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事件過程,媒體跟進,匿名信,公開信,第一封聯署,第二封聯署,汪暉接受採訪,採訪概況,採訪實錄,相關單位,清華大學,社科院,事件爭論,
事件過程
因該博士論文以魯迅為主題，《京華時報》同時採訪了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趙京華等多名魯迅研究專家，認為其“引文不規範不同於剽竊”；《京華時報》也採訪了汪暉本人，得到汪暉的簡短回應：他在國外，尚未讀到王彬彬文章，手頭也沒自己20多年前的著作，很希望此事由學術界自己來澄清。
媒體跟進
學者鐘彪與三聯書店學術編輯部主任舒煒則發表了兩篇反駁王彬彬的分析長文，但這些就具體材料進行分析的文章並沒有在媒體得到重視，在媒體得到廣泛傳播的仍是一些個人意見。
就此問題，著名學者李陀發表公開信回應林毓生，稱：
“有幾篇很認真寫就的與王文爭辯的文字，如鐘彪的《駁王彬彬的誣衊：學術"私律"與莫須有》、舒煒的《"王彬彬式的攪拌"對學術的危害》、魏行的《媒體暴力與學術獨立--關於一起媒體公共事件的備忘錄》，這些文章與網路上的許多所謂"倒汪"和"挺汪"的意見和言論有所不同，是嚴謹的，是對相關材料作了認真研究的，是針對王文（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文章）有的放矢，提出了不同的具體材料和論據，逐條與王彬彬等人商榷的。
匿名信
從2010年4月開始，有人向國外翻譯、評論和出版過汪暉著作的譯者、評論者、刊物和出版社廣泛寄送匿名信，一些與汪暉合作過的學者和學術機構也成為這些匿名信的目標。這類以匿名信方式對學者進行人身攻擊的行為引起了收信學者與單位的關注。
公開信
第一封聯署
海外學者聯署信的突出態度，是“聲援正在被大眾傳媒攻擊的汪暉教授”，海外學者聯署信的發起人、美國萊斯大學歷史系教授白露（Tani E. Barlow）和紐約大學歷史系與東亞研究副教授卡爾（Rebecca Karl）表示，他們從3月開始關注汪暉被指抄襲的問題，他們以及其他學者連續收到指控汪暉的匿名信，到後來林毓生的介入，引起他們對事件的狐疑。卡爾表示，他們原來並不願意在公開媒體上討論這個問題，信早已在6月上旬郵寄給清華大學，後來信的內容泄露了出去，他們才決定將信完全公開。她也表示譴責媒體“在冷靜的學術討論上造成敵對氛圍的作用”，也譴責由激烈爭議所引發的、不斷針對汪暉以及其他人的敵意。
信中說，“作為學者、譯者、編輯、歷史學者和文化批評者的國際共同體的成員，我們給您寫信，聲援正在被大眾傳媒攻擊的汪暉教授。關於汪暉涉嫌抄襲的指控，汪暉教授著作的譯者檢查並且複查了汪教授在過去三十年中著作所採用大量參考書目的注釋。他們當中沒有一人發現有任何剽竊的現象——不管我們多么寬鬆地定義剽竊這個詞。”
“首先，汪暉教授被指責抄襲。這個指控已經在鐘彪、舒煒、魏行和其他學者的嚴謹分析文章中被辯駁，它是不足信的。在這封信上籤字的也有汪暉教授著作的譯者，他們無疑是最熟悉汪暉教授的寫作的。每位譯者都檢查並且複查了汪教授在過去三十年中著作所採用大量參考書目的注釋。他們當中沒有一人發現有任何剽竊的現象—不管我們多么寬鬆地定義剽竊這個詞。
第二，我們之中有許多中國研究和亞洲專家。我們可以證明汪教授的學術誠信以及他在國際亞洲研究中的重要性。2010年春季，他被亞洲研究協會邀請在年會上做基調演講，成為第一個獲此殊榮的來自中國的亞洲研究學者。這份榮譽源自汪教授研究的廣度、深度和可信度，以及他提出的問題的重要性，這些問題在他的著作所吸引的學者、追隨者和有原則的批評者中引起了很大反響。在我們的學術共同體中，這是最高層次的承認。汪暉影響了國內和國外的學者，同時與這兩個群體對話，並且在我們之間搭建了交流的橋樑。
