瓊斯鎮(事件)

瓊斯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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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斯鎮是發生過集體自殺的一個鎮,1978年11月18日,美國邪教組織“人民聖殿教”的信徒在教主吉姆·瓊斯的脅迫下,在南美洲蓋亞那瓊斯鎮(Jonestown)集體自殺。共有913人喝氰化物中毒身亡,其中包括276個兒童,那些拒絕自殺的人被強行灌下氰化物,或槍殺、勒死。

基本介紹

慘劇梗概,起源,議員瑞恩造訪瓊斯鎮前的事件,白夜,斯托恩監護權糾紛,再次尋求移民,關注的親屬,挖掘陰謀論,瓊斯健康狀況下降,瑞恩調查團在喬治敦的首次調查,瑞恩調查團到訪瓊斯鎮,凱圖馬港機場槍擊事件,瓊斯鎮的死亡事件,倖存者和目擊者,藥物檢測,喬治敦的死亡事件,事件餘波,

慘劇梗概

在事件中有909人死於瓊斯鎮,他們均為集體服毒自殺,但有2人明顯被氰化物毒殺。根據事件參與者在自殺當日及先前的錄音帶討論紀錄,套用教主吉姆·瓊斯的話,他們不是被毒殺,而是“革命自殺”。而在自殺的909人當中,亦有超過200名兒童被謀殺。這次自殺事件相信與事發較早前有人宣稱瓊斯鎮有虐待事件而引致美國國會議員里奧·瑞恩(Leo Ryan)前往調查的事有關。11月18日,當瑞恩及隨行者完成調查,在凱土馬港的飛機跑道上欲登機離開時,被人民聖殿教的成員開火射擊,瑞恩及另外4人被殺。
在規模上來說,瓊斯鎮上的事件被認為是一次大規模的集體自殺,是除了20多年後發生的911事件以外,美國民眾在現代史上最大規模的非自然死亡。

起源

人民聖殿教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在印第安納州印第安納波利斯創立。該組織聲稱要建立一種所謂的教徒社會主義。因此,該教向它那些沉迷於宗教的成員宣揚新的教化——社會主義。
吉姆·瓊斯吉姆·瓊斯
人民聖殿教的創始人是吉姆·瓊斯,生於1931年,1953年在印第安納波利斯創立了一個小教會。瓊斯是一位馬克思主義信仰者,他讀過《資本論》,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原教旨奉為人民聖殿教教義。他還在傳教過程中,稱自己是列寧的轉世。瓊斯不否認自己是狂熱的社會主義者,他聲言在美國傳教,目的就是實現他的共產主義理想。因此,他的個人行為和他所創立的“人民聖殿教”社會,確實與曾經存在或仍存在於世的某些馬克思主義政黨領袖的所為和所謂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有諸多共同之處。
瓊斯曾參與其它基督教會的活動,但其後他的教派越來越偏離正統的基督教。瓊斯的教派在印第安納波利斯及加州的三個城市以幫助貧民而略有名聲,他們設立免費飯堂、日間託兒所、老年人診所及提供其它社會服務。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人民聖殿教在最高峰時曾有數千信眾。
因為瓊斯反對種族隔離的觀點,他在印第安納受到了大量的批評和指控,之後人民聖殿教於1965年遷往了加利福尼亞的紅杉谷。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早期,人民聖殿教不斷發展壯大,在加利福尼亞的其他地方,包括洛杉磯舊金山創立了一些分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人民聖殿教將總部移至舊金山。
人民聖殿教移至舊金山後,它在政治上變得更加活躍。在加利福尼亞的競選活動中,瓊斯逐漸成為一股強大勢力的代表。民主黨的政治家們意識到這一點,就開始不時的拜訪他,通過捐贈款項或實物來支持他的宗教組織,以獲得大量人民聖殿教教眾的選票。至此,人民聖殿教已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宗教組織。與那些被認為是邪教領導者的宗教人物不同,瓊斯很希望在美國獲得公眾的支持並與一些最高層的政治家保持密切的聯繫。他與加州州長埃德蒙·布朗的會面十分頻繁,瓊斯親切地稱他“傑里”。洛杉磯市長湯姆·布雷德利和舊金山市市長喬治·奠斯考納也經常邀請瓊斯去家中做客,同他保持了十分友好的私人關係。甚至連總統吉米·卡特也對瓊斯產生了興趣,與之保持著間接的聯繫。卡特的夫人羅莎琳曾在1976年與瓊斯共同主持過一次公眾集會,數千名與會者向宗教領袖瓊斯歡呼鼓掌。當時瓊斯已在加利福尼亞擔任了公職,負責處理舊金山市的房屋管理工作。

