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拓夫

賈拓夫

賈拓夫(1912~1967) 八屆中共中央委員,原國家計畫委員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賈拓夫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陝西神木
  • 出生日期:公元1912年
  • 逝世日期:公元1967年5月7日
  • 職業:革命家
  • 信仰:共產主義
人物介紹,建設者,長征領路,民族財經,新中國後,逝世,擔任職務,

人物介紹

賈拓夫,陝西神木人。原名賈耀祖,曾用名賈元、拓夫、紅光、虹光、關烽、紹先,字孝先。
1926年考入綏德省立第四師範學校,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先後任團神木縣第一高小支部書記、綏德縣學聯主席、團縣委書記等職。
賈拓夫賈拓夫

建設者

1928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同年秋任共青團陝北特委組織部長、代理書記。1930年任共青團陝西省委委員、組織部長兼西安市委書記。10月一度被捕。不久,被中共派往渭南工作。後任中共陝西省委委員,秘書長,負責省委組織,宣傳工作,為整頓和發展陝北各地黨團組織做了大量工作。
賈拓夫賈拓夫
1933年10月,中共陝西省委遭敵人破壞,他不顧個人安危,堅守崗位,及時做好善後工作,使黨的組織和紅軍得以免受更大的損失。年底,代表中共陝西省委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向中共中央報告工作。1934年初,出席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會後留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工作。

長征領路

1934年10月參加長征,在陝北革命者中,賈拓夫是唯一從江西中央蘇區走向陝北、又參加長征全過程中的原籍陝西的人。任紅軍總政治部白軍工作部部長,並負責為部隊籌運糧食。
1935年1月19日,賈拓夫帶領一個連紅軍攻占了遵義以北的桐梓縣城,為部隊的前進清除了障礙。7月,賈拓夫被任命為廬花城籌糧委員會委員。他和大家一起通過多方宣傳,把該地區受國民黨反動宣傳逃跑的藏民找了回來,幫助他們組織自治政府、煮鹽巴、籌糧。在藏民送糧隊的支援下,賈拓夫很出色地組織完成了30萬公斤糧食的籌集任務。
賈拓夫與習仲勛等賈拓夫與習仲勛等
1935年9月,賈拓夫列席了中央班羅鎮政治局常務會議。他向毛澤東彭德懷匯報了陝甘黨組織和紅軍情況,並建議中央到陝北去。10月中旬,賈拓夫在陝南受中央委派,率領先遣隊帶一部電台去找劉志丹徐海東的紅15軍團。在延安以南的甘泉下寺灣,終於見到了程子華郭洪濤等領導,向他們介紹了長征情況,使中央紅軍陝北紅軍很快地會師了。
後任陝甘蘇區中央局白區工作部部長、陝北省委宣傳部長。1936年任中央特派員、關中特委書記、三邊特委書記、少數民族委員會回民部部長等職。12月西安事變後,任中共陝西省委書記,為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和發展各級黨的組織,做了大量工作。

民族財經

1939年回到延安,在張聞天李維漢領導下,主持西北工作委員會工作。1941年任陝甘寧邊區中央局統戰部部長、調查研究局局長。1942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秘書長、邊區參議員等職,為西北地區黨的建設、統戰工作做出了寶貴貢獻。
(左五)賈拓夫與賀龍、習仲勛等(左五)賈拓夫與賀龍、習仲勛等
張聞天李維漢的領導下,賈拓夫主持了對回回民族問題和蒙古民族問題的調查研究,並主持起草了《回回民族問題提綱》和《蒙古民族問題提綱》,經黨中央討論通過實行。隨後,又組織幹部編寫了《回回民族問題》一書,在中國第一次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論證回、蒙等都是中國的少數民族,對於爭取回、蒙民族的廣大民眾,包括他們的愛國上層分子參加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來,起了積極的作用。
與此同時,為了配合開展蒙古族、回族工作,由賈拓夫建議並主持,在延安建立了蒙古文化促進會,以及陝甘寧邊區回民救國協會和回民文化促進會,並修建了清真寺。此外,還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建立自治村或自治區;在延安開辦民族學院,為黨培養了少數民族幹部。
日本投降後,接替陳雲主持西北財經辦事處工作,任西北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
1947年春,胡宗南軍隊大舉進犯陝甘寧邊區,他隨同西北局的領導機關和邊區人民政府輾轉陝北,動員民眾堅壁清野,支援前線。1949年5月,西安解放後,任西安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西安市市長、中共西安市委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等職。西北全境解放後,他主持西北財經委員會工作。長征後,直到1949年,賈拓夫在陝西先後擔任中共三邊特委書記、陝西省委書記、西北局常委、統戰部長、少數民族工委會主任、西北財經辦主任、西安市委書記、市長等職務。
毛澤東對賈拓夫一開始極為讚賞,說他是“陝北的才子”。

