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漢朝經濟
- 外文名： Economy of the Han Dynasty
- 朝代：漢朝
- 商業活動：市，坊分開，廣州成為重要港口
簡介,土地制度,農業,手工業,商業,人口,人口激增,城市化,貨幣,貨幣變更,流通及薪資,貿易,國內貿易,國際貿易,
簡介
漢代經濟先後經歷了繁榮和衰落兩個極端的階段。它通常分為三個時期：西漢（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新朝（公元9年－公元23年），東漢（公元25年－公元220年）。前攝政王王莽建立的新朝，曾短暫地打斷了漢朝的漫長統治。隨著王莽的垮台，漢朝的首都也從長安向東遷到了雒陽。因此，史學家就將漢朝的這兩個時期分別命名為西漢和東漢。
西漢版圖
西漢版圖兩漢的首都長安和雒陽，根據人口和面積當時可以位於世界最大城市之列。官方作坊為皇宮製造家具服飾，為老百姓生產商品。政府監督公路和橋樑的修建，從而促進了官方業務及商業的發展。根據漢朝制度，實業家，批發商和商人，無論是小店主還是富商，都可以在國內公共領域，甚至是在軍事領域經商。
漢朝初期，農民大部分是自給自足式的，但已經越來越多的依賴商業交換，交換的對象是坐擁大片糧田的富裕地主。許多農民因此身負重債而被迫成為了地主階層的長工或佃戶。漢朝繼續儘可能的向貧農施以經濟援助，而他們則不得已要和有權有勢的貴族、地主、商人競爭。朝廷也不遺餘力的通過賦以重稅或巨觀調控等方式限制權貴勢力的發展。漢武帝（公元前141年至公元前87年在位）在位期間，朝廷甚至將鹽鐵收歸國有。然而，這些國家壟斷政策在東漢時期均被廢止。公元前2世紀，國家對私有經濟的不斷干預嚴重削弱了商人階層的利益。這使得富裕地主的勢力不斷擴大，也保證了農業主導型經濟得以繼續發展。這些富裕地主最終主導了商業活動，獲得了農民的控制權。原本仰仗農民獲取稅收、軍力、以及公共勞力的朝廷變得風雨飄搖。公元1世紀80年代，在經濟和政治雙重危機的壓力之下，漢朝的權力已經被嚴重分散。與此同時，大地主的自由和權力也在他們勢力範圍里日漸膨脹了起來。
土地制度
漢代的土地所有制與秦代相同，土地私有，並可自由買賣。土地所有者須向國家納耕地稅，耕地稅率為畝產的十五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人口稅分為算賦和口賦 。算賦是丁稅，十五至五十六歲的男女每年每人納一百二十錢（一算）。口賦是兒童稅，七至十四歲的兒童每年每人納廿錢。
西漢早期奉行重農抑商政策，雖然恢復了農業生產，但經濟勢力讓然略顯不足，而商人地位低下。土地、農業問題曾一度穩定。文景時期，在晁錯的建議下，改行貴粟政策，國家存糧進一步大漲，經濟實力也因而爆棚，商人的地位也有一定幅度的提高。
漢元帝時期，土地集中日益嚴重，自耕農大量破產，淪為佃農。豪強莊園勢力日益強大。東漢早期，雖然重新推行重農政策，卻因富商豪強勢力已成，而無法撼動，造成地主莊園勢力的膨脹。其後東漢諸帝無力解決這個問題，加上人口不斷增加，而糧食生產又沒有跟上人口成長，終於爆發黃巾之亂，導致三國局面的形成。漢朝時期，鐵農具的牛耕是最重要的生產工具，一些新式耕田法，如代田法、區田法相繼誕生。國家注重興修水利，尤以關中地區為最。著名的水渠有成國渠、六輔渠、白渠等。東漢時期，出現了翻車和渴烏等水利工具，增加了農業生產效率。
農業
二牛抬槓手工業
