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加諾

蘇加諾

蘇加諾(Bung Sukarno),1901年6月6日出生於東爪哇蘇臘巴亞泗水)的土著貴族家庭,土木工程師學位,印度尼西亞國父。

蘇加諾致力於民族獨立鬥爭,歷任印度尼西亞民族政治聯盟主席,印度尼西亞黨主席,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總統等職務,被稱為“印尼國父。一貫主張執行反帝反殖的不結盟外交政策,促進亞非人民的團結合作。1965年“印尼九·三〇事件”後總統權力被軍人集團剝奪。1967年3月被撤銷總統職權並遭軟禁

1970年6月21日,蘇加諾在雅加達病逝,享年69歲。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蘇加諾
  • 外文名:Bung Sukarno
  • 國籍:印度尼西亞
  • 出生地:東爪哇蘇臘巴亞(泗水)
  • 出生日期:1901年6月6日
  • 逝世日期:1970年6月21日
  • 職業: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總統
  • 畢業院校:土木工程師學位
  • 主要成就:印尼國父
簡介,人物生平,青年時期,民族聯盟,當選總統,促亞非團結,倡不結盟運動,政變下台,去世,家庭成員,四夫人黛維,結髮妻英吉特,二夫人琺瑪瓦蒂,三夫人哈蒂妮,人物評價,革命,內政,與民眾,與女人,總評,

簡介

蘇加諾(1901-1970年)印度尼西亞獨立運動領袖,第一任總統(1945~1967)。1901年6月6日生於一教師家庭。1927 年獲得土木工程師學位。在反對荷蘭殖民政府鬥爭中,被捕監禁兩年(1929~1931)。1933年起又流放到弗洛勒斯和蘇門答臘8年。1942年3月日軍侵占印尼,他把日軍看成他個人和國家的解放者,日本占領軍首腦今村均大將任命他為首席顧問和宣傳家。他也甘心為之效勞。日本兵敗前夕的1945年6月宣布印尼獨立,他發表“潘查希拉”,即印尼獨立的五項原則(民族主義、國際主義、民主、社會繁榮和信奉真主)。1945年8月17日日本投降後,他繼續宣布印尼獨立,並任總統。在1948年12月,蘇加諾又被捕,並被逐放到邦加島,在國內強大的反殖民主義鬥爭的壓力和國際輿論的譴責下,荷蘭政府被迫在1949年承認印度尼西亞獨立。12月蘇加諾再度當選為總統。他個人住進了華麗的前荷蘭總督官邸後,優遊宴樂、揮霍無度。不久,許多人公開批評他不關心國家政治,不關心國家的復興和發展。雖然在他執政時期,衛生和教育確有改善,民族自尊心亦大有提高,但付出了高昂的代價。1956年後期,蘇加諾為消滅異己,解散國會,提出制定“指導下民主”和“指導下經濟”的政策,實際上實行獨裁,使國家連續發生危機。1957年幾次遭到暗殺。1958年蘇門答臘蘇拉威西爆發地方叛亂,通貨膨脹嚴重,生活費指數1958年為100,1965年上升為18000,1967年達60000。1963年與美國關係惡化,以後又與蘇聯鬧翻。1965年1月因與馬來西亞的糾紛退出聯合國。他煽動印尼民眾,稱他為“偉大的革命領袖,終身總統。”1965年9月印尼發生政變,蘇加諾顯然也參與其中,一個軍隊集團綁架了包括陸軍司令在內的6名高級將領,並毆打,傷殘和殺害。然後宣布成立新政權。雅加達軍區司令蘇哈托平息政變,並在鎮壓過程中殺害了大約30萬共產黨人(印尼的許多親共的華人就是在這個時候為躲避屠殺回到新中國的)。1966年3月,失去實權的蘇加諾把政權讓給蘇哈托。1967年3月辭去總統職。後死於腎病。
蘇加諾蘇加諾

