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丘

營丘

昌樂營丘(原馬宋鎮),歷史悠久,早在6000年前先民就在這裡繁衍定居,今位於昌樂縣營丘鎮營丘村。營丘古城,春秋稱緣陵,西漢稱營陵,曾為北海郡治所,北齊撤銷,隋復置,改稱營丘,唐武德八年(625年)復撤。營丘,後改稱緣陵,營陵,北海等,幾經更易,發展至今。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營丘
  • 外文名:Yingqiu
  • 類別:地名
  • 原名:營丘
  • 後名:營丘鎮
  • 現在位置:山東省濰坊市昌樂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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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解釋

1.古邑名。在今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東北十公里。周武王封呂尚於齊,建都於此。《史記.齊太公世家》:"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齊太公呂望,侯爵,炎帝苗裔……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謂之呂侯。商末,太公起漁釣,為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武王以平殷亂,封於齊,都營丘。……齊,始封營丘,再徙博興,後擴建營丘,因城東緊臨“淄水”,遂改名臨淄,傳三十一世,為田氏所篡。有資料誤傳昌樂為古營丘,此乃大繆。昌樂位於壽光東南,姜太公始封營丘之時,昌樂屬紀國,紀國國君也是姜姓,國都位於今天的壽光以南的紀台鎮,其疆域可與齊國相比,東至沿海。周夷王時,紀侯因不滿齊哀公,向周夷王進讒言,致齊哀公被周王烹殺,齊國紀國結仇,公元前690年,紀國被齊國所滅。
營丘

歷史文化

歷史文化悠久,旅遊資源豐富。在齊魯境內屬

姜太公祠

古老地區之一,6000年以前,先民即在此地繁衍生息,“以石為兵,時播五穀,淳化鳥獸”。唐杜佑《通典》載:“黃帝方制天下,立為萬國。顓頊之所建,帝嚳之所授,創建十二州。少昊時(公元前2670年)爽鳩氏已居營丘。虞夏時,有季萴;湯時,有逢伯陵;周以封太公為營丘。公元前十一世紀,武王克商,建立西周王朝,成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大封宗親勛戚。《史記·周本紀》:“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子營丘曰齊”。
營丘是齊國首城,姜太公首封地,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現在河西、營丘、黎家等村尚有大汶口、龍山文化遺存和原始宮殿遺蹟。現古城村外有齊國故都遺址,當年城廓至今依稀可見,碑碣尤存。

太公祠

崇山石祖林,建築古老,翠柏蒼然,是後世領略太公遺風,體味古都風采的最佳去處。牛山,古營丘地標之一。牛山現存的九曲溝、五道口、神仙炕、皇陵崗為營丘四景,是古代已開發的旅遊勝地。崇山是遠古東夷時代的祭台遺址,石祖林是巨石崇拜時期的遺物,也是遠古東夷父系氏族社會進入盛期、男性生殖崇拜時期的產物,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歷史,在世界範圍內實屬罕見。古代孝賢楷模王裒,一生忠孝之事跡,在當地周邊地區及全國各地廣泛流傳,王裒聞雷泣墓事跡被列入中國古代《二十四孝》。古老的營丘大地,人文歷史淳厚,擁有《馬宋餅的製作技藝》、《姜太公與營丘》、《孝子王裒的傳說》等5項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境內有國家大型水庫白浪河水庫和國家中型水庫馬宋水庫,濰坊市的母親河白浪河橫穿鎮境,環境優雅,水資源豐富。
據史書記載,“黃帝記方制天下,立為萬國。”顓頊之所建,帝嚳之所授,創建九州。少昊時爽鳩氏居營丘。《太平寰宇記》載:“昌樂東南五十里營丘,本夏邑,商以前故國。當少吳時,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則(li);湯時有逄伯陵,周以封太公於營丘。”
周武王封輔佐自己滅商有功的姜太公於齊,建都於此。即史書所記:“周,齊太公呂望,侯爵,炎帝苗裔……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謂之呂侯。商末,太公起漁釣,為周文武師,號師商父,佐武王以平殷亂,封於齊,都營丘。”然,當時東有萊國襲擾,近有紀國威脅,營丘地不安定,而姜太公精心治齊“通商工業,便漁鹽之利”(《史記》語),使齊很快昌盛,富強起事,修建了當時頗具規模的營丘城。城類燕京制度,分內外兩城。城垣呈方形,東西1000米,南北1200米,周長約4.5公里,現存部分殘牆,基寬30米,牆高6米,為夾板夯築而成。遺存還有漢隱士逄萌墓碑、竇公渠碑及大量漢磚等。
姜太公治齊,又經二世丁公,三世乙公,四世癸公,五世哀公。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王朝烹哀公,立其弟,稱胡公,胡公遷都薄姑。周曆王十九年(公元前860年)齊哀公的舅父(名山)率營丘人襲薄姑,殺胡公,自立後國君,稱獻公,把國都遷至臨淄
宋朝建隆三年(962年)始置昌樂縣,取昌盛安樂之意而得名。