西漢前期，冶鐵業分國營（中央政府）、官營（地方經營）和民營三種類型。當時著名冶鐵家有卓王孫、南陽孔氏等。漢武帝於元狩三年收冶鐵為國營，自此之後冶鐵業開始衰落，但由於此對國家財政較有利，之後一直沒有改變此政策。到了東漢光武帝在位時，冶鐵業改由社會自營，加上水排的發明，冶鐵業更加發達。銅器雖出現變少，但在兩漢時期仍是重要的金屬器。漆器則是兩漢時期重要的工藝品。漢朝的紡織業亦有國營與民營之分，民間著名紡織業者有陳寶光，他是織花機的發明者。到東漢前期時，蠶桑養殖在長江流域和嶺南等地開始推廣，特別是巴蜀地區。蜀錦更價值連城，在三國時代甚至成為蜀漢一大財源。麻葛製品中，最出名的是產於會稽地區的越布。
商業
西漢初期奉行重農抑商政策，不過由於實施黃老政策，對於商人的影響不大。經過文景之治後，商業勢力大為篷勃發展，社會心理也隨之改變，當時俗諺流傳著“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雖然曾受到武帝“富國抑商”政策打擊，西漢後期，由於漢室政權中衰，商人勢力於是重新抬頭。到了東漢，政府並未制定限制商人獲利的法令，所以商業發展一向順利，但也造成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加深經濟矛盾，東漢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導致衰亡。
人口
人口激增
秦末民變和楚漢戰爭，造成期間大量人口死亡。司馬遷在《史記》中感嘆：“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漢五年（前202年）人口數在1500萬-1800萬人左右。此後由於奉行黃老政治、與民生息，到漢武帝時期的領土擴張，人口數量大幅提升。據《漢書·地理志》的記載，漢平帝元始二年（2年）有12,233,602戶，口數為59,594,978人。
由於中國歷史早期農業發展集中在黃河流域，故人口密度分布為北多，南少。若以淮河、秦嶺為界，北部人口占據85%以上的比例，以南人口占據不到15%的比例。人口數超過500萬的司、豫、冀、兗、青、徐五州均位於黃河中下游地帶，這五州的人口總數占全國的55%。首都長安周圍人口密度達每平方公里1000人左右。人口數量在200萬以下的有交、涼、並、朔方四州。揚、荊、益三州的主要人口分布在成都平原、南陽盆地、太湖平原和寧紹平原。
新莽末期，自然災害頻發，天鳳四年（17年）估計有5600萬人口，但是由於王莽改制失敗和天鳳元年（14年）的黃河改道導致隨之而來的綠林赤眉之亂和軍閥混戰，人口大量死亡。至建武中元二年（57年）時，全國人口數量僅2100.7820萬，僅相當於西漢元始二年的36.427%。後人口開始恢復增長。據《續漢書·郡國志五》所載，永和五年（140年），全國有戶969.8630萬，口4915.0220萬。至永壽三年（157年），全國有戶10,677,960，口56,476,856，已大致恢復至西漢極盛時期。東漢的人口分布又有變化。新莽末東漢初期，大量的中原人民為躲避戰火向長江流域遷徙，南方人口升至全國四成。口數超過500萬的有豫、荊、揚、益四州。荊益兩州的人口都增加一倍，揚州人口也增加四分之一。南方人口增長的同時，北方大部分郡國人口減少。東漢晚期戰爭不斷，到晉武帝太康三年（282年），全國人口又只有1885萬人；只相當於125年前的三分之一。
城市化