人物生平

青年時期

蘇加諾(Bung Sukarno,1901-1970),1901年6月6日出生於東爪哇蘇臘巴亞(泗水)的土著貴族家庭,父親為國小教師。
1916年在泗水的荷蘭中學就讀。24歲畢業於萬隆工學院,獲工學士學位。就學期間參加伊斯蘭教聯盟,爪哇青年會等組織的民族主義活動,從事愛國民主活動,反抗荷蘭殖民統治。

民族聯盟

1927年7月,組織印度尼西亞民族聯盟。1928年3月將印度尼西亞民族聯盟改組為印度尼西亞民族黨並任主席,試圖通過“不合作”方式爭取民族獨立。同年12月,印尼民族黨與伊斯蘭教聯盟、至善社、巽他青年會、蘇門答臘同盟、泗水研究會等組成印度尼西亞民族政治聯盟,當選為主席。在反對荷蘭殖民統治的鬥爭中,曾兩次被捕,流放到佛羅勒斯島明古魯。1929年12月被殖民當局逮捕。1930年在萬隆法庭發表《印度尼西亞的控訴》長篇辯護詞,歷數殖民者的罪行。1932年獲釋後參加印度尼西亞黨,任主席。1933年再次被捕。
1916年的蘇加諾1916年的蘇加諾

當選總統

1942年日軍侵入印尼後獲自由。日本占領印尼期間,曾幻想依靠日本實現印尼民族獨立,並擔任日本御用組織“民眾力量中心”主席,同時又秘密與抗日組織聯繫。1945年6月1日,發表“印尼建國五原則”,主張民族主義、人道主義、民主、社會公平和信仰神道。1945年8月17日,發表《獨立宣言》,宣布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成立,並當選為總統。

促亞非團結

在執政期間,蘇加諾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對帝國主義的干涉,對召開1955年的萬隆會議,促進亞非人民的團結,作出了重要貢獻。他還是不結盟運動的發起人之一。荷蘭殖民者重返印尼後,蘇加諾於1948年12月被逮捕,並被流放邦加島。直至1949年8日荷印(尼)圓桌會議承認印尼獨立才得釋回到日惹。同年12月再次當選為印尼聯邦共和國總統。1955年積極倡導並參加亞非會議,在會上發表了著名的開幕詞“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有色人種洲際會議……”

倡不結盟運動

1959年兼任總理,並先後任最高議院主席,最高戰時掌權者,民族陣線主席等職務。一貫主張執行反帝反殖的不結盟外交政策,促進亞非人民的團結合作。20世紀50年代以後,蘇加諾在國內革命勢力和國際形勢的推動下,表示要實行“社會主義”。
1960年在古巴與卡斯楚會面1960年在古巴與卡斯楚會面
1961年,在貝爾格勒的不結盟國家會議上,有過這樣一件事:參加會議的各國代表對某項議題的觀點並無多大矛盾,但卻形不成統一的方案,原因在於阿拉伯國家的代表支持納賽爾,一些亞洲國家的代表傾向於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眼看就要輪到印尼的蘇加諾發言,蘇加諾當著聽眾的面走到納賽爾和尼赫魯跟前,和他們分別耳語了一陣,納賽爾和尼赫魯聽了連連點頭。蘇加諾然後上台提出印尼的方案,結果受到了與會者的支持,大家都認為,蘇加諾提出的方案正是納賽爾和尼赫魯剛才點頭認可的。而事實上,蘇加諾對納賽爾和尼赫魯耳語的是邀請他們會後共進午餐。