議員瑞恩造訪瓊斯鎮前的事件

白夜

瓊斯經常就瓊斯鎮的安全問題向信徒們發表演說,其間它曾聲稱包括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其它情治單位在內的“資本主義的豬”要搗毀瓊斯鎮並傷害它的信徒。完成工作之後,若緊急情況指令下達,人民聖殿有時會進行瓊斯所謂的“白夜”活動。在“白夜”中,瓊斯有時會給信徒四個選項:(1)嘗試逃往蘇聯;(2)為革命自殺;(3)留在瓊斯鎮抵抗進攻者;(4)逃往叢林。
在至少兩次“白夜”活動中,人民聖殿對大規模“革命性自殺”進行了模擬排練。從人民聖殿逃亡的德博拉·雷頓在一份書面陳述中描述了這種活動:
“每一個人,包括兒童,都被要求排好隊,然後每人拿到一杯紅色的液體。他們告訴我們那液體中有毒,喝了之後45分鐘內便會死去。我們都照他們說的做了。時間到時我們本應死去,但瓊斯說其實液體中沒有毒,這么做只是為了測試我們的忠誠度。他也警告我們,在不遠的將來我們可能有必要親手結束自己的生命。”
自從1976年瓊斯獲得了珠寶經營許可證,人民聖殿每個月進貨半磅氰化物,瓊斯聲稱這是用於清洗金子的。

斯托恩監護權糾紛

1977年9月,前人民聖殿教徒蒂莫西和格蕾絲·斯托恩在喬治敦的一個法庭中要求人民聖殿給出理由,即為什麼不歸還他們對兒子約翰(當時5歲)的監護權。幾天之後,法院二審判決約翰被依法逮捕。
約翰·斯托恩(坐著的孩子)約翰·斯托恩(坐著的孩子)
因為害怕自己的命令受到藐視,瓊斯虛構了一個狙擊手攻擊自己的情形,並發動了第一波“白夜”活動,稱為“六日圍攻”,其間瓊斯告訴信徒說,人民聖殿已經被外來的手持刀槍的侵略者包圍。瓊斯通過廣播宣稱:“如果我們不能被承諾遠離外來騷擾,我們將以死相逼。” 蓋亞那副市長托勒密里德最終向瓊斯的妻子馬賽林保證,蓋亞那國防軍不會進攻瓊斯鎮。

再次尋求移民

“六日圍攻”事件之後,瓊斯不再信任蓋亞那政府。他指使信徒向十餘個政府寫信,詢問移民政策,以便將人民聖殿遷離蓋亞那。同時他也向美國國務院寫信詢問北韓情況,以及當時正處在中阿決裂階段的阿爾巴尼亞的情況。
人民聖殿經常在喬治敦會見蘇聯、朝鮮、南斯拉夫和古巴的大使。在與蘇聯的交涉中,他們廣泛地討論了將人民聖殿遷往蘇聯的可能性,並將可能的地點寫進了備忘錄。沙龍·阿莫斯、麥可·普羅克斯以及其他聖殿成員在構想“蓋亞那-朝鮮友好社會”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主辦了兩個關於朝鮮領導人金日成革命性思想的研討會。
1978年10月2日,蘇聯駐蓋亞那大使費奧多·季莫菲耶夫在瓊斯鎮做了兩天訪問並發表了演說。在演說前,瓊斯聲明道:“多年以來,我們一直保持著公開而明確的立場:美國政府不是我們的母親,蘇聯才是我們精神的故土。”瓊斯鎮的信徒們報以持久而熱烈的歡呼聲和掌聲。 季莫菲耶夫在演講伊始表明蘇聯政府願意向這個美國和全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區致以最深切最誠摯的問候。隨後民眾再次報以熱烈掌聲。季莫菲耶夫還說道:“我祝福你們,親愛的同志們,祝你們正在從事的大事業取得成功。”
1978年10月前,人民聖殿成員幾乎每周都要與季莫菲耶夫會面,討論聖殿移民至蘇聯的事宜。