在秦朝（公元前221年—206年），相距遙遠的城市間的貿易往來因全國標準貨幣的使用而便利。許多漢代的城市也發展壯大：西漢的成都有35.4萬居民；洛陽有33.2萬居民；國都長安約有24.62萬居民，而東漢國都雒陽約有50萬居民。
在長安和雒陽各自有兩個很大的集貿市場，每一個集貿市場都有一個兩層樓高的建築，作為負責集貿市場管理的朝廷官員的辦公點，建築物頂端豎有一面旗幟且擺放了一面鼓以示區別。這些官員主要負責維持市場秩序、徵收商業稅、按月制定標準的商品價格和批准買賣契約。
貨幣
漢自建立以來，貨幣沿襲秦朝的半兩，但是品質低劣，實際重量往往只有八銖、四銖、甚至更輕，有的薄如榆聯，被稱為“榆莢錢”，貴族、豪商大肆盜鑄錢幣，造成幣制混亂。郡國鑄幣失控也是漢景帝時期七國之亂發生的原因之一。漢武帝即位後，一方面出於中央政府在經濟管理和政治統治上需要，另一方面由於對外征伐帶來的歲出增加令國庫日窘，故十分重視幣制問題，先後進行六次幣制改革。第六次改革推行“三官五銖”，一舉解決困擾西漢金融多年的私鑄、盜鑄問題，既穩定了金融，又將漢高帝下放民間的鑄幣權重新統一於中央政府，於是幣製得到長期穩定。五銖錢成為自漢武帝時代直到隋朝七百餘年間國家鑄幣的主要形式。.3厘米漢墓中經常出土的直徑約2，重量約3.5克的五銖錢，就是漢武帝時代第六次幣制改革產生的“三官五銖”。
漢五銖
漢五銖貨幣變更
在西漢早期，開國皇帝漢太祖（約公元前202年—195年）為了支持私鑄，關閉了政府造幣廠(此處已修改)。漢太祖的寡婦皇后呂雉，作為太皇太后，她在公元前186年廢除了私營鑄幣。她首次發行了由政府鑄造的重5.7克（0.20盎司）的銅幣。而在公元前182年發行了另一種重1.5克（0.053盎司）的錢幣。改用重量較輕的錢幣造成了大範圍通貨膨脹，因此公元前175年，漢文帝（約公元前180-157年）頒布了私營鑄幣廠禁令；它們只允許鑄造重量剛好為2.6克（0.092盎司）的錢幣。公元前144年，即漢景帝（約公元前157年-141年）統治末期，私營鑄幣被再一次廢除。儘管如此，中央及地方郡政府仍繼續發行重2.6克（0.092盎司）的銅錢。直到公元前120年，那一年間，錢幣被1.9克（0.067盎司）的銅錢所代替。其他貨幣也在這一年間發行。徵集政府稅收時使用面值四十萬的繡花白鹿皮代紙幣。漢武帝還採用三種面值分別是三千、五百和三百的銀錫合金錢幣；所有的錢幣重量都在120克（4.2盎司）以下。
白金三品龜幣
白金三品龜幣公元前119年，政府發行了重3.2克（0.11盎司）的五銖錢；該錢幣是唐武德四年（621年）以前的標準貨幣。在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短暫自立的新朝時期（公元9到23年），政府分別在公元7年、9年、10年和14年採用了幾個新的貨幣單位。這些單位（包括銅刀幣、金、銀、龜幣及貝幣）的市場價格與它們的重量不符，從而貶損了錢幣的價值。在新朝滅亡後的大範圍內戰有所緩解後，漢光武帝（約公元25-57年）在馬援的鼓動下，於公元40年重新採用了五銖銅幣。由於各個郡發行貨幣的質量低，重量輕，中央政府於公元前113年關閉了所有的郡鑄幣廠，並賦予中央政府水路及公路掌管者獨有的鑄幣權。儘管在東漢初始中央政府發行的貨幣都轉移到了大司農（中央政府九卿之一）的辦公室，中央政府仍然保持了對貨幣發行的壟斷權。
流通及薪資
商人及小農以錢幣繳納財產及人頭稅，並將一部分收穫的農產品繳納土地稅。農民則通過為富有的地主做工，在釀造業等行業當勞動力或是通過在城市市集中出售農產品及自製品賺取錢幣。漢代朝廷可能發現以錢幣徵稅是最簡易的方式，因為這樣就無需運輸被徵稅的貨品了。