政變下台,去世

1965年“印尼九·三〇事件”以後,其總統權力逐步被軍人集團剝奪。1967年3月被撤銷總統職權,並遭軟禁。1970年6月21日在雅加達病逝。

家庭成員

四夫人黛維

蘇加諾一生結過四次婚。黛維是他的第四位妻子,原先是東京帝國飯店的一位女招待,原名根本七保子。1959年6月,蘇加諾總統訪問日本時,在日本商人久保正雄的牽線下,蘇加諾同她在帝國飯店酒吧邂逅,兩人一見鐘情。三個月之後,也就是同年的9月15日,七保子踏上印尼國土,進住總統府。之後,七保子加入印尼國籍,改名拉托娜·莎莉·黛維。
七保子在回憶錄中對她初入總統府那天有這么一段描寫:“從那天夜裡開始,蘇加諾和我開始同居了。總統府一個沒有電燈的、黯無人聲的角落,成了我們長期約會的地點。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都很少有人知道這座房子……我們單獨在一起的最初夜晚,他向我說:‘我希望你能給我愉快,給我力量!’”1962年6月6日,蘇加諾和黛維在總統府內的清真寺里舉行秘密結婚典禮。
戴維戴維
蘇加諾同黛維同居的初夜,為了討得黛維的歡心,泰然自若地向她剖白,他在雅加達還包有一個日本女人,只要黛維答應留下來,他會妥善安置這個日本女人的。自同黛維結婚之後,蘇加諾放蕩不羈的私生活有所收斂。
黛維出身寒微,但天生麗質,綽約多姿,妖嬈艷麗,尤其是那炯炯有神的雙眼,更顯得光彩四射,雖非絕世佳麗,也算是個亞洲美女。18歲就當酒吧女侍的黛維,擅長社交活動,慣於賣弄風騷,掩袖工讒,令不少權貴拜倒其石榴裙下。當蘇加諾1959年在東京帝國飯店酒吧同她首次邂逅時,黛維臨別時“回頭一笑百媚生”,令蘇加諾頓時六神無主。當他出訪回國後,便急不可耐地電召黛維到雅加達,成全其好事。
蘇加諾同黛維結婚後,即在雅加達郊區為她建造了富麗堂皇的豪宅,並以黛維亡弟八曾男之名為該宮命名。此後,蘇加諾經常在“八曾男宮”住宿,專寵黛維,第二夫人哈蒂妮備受冷落。年過花甲的蘇加諾一回到“八曾男宮”,頗有如魚得水之感。黛維投其所好,兩人卿卿我我,或娓娓談情,或山盟海誓,情意綿綿。蘇加諾經常在夜間獨自開著吉普車和黛維去雅加達港口觀賞夜景,在海濱大道的攤販吃“沙嗲”(烤肉串),警衛人員小心翼翼地開著總統座駕暗中尾隨,唯恐壞了這對忘年情侶的興致。假日,蘇加諾常和黛維一起,雙雙騎腳踏車去郊外踏青,沐浴在燦爛陽光之下,其樂融融。在蘇加諾的影集中就有一張黛維騎車摔倒,蘇加諾驚慌不已的一瞬間的照片。他們在一起的生活,既浪漫又愜意。
黛維成了蘇加諾最寵愛的妻子。就在這段時間裡,對黛維如痴如迷的蘇加諾先後用印尼共和國總統的信箋給她寫了兩道手諭。一道是結婚前的1961年3月20日寫的:“我假如死在根本七保子前頭,在根本小姐死後,望將她埋葬在我的墓地旁邊。”另一道是婚後不久寫的:“……我有一個衷心熱愛的妻子,她名叫拉托娜·莎莉·黛維。黛維死後,將她葬在我的墓穴里。我希望永遠同黛維在一起。”從第一道手諭的“在根本小姐死後,將她埋葬在我的墓地旁邊。”到第二道手諭的“黛維死後,將她葬在我的墓穴里。我希望永遠同黛維在一起。”可以看出此時蘇加諾已獨寵黛維,並有立她為“第一夫人”之意。這對早已包藏禍心的黛維,無疑是打了一針興奮劑,使她覬覦“國母”寶座的野心更加膨脹,也增加了她參與國事的政治資本。從此,她經常同蘇加諾一起參加外國使團的宴會和其他重要的社交活動,並出任印尼-日本友好協會會長,開始插手印尼的政治,儼然以“準國母”自居。
然而,1965年的“9·30”事件後,當蘇加諾總統陷於極端困難的境地時,黛維並沒有同蘇加諾站在一起,維護蘇加諾總統的地位和威望、聲譽,而是上躥下跳,扮演著不可告人的角色。她背著蘇加諾總統,多次出入蘇哈托的官邸,同蘇哈托、納蘇蒂安等人密謀,脅迫蘇加諾總統向蘇哈託交權,要他做個“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名譽“總統”和徒有虛名的“國父”。黛維還竭力攻擊第二夫人哈蒂妮是親共分子,影射她同“9·30”事件參與者搞得火熱,是空軍司令達尼的情婦,竭力挑撥離間蘇加諾和哈蒂妮的關係。1967年,蘇加諾總統被廢黜並軟禁在“八曾男宮”時,黛維卻以生孩子為由,離開重病中的蘇加諾,在東京和巴黎悠閒自在地“享受著解放了的個人私生活的樂趣”和“愉快的生活”,她一走就是三年。而這時,在病榻前陪伴孤獨老人的只有哈蒂妮夫人和法瑪瓦蒂的幾個子女。蘇加諾在彌留之際仍對黛維一往情深。老人寬宏大量、盡釋前嫌,在病榻前多次輕聲呼喚著黛維的歸來。
蘇加諾終於等到了黛維的歸來,但此時已昏迷不醒,翌日黎明之前溘然長逝。黛維“國母”之夢破滅。

