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梓木（1895——1967），黑龍江省木蘭縣人。早年就讀於馮玉祥的西北軍官學校，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受黨的指派，一直在馮玉祥的西北軍中做黨的秘密工作。抗日戰爭時期，他先後在武漢和重慶中共中央南方局軍事組及統戰工作委員會工作。1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王梓木
- 國籍：中國
- 出生日期：1895
- 逝世日期：1967
- 信仰：中國共產黨
人物生平,新聞事件,
人物生平
945年回延安任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高級參謀，後在冀察魯豫中央局城工部工作。1948年8月任嫩江省政府副主席，1949年5月任黑龍江省副省長，1954年任鞍山市副市長，1958年任遼寧省副省長。“文革”中受迫害，於1967年6月18日在瀋陽逝世。
新聞事件
1943年深秋的一天，已經回到延安兩個多月的南方局書記周恩來突然接到來自重慶紅岩董必武的一封加急密電，電報內容是這樣寫的：“昨日整風學習中梓木私自出走，一夜未歸，據聞在馮康莊，現正勸其回來中。” 遠在延安的周恩來看完電報，初步估計出事情的大概狀況，他立即給董老回電：“要不惜一切代價，務必促其回來。”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這個“梓木”又是何許人也？他又哪裡值得南方局“不惜一切代價，務必促其回來”呢？
要弄清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我們還是先弄清這個“梓木”其人吧。
梓木，即王梓木，1895年生於黑龍江省木蘭縣。早年畢業於馮玉祥的西北軍官學校，1925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受黨的指派，他一直在馮玉祥的西北軍中做黨的秘密工作，1930年，在蔣馮閻的中原大戰中，他負傷失去了一條腿，因此，他深得馮玉祥的信任，後來他的政治身份逐漸公開。抗戰爆發，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成立後，考慮到王梓木在國民黨軍隊中的各種關係，十分有利於做國民黨軍隊上層人物的統戰工作，組織上便安排他在南方局軍事組工作，對外名義是八路軍高級軍事參議，實際上是在做軍事統戰和情報工作。1941年“皖南事變”南方局軍事組組長葉劍英奉命回延後，王梓木即擔任南方局軍事組負責人，同時他還在南方局統戰工作委員會工作。實際上，他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在國民政府陪都重慶設立的高級軍政情報網的負責人，掌握著許多極其機密的軍政情報和幾十個中共地下工作人員的人頭線索。
周恩來雖然知道王梓木性格比較急躁，脾氣有點倔犟，但他畢竟是一個大革命時期就入了黨的老同志呀，有什麼事能讓他就這樣輕易脫離革命隊伍呢？這件事一定有個來頭。
原來，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奉黨中央指示，這年6月28日，周恩來和林彪率南方局幹部職工一百餘人返回延安，董必武留重慶堅守紅岩陣地，主持南方局工作。按照南方局的整風學習計畫，南方局高級領導幹部的整風學習正有條不紊地進行著。南方局軍事組的辦公地點就設在城內曾家岩50 號周公館裡，王梓木一條腿，行動不便，他一直住在曾家岩50號周公館後面大天井底樓靠嘉陵江邊的一間小屋裡。