自公元前118年到公元5年，朝廷鑄造了280億多枚錢幣，每年平均鑄造2.276億枚（或22.76萬貫錢幣）。相比唐代的天寶年間（公元742至755年），每年鑄造錢幣3.27億枚。到了宋代（公元960年至1279年），鑄造的錢幣數則為公元1045年30億枚，公元1080年58.6億枚。由於工錢只以現金支付，在東漢時期錢幣現金成為衡量財富的普遍標準。第五倫（約公元40年至85年）——漢代蜀郡（今四川省）太守描述道其下屬官員財富並非以擁有的土地折算，而以錢幣現金計算資產總和，其價值大約為1千萬枚錢幣。
安格斯·麥迪森估計當時漢朝國內生產總值以1990年美元計相當於450美元/每人——這一總數超過了90年代最低生活水準，且直到10世紀末期宋朝初年也未發生過明顯改變。錢幣現金的廣泛流通令眾多商人致富，涉及成百上千枚錢幣的商業交易在當時比比皆是。他們將自己的財富用於土地買賣，成為了富有的地主。官府為現金流動做出的一系列努力令特定的社會階層強大起來，而這一階層政府也曾極力試圖通過徵收重稅、處以高額罰金、充公及價格監管機制予以壓制。
貿易
國內貿易
（一）關中區—以長安為中心都會，南控巴蜀，西北控天水隴西北地上郡等腹地。
（二）關東黃河北岸—分為河東、河內及其相聯繫的燕趙區。河東區以楊、平陽為都會。河內區以溫、軹為都會。燕趙區以邯鄲與為都會。
（三）關東黃河南岸—主要為河南區，並控馭齊魯梁宋三楚南越及穎川南陽區。河南區以洛陽為中心都會。
漢朝主要的農產品主食有穀子，黍，大米（包括糯米），小麥，豆類和大麥。其他的食品還有高粱，芋頭，錦葵，芥菜，棗，梨，李子（包括柳櫻和梅子），桃子，杏和楊梅。雞，鴨，鵝，牛，豬，兔，梅花鹿，斑鳩，貓頭鷹，竹雞，喜鵲，雉雞，鶴以及各種魚類都是常見的食用肉類。
不論是小規模農戶還是大規模生產商，經營蠶絲業生產絲綢，都獲利頗豐。對窮人而言，絲綢衣服太貴，他們大部分穿麻布衣服。在農村，通常都是婦女自己織布。
常見的銅製物品包括像油燈，香爐，桌子，熨斗，火爐以及滴瓶等家用器具。鐵制物品通常被用於建造和農活中，例如犁，鎬，鐵鍬，鏟子，鋤頭，鐮刀，斧子，扁斧，錘子，鑿子，刀，鋸，劃針和釘子。鐵也在軍事方面被用來製造劍，戟，箭頭和鱗片鎧甲。
酒，醃菜，醬汁；牛皮，羊，豬；穀物，木材船，竹竿，輕型兩輪車，重牛車，漆器，銅家具，筷子；銀，木材，鐵船，染料，馬，角質品，硃砂，絲織物，上等粗布，黑貂皮，狐皮衣物；毛氈，蓆子；水果，蔬菜；玉，琥珀，鹿皮拖鞋，陶製品以及由梓木，槐木，柏木以及塗漆木製成的葬用棺材都是其他常見物品。
除了常用貨品外，漢史學家還列出了特別地區的貨物。山西地區常見的交易物品有竹子，林木，穀物和寶石；山東有魚，鹽，酒和絲；江南有樟腦，梓木，生薑，桂皮香料，黃金，錫，鉛，硃砂，犀牛角，龜殼，珍珠，象牙和皮革。Ebrey列出了在甘肅吳未（沿著中國長城旁邊的河西走廊）發現的一座公元2世紀的古墓中物品，由此證明即使是在遙遠的邊境處也能找到奢侈品。
國際貿易
漢代的國際交通，西北通西域、西南通海上諸國及印度、東北通日本，其中以前兩者最重要。
兩漢與西域的貿易最為盛行。主要有兩條線南道與北道。南道以敦煌為起點，出玉門關至樓蘭，經大夏、安息、條支，過地中海至大秦，這條路線主要運送的貨物是絲織品，所以西方人稱為“絲路”。北道沿今天山南坡西行，越過蔥嶺北部，可抵奄蔡，並可通向大秦。這條路線主要運送的貨物是貂皮，因此被稱為“毛皮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