結髮妻英吉特

蘇加諾的髮妻英吉特,比蘇加諾大12歲,他們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結婚。英吉特不但是蘇加諾的忠貞伴侶,也是蘇加諾反對荷蘭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親密戰友。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宣告無條件投降,蘇加諾隨即發表了《8·17獨立宣言》,宣告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誕生,剛過不惑之年的蘇加諾被推舉為共和國總統。年過半百的英吉特為了讓新生的共和國總統有個年輕美貌的第一夫人,主動同蘇加諾離婚,並將自己年僅17歲的養女法瑪瓦蒂許配給蘇加諾。以後荷蘭殖民軍入侵印尼共和國,在1948年的反抗荷蘭入侵的鬥爭中,蘇加諾為荷蘭侵略軍所俘,並被荷蘭殖民當局囚禁在北蘇門答臘島的監獄裡。這時仍在外堅持抗荷鬥爭的英吉特就是通過法瑪瓦蒂向獄中的蘇加諾傳遞訊息,為蘇加諾洗衣送飯的。英吉特是一位人格高尚,感情樸實,富有犧牲精神的婦女,她一向忠於和支持蘇加諾的事業,關心蘇加諾的安危。1970年6月21日蘇加諾逝世時,已是耄耋之年的英吉特,仍不顧勸阻,步履維艱地到蘇加諾的靈柩前弔唁前夫。

二夫人琺瑪瓦蒂

二夫人法瑪瓦蒂是位秀外慧中的女人。她和蘇加諾結婚後生有一男三女,現任印尼共和國總統梅加瓦蒂即是法瑪瓦蒂的親生長女。蘇加諾總統是爪哇族人,而法瑪瓦蒂是蘇門答臘馬來族人,他們之間在語言和生活習慣上都有些差異;加上法瑪瓦蒂性格倔強,為人剛直不阿,有獨立的見解,從不人云亦云,更不依附權勢,因此與蘇加諾時有摩擦。1954年,當她發現蘇加諾總統愛上哈蒂妮時,便憤然離開總統府,與蘇加諾分居。法瑪瓦蒂早期跟隨蘇加諾參加獨立鬥爭,為印尼的革命事業立過汗馬功勞。1945年8月17日印尼共和國宣布獨立時,在首都雅加達升起的第一面紅白國旗,就是法瑪瓦蒂親手縫製的。
法瑪瓦蒂離開蘇加諾之後,仍繼續從事政治活動,並擔任印尼全國婦女協會主席,在政壇上活躍一時。由於她在人民民眾中享有較高的威望,雖然和國父、總統———蘇加諾已分手多年,但一直被尊為“國母”和“第一夫人”。

