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求諫
- 創作年代：唐開元、天寶年間
- 作品出處：《貞觀政要》
- 文學體裁：政論類史書
- 作者：（唐）吳兢
內容提要,作者簡介,原文,譯文,
內容提要
求諫是鼓勵臣下提意見，可以算是唐太宗用人思想的精華。貞觀年間，特別是貞觀之初，恐人不言，導之使諫，這一兼聽納下的思想和行動，造成了諫諍蔚然成風、君臣共商國是的良好風氣，是“貞觀之治”中最引人矚目的重要方面。唐太宗也因而成為一個從諫如流、雄才大略的帝王君主，一個中華民族歷史上屈指可數的政治家。
作者簡介
吳兢（670—749），汴州浚儀（今河南開封）人。武周時入史館，修國史，遷右拾遺內供奉。唐中宗時，改右補闕，累遷起居郎，水部郎中。唐玄宗時，為諫議大夫，修文館學士，衛尉少卿兼修國史，太子左庶子，也曾任台、洪、饒、蘄等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遷相州，封長垣縣子，後改鄴郡太守，回京又任恆王傅。與同時代其他官員相比，吳兢的仕途還是較為順暢的，沒有大起大落。
原文
太宗威容儼肅，百僚進見者，皆失其舉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見人奏事，必假顏色，冀聞諫諍，知政教得失。貞觀初，嘗謂公卿曰：“人慾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借忠臣。主若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乎？故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至於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卒令不聞其過，遂至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事不遠，公等每看事有不利於人，必須極言規諫。”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冀憑直言鯁議，致天下太平。”諫議大夫王珪對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後從諫則聖。是故古者聖主必有爭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陛下開聖慮，納芻蕘，愚臣處不諱之朝，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詔令自是宰相入內平章國計，必使諫官隨入，預聞政事。有所開說，必虛己納之。
貞觀五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則濫賞無功，怒則濫殺無罪。是以天下喪亂，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嘗不以此為心，恆欲公等盡情極諫。公等亦須受人諫語，豈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護短不納？若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閒居靜坐，則自內省，恆恐上不稱天心，下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諫，欲令耳目外通，下無怨滯。又比見人來奏事者，多有怖，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情猶如此，況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為忤。若即嗔責，深恐人懷戰懼，豈肯更言！”
貞觀十五年，太宗問魏徵曰：“比來朝臣都不論事，何也？”征對曰：“陛下虛心採納，誠宜有言者。然古人云：‘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己；信而不諫，則謂之尸祿。’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懷忠直而不能言；疏遠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懷祿之人，慮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默，俯仰過日。”太宗曰：“誠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諫，輒懼死亡之禍，與夫赴鼎鑊、冒白刃，亦何異哉？故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竭誠者乃是極難。所以禹拜昌言⑥，豈不為此也！朕今開懷抱，納諫諍，卿等無勞怖懼，遂不極言。”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自知者明，信為難矣。如屬文之士、伎巧之徒，皆自謂己長，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略詆訶，蕪詞拙跡，於是乃見。由是言之，人君須得匡諫之臣，舉其愆過。一日萬機，一人聽斷，雖復憂勞，安能盡善？常念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鏡鑒形，美惡必見。”因舉觴賜玄齡等數人勖之。
貞觀十七年，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者十有餘人。食器之間，何須苦諫？”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曰：“卿言是矣。朕所為事，若有不當，或在其漸，或已將終，皆宜進諫。比見前史，或有人臣諫事，遂答雲‘業已為之’，或道‘業已許之’，竟不為停改。此則危亡之禍，可反手而待也。”
譯文
唐太宗容貌威武嚴肅，百官中進見的人，見到他都會緊張得舉止失常不知所措。太宗知道情況後，每當見到有人奏事時，總是做出和顏悅色的樣子，希望能夠聽到諫諍，知道政治教化的得失。貞觀初年，太宗曾對公卿們說：“人要照見自己，一定要有明鏡；一國之主要想知道自己的過失，一定要藉助於忠臣。君主假如自以為聖明，臣下又不去糾正，要想國家不傾危敗亡，能辦得到嗎？於是君主失掉他的國，臣下也不能獨自保全他的家。至於像隋煬帝殘暴淫虐，臣下都把嘴閉起來不講話，最後終於因為聽不到自己的過失而導致滅亡，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誅殺。前事不遠，你們今後每當看到事情有不利於百姓的，必須直言規勸諫諍。”
貞觀元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正直的君主任用了奸臣，就不可能治理好國家；忠直的臣子侍奉昏庸的君主，也不可能治理好國家。只有正直的君主和忠直的大臣相處共事，如魚得水，那么天下就可以平安無事了。我雖然不算明君，幸虧你們多次匡正補救過失，希望憑藉你們直言鯁議，以實現天下太平。”諫議大夫王珪回答說：“我聽說木材彈上墨線就能鋸得筆直，君主聽從規諫就能成為聖明。所以古代聖明的君主必須設諍臣七人，說的話如不被接受，就一個接一個地以死相諫。陛下開拓思路，採納臣民忠言，我等處在不避忌諱的聖朝，實在願意把愚昧之見都講出來。”太宗稱讚說得好，下詔規定今後宰相入宮商量處理國家大事，必須讓諫官跟著進來，聽一聽如何處理。有話敞開說，一定虛心採納。
貞觀五年，太宗對房玄齡等說:"自古以來有很多帝王放任自己的喜怒,高興就胡亂升賞無功的人,不高興就亂殺無罪的人.所以社稷淪喪,天下混亂,沒有不是因此而造成的.我現在每晚沒有不把他當成心事,一直想讓你們盡力進諫,而你們也要接受別人的諫言,怎么可以因為別人的話與自己的不同,就護短不接納?如果不能接受別人的諫言,又怎么能去勸諫別人呢?
