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善書

湖北善書

湖北善書簡稱善書,又稱未開言,形成於清末民初,由清初開始的聖諭宣講活動發展演變而來。善書是一種說唱結合的傳統曲藝曲種。自清乾隆年間形成曲藝形式以來,已有260年的歷史,曾盛行於湖北全省、河南開封、四川樂山和湖南大部。至今,唯湖北省漢川市的善書藝人繼承並發展了這一曲種。是廣泛流行於湖北漢川、天門、沔陽、潛江、孝感等地的曲藝說書品種。它在漢川最為興盛,且蘊藏的傳統最為深厚。文化大革命以後,曾多次獲得湖北省、孝感市創作、演出和音樂獎,因此被稱作漢川善書。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湖北善書
  • 簡稱:善書
  • 又稱:未開言
  • 形成:清末民初
基本介紹,歷史淵源,藝術特色,分布地區,主要價值,追憶淵源,傳承意義,

基本介紹

早期湖北善書只在元宵節中秋節說唱,後來逐漸成為經常性活動。20世紀30年代,湖北善書藝人進入武漢城鎮說唱,1936年在漢口成立“宣講、評書聯合公會”,入會的湖北善書藝人有50多人。至此,善書進入全盛時期。
湖北善書通常以一人主講、多人應答的形式演出。形式有問有答,說唱結合。
曲詞分為“說詞”、“宣詞”、“答詞”3種。答詞在湖北善書中起畫龍點睛的作用,答詞的演員,既是“包袱”的製造者,又是“包袱”的揭示者,一句話,一個動作,往往逗得聽眾哄堂大笑。善書的說唱藝術要求演員做到“舌生花,口生香,臉生采,目生光”。
有人以“正派、雅致、細膩、動聽、感人”來概括它的藝術特色。善書的唱腔以“宣腔”為主,與漢川早期流行的“獨鼓書”唱腔有密切的關係,具有深沉委婉、靈活多變等特點,在主曲中占有重要位置。其他唱腔有“丫腔”、“梭羅腔”、“流浪腔”、“哀思腔”等10餘種,分別表現喜怒哀樂等不同情緒,各有特色。
演員說唱時,只拿一塊醒木摺扇或手帕,沒有樂器伴奏,是一種徒歌形式。善書的曲目稱為“案傳”。據藝人解釋,採用舊時官府判案的材料和宣講的材料,稱為“案”;用民間傳說故事編寫的宣講材料,稱為“傳”。
傳統的案傳有300種左右,較有代表性的為《竇娥冤》、《烏金記》、《蜜蜂記》、《生死牌》、《四下河南》、《一江血》等。

歷史淵源

湖北善書是民間文學範疇的重要組成部分起一。據四川天日鎮古墓出土的“說書俑”所析,遠在漢代就有萌芽,至唐代的出現了散韻相同,說唱並茂的“駢文”和“俗講”。宋元以後,說唱文學的種類日益擴大,明代永樂年間便有“欽頌善書”印行天下。
清代時,湖北善書由案頭文學發展成講唱文學,且產生了善書曲藝,流行於八旗直隸各省,後北衰南盛,除流行於湖北的武漢、孝感、荊州和黃岡等市縣外,在上海、重慶、河南開封、四川萬縣、湖南津市等也有從事這種宣講活動的藝人。
新中國成立之後,南方的善書漸趨消亡,惟湖北漢川、蔡甸、仙桃一帶的藝人繼承和發展了這一曲種,且逐步形成了以漢川為中心的"漢川善書"。
湖北善書之所以在漢川生根、開花、結果,是由於歷史上漢川是眾水匯歸之區。清代至民國,襄河兩岸開出九條支津,匯歸漢水,水鄉逐漸變成平原,民眾也逐漸由捕撈轉至耕種,生活日趨安定,對文化、教育的要求也日益迫切。道光年間,官家宣講聖諭漸為民間宣講孝敬父母、和睦家庭、友善鄰里、救難救急等“十全大善”所取代。最初只在元宵節、中元節前後宣講,後逐漸發展到經常性的活動,並可在田頭地邊、街頭巷尾、茶樓酒肆宣講,深受鄉民歡迎。1936年前後由鄉間進入武漢等城鎮。