三夫人哈蒂妮

哈蒂妮是爪哇族人,在同蘇加諾結婚前,她是美孚石油公司一位高級職員的妻子,已育有5個子女。哈蒂妮長得比“國母”法瑪瓦蒂漂亮。她雍容典雅,性格溫柔,多愁善感。哈蒂妮經常披著輕紗外出,此時的她,猶如含苞欲放的茉莉花,既俊俏水靈,又芳香四溢。蘇加諾格外喜歡她那嫵媚之態。據說,當年蘇加諾同哈蒂妮結婚時,全國輿論譁然,多為法瑪瓦蒂鳴不平,政敵更對他進行無端的攻擊、謾罵,左右之人也頗有微詞,但蘇加諾泰然處之。正當“黑雲壓城城欲摧”之際,風度翩翩、擅長言辭的蘇加諾總統向國人發表廣播演說:“我是一位虔誠的穆斯林,一向恪守伊斯蘭教教規。既然真主允許穆斯林同時娶四個妻子,那么,我同哈蒂妮的結合自然是合法和合理的。真主祝我和哈蒂妮幸福!”這樣,一場沸沸揚揚的反對“國父重婚”的風波戛然而止。哈蒂妮從不在公開場合露面,一直隱居在茂物的總統別墅內。哈蒂妮同蘇加諾婚後又生了兩個男孩。哈蒂妮擁有印尼第二夫人的稱號。
蘇加諾英俊瀟灑,儀表堂堂,風流倜儻,浪漫多情,私生活放蕩不羈,身邊常有美女陪伴,甚至出國訪問時,也要洋妞侍候左右。突尼西亞總統布爾吉巴在回憶錄中說,當年蘇加諾訪問突尼西亞,兩國首腦舉行會晤時,本來有許多重要的問題要商談,不料蘇加諾向布爾吉巴提出的第一個要求竟然是“我要一個女人”,布爾吉巴頓時目瞪口呆,茫然不知所措。據說,蘇加諾至少結過六次婚,女友和情婦無數。

人物評價

尼克森評價蘇加諾

革命

加納克瓦米·恩克魯瑪一樣,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也是一位富於超凡魅力的領導人,他成功地領導了一場爭取獨立的鬥爭。然而,蘇加諾也象恩克魯瑪一樣,一旦獨立得到鞏固,他又變成一種災禍。這兩個人都只會摧毀,而不會建設。蘇加諾長得很英俊。他自己也意識到這一點,並且自恃到了趾高氣揚的地步;他還具有一種令人興奮的、使民眾為之著魔的風度。然而,他又是一位允許革命發展成為宗教的革命領袖。這種革命並不是實現某一目標的手段。相反,它本身就是目標。
蘇加諾和印尼獨立蘇加諾和印尼獨立
1930年代期間,蘇加諾一再遭到荷蘭人的監禁和放逐。這段經歷使他十分忿懣,怨氣難平。甚至在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建立並站穩腳跟之後,他還通過在荷屬紐幾內亞製造混亂的辦法,繼續推行他自己的、反對前殖民主子的革命。
1953年,我第一次見到蘇加諾。在我們會見的大部分時間中,他不是談論本國令人頭痛的問題,而是大談其對荷屬紐幾內亞——印尼人稱之為西伊利安——的領土要求。對此我並不感到驚奇。蘇加諾對伊利安耿耿於懷,這是盡人皆知的。就在這次會見的前幾天,澳大利亞總理羅伯特·孟席斯曾經在坎培拉警告過我,要我到印尼以後,準備在這個問題上聽一堂課。
我總想把我和蘇加諾的話題拉回到他本國的政治、經濟問題上去,但他就是不談,而是想在越南問題和法國人不義的問題上也給我上一課。當我問他我們在越南該做些什麼時,他直截了當地回答:“什麼也不用做了。由於你們不支持胡志明,已經把這件事毀了。”1960年代初期,蘇加諾下令突襲荷屬紐幾內亞,最後占領了它。但是,他的“輝煌勝利”是一種付出了過大代價的勝利。沒過幾年,他就下台了。
蘇加諾
在他對伊利安問題大叫大嚷、忙得不可開交之際,印尼共產黨人卻變得越來越強大了。國內的貧窮和動亂、印尼與大陸中國友好關係的發展、以及蘇加諾願意接納共產黨人進入其政府的態度,都使共產黨人大受鼓舞。
蘇加諾曾經聲稱,他本人是反共的。1950年代中期,他在訪問華盛頓時還向我吹噓過:“我對共產黨人並不擔心。我有足夠強大的力量來對付他們。”但是,印尼共產黨人在1965年還是作了一次政變的嘗試,結果被軍方殘酷地鎮壓下去了。軍人們從蘇加諾手中奪取了全部權力,並且在1966年對他實行了軟禁。四年後,他就去世了。