為了照顧王梓木行動不便的腿，這天下午，南方局高級領導幹部的整風學習就在曾家岩底樓的會議室里進行。當天下午的主題是同志們相互間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南方局的整風學習，雖然是和風細雨，但在進行過程中有時也是相當激烈，甚至面紅耳赤，相互不留情面。當輪到大家對王梓木展開批評的時候，就有一個剛參加工作不久的年輕同志針對王梓木平時的工作作風和性格脾氣，提出了比較尖銳的批評意見，最後還說他是“西北軍的封建軍閥餘孽”。王梓木一聽這話就火了，立即與這位年輕同志發生了爭執。散會後，當董必武批評他不能正確對待同志們的意見時，一時怒氣未消的王梓木又與董老發生口角。回到屋後，越發想不通的王梓木一氣之下，竟然獨自走出周公館，叫了一輛黃包車徑直去到上清寺康莊二號樓——他的老上級馮玉祥設在城內的辦事處。當他走出周公館的時候，恰好被王炳南和榮高棠看見，王、榮二人問他去哪裡時，王梓木怒氣沖沖，未作搭理。王、榮二人見狀不對，便立即向董老作了匯報。等他們再到周公館門口時，王梓木早已不見了人影。
卻說王梓木到了康莊，見到馮玉祥後就大倒“苦水”，說自己被黨內的同志們說成是“西北軍的封建軍閥餘孽”。馮玉祥聽完王梓木的陳述後，氣也不打一處來，十分氣憤。因為他平生最耿耿於懷的就是別人說他是軍閥，王梓木曾是他的得意學生和重要幹部，竟被共產黨的同志說成是軍閥，這也就像是在指著他的鼻子說他是軍閥一樣。他立即打電話給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讓他把王梓木的第十八集團軍（即原八路軍）高級軍事參議的名額和薪俸收回去。他要王梓木寫一份脫離第十八集團軍重慶辦事處的聲明登報，就安心留在他那裡工作。心裡不夠踏實的王梓木這時才想起自己年輕的妻子——當時在南方局外事組擔任英語翻譯的鄭德芳和剛滿周歲的兒子。於是，他給曾家岩周公館打了一個電話，告訴他就在馮玉祥的康莊辦事處里，不準備回去了。
正不知王梓木去處的王炳南接到電話，立即告訴了董老。董老立即派人前去康莊勸說並接王梓木回來，可是王梓木無論如何就是不離開康莊，不願意回辦事處。董必武指示辦事處“無論如何、想盡一切辦法也要把王梓木弄回辦事處來”。經過仔細的分析和研究，辦事處的同志們決定雙管齊下，採用兩套辦法促使王梓木回歸辦事處。首先，讓在馮玉祥那裡工作的中共黨員王冶秋、梁靄然等人去做王梓木的思想工作，儘量勸說王梓木回來。王、梁二人都是我黨在馮玉祥身邊工作的秘密黨員，與王梓木一直有著工作上的聯繫，私人感情也不錯。王冶秋專門從馮玉祥的歇台子公館趕回城裡，約了梁藹然一起來到康莊，與王梓木苦口婆心地談了一下午，可是無論他倆曉以大義，還是動之以情，王梓木就是不為所動，堅決不回辦事處去。眼見天色已晚，無奈之下，王、梁二人假借外出吃晚飯之際，跑到曾家岩向董老作了匯報。焦急的董老要他們二人再想辦法，一定要把王梓木弄回辦事處。於是，王、梁二人又回到康莊繼續慢慢地做王梓木的思想工作，直到天亮，也沒有多大起色。
這時，突然樓下響起一男一女的吵嚷聲。王冶秋推開窗戶探頭望下去，只見王梓木的夫人鄭德芳懷裡抱著剛滿一歲的孩子，嚷嚷著要進康莊大門，說是要找自己的丈夫王梓木。而馮玉祥的康莊辦事處處長戴樹勛卻攔住鄭德芳不讓她進來。王冶秋見狀，心裡一下子明白了，辦事處啟用了第二套方案。他立即跑下樓來，向戴樹勛說明情況後把鄭德芳接進院裡，並帶她到了三樓王梓木住的房間。鄭德芳一進到王梓木的房間，就把孩子往王梓木懷裡一放，哭著說家裡出了事，要王梓木馬上回去。這時，王冶秋也聲色俱厲地對王梓木說到：“老王，你這樣做，既對不起黨，也對不起你的夫人和孩子呀，就是看在你夫人和孩子的面子上，你也該回去呀！”經過一夜思想鬥爭的王梓木這才把桌子一拍，站起來說到：“好吧！黨的利益高於一切。我回去。