引用考證資料

齊國古都山東省昌樂營丘
營丘故城舊址。營丘故城舊址。
營丘故城,原分“外城”、“內城”、“皇城”三廊。原外城建有東、西、南、北四城關。《昌樂縣誌》載:“營丘故城,類今燕都制度,原有外城廣袤二十餘里。”城垣已塌無跡。據考:東門,即現馬宋鎮古城村東十五里,今坊子區范家莊東北隅里許,原有東門石碑為記;西門在古城村西五里,北申明亭村西南“女媧廟”處,原廟碑記有:“古城西關西門外,女媧娘娘廟”字樣;南門在古城村南十二里,高家辛牟村東南隅“府君廟”前,現存南門石碑右上一角為記;北門在古城北六里,濰城區張、陳官莊村附近。符合周初:“列地卦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三品之制的制度(周里小於今里)
內城:舊雉堞成正方形,廣袤為一千五百米,即古營丘城址。城垣周長十一點二華里,今稱營丘古城遺址。《周禮·坊記》云:“都城不過百雉”。今內城實際為一百五十雉。現今仍存有四千五百米、寬十五米之城垣殘跡。位於今河頭村東里許,白浪河西岸,今營丘村西二里處,金釵河北岸,距昌樂縣城東南二十四公里,北緯36°34’,東經119°02’。嘉慶版《昌樂縣誌》古蹟考云:“古營丘城,豈太公之所築。仰漢時,因太公之舊,而築之歟。”今古城村即古皇城。原有太公祠,唐朝長壽年(公元692年)建。另有八角琉璃井乃皇井遺蹟。皇城南門外,原有漢朝隱士逢萌墓道碑,今徙置古城村東南角處。皇城北門外,原有唐朝嗣聖十八年(公元702年)北海縣令竇炎鑿渠遺址和竇公渠碑
營丘故城,在齊魯境內,屬古老地區之一,據考已有四千五百餘年的歷史。唐杜佑《通典》載:“黃帝方制天正是,立為萬國。顓頊之所建,帝嚳之所授,創建九州。少昊時(公元前2590年)爽鳩氏已居營丘。”《太平寰宇記》載:“昌樂東南五十里營丘,本夏邑,商以前故國。當少昊時,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萴;湯時,有逢伯陵;周以封太公為營丘。”《山東通志》載:“青州,古爽鳩之虛。《禹貢》為青州,周為齊國。”據明嘉靖《青州府志》載:“少昊爽鳩氏,帝少昊之司寇也,帝以鳥名命官,司寇主擊盜賊幫名。今昌樂營丘是也。”《續山東考古錄》云:“古風質樸,以官名、人名為國名耳。”時營丘地,故曰:爽鳩國。
夏朝:《竹書紀年》載:“唐堯八十七年,初建十有二州……虞舜三十三年(公元前2223年,)命禹攝位,遂復九州。”時營丘地由夏諸侯,季萴代爽鳩居之。《青州府志》載:“季萴,虞夏諸侯,代爽鳩者,亦昌樂也。”禹貢海岱惟青州,濰淄其道。青州之域。古爽鳩地:“有季萴(今昌樂縣古城村);斟 (今安丘市杞城村);斟灌(今壽光市斟灌村);薄姑(今博興縣柳橋鎮);莒,古介根邑,莒故都(今莒縣城陽鎮);紀,(今江蘇省贛榆縣,魯隱公元年遷壽光市紀台鎮處),諸國地。”以上所見,即古青州地域之輪廓。《史記》司馬遷曰:“禹後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夏朝時營丘地稱季萴國。
商殷時代:昌樂營丘地,有逢伯陵氏封國。《路史》載:“逢伯陵,姜姓。炎帝後裔,太姜所出,始封於逢澤,後改封於齊。”明嘉靖《府志》載:“逢伯陵,姜氏,伯爵。漢書謂,湯時有逢公伯陵;齊乘曰,逢伯陵,商之諸侯封於齊;即晏嬰對齊景公曰:逢伯陵因之是也。亦昌樂也。”可見營丘古城,自少昊時有:爽鳩氏始封國;夏朝有季萴氏代封國;商朝繼封逢國;至周,太公呂望封稱齊國,謂古青州治所,周朝前計有一千五百餘年的歷史記載。
周朝:《竹書紀年》載:“帝辛(紂王)三十一年(公元前1123年)西伯(文王)治兵於畢,得呂尚為師。翌年,武王興師伐紂克之。繼命姜太公呂望東征。伐奄國五十,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逐萊人地入於齊。非鷹揚元勛,不足以彈壓東方,故特封之營丘。”又載“武王十三年(公元前1122年),巢伯來賓,逐大封諸侯。”《昌樂縣誌》載:“周武王十有三年夏四月,封尚父於齊,都營丘。按:營丘故城,即太公始封之地,歷六世,始遷都臨淄。”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載:“成王封外祖父太公呂望做齊侯,呂尚都營丘,山東省昌樂縣。”