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早年,清末民初,抗戰爆發,
人物早年
班禪額爾德尼·曲吉尼瑪（1883—1937），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本名倉珠嘉措，法名全稱羅桑圖丹曲吉尼瑪格勒南結貝桑布，簡稱曲吉尼瑪，中國前藏達布地方噶夏村人。劉家駒的《班禪大師全集》說，“寄父名當珍，母名當瓊措姆”，“班禪生而母啞”。
八世班禪丹白旺修去世以後，扎什倫布寺派出代表多人，尋找轉世靈童，結果在西藏地方找到了三個“靈童”。遵照清朝政府批准擇定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正月15日，在布達拉宮皇帝牌位前面，舉行金瓶掣籤儀式，從金瓶中用象牙筷子抽出一名，是達布地區的倉珠嘉措的名字，於是就認定為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當天在布達拉宮的日光殿上，九世班禪拜十三世達賴土登嘉措為師，剃髮取法名為吉總羅桑曲吉尼瑪格勒南結貝桑布，簡稱曲吉尼瑪。
光緒十八年（公元1892年）正月初三日，九世班禪在扎布倫布寺坐床。攝政第穆呼圖克圖給九世班禪授了沙彌戒。為了祝賀九世班禪坐床，清朝政府特賜白銀一萬兩，由四川總督劉秉璋由“司庫提領”，“派員迅速解往”。九世班禪坐床以後，特派堪布羅布藏榮墊前往北京，向慈禧太后和清德宗“謝恩”。
清末民初
1902年（清光緒二十八年），由十三世達賴在大昭寺釋迦牟尼像前，給九世班禪授了比丘戒。同年五月初十日，九世班禪由拉薩返回扎什倫布寺。九世班禪從出生到受比丘戒這一時期，正是英帝國主義者向西藏地區進行軍事侵略時期，也是西藏僧俗人民進行英勇的抗英戰爭時期。第一次抗英戰爭發生於清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當時英國人全部占領了哲孟雄（錫金），已於西藏接壤，西藏方面為了阻止英人入侵，在與哲孟雄接壤的隆吐地方，構築防線，不準英人逾越。為了表示西藏僧俗人民的抗英決心，光緒十三年（1887年），西藏三大寺、扎什倫布寺、西藏地方政府的七品以上全體官員，向駐藏大臣文碩上了一道公稟，聲明“縱有男盡女絕之憂，惟當復仇抵禦，永遠力阻，別無所思。”當時的駐藏大臣文碩忠於職守，站在西藏人民一邊，全力支持他們的抗英正義鬥爭。但是，由於當時清朝政府執行對外屈服政策，加上英國的新式武器與藏軍的弓箭刀矛和火槍的相差懸殊，隆吐防線被英軍攻占。這是西藏歷史上第一次抗英戰爭。
曲吉尼瑪
曲吉尼瑪在第一次抗英戰爭中達賴方面和班禪方面的態度是完全一致的。達賴方面是由三大寺出面，班禪方面是由扎什倫布寺帶頭出面。開赴前線的藏軍中，也有班禪管轄地區的民兵。 1904年（清光緒三十年）元月4日，英軍攻占春丕，6日攻占帕里。4月11日英軍進抵江孜，在此雙方又發生激烈的戰鬥，江孜堡壘被毀，藏軍損失很大，英軍也死傷不少。這就是西藏歷史上著名的江孜保衛戰。8月初英軍攻占拉薩。十三世達賴在英軍抵拉薩的前夕，為了避免被英軍俘獲，被迫出走，經過青海，到了外蒙古。對此，駐藏大臣向清朝政府的奏摺中“彈劾”十三世達賴“平日跋扈妄為，臨事潛逃無蹤，請褫革達賴喇嘛的名號”。清朝政府回電：“著即將達賴喇嘛名號暫行革去，並著班禪額爾德尼暫攝”。
英帝國主義者擔心十三世達賴逃亡蒙古之後會與俄國的關係更加緊密，從而影響其在印度的殖民統治，於是想要在達賴回藏之前爭取班禪的支持。錫金政務官惠德（J. C. White）認為，為了讓九世班禪更堅定地站在英國一側，最好的方式就是邀請他造訪印度。在江孜留駐的鄂康諾大佐（W. F. O'Connor）於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9月22日，率英軍50餘人到達日喀則，並拜訪九世班禪。九世班禪很有禮貌地接待了鄂康諾。在接見中，鄂康諾提出讓九世班禪赴印度。班禪當即回稱：我往印度不難，但須稟陳欽憲，奏知大皇帝殊批照準，方可起程，否則難以從命”。鄂康諾認為沒有必要事先徵求朝廷的意見，而英國會保證他的安全。並且以英軍要占日喀則和扎什倫布寺為由進行威脅。