內政

在我認識的革命領導人中,蘇加諾是能老練地摧毀一種制度、但不能集中精力重建國家的最好例子。明擺著的事實是:印度尼西亞是非共產黨世界中僅次於印度和美國的、人口最多的國家,擁有比東南亞其他任何一國更多的自然資源,但是,它卻缺乏合適的領導。蘇加諾暫時地迷住了他的人民,使他們忽視自己的問題;他本人則從未動手去解決這些問題。
印尼總統蘇加諾印尼總統蘇加諾
印尼儘管土地肥沃,蘇加諾的人民卻非常窮困。他不是用物質上的繁榮、而是用他稱之為“象徵性的空想的富裕”來支撐他的人民。他那從未付諸實現的五千一百頁的經濟計畫共分為八大卷,十七章,一千九百四十五條。但它不過是為了紀念印度尼西亞1945年8月17日從荷蘭手中獲得獨立而制訂的。此外,他還象恩克魯瑪一樣,任意地、愚蠢地揮霍國家錢財。結果,印度尼西亞的通貨膨脹率在戰後的世界中居於首位。
第三世界國家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是缺少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因此,富裕與赤貧經常同時並存。不過,我在其他地方從未見過貧富懸殊的情況象蘇加諾的雅加達那樣嚴重。
1953年,我們從機場驅車穿過這座城市時,看到地上儘是敞開的污水溝和綿延幾英里的、簡陋不堪的棚屋。蘇加諾自己卻住在占地幾百英畝的、蔥翠的花園中的宮殿里。當我們抵達他的官邸的大門口時,他在門前的台階上迎候我們,身穿潔白奪目的、裁剪得非常合身的西服。他的宮殿也是純白色的,在明媚的陽光下,閃閃發光。如果我們直視它,準會刺傷眼睛。
蘇加諾是一位高貴顯赫的主人,絲毫沒有許多小國領導人在歡迎大國代表時常有的那種阿諛奉承的樣子。他不象他們,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沒有自卑情緒。相反,他給人以不僅覺得自己應與別人平起平坐,甚至還要高人一等的印象。他講地道的英語,在陪同我們參觀他那座滿是印度尼西亞藝術的無價之寶和漂亮的印度尼西亞女人的宮殿時,甚至流露出一種自我陶醉的優越感。那天晚上的宴會也是很高雅的。我們在一個寬闊的人工湖旁進餐,周圍是一千多支火炬,波光粼粼的湖面上,開滿了白色的荷花。這頓晚宴用的餐具全部是金質的。