司馬遷《史記》曰:“太公封齊,兼五侯地。”即斟、斟灌、莒、薄姑、紀地。《青州府志》載:“周齊太公呂望,侯爵、炎帝苗裔……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謂之呂侯,商末太公起魚釣,為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武王以平殷亂,封於齊都營丘。……齊始封昌樂、再徙博興、又遷臨淄。傳卅一世,為田氏所篡。太公傳子丁公呂 ;及傳子已公呂德;德傳子癸公呂慈母,慈母傳子哀公呂不辰;紀侯及之於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呂靜,是為故公;胡公徙都薄姑(今博興縣柳橋鎮處)。齊哀公少弟呂山胡公,與其黨襲殺胡公,而為獻公;獻公盡逐胡公子,徙都監淄。”嘉慶版《昌樂縣誌》載:“周曆王十有九年(公元前856年)齊哀公弟山,率營丘人襲殺胡公,而自立為獻公,徙治臨淄。”《竹書紀年》卷九周記載:“康王六年(公元前1072年),齊太公薨;康王十六年賜齊侯命。”(及,姜太公之子,丁公呂及)。又見清朝乾隆年間,禮部侍郎閻循觀《西澗草堂詩集》“登木樑台”詩云:“層台冠西嶺,雲際獨攀登;滄海遙如帶,沂山近可憑;地崩庚戌水,銘記太公陵;欲辨臨淄誤,返周亦缺徵。”並詩後加注云:“雍正八年,大水台崩,得古碣雲,齊太公之墓,碣旋裂。”史料可見,僅姜太公一人,在昌樂縣營丘,治國修政達五十年,相沿姜姓五世六侯,都治營丘稱齊國,歷時一百八十八年。並非始封臨淄
關於昌樂營丘與臨淄營丘之爭論,原錯誤出自魏朝酈道元《水經注》,誤定營丘為臨淄。後見清朝全祖望《全校水經注》給予反駁云:“淄水出其前左營丘,誤也。臨淄城中雖然有丘,淄水逕南而北,非營繞之意。”又云:“周成王封師尚父於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萊侯與之爭營丘。太公聞之,夜衣而行,至營丘。陵亦丘也;作者多以丘陵號曰緣陵。又去萊差近,成言太公所封。考之春秋經書,諸侯城緣陵是也。”又據《山東古國考》云:“昌樂營丘屬於萊夷國都。”萊夷部族哪有不爭之理。《濰縣誌》云:“商周濰縣地屬萊國。”可見,姜太公所爭之營丘,並非臨淄城,因為萊國與臨淄相距甚遠。《爾雅·釋丘》載:“水出其前, 丘;水出其後,沮丘;水出其右,正丘;水出其左,營丘;此以水在丘之前、後、左、右名之也。”民國四年版《辭海》解釋:“ 丘,謂水在丘之前也(今金釵河);沮丘,背水以為險也,沮同泄字(今官莊河);正丘,水出其右,古人以南為正,故以西為右,則流不遠,當止也,爾雅亦稱丘。(原竇公渫上遊河)。營丘,水出其左,(今白浪河)曰:營丘”。當時昌樂營丘,地處四河中央,故有城處脈中之說。其地形地貌完全與《爾雅》記載相符合,而臨淄古今都不具備這一地理特徵,只見淄河旁其左。今古皇城(古城村)東南隅數步有丘,今稱石埠,長寬里許,因水土流失,今不甚高,標高63.1米。清朝翰林院學士、工部侍郎閻愉《營丘辯》文,肯定此石埠為營丘之丘。
今有金釵河流其古城前;東面有白浪河旁其左;北有官莊河背其後;古城西,竇公渠水出自古城西南“蛤蟆塘”,水自城西側北流,由“皇城”後東折流入後官莊河,當時營丘四水縈繞,故名營丘。而酈道元只依水出其前左,牽強應和臨淄地形,又言:“城對天齊淵,故有齊城之稱。”釋雲“天齊淵,是天之腹臍;漂瓦出木,記有‘齊’字等”雲。對臨淄營丘因事附會,遺謬誤於千載。唐朝顏師古早已考稱:“昌樂營丘是舊營丘。”若有新營丘,臨淄城不過是沿襲老營丘名而已。在清朝乾隆年間,據傳有一次營丘之爭的大辯論,最後乾隆御批昌樂縣為“尚父初封地”,做為昌樂城中“保障坊”的匾額。至今殘坊尚存。從太公封營丘至齊桓公改稱緣陵,營丘名稱歷時又三百餘年,加之周朝前一千五百年,營丘名稱歷時一千八百餘年。
春秋戰國時:營丘稱緣陵。嘉慶版《昌樂縣誌》載:“襄王六年春,諸侯城緣陵。按:緣陵齊邑,殆因營丘緣陵而得名也。”《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載:“緣陵即營陵,古城在今山東省昌樂縣東南五十里。”《通志》云:禹“後裔,東樓公九世,成公遷緣陵。至文公又遷淳于(今安丘市杞城)”。《府志·封建表》載:“周靈王廿三年(公元前594年),杞文公名‘益’,始遷淳于。”依此計算禹後裔東樓公,在緣陵稱杞國,歷時一百二十九年。嘉慶版《昌樂縣誌》載:“敬王時(公元前519年),孔子弟子名‘後處’,字子裡者封此,唐追封為營陵伯。”
