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檜林

王檜林

王檜林(1925年——2009年9月21),河北省樂亭縣人,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著名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現代史學會名譽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中日歷史研究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日本國中國現代史研究會特別會員。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王檜林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河北省
  • 出生日期:1925
  • 逝世日期:2009
學術講座,研究方向,個人經歷,

學術講座

《史學家的莊嚴任務與精神境界》

研究方向

王檜林多年來一直從事中國現代史、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和抗日戰爭史的教學和研究,是公認的業界權威,中國現代史學科體系的奠基人。

個人經歷

編寫第一部《中國現代史》的三級跳過程
一 編寫第一部《中國現代史》的三級跳前準備活動:師從白壽彝、王真先生——初步接觸中國現代史
王檜林於1948年9月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從這時起真正進入了專業學習階段。
大學期間,王檜林班上的一位老師就是著名學者白壽彝先生,白先生講課非常精彩,他的中國通史隋唐部分,更是得到同學們的喜愛。那時白先生還主編《光明日報》副刊《歷史教學》,白先生鼓勵班上的同學們寫文章投稿,王檜林的《墨子》發表了,這是他第一次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當時很受同學們歡迎的課程還有王真先生(當時王真先生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等人講的中國現代史(實際上是中國革命史)。這些課程的學習對王檜林日後的研究方向起了一定的導向性作用。
1952年大學畢業後,王檜林留校在歷史系任助教,讓他教授中國現代史。工作的第一年,王檜林並沒有從事與中國現代史有關的工作,當時白壽彝先生為系主任,他帶領王檜林等六位青年助教負責全校的中國通史課程教學。教了一年課程使王檜林對中國通史有了進一步、更系統的了解,加深了歷史知識基礎。
我們通常意義上說的中國現代史,是指1919年至1949年間的中國歷史。由於當時剛建國,這個學科體系還沒建立起來,幾乎是零,而王檜林著手研究中國現代史的目標,就是建立全面反映這段時期社會發展規律的中國現代史學科體系,充實中國現代史的教學和研究,這是新中國成立後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北師大配備專人整理中國現代史,這在國內可能是最早的,沒人指導王檜林,他是摸著石頭過河。
鑒於此種狀況,白壽彝先生讓王檜林跟著王真先生學習。此時王真先生已由中宣部調到北京師範大學擔任中國革命史教研室主任。為了讓王檜林儘快掌握1919年至1949年這段歷史的內容,王真先生把他全部講稿都給了王檜林,裡面有王先生手寫的稿子和抄錄的材料,還有從報刊上剪下來的珍貴文章和資料——王先生把講這門課的家底兒全拿出來了。限於當時的條件,王先生的講稿主要是革命史,王檜林在此基礎上補充了一些通史方面的資料,整理成一份比較系統的講稿,之後王檜林就根據這份講稿開始了中國現代史這門課程的教學工作。
中國社會上有這樣的事情:做手藝或教武術的師傅往往把最緊要的一手留下來,不教給徒弟,免得徒弟超過自己,當教師的未必沒有這種人,但王先生沒有私心,人格高尚,使王檜林一生感激不盡……
第一跳:中國現代史學科體系框架的奠定——參與撰寫《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
1956年王真先生從政治教育系調到歷史系,教中國現代史,並任主任,這是我國高校成立較早的一個中國現代史教研室,這個教研室不僅擔負起本系中國現代史教學任務,還為各地高校培養中國現代史教師。
