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華(歷史學家、黨史研究專家)

胡華(歷史學家、黨史研究專家)

胡華(1921~1987),中國著名歷史學家,黨史研究專家。原名胡家驊。參與成立了“全國中共黨史研究會(後改稱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任常務副會長。1987年12月胡華因病在上海逝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胡華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日期:1921
  • 逝世日期:1987
  • 職業中國著名歷史學家,黨史研究專家
  • 性別:男
人物生平,主要貢獻,主要著作,

人物生平

1921年12月出生於浙江奉化一個職員家庭。1937年肄業浙江省立高等師範學校。1938年參加當地抗日救亡運動,10月赴延安,入陝北公學學習。1939年2月參加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隊伍中,他經歷了陝北公學、華北聯大、華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半個世紀歷史過程,畢生堅定不移地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的教學與研究,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和中共黨史學科的奠基人之一。
1946年10月任華北聯大史地系副主任。他重視對現實問題的研究,1947年開設新課《中國外交史》,出版了《日本投降以來英美帝國主義侵華史》和《日本投降以來中國政局史話》(主編)等著作。1949年後,胡華主要致力於中國革命史的研究。1950年到上個世紀60年代初,他先後擔任先後任中國人民大學中國革命史教研室副主任、中共黨史教研室主任、中共黨史系主任。林彪事件後,1972年從江西五七幹校返京擔任中國革命博物館顧問;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校後,他先後擔任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主任、名譽主任,博士生導師,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政治學分組召集人,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大百科全書》歷史學編委、科學社會主義編委兼“社會主義在中國卷”主編,北京市高校職稱評定委員會副主任、北京歷史學會副會長等。胡華發起並組織成立了“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任常務副會長(會長為何長工)並主編大型叢書《中共黨史人物傳》(50卷)》,該書被譯成多種文字或直接轉載在國外出版,影響較大;他還參與成立了“全國中共黨史研究會(後改稱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任常務副會長。1987年12月胡華因病在上海逝世。

主要貢獻

1.抗日戰爭時期,在晉察冀敵後華北聯大為培養黨的抗日幹部,輔導學習《新民主主義論》,開始講授《中國近代革命運動史》並結合敵後戰場形勢需要,從理論到實踐進行國情和黨的方針政策的教學。同時兼任隊長和黨的支部、總支部工作。在這期間,經常帶領學員同地方游擊隊一起參加反“掃蕩”鬥爭,足跡遍及整個北嶽恆山地區;
2.抗日戰爭勝利後,任張家口市總工會宣傳部副部長、部長。出色地指導和組織了張家口工人的反奸清算鬥爭和生產競賽運動。從領導新解放城市建設和工人運動的實踐中,進行經驗總結與研究;
3.1946年10月,胡華重返華北聯大工作,任華北聯大教育學院黨總支副書記、史地系副主任。1947年參加河北束鹿縣的土地改革運動。1948年4月任華北大學中共黨史教學組組長,在吳玉章成仿吾等同志直接領導下,從事中共黨史的教學和教材編寫工作,同時開始擔任吳玉章的學術助手。
為迅速培養黨的幹部,迎接新中國的誕生,胡華編寫教材並講授《中共黨史》,1950年3月正式出版《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初稿)。該書連續發行13版(次)、數百萬冊,有日本朝鮮維吾爾哈薩克等文字的譯本,並在海內外產生了很大影響;同時,由他主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參考資料》發行數十萬冊,亦成為當時的暢銷書(所得版稅收入,由胡華提議以三人名義——另兩人為他的學生(協助編寫者)戴逸與彥奇同志,為抗美援朝捐獻了一架飛機);
4.參與領導創建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專業系科,主編《中國革命史講義》;按照中央教育與宣傳部門的要求,為全國的理論宣傳教育戰線培養人才以及各高校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課程提供教材;
5.從1950年到上個世紀60年代初,先後擔任中國人民大學中國革命史教研室副主任、中共黨史教研室主任、中共黨史系主任。1950年(29歲)被評為副教授、1956年評為教授,兼任中國科學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史學會中國現代史組副組長;
應聘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學習委員會學習幹事,在主任周恩來親自領導下,參與組織政協人士的理論學習;
6.全國解放後,為適應新中國社會各界和高等院校的需要,進行黨的歷史、方針政策的幹部和學生的教育講座;
7.林彪事件後,1972年在周總理指示下,從江西五七幹校返京擔任中國革命博物館顧問,在許多重大歷史問題的調研中竭力抵制林彪、“四人幫”的謊言,堅持實事求是、秉筆直書。粉碎“四人幫”後,率先在全國黨史界衝破禁區,撥亂反正,為恢復黨的歷史的本來面目,為捍衛黨史的科學性、純潔性,不知疲倦地四處講演,並以史學家的卓識與中央負責同志坦陳己見,呼籲糾正黨在歷史上“左”的錯誤並堅決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事求是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路線。
8.發起並組織成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任常務副會長(會長為何長工)並主編大型叢書《中共黨史人物傳》(50卷),該叢書1986年獲全國優秀暢銷書獎,胡華獲最佳主編獎;1987年又獲吳玉章獎金歷史學一等獎,在海內外已被譯成多種文字轉載或出版;發起並參與成立“全國中共黨史研究會(後改稱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任常務副會長並組織有關重大學術活動;
9.胡華還主編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講義》、《五四時期的歷史人物》、《周恩來的思想及理論貢獻》;編著《中國歷史概要(與翦伯贊邵循正合著)》、《南昌起義史話》、《青少年時期的周恩來同志》等史著;
10.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校後,先後擔任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主任、名譽主任,北京市高校職稱評定委員會副主任、北京人大代表等;
11.開創並組織促進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的國際學術交流,赴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講學和組織接待國外學者來華訪問;奉中央領導同志囑託,鼎力幫助索爾茲伯里先生(美)完成《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向世界宣傳偉大的長征;
12.胡華教授一生伴隨了中共黨史學史的五十年過程。他一生不計其數的講稿、書信、筆記、訪問記錄涉及研究的範圍極廣,是對全國高校和黨史工作者關於黨史研究與教學的指導和交流文字,是記錄反映中共黨史和學科史的寶貴財富。
……