西漢時:漢高祖劉邦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封從兄劉澤為營陵侯,都治營陵。《史記》卷十八表云:“營陵侯劉澤,漢三年為郎中,擊項羽;十年封從將軍,擊陳豨得王黃,為侯。與高祖疏親劉氏,世為衛尉,封萬二千戶,漢高祖十一年,即營陵侯劉澤元年。”從此緣陵始稱營陵。營丘地自齊桓公元年稱緣陵,至漢高祖十一年改稱營陵,緣陵之稱歷時五百餘年。西漢時,營陵首為北海郡治所。《後漢書·地理志》載:“北海郡,景帝中元二年置(公元前148年),戶十二萬五千,口五十九萬三千一百五十九。領縣二十六:營陵或曰營丘,莽曰北海亭。劇魁,侯國。都昌。平望,侯國。平的,侯國。斟,侯國。桑犢。平城,侯國。新城,侯國。成鄉,侯國。膠陽,侯國。”以上共廿六侯國及縣,西漢時候國與縣並存。新莽(王莽)天風元年(公元14年)改營陵北海郡為北海亭。嘉慶版《昌樂縣誌》載:“建武四年(公元28年),伏恭字叔齊,為營陵侯。光和六年(公元189年)應劭為營陵縣令。”《後漢·郡國志》載:“北海國(治劇縣),領十八城:劇、營陵、平壽、都昌、安丘淳于、平昌、朱虛、東安平、高密、昌安、夷安、膠東即墨、狀武、下密、挺、觀陽”。建十一年(公元206年)北海國改為郡。魏太和六年(公元232年)北海郡改為國。三國青龍元年(公元233年)北海國改為郡,又營陵縣地。三國青龍元年後,營陵又為北海郡治所。《補三國疆域志》載:“北海郡領平壽、下密、膠東即墨、都昌、觀陽七縣。”晉朝晉武帝司馬炎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廢魏立晉。此時營陵、劇縣劃歸徐州部,琅琊國東莞郡。《晉太康地理志》載:“晉因漢制,營陵先屬北海郡,至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分琅琊置東莞郡,營陵屬之郡下。”《山東通志》云:“東莞郡縣人:營陵、朱虛安丘、益、臨朐、劇、廣。劇、營陵屬焉。”元康十年(公元300年),城陽之營陵等十一縣為高密國。晉明帝太寧元年(公元232年),秋八月,石虎陷青州、營陵、劇地入後趙,歷時卅三年。晉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慕容德陷青州、營陵、劇屬南燕十年。南北朝劉宋明帝泰始五年(公元469年),營陵屬膠州平昌郡。北齊承光元年春(公元577年),後周興師滅齊,營陵、都昌兩縣屬後周,歷時廿七年。
隋朝:隋文帝楊堅,開皇三年(公元585年),北海郡為青州治下。《山東通志》載“隋北海郡《時始治益都》。”又云:“隋開皇十六年,改曰營丘縣,屬北海郡,(治所始徒今濰坊市),大業八年度。唐武德初,於營丘縣權置杞州,二年州度,復為營丘縣,屬濰州。領先年省入北海(今濰坊市)”。隋開皇十六年營陵始稱營丘縣,營陵之稱歷時近八百年(792年)。
唐朝:《舊唐書·地理志》載:“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置濰州,領北海等十一縣,析北海縣置營丘縣。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惟留北海、營丘、下密三縣,余並廢。武德八年濰州廢,乃省營丘、下密二縣人北海縣,五代因之。”
唐朝時:爽鳩、季 、逢伯陵、姜太公開國之地營丘古城始廢。
古老的營丘,東方大邑,歷經滄桑,幾經沿革,逐漸演變為農村。今見營丘故城遺址附近,僅存古城村、營丘村、營丘河南村城南村、古城店、城角前沿等象徵性村莊而已。華都麗邑,昔日輝煌,已陷湮隱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但是,營丘古蹟,歷史之文明,卻給齊魯文明之邦,留下了光輝的史碑。
註:營丘之“丘”,明初倡儒學,為避孔丘之“丘”字,官令“丘”旁加阝,明後丘字為邱。故屬同一字義.