關注的親屬

與此同時,在1977年末到1978年初,蒂姆和格蕾絲·斯托恩一直與聖殿其他信徒的親屬保持聯繫,他們在珍妮·米爾斯的家中會面,自稱“關注的親屬”。蒂姆·斯托恩參與向國務卿和蓋亞那政府寫信,並曾到華盛頓呼籲政府對瓊斯鎮展開調查。 1978年1月,斯托恩向國會寫信,詳細描述了瓊斯鎮的問題,並請求眾議院向福布斯·伯納姆(蓋亞那總統)寫信。91個議員寫了信,其中包括議員里奧·瑞恩
瓊斯受到美國方面的壓力,於1978年2月17日接受了《舊金山稽查報》記者蒂姆·雷特曼的採訪。雷特曼第二天便發表文章說斯托恩爭取兒子監護權的行為立即引發了與人民聖殿教的訴訟案。這篇文章引起的反響破壞了人民聖殿教的聲譽,使得很多曾經的支持者開始對人民聖殿教受到“右派仇殺”的說法產生懷疑。
翌日,也就是二月19日星期日,哈維·米爾克向總統吉米·卡特寫了一封信,表達了對人民聖殿教的支持。米爾克寫道瓊斯具有極高的人格品質。談及逃亡的聖殿成員極力要求對人民聖殿開展調查,米爾克說他們試圖用無恥的謊言詆毀瓊斯神父的聲譽。
1978年4月11日,關注的親屬組織向人民聖殿教、出版社以及國會成員發布了一份檔案,其中包括一些標題為“指控詹姆士·沃倫·瓊斯(瓊斯的原名)神父侵犯人權”的信件和書面陳述。 1978年6月,人民聖殿教的逃亡者德博拉·雷頓向關注的親屬團體提供了一份更加詳細的書面陳述,詳細描述了人民聖殿教的犯罪行為,以及瓊斯鎮人民低標準的生活狀況
在1978年的5月和6月,蒂姆·斯托恩曾在與吉姆·瓊斯和聖殿教成員的庭審中請三名關注的家屬成員出庭作證。查爾斯·加里代表人民聖殿教於1978年7月10日反訴蒂姆·斯托恩,所要1.5億美元損失賠償。

挖掘陰謀論

1978年夏天,瓊斯聘請了調查甘迺迪遇刺案陰謀論專家馬克·雷恩和唐納德·弗里德,請他們幫構建一套陰謀論,來說明情報部門對人民聖殿教的壓制是一場“巨大的陰謀”。瓊斯告訴雷恩,他希望像黑豹黨逃亡者埃爾德里奇·克里弗那樣,在名譽恢復後能夠回到美國境內。 1978年9月,雷恩向瓊斯鎮人民演講,對瓊斯的理論表示支持,並且將他和馬丁路德金進行了類比。雷恩隨後又召開新聞發布會,聲明所有對人民聖殿教的指控都是不準確或不真實的,美國的情治單位正在對人民聖殿教展開一項“巨大的陰謀”,其中包括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聯邦通信委員會甚至是美國郵局都有參與。儘管雷恩聲稱他是無償的,實際上瓊斯每個月付給他$6000美金作為建立陰謀論的報酬。

瓊斯健康狀況下降

在瓊斯鎮期間,瓊斯的健康狀況有顯著的下降,有一位醫生在1978年為他體檢時說他可能有肺部感染。 據稱瓊斯過量服用安定、安眠酮興奮劑巴比妥類藥物。他曾經洪亮的嗓音變得沙啞模糊,以前可以滔滔不絕的講話,現在卻連完整地讀完一個句子都困難。
記者蒂姆·利特曼1978年11月17日第一次在瓊斯鎮見到瓊斯時,對他健康狀況的嚴重惡化表示震驚。經過對瓊斯18個月的採訪,利特曼寫道:“親眼看著他犀利的目光和偏置的思想,聯想到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1000多人的生命都在他的掌握之中,這太令人震驚了。”