藝術特色

由於湖北善書是一種敘述體,不象戲劇那樣要求化妝,其形式簡單,易於繼承,故善書很快被人接受,並發展演變成為漢川的曲藝曲種。善書初為一人宣講,後發展為三人或多人同台宣講。多人宣講時,有“主案”與“宣詞”之分。主案重說講,宣詞(又叫答詞)說兼唱。
其表演程式“宣”、“講”、“答”、“對”等項,內容多高台教化和勸善祈福的色彩。主案自始至終說講故事,宣詞則隨主案人詮釋故事情節,分扮各種角色上場或退場。語言通俗易懂,有問有答,有講有唱。善書曲目有“案”、有“傳”,合稱“案傳”。取材於官府判定了的案情故事謂之“案”;取材於民間故事者謂之“傳”或“書”。善書的唱詞為十字句。上下句式結構。不隨意增字減字,一韻到底。主腔叫“宣腔”,速度舒緩,節奏自由。善書原為徒歌形式,現經改革加入絲弦伴奏。唱腔曲調有“大宣腔”、“小宣腔”、“丫”、“梭羅腔”、“怒斥腔”、“哀思腔”等。傳統曲目有《四下河南》、《猛回頭》、《蜜蜂記》、《生死牌》等。新曲目有《雙團圓》、《飛鴿案》等。
湖北善書按講唱的場所不同分兩類,一類是“場書”,即在固定的書場、茶館中講唱,在漢川城區和馬口鎮邱子村有兩個書場常年表演;另一類是“台書”,即每年春節到農曆三月中下旬,做生祝壽、婚喪嫁娶等鄉間大事,是善書表演最集中時段,許多鄉村都要搭台請善書藝人講書,而且有俗規,要講就要連續講三年,每年講三場。當地不少老人都保留著童年時期擠在台前聽善書的美好記憶。

分布地區

湖北善書主要流行於湖北中部地區的漢川、漢陽等縣和武昌、漢口城鎮一帶,其中以漢川縣最為盛行。抗日戰爭時期,漢川藝人將它傳入四川重慶、萬縣等地。善書起源於清順治年間的“宣講聖諭”。“宣講聖諭”說唱的是宣揚封建倫常的故事。至光緒年間,“宣講聖諭”就被“十全大善”所代替,具體提出了孝敬父母、和睦鄉里、設義學、設義渡、施茶水、恤孤貧等十大善行,以提倡正直善良、勤勞儉樸,反對奸盜邪惡、傷天害理為說唱內容。從此稱為“宣講善書”、“說善書”,後來簡稱“善書”。

主要價值

湖北善書是一種說唱結合的曲藝曲種。自清乾隆年間形成曲藝形式以來,已有260年的歷史,曾盛行於湖北、河南、四川湖南等地,只有漢川市的善書藝人繼承並發展了這一曲種。“漢川善書”書目達300多部,唱腔具有濃郁的江漢平原特色,尚存的曲牌有13首。漢川善書已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
“善書”又是善本之書。一類,是古代書籍在學術或藝術價值上,比一般本子優異的刻本或寫本。如《笑林廣記》,外函是布面骨簽,清代版本,只有火柴盒大小,豈碼世間流傳一二百年了,不知輾轉了多少人之手,最後我的書櫃,做了它的歸宿,如果磁器,恐怕早在時間長河中,一朝不慎,清脆一聲而裂為碎片了。一本民間藥方,手抄本,不曉得何人所抄,何時所抄,又抄自何處。是否為哪位名醫,積一生臨床經驗,而整理的孤本呢。二類是名家簽名書,若說收藏,當最具價值的。大學者張中行,在所送我的多本書中,簽字竟無一重複;大作家王蒙、劉白羽、浩然,著名詩人張志民、李瑛,著名作家劉恆、畢淑敏、史鐵生,歷史學家白剛、王宇信等等,莫說拜讀每一本大作,就是單看這或清秀、或剛勁、或笨拙、或瀟灑的簽字,也是一種享受。