齊初都營丘的考證

昌樂自夏朝始稱營丘。西周初封姜太公於齊,建都營丘,就是今之昌樂。齊國在昌樂營丘經歷一世太公、二世丁公、三世乙公、四世癸公、五世哀公、六世胡公,胡公徙都蒲姑(今山東博興縣),公元前860年(周厲王十九年),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獻公盡逐胡公子,因徙蒲姑都,治臨淄,齊國自此都臨淄。這本是歷史事實,但由於多種原因,卻陰差陽錯,有人將後遷之臨淄訛傳為初都之昌樂古營丘。
我原是高中語文教師,對這段歷史沒特別關注,1982年,受命參與編修《昌樂縣誌》,才覺得昌樂就是古齊國初都之營丘這一歷史細節必須弄清,就到昌樂營丘故城、臨淄齊都故地進行實地考察,翻閱有關歷史典籍,搜尋昌樂營丘即古齊初都的有關證據,先後寫出拙文《整理舊志要注重考證》,發表於《中國地方志通訊》1984年第三期,《齊都古營丘試探》發表於《東嶽論叢》1986年第二期,明確闡述了古齊初都之營丘在昌樂的觀點和所持論據。很快就有學者對我的觀點提出反駁,我最早看到的是原載於《管子學刊》後又被新編《臨淄區志》在“附錄”中轉載的《營丘考》、《齊都古營丘續考》兩篇文章,指名與我“商榷”反駁,我只好進一步考察閱典,獲取新證,據理力爭,針對其所提問題一一進行反駁。如:《齊都營丘續考》一文說:“《昌樂縣誌》主昌樂營陵說,而《臨淄縣誌》則主臨淄說,兩者同屬地方志,究意哪種說法更正確呢?”為說明這個問題我放下《昌樂縣誌》不說,單說《青州府志》,以明嘉靖版府志為據,因為明代昌樂、臨淄同屬山東布政使司管轄,《府志》對於轄區內各縣的記述,應該是客觀、公正、無可指責的。我並擺出《府志》中有關昌樂、臨淄的記載:
卷十一:昌樂縣城:古營丘地。
臨淄縣城:在古齊城西南。
卷十二:周,齊太公呂望,侯爵,炎帝苗裔……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謂之呂侯。商末,太公起漁釣,為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武王以平殷亂,封於齊,都營丘。……齊,始封昌樂,再徙博興,又遷臨淄,傳三十一世,為田氏所篡。
這裡明明寫著:“齊始封昌樂,再徙博興,又遷臨淄”,沒有一句含糊、模糊之辭啊!
沿革表中說得更清楚:
昌樂縣:夏代始稱營丘,周代為太公封國,稱營丘。
臨淄縣:周代,以營丘封太公為齊國,後獻公徙都臨淄,亦營丘地。
《青州府志》記載齊初都昌樂,後遷臨淄,實在是明確而肯定的。
《齊都古營丘續考》一文中還說:“如果營陵即太公始封之營丘,理應建有太公廟。……事實上太公廟在臨淄而不在昌樂。”這一意在否定營丘在昌樂說的假設,恰恰為營丘在昌樂說提供了證據:因為昌樂確有太公廟。昌樂太公廟始建於唐,《齊乘》有載。後經歷代重修增建,至清末已成占地六畝規模。廟宇建於高出地面兩米的台基之上,有五間,座北朝南,磚木結構,兩山起脊,脊臥雙龍,斗拱飛檐覆琉璃瓦,門額掛金色正楷“賜履靈堂”橫匾,門左右兩邊明柱有篆書對聯:“天子尊之曰父,聖人奉以為師”。殿內神台正中塑有太公坐像,兩側分別塑有散宜生、南宮适像,雕樑畫棟,壁畫滿牆,所畫多為《封神演義》故事。整座祠廟氣勢恢宏,蘊含豐富。