第三，在社會和經濟的激烈轉型期，媒體對大學的攻擊是很常見的現象。我們中的很多人見證過媒體攻擊，它們的共同特點是對研究的不屑，並且絲毫不理解大學的學術研究是怎樣在豐富著人們的日常生活，當然也包括科學的、社會科學的、人文和藝術的社會生活。當媒體文化針對一個特定的學者發起無端的攻擊時，大學作為機構就被削弱了：合乎邏輯的下一步就是對大學本身進行攻擊。
最後，當大學內部正常的文化政治被判為非法的時候，學術、高等教育、實驗藝術和人文科學的正當性也同樣受到了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大學作為社會發展的中心機構的功能實際上就被取消了。
我們—這封信的簽字者—很熟悉這個事件中已經公布的事實，並曾讀過、在教學中使用過、友好地分析批評過或者翻譯過汪暉教授的著作。”
這封信件公開發表時，聯合簽名者已達90多人，領銜者為9名汪暉著作譯者。簽名學者來自美國、澳大利亞、日本、德國等國高校及研究機構，也有多名香港和台灣學者參與其中，其中有英國艾塞克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美國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研究生院歷史系傑出訪問教授羅賓·布萊克本；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系系主任、古斯塔夫 ·F·斯威夫特和安· M· 斯威夫特傑出貢獻教授、芝加哥大學國際關係委員會成員布魯斯·柯明思、美國杜克大學文學系系主任、教授邁克·哈特、霍爾伯格國際紀念獎獲得者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等人。
2010年7月9日，由於種種在主流媒體上發表這份檔案的努力都遭遇了挫折，此信不得不在鳳凰網發表。
第二封聯署
汪暉接受採訪
採訪概況
汪暉在2010年7月底，接受新加坡《聯合早報》就此事的採訪。這也是他在三月表示“希望學術界自己澄清”簡短表態後，對此事件再次表態。
在採訪中，他表示：該期《文藝研究》出版前他已獲友人告知王彬彬的文章要發表。他當時在美國哈佛大學訪問，托人找《文藝研究》主編要求看文章並同時作出回應，遭到了拒絕。《文藝研究》面市後，《南方周末》與《京華時報》針對抄襲事件的報導幾乎在同一時間見報了。此後，“抄襲門”迅速上升為輿論熱點，報導在大量網站上被轉引轉貼，多家平面媒體跟進報導。在第一時間內，輿論界就出現“挺汪”與“倒汪”兩種聲音的對峙。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錢理群、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趙京華表示對“抄襲說”的質疑，他們基本都認為《反抗絕望》被指出的多數為引文不規範的技術問題，與具有道德內涵的剽竊、抄襲是不同概念。學者鐘彪與三聯書店學術編輯部主任舒煒則發表了兩篇反駁王彬彬的分析長文。
另一方面，北大哲學社會科學教授、也是當年《反抗絕望》論文答辯委員會成員的嚴家炎則對《中國青年報》說，王彬彬對汪暉的批評“有點誇張”，但“覺得王彬彬先生有些地方引出來的文字，看上去確有根據”，對汪暉而言是“硬傷”。他認為，雖然事過20年，討論這類問題對於純潔中國學風有好處與必要性。
談到此，汪暉強調：《南方周末》在2010年3月25日與2010年4月8日兩次大版面地報導“抄襲門”，過程中全沒有聯繫他。舒煒的8000多字長文最初投遞給《南方周末》，卻被告知最早兩周后才可能刊登，而且要做大幅刪節。舒煒最後將稿件轉投《北京青年報》，於2010年4月3日刊出。