貞觀六年，唐太宗因為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杜正倫、秘書少監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人所奏的事很合心意，召見時對他們說：“我曾把從古以來臣子盡忠的事跡一一看過，如果遇到聖明的君主，自然就能夠誠心規諫，但如像關龍逢、比干那樣的處境，就不免身遭殺戮株連家人。做君主不容易，做臣子也難。我又聽說龍可以馴養得聽話，但喉下有逆鱗。你們就敢於犯逆鱗，各自進上奏書。常能這樣，我難道還怕宗廟社稷會傾覆！每想到你們一片忠心，一刻也不能忘懷，所以設宴共享歡樂。”還給每人賞賜了數量不等的絹。
貞觀八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我每當無事靜坐，就自我反省。常常害怕對上不能使上天稱心如意，對下被百姓所怨恨。只想得到正直忠誠的人匡救勸諫，好讓我的視聽能和外邊相通，使下面沒有積怨。此外近來見到來奏事的人，常顯得心懷恐懼，連講話也變得語無倫次。平時奏事，情況尚且如此，何況要折面諫諍，必然害怕觸犯逆鱗。所以每當有人諫諍時，縱然不合我的心意，我也不見怪。假如立刻發怒斥責，恐怕人人心懷恐懼，豈敢再說話！”
貞觀十五年，唐太宗問魏徵：“近來朝臣都不議論政事，這是為什麼？”魏徵回答說：“陛下虛心納諫，本來應當有話說。然而古人說過：‘不被信任的人勸諫，會被認為是毀謗自己；已被信任而不勸諫，就叫做尸祿。’但是人的才能氣度，各有不同：膽小怕事的人，心存忠直而不能進諫；被疏遠的人，怕不信任而無法進諫；貪戀祿位的人，怕不利於自身而不敢進諫。所以大家沉默不言，應付著混日子。”太宗說：“這些現象確實像你所說。我常想，人臣要勸諫，動輒害怕有死亡之禍，這和赴鼎鑊被烹殺、冒刀劍被斬殺又有什麼兩樣？因此忠貞的臣子，並非不想竭盡忠誠，竭盡忠誠實在太難了。所以夏禹聽了好的意見要拜謝，豈不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如今敞開胸懷，接受諫諍，你們無須因為害怕而不敢把想說的話說出口。”
貞觀十六年，唐太宗對房玄齡等人說：“能正確對待自己的人是明智的，但要做到實在困難。這像會寫作的文士、有技巧的工匠，都自誇自己有本領，別人比不上。如果遇上著名的文士、工匠來評量指責，雜亂無章的文辭和拙劣的技藝就會顯現出來。這樣說來，君主須有匡救諫諍的臣子，來指出過錯。每天有成千上萬的事情，若單靠一個人來了解判斷，即使再辛苦勞累，怎能把每件事都處理得盡善盡美呢？我常想念魏徵遇到問題時隨時諫諍匡正，多次切中我的過失，這好像用明鏡來照形體，美與醜都會顯現出來。”因而舉起杯子給房玄齡等幾位敬酒，勉勵他們也應這樣做。
貞觀十七年，唐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說：“從前虞舜製作漆器，夏禹雕飾祭器，當時勸諫的有十多人。飲食器皿一類的小事，何必苦諫？”褚遂良回答說：“從事精雕細琢會妨害農耕，編織五顏六色的彩帶會妨礙婦女的正常事務。首創奢侈淫逸，就是危亡的開端。有了漆器不滿足，必然要用黃金來做。金器還不滿足，必然要用玉石來做。所以諫諍之臣必須在事情的開端就進諫，等到已做完再勸諫也不起作用了。”太宗說：“你講得很對，我所做的事情，如有不當，不論是在剛開始，或者是將做完，都應當及時進諫。近來我翻閱前朝史書的記載，有時臣下進諫，君主就回答說‘已經做了’，或者說‘已經同意做了’，終究不肯停止改正。這樣下去危亡的災禍在一反手之間就會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