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抄襲門

汪暉抄襲門清華大學汪暉教授，因其博士論文《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被學界同仁指稱抄襲而身陷“抄襲門”。隨後，此事件在媒體和學界引起巨大爭論。時至今日，學界、媒體各執觀點，眾說紛紜，事件結果依舊懸而未決。而關於此事件背後的深層次原因也不得不讓人深思。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汪暉抄襲門
• 當事人：汪暉
• 身份：清華大學教授
• 涉事論文：《反抗絕望 魯迅及其文學世界》

簡介

2010年3月10日出版的國家級核心期刊《文藝研究》刊發了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彬彬的長篇論文《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的學風問題》。文章中，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讀書》雜誌前主編汪暉寫於20多年前的博士論文《反抗絕望》，被指存在多處抄襲。

王彬彬稱，他通過比對發現，汪暉的抄襲對象至少包括李澤厚的《中國現代思想史論》等5部中外專著，抄襲手法則包括“攪拌式”、“組裝式”、“掩耳盜鈴式”、“老老實實式”等。汪暉希望此事由學術界自己來澄清。

著名魯迅研究專家、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錢理群昨晚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以今天的學術標準來看，《反抗絕望》可能確實在引文等方面存在不規範的問題，但不能簡單稱之為剽竊。錢理群同時表示，該書的核心觀點應該是汪暉獨立思考的結果，汪暉對魯迅研究的貢獻不能否定。

意外發現抄襲問題

現年51歲的汪暉為江蘇揚州人，先後從揚州師院和南京大學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後，1985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師從著名文學史家唐弢先生，攻讀博士學位。在《反抗絕望》的新版序言中，汪暉稱，該書寫於1986年至1987年間，1988年4月作為他的博士論文通過答辯。1990年，該書在台灣出版繁體字版;1991年作為“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之一種，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經修訂後作為“回望魯迅”叢書之一種，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彬彬所依據的，就是2000年版。 “魯迅研究是我個人的學術生涯的起點，這一點至今對我仍很重要。”汪暉在新版序言中這樣寫道。正是這部30餘萬字的專著，奠定了他的學術地位。王彬彬把它稱作汪暉的“第一桶金”。 在魯迅研究領域，《反抗絕望》也是一部不容忽視的“名著”，自出版以來經常出現在中文系教師開給學生的書單中。用王彬彬的話說，該書“到今天甚至已經具有了‘經典’的性質”。

王彬彬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他和汪暉並不認識，也沒有任何形式的交往和接觸，發現汪暉著作中問題的過程也頗為意外。“學生做論文的時候經常會引用《反抗絕望》，我覺得有必要看一看，否則指導學生不方便，於是在去年暑假期間看的，看著看著就覺得不對勁。” 他就把《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的學風問題》一文投給了《文藝研究》，編輯部非常謹慎，逐字核查後才決定發表。 王彬彬說，這是一個嚴肅的學術問題，須以非常嚴肅的態度來對待，他不希望此事成為一個鬧劇。 王彬彬說，在《反抗絕望》中，抄襲和剽竊的現象“很明顯”也“很嚴重”。他根據手頭的幾本書簡單比對後發現，汪暉的抄襲對象至少包括以下5部中外專著：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東方出版社1987年版);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美]勒文森《梁啓超與中國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美]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張汝倫《意義的探索》(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引文不規範不同於剽竊

針對汪暉被指博士論文存在抄襲一事，著名魯迅研究專家、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錢理群表示，以今天的學術標準來看，《反抗絕望》可能確實在引文等方面存在不夠規範的問題，但這不能簡單稱之為剽竊。錢理群同時表示，該書的核心觀點應該是汪暉獨立思考的結果，其對魯迅研究的貢獻不能否定。 錢理群昨天深夜接受本報記者電話採訪時表示，他剛剛聽聞此事，王彬彬的那篇文章尚未讀完，而且手頭沒有《反抗絕望》一書可以查閱，所以只能根據他此前對該書及汪暉本人的了解談一點自己的看法。 錢理群說，他和汪暉向來走得比較近，以前常常在一起討論學術問題，所以對《反抗絕望》的成書過程比較清楚。該書的核心觀點，即“反抗絕望”這一概念的提出，應該是汪暉獨立思考的結果，是立得住的，這為解讀魯迅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在這個意義上，汪暉以及該書對於魯迅研究都是有貢獻的，“貢獻是大是小可以討論，但這種貢獻不容否定。” 王彬彬從《反抗絕望》中摘取多處文字，與李澤厚等人專著中的文字進行比對，稱汪暉抄襲剽竊。錢理群對此表示，以今天的學術標準來看，這些文字在引用他人觀點時，注釋做得可能確實不夠嚴格，但這需要考慮到當年的學術規範遠不如現在嚴格，“在當時看來，只要大致標註出你引用了哪些資料就可以，不像現在，每引用一句話都得加引號。” 錢理群表示，使用引文不夠規範和剽竊是兩個概念，而且需要考慮當時語境。