與民眾

政治上的激情和肉體上的縱慾,把蘇加諾搞得精疲力竭。1953年我訪問他時,他像談論擠滿了他在雅加達的宮殿的美女一樣,肉麻地談論著革命。他把革命視為一個國家宣洩感情的痙攣,認為它儘管可能造成損害,但本身完全是好事;他還認為革命應該永無止境地反覆進行下去。他曾經說過:革命使我神魂顛倒。革命強烈地吸引著我。浪漫主義使我發狂、入迷。革命象波浪一樣,幾乎在地球上的每個角落洶湧澎湃,發出閃電和雷鳴。來吧,兄弟姊妹們,讓我們不斷地煽動歡跳的火焰吧!讓我們變成木柴,使革命的烈火燒得更旺、更旺吧!
我在印度尼西亞訪問期間,親眼看到蘇加諾在一次有幾千人參加的民眾集會上演講的情景。他使聽眾入迷了一個多小時。最後,他又象舉行儀式似地不斷高呼“曼達加”,以此來結束他的講話——這個詞是印象尼西亞革命的戰鬥口號,也是自由、尊嚴和獨立的象徵。民眾也一再高聲呼應:“曼達加!”陷於幾乎難以置信的狂熱之中。我瞟了一眼蘇加諾:他的激動是顯而易見的,由於心滿意足而容光煥發。
蘇加諾是一位非常英俊的人,他知道自己具有磁鐵般的、吸引人民的魅力。我見過的最有煽動性的政治演說家中,有些人談吐很文靜,私下談話時甚至還有些害羞,因此,我有這樣一種感覺:他們那種感人的、超凡的魅力,只是為需要這種品質的場合而存在的。然而,蘇加諾卻表里如一,身上沒有一點老謀深算和深思熟慮的影子。對他來說,民眾的激情就是他賴以生存的支柱,象食物和水一樣重要。這場革命把人們的激情釋放了出來,又使人民不顧一切地恣意行動,而蘇加諾還要把他的這種革命無上境地繼續下去。我在赫魯雪夫的回憶錄中讀到,印度尼西亞剛開始向蘇聯要求援助時,蘇加諾就立即要求赫魯雪夫提供款項來建造大運動場對此我並不感到驚奇。當時,蘇聯總理則迷惑不解,他原來估計蘇加諾會要求提供糧食,或者提供武器。但是,蘇加諾要的卻是一個他可以繼續舉行大規模集會的場所。
然而,蘇加諾也關心比較細小的事情。他告訴我,在來賓的浴室里,既有一套新式的淋浴設備,又有一個老式的水桶。他說,他喜歡用後者。儘管他的生活過分奢侈,但他仍然與最貧窮的人民保持著一種“心有靈犀一點通”的聯繫。他在整個政治生涯中,總是喜歡讓汽車在路邊停下來,與人們握手、攀談。我在其他國家見到的一些領導人,以及我們許多駐外人員——尤其是在亞洲的人員——認為這有失尊嚴。
但是,蘇加諾並不這樣看。我們在印度尼西亞農村訪問時,發現這些村莊比我們在雅加達地區看到的更為貧窮。我們在一個農民的家裡停了下來,看到他炸紅薯作為午餐。我們還參觀了一家鄉村的咖啡館,而且與店主閒談。人們看到一位美國副總統與他們在一起,似乎有點驚訝,但是,當他們見到自己的總統時,卻沒有表示出吃驚的樣子。蘇加諾定期地到農村巡視,和他的人民打成一片,並在失修的村舍里過夜。
蘇加諾感人的、超凡的魅力,不僅吸引著印度尼西亞人,而且也吸引著美國人。1956年,他到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時,由我陪同他。作為歡迎儀式的一部分,我們到首都市政廳的特區大樓去,蘇加諾就在那裡接受這座城市的鑰匙,他穿著一身卡其制服,戴一頂穆斯林的無沿便帽,還拿著一根鑲嵌著象牙的輕便手杖,彬彬有禮,心情很愉快,裝出一副精神抖擻的樣子。突然,使我們的安全分隊毛骨驚然、但使民眾興高采烈的情況出現了:他擠過了警戒線,與男人們握手,和孩子們活躍地交談,還親吻婦女們,使她們中的大多數人高興得尖叫起來。

