了歸因理論。歸因理論認為歸因作為“無意中的參考”對行為提供了強大的認知工具，它的重要作用在於解讀人們的行為。人們必須對行為做出合理的歸因才能表現出令人接受和適宜反應。Triandis（1975）將高敏感性定義為“同構歸因”。因此ICS是發展出同構歸因的認知技能，是對目標文化的知識及其歸因邏輯的掌握。在這裡ICS的主要特徵為對文化知識及差異的認知上的掌握，以及對文化差異做出同理性歸因的歸因技巧。

跨文化敏感性的勝任力特徵理論模型

許多研究者認為ICS是取得跨文化活動成功的主要因素，它屬於更廣闊的概念——跨文化勝任力，ICS是跨文化勝任力的一個重要特徵。在這一前提下，研究者們對ICS提出了自己的見Cleveland等人提出了文化同感（cultural empathy）的概念，認為ICS是“理解另一種文化的邏輯和一致性的技巧，以及避免對文化差異進行消極歸因的自覺性”。顯然這一定義帶有認知色彩。

Brislin（1983）對ICS做出了更為豐富和動態的解釋，他認為ICS具有兩大特徵。其一是容忍性人格，包括多角度的思維方式，對變化中的社會知覺地接受，適應模糊情景，人際交往的耐心，對社會現象有廣闊的靈活的觀念。其二是社會關係，指的是同感、接納和角色轉換的能力的組合。

Kealey和Ruben（1983）從人格特徵去定義ICS。他們認為具有如下人格特徵的人是高敏感性的人。他們是：開放的，對他人和他人的思想感興趣，善於在人群中建立關係和信任，對他人的感覺和思想敏感，對他人的態度積極且尊敬，不武斷的人。同時又是自信的，能帶頭起表率作用，在模稜兩可的環境中保持冷靜和靈活的人。

Bhawuk和Brislin（1992）把ICS描述為“一種對文化差異的重要性及對其他文化中人的觀點敏感性”。在這裡ICS具有兩個特徵：開放的思想，即樂意接受他人的觀點；靈活變通，即根據文化情結的要求適當調整行為的準備狀態。這一定義開創了從行為的角度來解釋ICS的先河，ICS不僅可以用情感指標來衡量，也可以用靈活改變行為以適應某種文化的程度來測量。Bhawuk和Brislin還在個人主義和團隊精神概念的基礎上形成了測量ICS的工具。

跨文化敏感性的學習發展理論模型

Bennett（1986，1993）等一些心理學家提出了ICS的發展模型DMIS（Developmental Model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他們認為ICS是個體對文化差異的一種組織或建構傾向，是從民族中心主義到民族相對主義的連續體。個體的ICS具有六個成長階段：

第一，否認階段（Denial），不存在文化差異。“否認”是民族中心主義最純粹的形式，正如一個自我中心的人很少考慮他人的感受一樣，完全以自身民族為中心的人不會考慮文化間的不同。這一階段通常表現為只感知異國文化中熟悉的事物或只能對其他文化作廣泛模糊的歸類。

第二，防守階段(Defense )，文化差異較弱。在這一階段，人們意識到了文化差異，但持審慎的態度。並認為只有自己的文化才是可行的，比其他文化高級，世界被組合為“我們”(us)和“他們”（ them ）。

第三，最小化階段(Minimization )，文化差異可忽略。在這一階段，人們把自己的文化世界觀視為普遍的，把所感受到的文化差異囊括在人類相似性的分類下面，如需要和動機，或者是宗教、經濟和哲學觀念，認為交際中共同點多於不同點。

第四，接受階段(Acceptance)，文化差異呈中性。這時，人們意識到自己所屬的文化只是很多種同樣複雜的世界觀中的一種。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個體通過對不同文化的區別建構起元認知，能體驗並平等看待不同的文化。

第五，調適階段(Adaptation)，文化差異呈正向積極態勢。人們能夠產生同感，即接納其他文化的視角或轉換原來的參照框架，願意改變行為和態度去適應不同的文化規範。

第六，融合階段(Integration)，文化差異已成為自身的文化身份的一部分。人們不再將自己視為任何單一文化的一員，個體在不同的文化世界觀中自由進出，在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化的邊緣建構自我身份，而不再處於某一種文化的中心。

可以看出ICS發展的前三個階段構成民族中心主義的態度，個體自身所屬的文化被認為是現實的中心。而後三個階段構成民族相對主義的態度，即個體把自己的文化看作現實世界的一部分，放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體驗。

Thomas (2003)提出了更動態的跨文化敏感性發展的過程模型：跨文化行動—學習模型。這一模型不僅說明了跨文化敏感性發展的階段，而且解釋了其是怎樣發展的。Thomas認為跨文化敏感性是一種對自己和他人文化的領會、接受、賞識和有效利用的能力。跨文化敏感性是個體學習和發展的結果，其中人格特徵和情境條件存在互動作用。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們進行互動時，能夠從對方角度去理解、溝通和合作，雙方在令人滿意的互動過程實現各自的目標。該模型提出，在跨文化交匯的情景中要達到更高水平的跨文化勝任力，需要具備行動潛力(即立場轉換能力)、行動可靠性、行動靈活性、行動創造性、行動的轉化能力(能夠將勝任的行為套用於不同的跨文化邂逅情境中)。Thomas的理論是一種學習過程理論，突出學習的本質——變化和發展，強調通過跨文化學習以後得到新的行動能力。但其跨文化行動—學習勝任力模型比較龐大，在跨文化情景下糅合了人的各種心理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