瑞恩調查團在喬治敦的首次調查

北加利福尼亞國會議員里奧·瑞恩宣布將要訪問瓊斯鎮。瑞恩是鮑勃·休斯頓的父親的朋友。1976年10月5日,鮑勃·休斯頓的父親被肢解的屍體在隨後的幾個月,由於關注的家屬組織的抱怨,以及德博拉·雷頓的逃亡,瑞恩對人民聖殿的興趣與日俱增。
議員里奧·瑞恩議員里奧·瑞恩
1978年11月14日,瑞恩一行18人乘飛機到達離瓊斯鎮240公里的蓋亞那的喬治敦。到訪人員包括政府官員、媒體代表以及關注的親屬的幾個成員:議員瑞恩、瑞恩的法律顧問傑基·斯貝爾(現在是一名議員)、蓋亞那信息部代表內維爾·安妮伯恩、美國駐蓋亞那大使館領事理察·德威爾、《舊金山稽查報》記者蒂姆·利特曼、NBC記者唐·哈里斯、《舊金山稽查報》攝影師格雷格·羅賓遜、NBC音頻技術員史蒂夫·宋、NBC製片人鮑勃·弗里克、《華盛頓郵報》記者查爾斯·克勞斯、《舊金山紀事報》記者容·加沃斯、NBC視頻操作員鮑勃·布朗、以及包括蒂莫西和格蕾絲·斯托恩、史蒂夫和安東尼·卡薩里斯、貝弗利·奧利弗、吉姆·考博、謝爾文·哈里斯和卡洛琳·休斯頓·博伊德在內的關注的親屬成員。
人民聖殿的律師馬克·雷恩和查爾斯·加里一開始拒絕了瑞恩一行人進入瓊斯鎮。

瑞恩調查團到訪瓊斯鎮

11月17日臨近中午,雷恩和加里通知瓊斯,無論瓊斯是否願意以及有無安排,瑞恩將在下午2:30分到達瓊斯鎮。瑞恩的團隊基本準時造訪,由雷恩和加里陪同,於幾小時後到達了瓊斯鎮10公里外的凱圖馬港機場。由於飛機座位有限,只有四名關注的親屬成員登上了飛機,陪同瑞恩團隊前往瓊斯鎮。起初,只有瑞恩和其他三人被允許進入瓊斯鎮,不過日落之後,其餘的人也獲準進入了瓊斯鎮。根據之後的報導(通過調查人員事後恢復的錄音帶得證),瓊斯已經排練過如何讓瑞恩調查團相信這裡的所有人都生活幸福。
瓊斯鎮鳥瞰瓊斯鎮鳥瞰
當天晚上,瑞恩調查團在大廳參加歡迎儀式。儘管給瑞恩一行人的接待儀式非常友好,瓊斯卻說他感覺像是要死了一般,並且咆哮著譴責了政府的陰謀以及媒體與敵人的攻擊。弗農·格斯尼和莫妮卡·巴格比兩位聖殿教徒在當晚邁出了逃亡的第一步。在大廳中,格斯尼向唐·哈里斯遞了一張紙條(錯把他當成了瑞恩),寫道:“敬愛的議員,我們是弗農·格斯尼和莫妮卡巴格比。請幫我們逃離瓊斯鎮。”
當晚,瑞恩、斯貝爾、德威爾和安妮伯恩留在了瓊斯鎮。調查團的其他成員,包括媒體和關注的親屬,都被要求自行解決住宿,所以他們在凱圖馬港的一家咖啡屋裡過夜。
通往瓊斯鎮的路通往瓊斯鎮的路
11月18日一大早,11個聖殿教成員冒險走出村莊前往火車站,想要乘車去與凱圖馬港方向相反的馬修斯里奇。這些逃亡者包括伊萬一家、威爾遜一家(其中喬·威爾遜在瓊斯鎮主管安保)。當記者和關注的親屬當天稍晚再次來到瓊斯鎮時,瓊斯的妻子馬塞林帶他們參觀了村莊建設。
當天下午,又有兩家人找到調查團請求被帶離瓊斯鎮。他們是帕克斯和博格兩家,以及家中的女伴克里斯托弗·奧尼爾和哈羅德·科德爾。瓊斯的養子試圖說服傑瑞·帕克斯不要離開,帕克斯說:“絕對不行。這裡簡直就是共產主義的集中營。”
瓊斯鎮入口瓊斯鎮入口
瓊斯準許了兩家人以及格斯尼和巴格比的離開。在大廳里,NBC的唐·哈里斯將弗農·格斯尼的紙條交給了瓊斯,其他記者則將瓊斯團團圍住。 瓊斯告訴記者,這些離開瓊斯鎮社區的叛徒將會向世人撒謊並毀滅瓊斯鎮。
隨著一陣猛烈的暴雨落下,瓊斯鎮的許多家庭都迸發了情緒。阿爾·西蒙,一個美國印第安人,試圖帶兩個孩子找到瑞恩並完成回美國的手續。阿爾的妻子伯尼在聖殿工作人員的協助下,通過擴音喇叭大聲地譴責了他的丈夫。阿爾懇求伯尼同他回美國,但伯尼拒絕了他的建議。