在此情況下，九世班禪於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10月12日接受邀請，同意離日喀則去印度。離開前，駐藏大臣雖然竭力勸班禪不要離開日喀則，但沒有採取任何實際行動。於是清政府外務部“電達駐印欽使及印督等，班禪來印赴會則可，若逼令干預藏事，即令班禪親自畫押，蓋用印信，均作為廢紙”，迫使印度總督敏托勳爵（Lord Minto）確保不與班禪商談任何政治條約，並使惠德等人放棄將英國貿易代表從江孜移駐日喀則的打算。九世班禪到印度加爾各答後見英國太子時，鄂康諾要班禪跪拜，“班禪未從，當稱我只在大皇帝前跪拜，其餘不行。仍行執手常禮。”
在加爾各答，班禪乘坐著御賜的轎子出行。在拜訪菩提伽耶等佛教聖地後，九世班禪一行1905年12月返回江孜，在江孜休息兩天后返回扎什倫布寺，受到清政府官員的隆重歡迎。這次班禪赴印，未做絲毫有損中國主權的事情，英國擴大在高原影響力的企圖失敗了。1906年，印度總督敏托罷免惠德，並派遣新任錫金政務官查爾斯·貝爾（Charles Bell）拜訪日喀則，象徵著英印政府拉攏班禪政策的終結。
1909年（清宣統元年）4月15日，十三世達賴又自塔爾寺啟程，八月初八日到達西藏北方的重鎮那曲（黑河）。九世班禪從扎什倫布寺遠道前來那曲，歡迎達賴回藏。與此同時，川軍入藏，對此達賴不滿，遂與駐藏大臣發生尖銳矛盾。按理講，駐藏大臣要求清朝政府派官兵入藏，清朝政府也予以批准，是正當的，因為西藏是大清帝國的領土，迭遭英帝的侵略，為了保衛邊疆，鞏固國防，中央政府有權也應該派遣軍隊進駐西藏。但是，在1910年“川軍前隊抵拉薩，聯豫（駐藏大臣）派衛隊迎之。衛隊歸途開槍，擊斃巡警一名，大昭寺之濟仲大喇嘛於琉璃橋畔飲彈而亡，衛隊又向布達拉宮開槍亂擊，僧眾亦有帶傷者，一時全城震動，人心不安，達賴恐遭危險，即挈其左右逃往印度。”（見朱繡著《西藏六十年大事記》）因十三世達賴出逃印度，駐藏大臣聯豫緊追不捨，於是達賴由亞東，逃到了印度大吉嶺，受到英國官員的“熱誠接待”。對此清朝政府又根據駐藏大臣的建議，宣布“革除”達賴名號，並要另找靈童代替，引起很大震動。但清政府不願收回成命，只令駐藏大臣聯豫派人前去印度，設法勸說十三世達賴回來。
九世班禪接到加封命令後，向袁世凱寫信表示感謝：“癸丑年，番三月二十五日，陸委員興祺專人至招，蒙大總統加封致忠闡化名號，謹在扎什倫布寺內，恭設香案，敬叩祗領跪謝。致忠闡化班禪額爾德尼謹呈”。
1935年5月，曲吉尼瑪訪滬
1935年5月，曲吉尼瑪訪滬1912年，十三世達賴從大吉嶺回藏以後，達賴與班禪之間的關係，逐漸惡化。其原因是：1915年，達賴在日喀則設立了基宗（相當於內地的行政專員公署），任命僧官羅桑敦主、俗官木霞二人為基宗（後藏總官）。基宗的職權很大，他們除管轄達賴在後藏的所有宗溪之外，也管轄班禪所屬四個宗和所有溪卡，這就侵犯了班禪的固有地位和職權。在設立了基宗之後，即向班禪轄區的百姓徵收與攤派軍糧稅款和烏拉。這樣就使班禪與達賴之間的關係日趨惡化。1916年班禪寫信給達賴，指出基宗干涉寺政不當，並要求會晤，解決問題，達賴覆信拒絕。
到了1919年春，達賴同意班禪去拉薩會晤，但無結果。這樣，一直到了1923年，班禪命令扎什倫布寺的幾個負責官員前往拉薩，這幾個官員到拉薩後，未經審問，即被投入監獄。當班禪得知這一訊息後，感到是大禍臨頭的先兆，如不逃走，勢將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於是立即決定，向內地出走。但他怕日喀則基發覺，作了必要安排。
1923年11月15日夜，九世班禪領侍從15人，向北出走，無人知曉。三日之後，即11月18日晚，九世班禪的蘇本堪布羅桑堅贊等100餘人乘月色逃出，追趕班禪，疾行五日夜，才會合一起，直向藏北羌塘前進。由那裡越唐古拉山脈，即入青海境內。
1924年農曆5月4日到達蘭州，甘肅督軍陸洪濤率領官員、軍隊數千人在蘭州郊外迎接。班禪經過的街道皆用黃布鋪路，扎了彩色牌坊，“備極莊嚴”。北洋政府大總統曹錕特派李乃芬為“迎護專員”，率衛隊百人由北京前來蘭州歡迎。從此，九世班禪在國內各地流浪了整整十四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