主要著作

關於承認和保證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地位
胡華

一九四五年中蘇關於承認蒙古獨立的換文的意義

但是,在一九二七年叛賣革命的中國國民黨反動政府,卻一直堅持著大漢族主義,以“宗主國”自居,不肯承認蒙古獨立。而蒙古從革命以來,在蘇聯的友誼幫助下,內部已建設得很強盛;對牽制打擊日寇保衛遠東和平,也有很大的貢獻,如一九三五年和三六年,蒙古革命軍曾兩次擊退了日寇在蒙古國境東部的挑釁行為;一九三九年在諾門坎,蘇軍蒙軍並肩作戰,給進犯的日寇以嚴重的打擊。在中國八年抗戰中,蘇聯遠東紅軍和蒙古革命軍對百多萬日本精銳關東軍的牽制,對中國抗戰是極大的幫助。而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日,蒙古人民共和國又對日宣戰,配合蘇軍,配合中國人民解放軍,出兵夾擊日寇,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間,建立了卓著的功勳。因此,世界各國,尤其是中國,應該正式承認蒙古的獨立地位,這是義不容辭的。

所以,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同時,雙方又交換了“關於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獨立的問題”的文書。在文書中,中國國民黨政府曾不得不聲明:“………由於外蒙古人民屢次所表示出的對於獨立的熱望,中國政府聲明:在日本失敗以後,若是外蒙古人民的投票公決證實此種熱望時,那么,中國政府將承認具有其現時境界的外蒙古之獨立。……”

“投票公決”的結果如何呢?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舉行的蒙古人民公民投票的結果,有百分之九十七?八的人,投票贊成獨立,連國民黨政府派去監票的內政部次長雷法章,也對投票手續表示滿意。(見塔斯社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庫倫電)

中蘇兩大國正式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地位的意義,就是贊助一個新國家在世界各國面前獲得正式的獨立地位,給世界的和平民主陣營增加一分力量。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地位,對每個真正愛國的中國人來說,是天經地義的事,值得歡呼的事。只有國民黨反動派才痛恨蒙古有獨立地位,他們在當時被迫承認了蒙古獨立,事後又大肆造謠,侮蔑人民的蒙古,侮蔑蘇聯,說:“蒙古獨立是中國領土的喪失”。我國人民中有的人不明事實真情居然也被染上了這種“宗主國”的情緒,似乎內蒙古也非得劃在中國“版圖”上不可似的,這正是中了反動派散播的大漢族主義的毒。

中蘇重申承認和保證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地位之換文的意義

為什麼這次中蘇訂立新條約時,兩國外長要換文重申承認和保證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地位呢?

我們知道,蒙古人民共和國是位於中蘇兩大國之間的。一九四五年十月蒙古人民公民投票表示了要求承認和保證蒙古獨立地位的熱望時,國民黨反動政府曾被迫不得不承認蒙古的獨立;國民黨反動政府被推翻了,代表中國全體人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蘇聯政府,再來重新申明一次承認和保證蒙古的獨立地位,這正是中蘇兩大國尊重蒙古人民的真正的自由意志的表示。同時,自一九四九年十月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蒙兩國就很快的建立了外交關係,也已使承認蒙古獨立地位問題獲得了充分的保證。而且,在今天,美帝國主義和中國殘匪還在那裡白晝見鬼喊什麼:“蘇聯吞併蒙古”“中共同意將滿洲、蒙古、新疆劃歸蘇聯”的時候,這種申明也是有必要的。

有人問:“我們既然承認蒙古獨立,是否將來也應承認內蒙、西藏………的獨立?

我們說,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認各民族自治與自決權,從各方面幫助少數民族的解放與發展,這是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就宣布了的一貫正確始終不渝的民族政策。也是人民政協共同綱領中明白規定了的。但是,各民族的聯合與分立,要依據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如何對該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更有利。蒙古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獨立的:即中國境內各民族還都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雙重壓迫下遠沒有得到解放,而蒙古人民卻找到了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俠義幫助,經過自己的艱苦鬥爭,因而首先獲得了解放與獨立。對於這種解放與獨立,中國人民應該向他們表示歡呼、向他們致敬、向他們學習,而不是反對他們早解放早獨立,要他們來和我們一起受罪。他們已經解放了二十八年,我們全國才解放,他們已在向社會主義社會邁進了,我們則新民主主義建設還百端待舉,因此,我們的態度是繼續重申承認與保證他們獨立,而不需要他們再和我們合成一國,拉著他們再來跟我們一道走。

至於內蒙、西藏以及中國境內的其他各民族呢?那末,我們差不多都是在同一時期內獲得解放的。當前的問題,是大家戮力同心,來共同建設強大的新民主主義新中國的問題,而不是各自分立、各自獨立的問題。正象人民政協共同綱領所規定,只有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實行團結互助,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少數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才能有效的反對漢族和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只有這樣,才完全符合於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要忘記特定的歷史條件,從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這應是我們看問題的基本方法。

(編者註:胡華,曾任中國人民大學黨史教研室主任,黨史系名譽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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