凱圖馬港機場槍擊事件

大部分調查團的成員都乘坐大型卡車前往凱圖馬港機場,而瑞恩議員和德威爾則暫時留在瓊斯鎮以及時處理更多的逃亡者。
就在卡車到達機場前,聖殿教重視教徒拉里·雷頓(德博拉·雷頓的哥哥),要求加入團體。有幾名逃亡者質疑了他們上車的動機。
就在卡車離開瓊斯鎮不久後,聖殿教成員唐·斯萊(暱稱“尤佳拉”)手持一把刀綁架了瑞恩。儘管斯萊很快被民眾制服,瑞恩毫髮未傷,德威爾還是強烈建議瑞恩立即離開瓊斯鎮。瑞恩照做了,並說之後還會回來解決爭端。
於此同時,前往機場的卡車上的人聽說了瑞恩受到攻擊,將卡車停下等待瑞恩。瑞恩隨後也上了卡車,並在下午抵達了機場。
隨行人員最初安排了一架19座的奧特爾飛機飛往喬治敦,由於逃亡人員的加入,需要另一架飛機來裝增加的人員,因此美國大使館安排了第二家飛機,一架6座的賽斯納
當調查團在下午4:30至4:45抵達凱圖馬港機場時,兩架飛機本應已經到達,不過當時飛機卻不在,一次調查團只好在機場等待,直到飛機5:10左右在機場降落。隨後人員開始登機。
拉里·雷頓登上了賽斯納飛機,這架飛機計畫先起飛。 當飛機滑行到跑道遠端時,雷頓掏出了手槍,開始向乘客射擊。他擊傷了莫妮卡·巴格比和弗農·格斯尼。當他試圖殺害戴爾·帕克斯時,反被帕克斯解除了武裝。
與此同時,一部分乘客已經登上了稍大的奧特爾飛機。 一輛由人民聖殿紅旅安全隊(Red Brigade security squad)人員駕駛的拖車牽引著一輛掛車向飛機靠近。當拖車與飛機距離約9米時,幾乎與賽斯納飛機上的槍擊同時,紅旅護衛隊開始向奧特爾飛機射擊。有9名殺手的身份未能得到確認,不過根據各種信息源,多數人認為瓊斯的安全主管喬·威爾遜、老托馬斯·凱斯以及羅尼·丹尼斯就在其中。
有幾秒鐘的射擊過程被NBC攝影師鮑勃·布朗的電子新聞採集攝像機錄下。 議員瑞恩、攝影師鮑勃·布朗、攝像師格雷格·羅賓遜、NBC記者唐·哈里斯和聖殿逃亡者佩特里希亞·帕克斯在數分鐘的槍擊中身亡。傑基·斯貝爾、史蒂夫·宋、理察·德威爾、蒂姆·利特曼和安東尼·卡薩里斯等人在槍擊中受傷槍擊之後,兩架飛機的三名飛行員駕駛賽斯納飛機飛往喬治敦,拋下了受損的奧特爾飛機和受傷的調查團成員。

