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猿說
- 創作年代：明代
- 作品出處：猿說
- 文學體裁：文言文
- 作者：宋濂
作者,生平,原文,翻譯,註解,史籍記載,
作者
生平
宋濂生於1310年十月十三日（11月4日），明代散文家,文學家，字景濂，號潛溪，諡號文憲或太史公。浦江（今浙江金華市付村鎮上柳村）人。遠祖居京兆（今陝西西安），其後裔屢次遷徙，至六世祖始從義烏遷金華潛溪（今金東區傅村上柳家村），後舉家遷居浦江青蘿山，又謂浦江人。自幼家境貧寒，但聰敏好學，曾受
明初朱元璋稱帝，宋濂就任江南儒學提舉，與劉基、章溢、葉琛同受朱元璋禮聘，尊為“五經”師，為太子（朱標）講經。洪武二年（1369年）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學士承旨、知制誥。洪武十年（1377年）以年老辭官還鄉。後因其長孫宋慎牽連胡惟庸黨案，朱元璋本欲殺戮，經皇后、太子力勸，改為全家流放茂州（現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縣）。1381年五月二十日（6月12日），文憲。
明初，讀書於青蘿山中，藏書樓名“青蘿山房”，又名“蘿山書室”聚書8萬餘卷，史稱“明初藏書家首推宋濂”。多聚善本、孤本。如《長慶集》、《春秋經傳集解》、《史記》、《文選》、《群書事林廣記》等，為北宋縷版，後經兵火戰亂，複本已毀，唯獨他藏有小宋版,圖記宛然,古香可愛,推稀世珍本。他的藏書流傳至清代，錢曾、黃丕烈、潘祖蔭等人曾分別遞藏過。藏書印有“宋景濂藏書”、“金華宋氏景濂”、“景濂印”、“太史氏”、“玉堂學士之印”等。
原文
武平產猿，猿毛若金絲，閃閃可觀。猿子猶奇，性可馴，然不離母。母黠，不可致。獵人以毒傅矢，伺母間射之，母度不能生，灑乳於林，飲子。灑已，氣絕。獵人取母皮向子鞭之，子即悲鳴而下，斂手就致。每夕必寢皮乃安，甚者輒抱皮跳擲而斃。嗟夫！猿且知有母，不愛其死，況人也耶？
翻譯
武平這個地方盛產猿猴,猿猴的毛像金絲一樣,閃閃發光.小的猿猴更加奇特,性格很溫馴,但不離開母親.母猴很狡猾,不能接近.獵人在箭上塗毒,等到母猴疏忽的時候射它,母猴看自己不能活了,將乳汁灑在林間,讓小猴喝.乳汁灑盡後,就氣絕而亡.獵人用鞭子打母猴的皮,小猴悲哀的鳴叫，下樹讓獵人抓住.每天夜裡一定要枕著母親的皮才能睡覺,更有甚者抱著（猿猴母親的）皮上下跳躍而死.哎!猿猴尚且知道有母親,不吝嗇自己為母親而死,何況人呢?
註解
1.武平：縣名
2.尤：更加
3.黠：聰慧、狡猾
4.致：捕獲
5.傅矢:塗染箭頭
6.伺，觀察、等待空隙、疏漏度，估計
7.飲：給......喝
8.絕。完畢斷
9.鞭：用鞭子打
10.斂：收起
11.安：睡
12.愛：愛惜
13 .然： 不過，但是
14.間：疏忽
15.輒：就
16.閃閃可觀：值得
史籍記載
宋濂青年時代因元末戰亂遷居浦江，於青蘿山中築室讀書，因名其樓為“青蘿山 房”。兵禍之後，官私藏書毀損嚴重，而宋濂因隱居山中，仍能坐擁書城。明祁承漢《澹生堂藏書紅》說：“勝國兵火之後，宋文憲公讀書青蘿山中，便已藏書萬卷。”清載殿泗《風希堂文集》卷二《宋文憲公全集序》則說宋濂“始自潛溪徒浦江，得卷氏藏書之富，首推宋濂 ”。
宋濂故居遺址
宋濂故居遺址宋濂藏書之精華，有少數流入清人之手。如北宋本《長慶集》，先後為錢曾、黃丕烈、潘祖蔭所藏。《百宋一廛賦》：“廬山《長慶》，見取六丁；金華太史，獨著精靈。”註：“《長慶集》北宋時鏤版，所謂‘廬山本’者。庚寅一炬，種子斷絕，唯此金華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圖記宛然，古香可愛，推稀世珍。”又有宋本《春秋經傳集解》、《史記》、《文選》等流入清宮內府，《天祿琳琅續編》有記。宋濂還曾藏有宋刊《事林廣記》，後歸廣東丁日昌，《持靜齋書目》著錄。
道統文學觀由來已久，但這裡也有區別：以韓愈、歐陽修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論上主張“文以明道”，強調“文”的工具性，但並不輕視“文”；宋代理學家看到他們的不徹底性，於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論點，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誘惑。宋濂的文學思想便是沿著理學家的極端觀點。在《文原》一文中，他強調了文“非專指辭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顯現，文與道相始終，道在哪裡，文亦在哪裡。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覆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雲稿序》）；“文外無道，道外無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這種理論批評古代作家，就顯出非常偏狹的態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後，“世不復有文”；賈誼、司馬遷所得的僅是“皮膚”，韓愈、歐陽修所得的也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幾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經之文”。至於明顯不合“溫柔敦厚”標準的各種文章，在宋濂看來，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論是一種受官方支持立場，這一點可以由《元史》的體例得到證明。自范曄《後漢書》分立《儒林》、《文苑》兩傳，以區分經學之士與文學之士，後代官修正史多沿襲之。《元史》卻取消了這種區分，單立《儒林傳》，認為“經藝文章，不可分而為二”，“文不本於六藝，又烏足謂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詔命修撰的，這樣做當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這種理論必然給文學的發展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著美化、歌頌明初統治集團上層人物及表彰貞節婦女的作品，這大概就是他的“道統”文學的集中表現。但歷史已經獲得的進展，即使用強力去扭轉，也還是有困難。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還是存在兩面性。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痴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
又如《鹿皮子墓志銘》詳細介紹陳樵“屏去傳注，獨取遺經”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傳》寫出一個出世高士的形象，由於作者對不同的人物個性能取一種同情的態度，都寫得較出色。《送東陽馬生 序》自述早年在貧寒中求學的艱苦，也很真實動人。
宋濂的散文文辭簡練典雅，少作鋪排渲染。但偶爾有些描寫的片斷，也能寫得相當秀美。各種文體往往各具特點，可以看出變化，不是那么僵板。總的說來，他的文章風格具有密吻於道德規範的特徵，同時也具有較高的語言修養和純熟的技巧，所以能夠成為明初文學風尚的典範。
對於宋濂來說，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認他是什麼“大儒”，而帶有侮辱性地稱之為“文人”（見《明史·桂彥良傳》）。因為在朱元璋的政治體制中，已不能夠允許有“大儒”——社會的思想指導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導者。宋濂最後其實是死於無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嚴酷。
他的散文清新簡潔，行文善於變化，思想也比較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