2010年4月13日，《南方周末》編輯劉小磊電郵汪暉，表示“王彬彬文章確有不夠穩妥之處，想聽聽他的意見”。但汪暉認為，如果明知王彬彬文章有問題，媒體就應該為之前的嚴重指控，包括編者按語和小標題公開道歉。
在汪暉準備回復的同時，2010年4月14日，他被告知劉小磊群發郵件附清華大學公示獲政府特殊津貼名單，情勢看來是向清華大學施壓質疑汪暉入列，汪暉對該媒體的公正性與動機產生了強烈懷疑，他沒有回應劉小磊，這也成為在抄襲爭議中《南方周末》與他的唯一一次聯繫。
受訪時，汪暉總吉他這一階段的回應方式：“作為學者，我反對學術不端行為，也倡導學者應該遵循基本的學術規範。因此作為當事人，在面對學術批評和指控的時候，最坦蕩的態度就是平心面對學術界的評判。學術共同體的判斷是最終的，個人辯解並不是決定性因素，如果有錯就得承認，如果舉報不實，學術界也會有公論。”
他提出，鐘彪、舒煒以逐條分析的方式澄清事實，但在媒體中沒有受到重視。他又補充說，3月下旬，《中國青年報》記者寫信要求採訪，他建議該報暫緩報導，表示願意在回國後與該報記者逐一核對原文，做出全面的回應，避免不必要的錯誤和混亂，但媒體不願意等待。汪暉在2010年4月11日回國後，將有關資料交給有關方面進行核查。他認為只有通過對相關規章、法律的研究，以及細緻的查證，才能說明問題。
汪暉回答《聯合早報》記者：“我從不拒絕真正的學術批判！”
採訪實錄
問：您自己如何回應關於“抄襲”的批評？為什麼至今不公開回應？
答：關於對我的所謂“抄襲”的批評，將會有專門的調查報告出來。要說明這個問題，首先是要認定抄襲的標準，其次是要認定抄襲的事實；前者需要研究相關的規章、法律，後者需要以文本為據，詳細比對和研究各條指控。很不幸，雖然媒體就這個問題的討論已經累積了數十萬字，但在抄襲標準和事實認定方面的討論卻很少見。坦白地說，我在閱讀了王彬彬文章後，的確感到很驚訝。根據研究，王文對於《反抗絕望》的指控總計十條，其中六條原著提供了注釋，但他忽略或掩蓋這些注釋，或者將所謂參見式注釋曲解為抄襲。這些做法只要稍加核查就可以發現。有兩處原著提供注釋，但重版時由於編輯分段，而將原注釋與分段後的引文脫節，但注釋仍然存在，屬於技術性的失誤。另外的例子則用完全不能成立的‘偷意’概念來指控，有很強的隨意性。我對《文藝研究》和《南方周末》的主要意見是：在發表這類文章時為什麼在發表之前不與當事人核實，在發表之後又以各種方式拖延發表不同意見？
《反抗絕望》是1988年的著作，就像許多著作一樣，存在一些缺點、疏漏，有些是當時的學術和出版慣例造成的，有些是校訂和寫作中的問題，在重版中未能加以糾正；重版過程中，由於校訂不細，還造成了一些新的問題，如前面提及的由於分段而造成的脫注現象。如果就這些問題進行分析和批評，我不但願意接受，而且一定持歡迎態度，並在再版時吸納這些意見。但這些疏失與抄襲、剽竊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如果刻意捏造事實或掩蓋證據，用莫須有的定義對早期作品進行攻擊和構陷，就是另外一種性質的問題了。我至今沒有看到對於捏造事實或掩蓋證據等行為的嚴肅批評——如果一個社會容忍這樣的行為，將會對公民權利造成很大傷害。這類問題在媒體中很難說明，應該由學術共同體來澄清，作者個人可以提供一切必要的幫助。由於這些指控涉及20多年前的著述，也需要從當時的學術規範出發研究相關的例證，才能全面客觀地說明問題。
4月回國後，我將相關資料交給專門研究和處理著作權問題的法律機構進行研究。相比於在媒體中炒作，我覺得只有對相關法律、規章進行研究，對具體指控進行核實，才能有助於澄清問題。
問：您如何看待學術規範問題？