瓊斯鎮的死亡事件

在離開瓊斯鎮前往機場前,國會議員瑞恩告訴聖殿教的委託律師查爾斯·加里(Charles Garry)他將會撰寫一份報告,將瓊斯鎮描述為“情況基本良好”。瑞恩聲稱,自己的60名採訪對象中並無一人想要離開,那14名逃離者只是瓊斯鎮居民中的個例,他們感覺自己遭到監禁的原因,大概是源自同伴壓力和物質交流的缺失。類似地,《華盛頓郵報》的記者查爾斯·克勞斯(Charles Krause)聲稱自己不相信瓊斯鎮像逃亡者們描述的那樣糟糕,因為那裡並沒有營養不良或身體虐待的跡象,很多成員看起來反而很享受瓊斯鎮的生活,900多名居民中也只有很少數希望離開。
瓊斯,加里和德威爾瓊斯,加里和德威爾
儘管加里將這一情況報告給了瓊斯,瓊斯仍然告訴他“我已經失敗了”。 蓋里一再表示瑞恩將會作出一份積極的報告,但瓊斯堅持認為“一切都失敗了”。
一段44分鐘長的錄音帶(被稱作“死亡錄音帶”) 至少部分記錄了瓊斯於那天傍晚在大廳召開的集會。集會開始前,助手準備了一個盛著飲料的金屬大桶,並向其中投放了安定、水合氯醛氰化物和異丙嗪幾種藥物。
當與會者們聚集到一起,有關瑞恩代表團飛回喬治敦這件事,瓊斯告訴人們:“那架飛機上的一個人將會槍擊飛行員,我知道這一點。我並未作出計畫,但我知道這一定會發生。他們將會向飛行員開槍,並使飛機墜毀在叢林裡,所以這件事發生的時候我們最好不要讓孩子們離開,因為那些人將會利用降落傘從我們頭上落下。” 一名聖殿教成員重複了瓊斯之前的言論——敵對勢力會把抓獲的孩子培養成法西斯:“那些被抓獲的(孩子),他們(敵人)將會讓他們成長為傀儡。”
在“死亡錄音帶”的記錄中,瓊斯曾催促聖殿教成員實施“革命性自殺”。聖殿教之前就已經計畫過這種“革命性自殺”,而根據瓊斯鎮逃亡者的說法,這一理論是:“你將名垂青史;你選擇了自己的道路,而拒絕資本主義並支持社會主義是你的義務。”
聖殿教成員克莉斯汀·米勒(Christine Miller)發表了意見,認為聖殿教應該選擇嘗試遷往俄羅斯。吉姆·麥克艾爾萬(Jim McElvane),一個才剛到瓊斯鎮兩天的前任臨床醫師,反駁了米勒對自殺的牴觸態度來支持瓊斯,聲稱“讓我們創造這美好的一天”(並贏得了公社成員的掌聲),接著還引證了自殺後獲得重生的可能性。在幾輪辯論之後,由於瓊斯不斷論證集體前往蘇聯是不可能的,並伴隨著其他聖殿教成員敵對的反應,米勒最終敗下陣來。然而,米勒或許是在瓊斯證實瑞恩已經被殺之時——即瓊斯的“紅旅”護衛隊槍殺了這名國會議員並從機場返回之後——便不再提出異議了。
當那些在機場實施了槍擊的人返回瓊斯鎮後,蒂姆·卡特(Tim Carter),一名越戰老兵,回想起那時槍擊者們像疲倦的士兵一般茫然地望向遠方的情景。
在瓊斯證實了“國會議員之死”後,再也沒有反對聲出現在“死亡錄音帶”中。有關槍擊了瑞恩的“紅旅”護衛隊,瓊斯馬上發表了看法“但無論如何紅旅是唯一有所作為的”以及“紅旅向他們展現了正義”。除了吉姆·麥克艾爾萬,一些其他的聖殿教成員也發表了講話,讚美瓊斯和他所作出的集體自殺的決定,甚至在瓊斯停止為此道謝並懇求加快進程之後仍未停止。
根據逃脫的聖殿教成員奧戴爾·羅德斯(Odell Rhodes)所說,第一個喝下毒藥的是魯萊塔·保羅(Ruletta Paul)和她一歲大的孩子。 一個去掉針頭的注射器被用於向嬰兒口中注入毒藥,隨後魯萊塔也向自己口中注入了一劑毒藥。斯坦利·克萊頓(Stanley Clayton)也見到帶著嬰兒的母親們首先來到放置毒藥的桌前。克萊頓說,瓊斯來到人群之中以鼓勵他們喝下毒藥,然而當成年人們看到毒藥開始起效時,“他們表現出了一種對死亡的抗拒”。
毒藥在大約五分鐘內開始起效。喝下毒藥後,據羅德斯所說,人們被護送著沿一條木製走道走出大廳。尚不清楚是否有人起先認為這次行動只是又一次“白夜”預演。羅德斯報告其與瀕死的兒童曾有密切的接觸。
面對人們看到他人的毒藥起效時的反應,瓊斯安撫他們:“要有尊嚴地死去,要有尊嚴地倒下;不要帶著眼淚和痛苦倒下。”他還說:“我告訴你們,我不在乎你們聽到了多少尖叫,我不在乎有多少痛苦的人在哭喊……死亡比繼續過十天這種日子要強一百萬倍。如果你們知道前方是什麼——如果你們知道前方是什麼,你將會慶幸這一切將在今晚結束。” 倖存者奧戴爾·羅德指出,當毒藥被注入一些孩子的嘴裡時,他們並沒有表現出恐慌或情緒崩潰,人們看上去“處於恍惚的狀態中”。這段陳述與作為證物的“死亡錄音帶”中大部分時間所記錄的孩子的哭喊和尖叫相矛盾。
瓊斯被發現死於他的椅子旁,位於另兩人之間,頭下面墊著一個枕頭。他死於左邊太陽穴上的槍傷,根據蓋亞那驗屍官賽利爾·穆圖(Cyrill Mootoo)的說法,這是瓊斯自己開的槍。
在瓊斯鎮發生的這一時間,是除了二十多年後發生的911事件以外,美國民眾於現代史上最大規模的非自然損死亡。