麻煩你們回辦事處一趟，讓他們派車來接我。”王冶秋立即跑到曾家岩告訴了董老，辦事處派了龍飛虎等人開車去康莊把王梓木夫婦和孩子接回了曾家岩。為了防止意外，辦事處馬上就把王梓木轉移到饒國模在鄉下高峰寺的農場裡隱蔽了起來。 王梓木出走辦事處的事，當時在國共兩黨內部都曾引起不小的轟動。為什麼呢？這件事得從幾個方面說起。首先，王梓木不是個一般的人物，他掌握著中共在重慶精心培植起來的高級軍政情報網，手裡有幾十個直接與他單線聯繫的我黨打入國民黨各方面的情報人員，尤其是在國民黨各軍隊上層里的中共秘密黨員。王梓木這裡，是我黨延安高層決策須臾不可離開的一個重要情報來源，是我黨把握國民黨及國際動向的重要耳目，這方面一旦遭到破壞，後果不堪構想。因此，周恩來和董必武得知王梓木出走後，心裡十分著急，指示要想盡一切辦法，無論如何也要把王梓木弄回辦事處，確保我黨情報系統萬無一失。其次，王梓木也是在國共兩黨軍界有一定影響的人物。正好是國民黨軍統策反中共人物的最佳對象。而且，他又是自己主動離開辦事處的，這也給了國民黨以極好的挑撥離間的藉口和製造謊言的口實，很容易被國民黨策反過去，這也是周恩來和董必武最擔心的一點。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就在王梓木剛被龍飛虎接走後不久，就有兩位身著國民黨少將軍服的軍官來到康莊，自稱是王梓木的朋友，要見王梓木。結果他們來晚了一步，連王梓木的人影也沒見著，只好悻悻而去。原來，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並沒有把馮玉祥的電話當著一回事，直到當天很晚的時候，才把王梓木脫離辦事處的事告訴戴笠。戴笠見他派去策反王梓木的兩人晚了一步，撲了個空，竟氣得大罵吳鐵城是臭官僚，貽誤了黨國大事。後來，國民黨還借王梓木這件事做文章。他們派了一些小特務到曾家岩50號周公館門前和紅岩嘴大有農場八路軍辦事處聚眾鬧事，叫囂說共產黨把王梓木秘密處死了。八路軍辦事處為此還專門在曾家岩50 號周公館召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讓王梓木在記者招待會上現身說法，有力地挫敗了國民黨的陰謀。在挽救王梓木活動中出力最多的王冶秋後來也被國民黨特務列為暗殺名單，所幸為我黨上層統戰人士在無意中知道了這個絕密情報，他找來王冶秋問他是否幫助了王梓木離開康莊。王冶秋矢口否認，說自己兩個多月沒有進城了，城裡出了些什麼事，自己完全不知道。這位重慶青幫的頭面人物相信了王冶秋，派人給戴笠拿了言語，擔保王冶秋不是共產黨，王冶秋才躲過這一劫。
王梓木回到辦事處後，認識到自己意氣用事，脫離革命隊伍，險些給黨造成損失的嚴重錯誤，他主動向董老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評。考慮到王梓木不適合再在國統區做統戰工作，1944年底，組織上安排他隨周恩來回到了延安。回到延安後，王梓木還給毛主席寫了一份深刻剖析自己錯誤思想根源的書面檢討。毛主席給他回了信說：“梓木同志：來信看到了，歡迎你回來。你過去做了許多有益於黨與人民的工作，今後望你繼續做下去，一時的錯誤你已改正了，了解了，也就過去了，不要時時記在心裡。也許你經過這個挫折會要大進一步的，那末，錯誤也就轉變為有益了。”毛澤東的話語十分親切，這讓王梓木心裡感到十分寬慰。他留在延安，任第十八集團軍高級軍事參謀。王梓木從此把毛主席的這封回信作為勉勵和鞭策自己工作、學習以及生活的座右銘，一直珍藏在身邊。後來，他先後任嫩江省政府副主席、 黑龍江省副省長、鞍山市副市長、遼寧省副省長。“文革”中受迫害，於1967年6月18日在瀋陽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