答：學術規範問題看起來很簡單，其實也有其複雜性，離開歷史的脈絡和學科格局的發展，按照2010年的規範對以往的論著加以判斷往往會造成很大問題。以注釋的體例而言，不同的領域與時期有不同的學術慣例，引注的嚴格性方面也會有所不同。此外，還有歷史條件的約束和一些出版慣例。八十年代當然是有學術規範的，但由於時代氛圍不同，整個學術風格與今天不一樣。這隻要拿當時的一些代表性著作與今天的著作做個對比就很容易了解。中國對學術規範問題的討論始於20年前《學人》叢刊創刊之際。我是這場討論的親歷者和推動者之一。在倡導學術史和學術規範的過程中，我和我周圍的朋友們曾對我們自己在八十年代的學術方式做過深入的自我批評。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從不拒絕批判和自我批判——但這個批判應該是真正的學術批判，也應該是從歷史的觀點展開的學術批評。
問：您對這次爭論的評價？
答：在21世紀國中國社會的大轉變中，有爭論是好事情，但如果為了達到打倒論敵而採取捏造證據、向國內或國外大規模寄送匿名信等方式，這樣的爭論就會走向反面。如果媒體以學術規範的名義展開批評，那么至少自己也應該遵守基本規範；如果媒體工作者一面發表單方面的觀點，另一面又參與組織針對某個作者的社會動員，你就很難信任這樣的媒體。林毓生先生公開發表自己的意見，本是很好的事情，但他不做核查，以不實的例證作為指控的根據，就不合乎規範。他對我的思想觀點展開批評，我也很歡迎，但他既沒有引證，也沒有上下文的關聯，近於無的放矢。以這種方式在大眾傳媒中發言除了起到“動員”作用外，很難引起有意義的爭論。
2010年8月2日，汪暉向王彬彬發出律師函，要求“停止失實指責並書面道歉”。
相關單位
清華大學
清華大學宣傳部宣傳科表示：“學校一直高度關注這件事情，我們也注意到了學術界對此有著不同的看法，還在繼續爭論之中。我們將繼續對此予以關注。”
社科院
社科院研究生院辦公室表示：“國家是有規定的，我們會按規定去做。”但具體什麼規定，並未解釋。社科院紀檢組張老師表示：“我們是有專門的部門對這些進行具體管理的，有程式的。應該是由信訪處來處理。其他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2010年9月10日下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副書記、常務副院長王偉光的帶領下，社科院2007～2010年間500多名新入院人員莊嚴地宣讀了學術道德誓詞。社科院監察局局長王延中指出，優良學風建設不僅需要廣大科研工作者提高認識，加強學術道德修養，培養良好的學術習慣，同時也需要科研管理機構加強對優良學風的宣傳教育，強化制度建設，完善學術評價機制，改進科研組織方式，嚴格處理和懲戒學術不端行為，打造風清氣正的學術環境。
事件爭論
周少明：《王彬彬式"私律"對學術的危害——駁《再說〈興起〉的剽襲問題》
白露：《時代周報專訪美國萊斯大學歷史系教授白露》：這本來不是一封公開信，而是寫給清華大學同仁的私信。它的起因是，我們當中的很多人從四月開始收到一些無端的、內容一致的匿名信，要求我們注意“汪暉的剽竊”。一位署名 “Kev”或“Kevy”的人，自稱是此類信件的作者之一，聯絡了我們當中的很多人。我多次給他寫信，問他是誰，還希望知道他有些什麼證據，他都沒有回答。這個事件標誌著我們介入的開始，我們同時越來越懷疑一場有組織的活動可能已經把我們當做對象。所以當某位不知名人士把我們給清華校長的信泄露給了中國媒體後，我們最終決定自己發表該信，以驅除對我們的懷疑、表明我們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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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
冰點周刊編輯部：《願汪暉事件和朱學勤事件共啟學術轉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