追憶淵源

湖北善書與江城武漢的淵源和對已故研究“善書”的專家王遠翔學兄的追憶。
解放前,每逢陰曆七月的初一到十五的這半個月中,武昌、漢口、漢陽三鎮的大街小巷內的善堂,在太陽西下之際都要臨時用桌子搭一小台,台前擺一長方桌,左右各放一“風燈(不怕風吹之燈)”,桌子的左右方各站一身著白色夏布長衫的先生,一宣一講地在那裡說“善書”,聽眾則是自帶板凳前去聽書的市民。當時最有名的“善書”段子為《打蘆花》,內容是說後娘替前妻之子所做的寒衣,鋪的不是棉花而是蘆花,因而孩子凍得發抖。其父用棍子去打小孩,結果寒衣被棍子打破後,發現衣內不是棉花,而是蘆花,因而父子抱頭痛哭,恨那婦人心太毒。其他的“善書”段子有《四下河南》、《磨坊產子》等。
改革開放後,1983年末,湖北省曲藝界在漢口的民眾樂園內舉行了全省第二屆百花書會,湖北“善書”當時被作為孝感地區代表隊的一個節目,在民眾樂園演出了新“善書”《梅花記》。新“善書”讓觀眾耳目一新。首先是內容有了革新,跳出了過去單純勸善的圈子,而是宣傳計畫生育等現實生活中的新人新事;在形式上也有了改革,將過去的兩個男演員的“一講、一宣”改為了一男二女的“一講二唱”,並且還加上了音樂伴奏,對“善書”這門優雅藝術的風格既做到了繼承又有所發展和創新,贏得了武漢觀眾熱烈的掌聲。王遠翔是湖北省漢川市劉家隔人,生於1919年,其父早年留學日本,乃早稻田大學畢業生。遠翔在抗日戰爭之前就讀於武昌大公中學時與筆者為同窗,1941年我們則同時畢業於武昌,為該校首屆學員。解放後,遠翔任漢川市文化館長併兼任漢川漢劇團編劇,且專門從事“善書”研究工作。年過古稀,不滿八十因病與世長辭。
1989年他在《漢口憶舊》一書中以《話說“善書”》為題說“武漢人時興過‘中元節(陰曆七月初一至十五)’。戲園子上演應節戲《董永分別》。一至夜晚,各善堂鑼鼓喧天送河燈,街頭巷尾則宣講‘善書’。說到‘善書’它是勸人行善做好事,對安定社會有所裨益,所以各善堂都倡導講‘善書’,宣講者多為年高德重的知名人士,而且不收報酬。1931年大水淹了武漢,大批災民困居江城,漢川等地的半職業‘善書’藝人則來漢組班說‘善書’賺錢餬口。當時,漢陽縣的蔡甸鎮上發生了一起余海子謀殺案,有人就把它編成‘善書’名之為《一口血》。漢川‘善書’藝人就抓住這個本子大做文章,宣講得有聲有色,使聽者為之淚下,吸引了大批的武漢工人聽眾。漢口三曙街有個叫贏台的茶社,請來漢川‘善書’潘炳福、王海元坐堂演出,從1935年一直講到1943年。可見武漢聽眾對‘善書’這個曲藝曲種的熱愛之情。”

傳承意義

湖北善書現存優秀名篇300多篇,經常宣講的有100多篇,專門從事宣講創作湖北善書的人員有300多人。
進入新世紀,受外來文化衝擊和多元文化的興起影響,加之一些有造詣的老藝人相繼辭世,年輕世人能獨樹一幟的少,一些優秀的曲目瀕臨失傳。漢川善書在當前的傳承發展遇到了空前困難,青年藝人斷檔,傳統流失嚴重,亟需扶持保護。
國家非常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2006年5月20日,該曲藝經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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