倖存者和目擊者

三名聖殿教的高層成員稱,他們是因為接受了一項任務才幸免於難。30歲的提姆·卡特(Tim Carter)和20歲的邁克·卡特(Mike Carter)兩兄弟,以及31歲的邁克·普羅克斯接到了一件裝有55萬美金和13萬蓋亞那貨幣的行李和一個信封,他們奉命要將這些東西送到位於喬治敦的蘇聯駐蓋亞那大使館。這個信封里包含兩個護照和三封說明信,其中第一封給蘇聯駐蓋亞那大使費奧多·季莫菲耶夫的信這樣寫道:
“敬愛的季莫菲耶夫同志:
以下這封信是一份說明,有關我們想留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所有資產。這裡包含了幾封信件,可以指示銀行將現金支票寄送給您。我以人民聖殿教的名義這樣做,是因為我們作為共產主義者,希望我們的財產能為幫助全世界受壓迫的人民作出貢獻,或者以任何您的決策團體認為合適的形式使用。”
這些信件包含了一份賬戶清單,其中的餘額總計超過了730萬美金,並將轉至蘇聯共產黨的名下。卡特兄弟和普羅克斯很快放棄了這些錢的大部分,並前往停靠在凱圖瑪港的船隻。無從得知他們最後是如何到達150英里(240公里)以外的喬治敦的,因為那艘船在那天的早些時候就已被聖殿教的領導者派遣出去了。
就在大廳中的最終集會開始前,查爾斯·加里和馬克·雷恩(Mark Lane)兩名律師得知人們對他們感到憤怒。他們被護送到一座過去用來招待來訪者的房屋裡。根據這兩名律師所說,他們成功說服了帶有武裝的看守並逃到叢林中,最終達到凱圖瑪港。當他們身處村落附近的叢林中時,他們聽到了槍聲。這一描述與克萊頓的證詞相符——克萊頓在偷偷返回瓊斯鎮去取回自己的護照時聽到了相同的聲音。
另有五個原本可能因服毒而死的人最後活了下來。 79歲的葛洛弗·戴維斯(Grover Davis),因為聽力障礙而沒有聽到擴音器播出的集合通知,躺在一條溝里假裝已經身亡。 76歲的海亞辛斯·斯拉什(Hyacinth Thrash)意識到當時的狀況後躲到了自己的床下,直到自殺活動結束後才走出來。她於1995年11月去世,享年93歲。
6歲的奧戴爾·羅德斯是瓊斯鎮的教師和手工藝人,他以去取聽診器為由離開後躲在了一座房子中。 25歲的斯坦利·克萊頓(Stanley Clayton)是一名廚房工人,也是休·P·牛頓(Huey P. Newton)的表親,他騙過了安全守衛人員後逃往叢林。第五位倖存者,一個5歲的被喚做"Michael"的小男孩,通過藏在附近的樹林裡逃過一劫。他在被蓋亞那的政府人員救助後返回了美國,並被收養。