新中國後

1952年9月,他調任中央財經委副主任,後又擔任國務院第四辦公室主任兼輕工業部長、國家經委第一副主任、國家計委第一副主任等職,協助陳雲李富春編制了我國第一個五年建設計畫。1956年,他出席了中共八大,並被選為中央委員。
1958年,當經濟戰線上出現浮誇風時,賈拓夫對許多經濟數字持保留態度。尤其是對當時的大煉鋼鐵和其它一些大項目,他要求不能只算政治賬、技術賬,還要算成本賬。他不怕被人說成是“保守派”和“算賬派”,對於小高爐土法煉鋼,他認為是質量低劣,浪費極大。對當時的許多項目的組織生產和管理經濟的做法,他提出了直言不諱的意見。通過實際調查,他認為上級指定的4000萬噸鋼產量指標有很大虛誇成分,是完不成的。
(左五)賈拓夫與朱德、彭德懷等(左五)賈拓夫與朱德、彭德懷等
1959年4月,賈拓夫在黨的上海會議上,對鋼產量達到1650萬噸的指標仍堅持提出異議。他冒著“右傾保守”的風險,在計委內部布置測算了另外兩個指標較低的方案,以供中央選擇。他還在計委機關的一個幹部會上,作了個“說老實話”的學習心得報告。他的一些正確意見,不但沒有被採納,反而被認為是和黨中央唱對台戲,並把他的那個“說老實話”的心得報告作為毒草來批判。
賈拓夫從1959年7月1日起就已上到廬山,他按大會的日程,除參加小組會,談情況,擺問題,提辦法外,還擔負著起草編制1960年計畫意見的任務。賈拓夫參加的西北小組中就有彭德懷、李銳等。賈拓夫以計委黨組副書記的身份自我檢討:指標定得過高,計委有責任。而李銳則尖銳地指出:比例失調,問題嚴重。那天下午,賈拓夫下樓吃飯,迎面與李銳相遇,他給李銳作了一個長揖,說道:“講得好!你幫計委說了話,應該感謝!”
後來李銳在會上受到批判,賈拓夫的這一揖、這一句話也成了罪狀,就這樣莫名其妙當上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西北組上,講話最為激烈的要數彭德懷,他不僅指出大躍進帶來的人禍,同時指名道姓把毛澤東點出來:“人人有責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在內。”彭德懷在西北組有一句話是這樣講的:“我們黨內真正懂經濟工作的人不多,陳雲是一個,賈拓夫是一個。”
到了7月23日,毛澤東開始向“右傾”反擊時,順便不點名批判了1937年西安的黨組織負責人(按:賈拓夫時任陝西省委書記):“離延安那么近,卻不聽延安,而是聽武漢(時王明在武漢)。”
廬山會議”後的1959年9月,他被錯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了國家計委第一副主任、黨組書記職務,下放到基層工作。 1962年,賈拓夫的“右傾”帽子在七千人大會上被摘除,但新的打擊又來了。
北戴河會議後,中共中央於1962年8月26日至9月23日,在北京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的予備會議,解決農業、商業、工業、計畫和黨的團結等問題。康生為了打“西北山頭”,會上,康生首先提出,李建彤寫的歷史小說《劉志丹》有嚴重政治問題,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等人曾為小說《劉志丹》提出過意見,是利用小說反黨,為高崗“翻案”,是個“反黨集團”(黨中央已於1980年為所謂“習仲勛反黨集團”正式平反)。為了“改造”賈拓夫,他被送到中央黨校。經彭真提議,賈拓夫留在北京,安排在石景山鋼鐵廠工作。
“文革”中,賈拓夫很快被造反派揪出來示眾。造反派指著賈拓夫的鼻子說:“彭德懷那么欣賞你,彭德懷有問題,你當然也有問題!”康生便在1966年12月,在林彪主持的會議上給賈拓夫定性:“陝北的那個賈拓夫是一個老反黨分子!”於是,他曾經工作過的陝西省、輕工業部、國家經委、計委乃至清華、北大、輕工業學院、地質學院、南開大學、天津大學等處的造反派,絡繹不絕地殺上門來。
賈拓夫家庭合影賈拓夫家庭合影
1967年5月7日,“文革”進入如火如荼的階段,對賈莉莉(賈拓夫的女兒)來說,這是一個淒楚陰暗的日子,“苗圃工人在北京西郊八角村的小樹林裡發現了臥倒在樹下的爸爸!他已經沒有了呼吸,沒有了脈搏。”賈拓夫的妻子(白茜)帶著兒女要求見丈夫最後一面,茫然地站在陰雨里,悽苦地等到天黑,也沒能見到自己親人的遺容。直到了十天之後,他們才獲得通知到太平間去見胳膊上和小腿上都有傷痕的遺體。最終,賈拓夫的遺體也莫名其妙地永遠消失!
(部分內容參照周維仁著的《賈拓夫傳》)

逝世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受到誣陷和迫害,於1967年5月7日不幸逝世。1979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做出決定,為他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1980年3月20日,賈拓夫追悼大會在北京中山公園舉行,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等領導同志敬獻了花圈。
悼詞中寫道,賈拓夫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在幾十年的革命鬥爭中,在黨的領導下,為中國各族人民的解放,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奮鬥不息,貢獻了畢生的精力。在經濟工作方面,賈拓夫同志具有深湛的理論修養和豐富的實踐經驗,是我國經濟戰線上有獨到見解、有才幹的領導人之一。

擔任職務

1952年8月,賈拓夫同志調任中央財經委員會委員、副主任
1953年任國家計畫委員會副主任
1954年任國務院第四辦公室副主任,主任,併兼輕工業部部長
1955年9月,任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監事會主任
1956年10月任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
1958年6月為中央財經小組成員
1958年9月任國家計畫委員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他長期協助陳雲李富春工作,對國家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及第一個五年經濟建設計畫的執行,做出了重大貢獻。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他堅持財經工作要實事求是,積極穩妥,反對高指標、瞎指揮和浮誇風
1959年被錯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被迫調離經濟計畫領導崗位,到基層工作。
1962年任撫順發電廠廠長
1965年任石景山鋼鐵公司副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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