與女人

在政治上自我放任的同時,蘇加諾在肉體上也是縱慾的。我向突尼西亞的哈比卜·布爾吉巴總統提及蘇加諾。哈比卜·布爾吉巴本人也是同時代的一位革命領袖,而且是一位國家的建設者。當我說到蘇加諾是一位偉大的革命領導人時,他皺著眉、搖了搖頭,說:不。首先,他堅持說蘇加諾是由日本人扶上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曾與日本人相勾結,以此作為把荷蘭人趕出印度尼西亞的一種手段。接著,布爾吉巴又補充提出了另一條反對我的看法的理由,說:“我記得很清楚,當蘇加諾來到突尼西亞時,我們本來有許多重要的事情要討論,而他要我辦的第一件事情,卻是要我給他找‘一個女人’。”
蘇加諾至少結過六次婚。在他掌權的整個時期里,他的性能力和性慾是無數傳說和故事的話題。我在1953年出訪之前,接到國務院給我的情況簡介,其中強調了他的性格的這一方面,而且指出,他喜歡人們在這方面奉承他。很明顯,性和革命使他那種要別人敬慕他、並為他作出犧牲的需求得到了滿足。不幸的是,一位稱職的開發中國家的領導人所需要的品格,恰恰是與他這種品質相反的。對蘇加諾來說,至高無上的東西,應該是人民大量而迫切的需求,而不是他自己的需求。
然而,他卻把政府當作在政治上和肉體上炫耀男子氣概的場所。荷蘭殖民主義曾使他個人蒙羞受辱,對他的男子氣概是一種挑戰。蘇加諾在執政的二十年中,以毫無約束的私生活和向荷屬紐幾內亞進行大叫大嚷的威脅來顯示他的這種氣概。這些狂熱最後終於把他本人吞噬了。蘇加諾和恩克魯瑪的事例,同時證明了一條關於領導問題的可嘆的真理:那些最善於在感情上接近人民的人,其綱領往往卻是最糟糕的。蠱惑人心的行為還是起作用的。由於這樣的人缺少責任感,所以他們可以信口開河,選擇那些最具有感染力的詞語,以便觸動聽眾的感官最基本的機能。恐懼和憎恨是強大的力量。蠱惑民心的政客可以把這些力量利用起來;希望也是一種強大的力量。因此,蠱惑民心的政客又善於拋出虛假的希望,誘騙那些非常願意相信這種希望的人們,使他們把對於未來的希望寄托在空想之上。

總評

蘇加諾有一個綱領——從殖民統治下取得自由。他圍繞這個綱領來塑造自己的形象。除此之外,他的統治對印度尼西亞人民來說就只是意味著一場災難了。但是,他依然把他們掌握在自己手中。究其原因,一是由於“曼達加”的口號具有激動人心的力量;二是由於他本人具有一種生機勃勃的吸引力和演說家的氣質,三是由於他喜歡吹噓的作法對那些崇拜英雄的人來說是很容易受到感染的。
在殖民主義結束之時,新興國家中那么多新的領導人基本上都是蠱惑民心的政客,這可能不是偶然的巧合。擺脫殖民統治是一種單打一的運動。它為蠱惑民心的宣傳提供了合適的場所;蠱惑民心的宣傳,又特別適用於這種運動。它要求相當大的、激起人們感情的力量。實際上,它又把一個國家變成了全民皆兵的國度,至少是造成一種可能出現全民皆兵局面的威脅。它絲毫不需要審慎的、錯綜複雜的均衡。而這種均衡正是民主政治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這種運動只要求把人民扭成一股足以威脅宗主國的力量,使它覺得繼續保持控制將是危險而枉費心機的,這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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