每年農曆三月十八,也就是傳說姜太公生日這天,四方百姓前來朝拜,文人墨客也來助興,使太公廟前形成熱鬧非凡的香火盛會,香菸繚繞,遊人如織。清代詩人田書獻因睹廟會盛況,追憶太公偉業,曾作《太公祠》,詩記云:“一自溪畔罷釣鉤,滿懷韜略在九州,當年不入飛熊夢,安得鷹揚顯白頭。”臨淄建有太公廟,是因齊獻公遷都臨淄後,共在臨淄經營638載,昌樂建有太公廟除因齊太公最初建都於此以外,還能有什麼理由呢?針對以上兩文所提問題,我又寫成一短文《齊都古營丘續探》寄往原發《考》、《續考》兩文的《管子學刊》,僥倖得發於1992年第一期。
1997年,一天在大集上,一位老同志忽然拉住我說:“《聯合日報》又發表了一篇文章,明確說營丘不在昌樂,你快再寫篇文章駁駁他。”當時我已退休,並沒看到這篇文章。我去政協請朱彬占秘書長幫我找來那篇文章一看,那文章是《齊國“營丘”考證》,(以下簡稱《齊》文),文中明確道出“營丘不在昌樂”,而主在壽光咼宋台。其否定昌樂的理由提出四條。
“……提到昌樂營丘說的,一般是推測性的,有些地方志書很難駁倒歷史名著和考古專家”。對此,我以地方志的史學價值和《山東通志》、《青州府志》的具體記載進行了反駁,不是方誌“很難駁倒歷史名著和考古專家”,而是歷史名著和考古專家很難駁倒地方志的實地記載。
“……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齊紀結為仇敵,史書有一日三戰之說……故營丘不可能在昌樂。”其實齊紀結仇雖為史實,但與營丘位置毫無關聯,根本扯不到一起,因為姜太公受封於齊,建都營丘在前,而周烹哀公、齊紀結怨是在齊歷五世之後,怎么能用五世之後的齊紀結仇去證明百多年前的太公建都之事呢?豈不是本末倒置嗎?就如今人建房選址,哪有慮及五世後孫的恩仇呢?自然,“一日三戰”與太公建都也毫無關聯,即使硬要說有關聯,也不能說明營丘位置,因為兩國交戰,多在接壤交界處,而不在兩都城,兩國都城相距甚遠,而疆土毗連,若結仇交戰,一日三戰五戰不足奇。就像兩縣,縣城相距很遠,而邊界居民卻可種地相挨,雞犬之聲相聞,一日交往數次。
《齊》文引《史記》說:“太公至國,都營丘,通商工之業,便漁鹽之利。”認為昌樂營丘“相隔窮山惡嶺,四條大河,距海太遠,何其‘便漁鹽之利’?”這顯然是忽視了“都城”與“疆域”兩個概念,齊為“泱泱大國”,疆域遼闊,直達海邊,建都營丘怎么就不能“便漁鹽之利”呢?如今我們山東省,省會在濟南,不是照樣“便漁鹽之利”嗎?
《齊》文還提到“從地理環境考證,壽光咼宋台占著特定的優勢,壽光是山東東部通往京津和絲綢之路的交通樞紐,海運陸運四通八達。”這更是根本站不住腳的理由,因為太公受封建都在公元前11世紀,而絲綢之路是公元2世紀後才逐漸形成的,那時的京津地區也毫無繁華可言,怎么會影響太公建都呢?
由於科學的發展和人們認識水平的提高,認可古營丘在昌樂者越來越多。為獲教意,我曾寫信向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請教,獲得明確答覆:“營丘在昌樂說是正確的。”近年省有關部門要出版古代地圖,銳意將歷史上有爭議的地區求出定論,曾分赴昌樂、臨淄考察古營丘地論據,來昌樂考察時,縣裡叫我去率先發言講述論據,後上級來通知,明確認定西周初都之古營丘是在昌樂。
