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元改革，又稱永元改制，是漢和帝永元年間推行的改革，主要包括察舉制度改革、太學策試改革兩方面。
由於漢朝各郡人口數量不同，但每年分配的名額相同，造成了選官上的不公，於是永元四年（公元92年），漢和帝按照人口數量為各郡分配選舉名額，從而提升了察舉選官的公平性。永元十三年（101年）又針對邊遠地區實行新的選官改革方案，調動了邊郡選舉效率，改變了邊郡“束修良吏，進仕路狹”的狀況，標誌著以孝廉為主體的察舉制已相當完善。
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漢和帝採納徐防建議，對太學策試進行了重大改革，內容是“博士及甲乙策試，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這使得太學策試開始側重章句、家法，該考試之法被漢順帝時期的陽嘉新制採用，同時對經學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使得小章句形式的經注開始流行，從而形成了以經學註疏為主導的學術形態，為後世學術發展奠定了基礎。
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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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舉改革
改革背景
漢武帝時期規定，無論郡國大小，每年舉孝廉二人，這個規定從漢武帝一直到東漢和帝維持了兩百多年，直到漢和帝親政，才進行了改革和完善。
當時，人口50-60萬的大郡每年舉孝廉二人，而人口20萬的小郡也是每年舉二人，漢和帝發現，各郡人口數量不同，而每年分配的名額相同，造成了選官上的不公平。
改革內容
永元四年（92年）誅殺竇氏外戚後，漢和帝召開朝議與公卿大臣商議改革措施，最終採納太尉丁鴻與司空劉方的建議，按照人口數量分配選舉名額：人口滿20萬每年舉孝廉一人，滿40萬每年舉孝廉兩人，滿60萬每年舉三人，滿80萬舉四人，滿100萬舉五人，滿120萬舉六人。而不滿20萬的每兩年舉一人，不滿10萬的每三年舉一人，大大促進了漢代察舉選官的公平性。
後續完善
由於幽州、并州、涼州等偏遠地區戶口相對較少，且處於邊境地帶，勞役繁重，讀書的士子、品行能力出眾的官吏進入仕途的路子比較狹窄，漢和帝考慮到，安撫這些邊遠的地區應以人為本。
於是，永元十三年（101年）漢和帝進一步推行了改革措施：邊郡地區，人口10萬以上的郡國，每年舉薦孝廉一人；不滿10萬人的，每兩年舉孝廉一人，5萬人以下的，每三年舉薦廉一人。通過漢和帝的調整，“舉孝廉”制度更加公平和臻於完善。
歷史影響
漢和帝的察舉制改革，史稱“永元改制”，糾正了邊遠小郡長期以來也需歲舉2人所造成 “蠻夷錯雜為數”的負面影響，小邊郡與內郡一樣，人口數與選舉數掛鈎，但享有更大的優惠。 在這種更加務實的選法下，有助於調動邊郡選舉效率，改變 “束修良吏，進仕路狹”的狀況，標誌著以孝廉為主體的察舉制已相當完善。
策試改革
改革背景
東漢察舉制度中，人才多源，但公、私學校出身的經生是主要來源。這裡面，太學又是最重要人才培養機構。太學生的素質會直接影響察舉人才的素質，故若要從源頭上保證人才選舉不乖實，則首先需革除太學積弊。章帝時期的各種行政決策中，選舉和經學是特別引人注意的兩項，應該不是偶然。
徐防曾對當時太學的學風作出批評：“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奸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浸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徐防上疏的原意是“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他批評太學學風“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而“私相容隱，開生奸路”的情況更加重了太學的渾濁。
改革內容
永元十四年（102年）徐防針對太學的情況提出了策問改革的建議：“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漢和帝採納了他的建議。這是東漢經學形態發生變化的關鍵材料。
所謂“從其家章句”，包含了兩個層面的要求：第一，一家之內要有規範的、統一的經文章句劃分；第二，在標準化的章句劃分基礎上做出訓詁、註解乃至義理闡發。第一層是章句層面，也可以說是文本層面；第二層是家法層面，也可以說是義理層面。這是永元策問改革的兩個重心。這兩個基本的策問標準，所針對的正是蔓延隨意、妄生穿鑿的大章句。也可以知道，五經文本在策問中變得重要了。
“開五十難以試之”，即主試者從經傳文本中提出五十個問題，並要求對策者依據本家章句體系以作回答，這是永元十四年改革之後太學裡面的策問形式。熟練地記誦和準確地訓詁，對擬參加策問考核的太學生來說，會是最重要的兩個基本功。
歷史影響
永元太學策試改革引起了太學學術形態的變化，而作為天下學術中心的太學，風氣所向，也自然會漸漸推動王朝整體的學術風格的轉型。《後漢書·左雄傳》記載他在漢順帝陽嘉元年（132年）太學新修繕完畢後，上書建議察舉孝廉之法曰所舉之人“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此時策試出身諸生的孝廉，也已採用永元改革之法。
永元太學策試改革對經學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深刻地改變了當時的學術形態，使得新型的小章句形式的經注開始流行，經注開始注重內在統一性和體系性，同時促進了新的經典學習方式的成熟，通過獨立閱讀注本來研讀經典，許多經注書籍因其完備性而開始突破門派限制，在更大範圍內流傳，並逐漸經典化。
東漢中後期出現的馬融、鄭玄等人的經注，為後世學術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後世以經學註疏為主導的學術形態，正是形成於此時。若要了解這一時期學術演進的動因，不能僅僅關注平面的制度設定，還應深入漢王朝的行政實踐，辨析行政運作與學術形態變化之間的關係。漢王朝的行政實踐中，用於選拔官員的策問制度，對經學發展尤其具有影響力。漢和帝永元十四年的策問改革，因此就顯得特別關鍵。這項改革是漢章帝時期崇尚古學學風的自然延續，其重視章句、家法的改革，推動了古學的流行，並在以下三個方面深刻地改變了當時的學術形態：其一是經書文本開始標準化；其二，新型的小章句形式的經注開始流行；其三，經注開始注重內在統一性和體系性。與此同時，小章句形式的經注書籍促進了新的經典學習方式的成熟，通過獨立閱讀注本來研讀經典。許多經注書籍因其完備性而開始突破門派限制，在更大範圍內流傳，並逐漸經典化。這或許就是鄭玄那一代人因何出現的部分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