1956年下半年的某一天,山東大學歷史系孫思白教授來見王真先生,商談編寫《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的事宜。於是王真帶領王文瑞、任翰和王檜林參加了這項工作,承擔抗日戰爭時期歷史(全書分四卷,此部分為全書第三卷)的編寫。王文瑞寫中國共產黨和解放區部分,任翰寫日本帝國主義和偽政權部分,王檜林寫國民黨統治區和文化思想部分。
為了寫好抗日時期的中國通史,由王真先生親自指導,擬定綱目,組織大家分門別類從各種報刊上收集抄錄原始資料,經整理成冊,共20餘冊,作為寫書的重要依據……
經過兩年多的時間,《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抗日戰爭時期卷》全部書稿完成,約30萬字。這是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較早的一項科研成果,此書於1961年10月正式出版。
從1959年出版第一卷到1962年出版第四卷,《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全部完成。這是高校第一部1919到1949年間的通史教材。它確立了中國現代史框架,與中國革命史有很大不同,增加了一般革命史所沒有的內容,是中國現代史學科體系框架的奠定,為後來撰寫中國現代史奠定了基礎,積累了經驗。
第二跳:高校第一部中國現代史教材誕生記——主編《中國現代史》1980年內部鉛印本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作為高校的教材從那時起一直沿用到“文革”前,“文革”時期學校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中斷了,這套書也就不再出版了。
“文革”後期,從1973年起學校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恢復部分教學工作,歷史系中國現代史教師帶著學生到正在施工中的東方紅煉油廠邊勞動、邊上課。因為過去的教材被認為已不適用,新教材的編寫任務擺在面前,在這一背景下,由已經任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中國現代教研室主任王檜林主持、組織有關教師編寫《中國現代史》教材的工作。
編寫工作是1975年冬天開始的,由於當時還有不少禁忌,所以編寫遇到不少困難,但在新的歷史觀指導下,編者努力把中國現代史作為通史的一部分,同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區別出來。
經過教研室同仁的共同努力,新教材於1979年初稿完成,首先出了油印本,然後在油印本基礎上補充修改。1979年冬,補充修改完畢,1980年1月,一套70多萬字4卷本的《中國現代史》內部鉛印本印出。這樣,新中國高校第一部正式取名為《中國現代史》的教材誕生了。
第三跳:中國現代史學科體系初步確立與公認——主編《中國現代史》北師大1983年版
1980年的這套教材,雖然只是內部鉛印本,但10000套很快就銷售一空。鑒於這種情況,當時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主任白壽彝於同年冬提議修改後公開出版,就由王檜林主持該書修訂工作。
中國現代史學科體系問題的提出和展開討論是從1981年開始的,建立中國現代史學科體系,積極地開展中國現代史研究,提高大學的中國現代史教學質量,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史學界的共識。在此基礎上,教育部一司副司長夏自強提議,編寫一份中國現代史教學大綱,由北京市史學會中國現代史組負責組織編寫。
從北師大歷史系中國現代史教研室的工作來說,建立中國現代史學科體系討論的時期也正是他們修改內部本《中國現代史》教材準備公開出版的時期,兩項工作實際上是合一的,而且也都是由王檜林主持推進的。1983年春夏之交,北師大本《中國現代史》修改完成,分上下冊,正式出版。它的出版標誌著中國現代史學科體系初步確立。
1986年10月,中國現代史教學大綱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它的出版對中國現代史教學和研究是一個很大的推動。大綱目錄與北師大1983年版的《中國現代史》目錄基本相同,說明《中國現代史》初步確立的中國現代史學科體系,得到了史學界和教育部的公認。
時至今日,1983年北京師範大學版的《中國現代史》仍是使用最廣的一部高校歷史系《中國現代史》教材。
愛好廣泛、憑趣求學
二 閒書、古文——無門無派,憑興趣的求學過程