上級有關部門雖已認定營丘在昌樂,但我們昌樂人是否人人能講出這事的子醜寅卯?如果有人仍執意否定,是否能據理而爭?是否還會有人生髮一些否定營丘在昌樂的意見和理由?我們將如何因時因地因人制宜而對?要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就必須廣泛學習、宣傳姜太公與齊文化,大力弘揚古營丘光輝歷史,為我們昌樂縣的繁榮發展貢獻力量![1]
附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覆信
趙守誠同志:
來信已悉,關於齊國建都問題,我所陳可畏同志給您做了解答。僅供參考。
歷史研究所
1983年10月1日
附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陳可畏同志的解答文
趙守誠同志:
來信早就收到了。因為工作忙,今天才回信,實在抱歉!
關於西周齊國最早的都邑營丘故址在何處?自來有兩說:一說在今淄博市臨淄北臨淄故城內,一說在今昌樂縣城東南五十里。《漢書·地理志》齊郡臨淄縣下注云:“師尚父所封。……應劭曰:‘齊獻公自營丘徙此’。呂瓚曰:‘臨淄,即營丘也。故晏子曰,始爽鴆氏居之,逄伯陵居之,太公居之’。又曰,‘先君太公築營之丘,今齊之城中有丘’。師古曰:‘瓚說是也。築營之丘,言於丘地築城邑’。”同書在北海郡營陵縣下又注云:“或曰營丘。……應劭曰:‘師尚父封於營丘,陵,亦丘也’。呂瓚曰:‘營丘,即臨淄也。營陵,春秋謂之緣陵’。師古曰:‘臨淄、營陵,皆舊營丘地’。”有於營丘在臨淄故城外城中之說始於《晏子春秋》,而漢至唐的許多名家和地理名著均從其說,遂成為傳統正說。但是歷代兩說爭論不已。[1]究竟哪一說正確呢?這要從早期的歷史記載來考查:
《史記·齊太公世家》:“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殊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六傳至胡公,“徙都薄姑,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淄”。由上可以看出:一、營丘距位於膠東地區的東夷大國萊國很近。二、臨淄和營丘決不在同一地點。因為同一地點不可能同時兩個名稱。此外,在臨淄故城內,考古工作者沒有發現齊獻公以前的文物,可見,營丘故址在臨淄故城內之說是錯誤的。
營丘故址應在今昌樂縣城東南五十里。春秋時名緣陵。‘緣’實為‘營’音之轉,‘陵’即丘。至漢改置為營陵縣,‘營陵’實即營丘。其地接近膠東故萊國,故胡公避免威脅而遷都薄姑;獻公奪取政權之後,以薄姑為胡公的根據地,遂復東遷,不敢復都營丘,遂選擇位於淄水西岸的臨淄作為都城,以防禦萊人的突然襲擊。不僅許多地理名家和名著提到營丘在昌樂東南五十里,而且營丘故城內還有姜太公墓等遺蹟、文物,足見其說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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