藥物檢測

首先在瓊斯鎮現場進行藥物檢測的唯一一名醫師是蓋亞那的首席藥物檢測師萊斯里·穆圖博士(Dr. Leslie Mootoo)。穆圖目視檢查了超過200具屍體之後告訴蓋亞那的驗屍陪審團,他觀察到至少70具屍體上帶有針孔。然而,對於這些針孔是注射毒藥還是注射加速死亡以緩解痛苦的藥物所留下的,並沒有得出結論。穆圖和美國病理學家林·克魯克(Lynn Crook)確定一些屍體中呈現出了氰化物,而對大桶中的物質進行的分析顯示其中含有幾種鎮定劑以及氰化鉀和氯化鉀。
塑膠杯、飲料包裝和注射器(一些帶有針頭,另一些則沒有)被隨意丟棄在屍體附近的區域裡。穆圖的結論指出,安妮·摩爾(Annie Moore)的槍傷不可能是她自己造成的,儘管她也同樣服下了一劑致命的氰化物毒藥。
蓋亞那當局放棄了他們對這一非自然死亡事件的驗屍要求。美國的醫生僅僅對七具屍體進行了檢查,包括吉姆·瓊斯、勞倫斯·夏克特博士(Dr. Lawrence Schact)、安妮·摩爾和卡洛琳·萊伊頓(Carolyn Layton)。安妮·摩爾和卡洛琳·萊伊頓被選為屍檢對象,部分是由於摩爾家族,包括兩名受害人的姐妹麗貝卡·摩爾(她並非聖殿教成員)的催促。

喬治敦的死亡事件

在11月18日的傍晚,在聖殿教位於喬治敦的辦事處,聖殿教成員莎朗·阿莫斯(Sharon Amos)收到了來自瓊斯鎮的通訊訊息,指示辦事處的聖殿教成員向敵人復仇,然後實施革命性自殺。其後,當警察來到辦事處時,莎朗·阿莫斯護送自己的孩子——21歲的莉安、11歲的克里斯塔和10歲的馬丁——來到一個衛生間裡。她用一把廚刀先殺死了克里斯塔和馬丁,隨後莎朗在莉安的幫助下用那把刀自殺,最後莉安也自殺了。

事件餘波

在機場,記者蒂姆·利特曼用相機記錄了這場暴力行動的後果。德威爾在現場承擔了領導責任,而後在他的建議下,蓋亞那國家警察局逮捕了萊頓。 德威爾在機場的槍擊中被一顆子彈擦傷了臀部。經過幾個小時,十名傷者和他們隊伍中的其他成員才集合起來。他們中的大多數在一家咖啡館中度過了那個夜晚。傷勢較重的人則睡在了機場上的一間帳篷里。一架蓋亞那政府派來的飛機於次日上午到達以轉移傷者。五名帕克斯家族和博格家族的青少年成員以及一名男性朋友,在逃亡者傑拉德·帕克斯的指示下藏在了附近的叢林裡,直到援助到達且他們的安全得到保證。此後這幾名成員在叢林裡迷路了三天,幾乎喪命,所幸蓋亞那軍隊最終發現了他們。
逃離瓊斯鎮後,奧戴爾·羅德斯於1978年11月18日夜晚到達了凱圖瑪港。那一夜,斯坦利·克萊頓和一家蓋亞那當地人待在一起,並於第二天上午到達了凱圖瑪港。卡特兄弟和邁克·普羅克斯在凱圖瑪港受到了保護性監禁。他們後來在喬治敦被釋放。羅德斯、克萊頓和蓋里、瑞恩這兩名律師也被帶到了喬治敦。邁克·普羅克斯後來在瓊斯鎮事件發生四個月以後——1979年3月14日自殺身亡。
拉里·雷頓曾經向登上了塞斯納飛機的數人開火,而利用他遭到了“洗腦”作為辯護,他在最開始被蓋亞那法庭認定並未犯下故意殺人罪。由於這一事件發生在蓋亞那的領土上,雷頓無法被美國以企圖謀殺弗農·格斯尼、莫妮卡·巴格比、塞斯納飛行員和達爾·帕克斯的罪行進行審判,取而代之的是他在國會法案之下因涉嫌行刺國會議員和受國際保護的人士(即瑞恩和德威爾)而得到審判。他被認定犯有以下罪行:製造陰謀;協助與教唆謀殺國會議員里奧·瑞恩;謀殺理察·德威爾未遂。直至他於2002年假釋出獄時,他是唯一一名因瓊斯鎮事件被追究刑事責任的人。
瓊斯鎮事件廣受媒體關注。關於這一事件的圖片在它發生後的幾個月內占據著報紙和雜誌的封面,包括被《時代》和《新聞周刊》雜誌冠以“死亡邪教”的標籤。1979年2月的調查顯示98%的美國人對這場悲劇有所耳聞。喬治·蓋洛普稱“事實上,幾乎沒有幾個事件在蓋洛普民意測驗的整個歷史上如同這個事件一般,在美國民眾中如此地廣為人知。”
在這次死亡事件後,美國眾議院對外事務委員會和美國國務院自身均對國務院過去對公社的處理方式提出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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