王檜林1925年出生於河北省樂亭縣的一個普通家庭,家裡經濟條件不算寬裕。樂亭縣盛行皮影戲、大鼓書,他的兩個哥哥喜歡唱戲,家裡有一些影戲劇本(叫做“影卷”),如《二度梅》、《龍興傳》等,還有些民間流行小說,如《隋唐演義》、《三國演義》等,還有不少兩個哥哥念過的書,如《三字經》、《百家姓》、《唐詩三百首》等。
王檜林小時候體弱好靜,不愛出去玩兒,上學認字之後,就常在家裡看這些書,雖然當時由於年幼,不少東西是半懂不懂的,但也記住了不少,如“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之類的詩句;“北元魏,分東西,字文周,與高齊,迨至隋,一土字”之類的歷史知識……
從那時起,這些“閒書”使得王檜林對文字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在讀國中的時候,校長葛慶惠(字東僑)是清朝葛翰林的兒子,他總是“強迫”學生們背誦古文,背不下來就要抄寫以加深印象。王檜林起初也不情願去背誦這些乏味的古文,但隨著對古文理解的加深,他逐漸喜愛上了古文。
這樣日積月累,王檜林背會了三四十篇古文和長詩,其中有《過秦論》、《前出師表》、《岳陽樓記》、《長恨歌》、《琵琶行》、《兵車行》、《麗人行》等。這潛移默化中為他今後的文科學習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王先生今天回想起來,非常感謝葛慶惠校長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裡一如既往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堅守。這使得王檜林積累了大量中國傳統經典,對於日後的專業學習大有裨益。
在高中學習的後一半,王檜林患了當時很不好治癒的“傷寒”,不得不在家休學。復學後,課程進度上王檜林已經落下很多了,只能靠自學補習。
文科的課程自學相對容易,可是理科的課程就必須要通過老師的講解了。王檜林原來的理科優勢變成了漏洞,而文科憑藉自學仍名列前茅,久而久之王檜林自然而然地就把自己學習的重心轉向了文科……
後來他總愛去圖書館借閱各種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看,自然科學方面關注較少。到現在王先生還記得起名字的書有:翟世英《西洋哲學史》、羅素的《社會結構學》(中譯本)、潘漢年的《文學概論》等。這種學習有得有失,好的方面是養成了求知的興趣,增長了知識,開闊了視野,鍛鍊了思維能力,特別是理論思維能力;不好的方面是放棄了自然科學的學習,至今對此所知太少。
設定哲學為研究生必修課
三 王先生設定的研究生必修課——哲學
王檜林先生是資深博士生導師,平日在學校帶出的碩士和博士很多都已經成為各行業的骨幹,他們不僅具有紮實的業務知識,還都滿腹經綸。這與王檜林先生獨特的研究生培養模式密不可分。在王教授看來,一個高質量的科研人才,只懂得專業知識,不學“哲學”是肯定不行的,專業知識直接受到“哲學”素養的影響。
而王先生指的“哲學”是什麼呢?王先生從這裡談起:我國小說或史書中說到對某一重大問題作出決策時,往往有上中下三策,今天在對重大政治問題、經濟問題作出決策時,往往、甚至一定出現不同的意見或方案,越是發揚民主,不同的意見就越多,這時“上中下三策”問題就出來了,智慧就是在這種地方表現出來。至於什麼是智慧,很難有個規定,我想大哲學家程顥的詩句“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應當就是高級智慧的表現。有高度的智慧就能對事物看得真、看得清、看得透,能對雜亂的事物分析出條理來,能把一般事物中被遮掩的真理揭示出來。很難說用什麼具體的方法就能做到這些,但要做提高智慧的修養功夫。怎樣提高智慧,恩格斯的一段話可能對我們有幫助,他說:“但理論思維僅僅是一種天賦能力。這種能力必須加以發揮和鍛鍊,而我們進行這種鍛鍊,除了學習以往的哲學,直到現在還沒有別的手段。”經典哲學名著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從人類智慧的載體中學習智慧可能是最好的方法。
故王檜林教授在帶研究生時,不論學生具體是哪個專業,經典哲學名著的學習都是他們的必修課程,而且要在課堂上當堂嚴格“考核”,畢業後的學生們都對王先生開設的“哲學”課程交口稱讚,感謝王先生在潛移默化中培養了他們的能力。
王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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