聯署要求成立調查委員會

“汪暉抄襲門”成為中國內外學術界與輿論界的爭議課題，兩個陣營的專家學者各執一詞，本報也採訪了支持清華大學進行調查，並參與聯署要求清華大學成立學術調查委員會的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鄭也夫。對於海外學者將“抄襲門”視為“媒體攻擊”、政治迫害，鄭也夫有截然不同的意見。他說：“參加聯署的有些海外學者看不懂中文，他們解釋聯署的理由時說：懷疑中國發生了政治迫害。我不認為迫害行動會選擇誣陷剽竊這樣最難得逞的領域。而王彬彬的文章是個體行為，是突發的。”他說，這些天他的朋友與若干簽名者有過溝通，其中一些不贊同給清華校長的這封信公開，另一些態度已經有變。“媒體是公平的，他們只是提供平台，上面基本是學者的文章，兩派都有。錢理群、靳大成、楊念群、舒煒、李陀等‘挺汪’的言論一點不少。《南方周末》原計畫發表舒煒的長文，是他自己撤稿轉投別處。我駁斥了舒煒文章中對王彬彬證據的駁斥，他未答覆。且不止一家媒體聯繫採訪汪暉而未果。” 他認為，涉嫌人所在學術單位組織調查是了斷“抄襲門”爭議的最好方式。“今天是這樣，以後應該成為學界的常規，事情發生了，不經外界敦促就自動履行。國內名牌大學中多有相關機構，但他們常常拖延、無作為。我們是在事發後三個月清華大學和社科院毫無作為的情況下，搞出了致兩機構的63人簽名信。” 事實上，面對著官辦機構的無作為，一些關心此事的學界中人也議論過成立民間學術機構來裁定此事的可能性，但鄭也夫認為這是下策，可能惹起更多爭議。他說：“我邀請公開挺汪的幾個朋友（也是我的朋友）簽名，因為我認為，涉嫌剽竊事件最終要通過當事人所在的學術機構裁決。很遺憾，他們拒絕了，他們認為學術機構開始受理就意味著汪暉有問題。這很荒誕，無罪推定是現代法律的基本觀念啊。我們63人簽名信是中性的，沒有對汪暉剽竊與否表態，沒有攻擊，自然也就不是‘有組織的攻擊’。相反，我覺得90餘海外學者的簽名信是‘有組織的包庇’，不懂中文就參與辯護。”他對比了汪暉和上海學者朱學勤（不久前也被惹上抄襲爭議）。兩個人都認為自己沒有剽竊，但是在態度和處理方式上天差地別。汪暉面對實名人揭發，四個月不答覆。朱學勤遭到匿名揭發後，在第一時間主動找復旦大學，要求審理，甚至上交學位證書。鄭也夫認為，汪暉、朱學勤都各有不少“冬粉”（支持者），但兩件事的態勢大不相同，圍繞汪暉的爭論甚囂塵上，“汪粉”們一直在抱怨媒體；而朱學勤的事情迅速走入學術調查機構，過程要平靜許多，兩種不同的演變方式，恐怕與二人的態度相關。鄭也夫認為，事情的癥結還在於需要對“抄襲”問題調查清楚，對此，他寄望清華大學以及汪暉本人對此也有積極的表態。他說：“我對清華和社科院（汪暉博士論文的授予單位）總體上很失望，但對清華還抱希望。明年是清華百年校慶，庭院打掃乾淨才能迎接海內外的賓客吧。我覺得作為當事人，汪暉的態度可以促進清華開始審理，他們的態度將是這件事接下來如何發展的變數。” 反之，鄭也夫說，他唯一確定的是：“我知道很多學界朋友的態度是堅定的：此事不可以不了了之。”

影響及學者專家爭論文章集萃

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汪暉被指20多年前博士論文《反抗絕望》存在多處抄襲，引發了海內外學術界持續百日之久的立場爭論。質疑者和挺汪者展開了一輪又一輪的交鋒，火藥味似乎也越來越濃烈了。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 “汪暉抄襲門”已成為學者們樂意談論的熱門話題。新加坡《聯合早報》8月1日刊登的一篇署名周兆呈的文章說， “汪暉事件”竟然“引起如此眾多學者的參與，撇開學術派別、理念差異、治學觀點等帶有個人色彩的因素不說(說也說不清楚)，如果將其視為公共事件，校方學術機構如何應對處置、汪暉本人如何回應闡釋、學術界又如何認可或繼續激辯，足以構成一個案例，放到今後更長的時間段再回首時，肯定有其經典意義”。

“抄襲”事件學者專家爭論文章集萃

2010年3月10日，王彬彬在《文藝研究》發表《汪暉的學風問題——以《反抗絕望》為例》一文，引發眾多媒體和學者關注和討論。“挺”汪者多認為，汪著為八十年代學術規範未成型時的產物，應屬“引文不規範”，此為技術層面的問題，而“王彬彬式”的學術舉報與學術批評“別有用心”，對學術發展百害而無益；“反”汪派則呼籲：學術抄襲、學術剽竊問題必須直面，有問題者必須嚴懲不貸，應儘快建立中立的學術委員會調查此次事件。喧雜中，當事人汪暉教授與其所在學校——清華大學卻一直保持著緘默。學術乃天下之公器，釐清觀念、親疏之別，“汪暉事件”對中國學術規範和學術精神的形成的意義重大。沉默來淡忘，還是面對以演進，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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