棍噶扎拉參呼圖克圖

棍噶扎拉參呼圖克圖

棍噶札拉參,又譯棍噶札勒參棍噶札勒參(藏語意為“皆喜勝幢”)是晚清時期甘肅省著名轉世喇嘛,藏曆第十四饒迥陰木羊年(道光十五年,1835年)十月出生於甘肅省鞏昌府洮州廳卓尼楊氏土司所轄曲華相(又譯齊白西、車巴溝、垂弼勝)地方的相康村(今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縣刀告鄉石康村)一個貧苦藏族農牧民家庭。

基本介紹

  • 本名:棍噶扎拉參呼圖克圖
  • 民族族群:藏族
  • 出生時間:1835年十月
  • 性別:男
人物介紹,注釋,

人物介紹

甘肅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棍噶扎拉參呼圖克圖離開西北赴藏熬茶緣由辨析
周學軍 劉煥峰
第十五饒迥陰木羊年(光緒二十一年,1895)九月三十日巳時(上午9——11點),在他創建的曲華相新寺圓寂” ,享年61歲(清代以虛歲計齡)。棍噶扎拉參“自幼披剃為僧,性多智慧” 。
同治元年(1862),他應新疆庫爾喀拉烏蘇(今烏蘇,蒙古語“庫爾喀拉烏蘇”,為“雪地黑水”之意)烏訥恩素珠克圖盟土爾扈特東部落右旗札薩克多羅畢錫埒爾圖郡王·盟長巴圖的延請,“傳習經典出關”④,“在庫爾喀喇烏蘇、塔爾巴哈台等處傳授經典,鹹敬異之” 。在新疆、阿爾泰(當時屬於外蒙古的一部分,由科布多參贊大臣管理,隸屬烏里雅蘇台將軍節制)的二十多年間,他在綏靖西北邊陲、安插各族難民、抵禦沙俄侵略等方面,均發揮了當地駐防將軍、大臣難以起到的重要作用⑨。
同治四年十月初二日(1865年11月19日),被清政府賞給“呼圖克圖”名號 。
同治八年至十一年(1869— — 1872),他還在額爾齊斯河的支流克林河(義譯奇林河、克蘭河)畔主持創建了承化寺(今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阿勒泰市內)這一西北地區抗俄鬥爭的前哨陣地,堪稱阿勒泰市的奠基人。新疆蒙古族人民“尊呼之日察罕格根”(西域人稱華蓋為察罕格根),藏族人民尊稱他為“喇嘛噶饒”(一譯“喇嘛尕若”),均意為“白佛爺”或“白色上師”。
光緒七年(1881),他被迫離開阿爾泰和新疆,前往西藏熬茶布施。我國學術界歷來認為,棍噶扎拉參呼圖克圖之所以離開西北赴藏熬茶,是因為光緒二年(1876)七月和次年(1877)六月他先後抵制了沙俄侵略者波塔寧烏拉索夫等人對承化寺的進犯,腐敗無能的清政府迫於沙俄的壓力不得不給予棍噶扎拉參罰俸一年的處分,並令他主動呈請赴藏熬茶 。然而,近年來出版的《光緒朝朱批奏摺》表明,這一看法並不全面,現對棍噶扎拉參赴藏熬茶的緣由予以辨析。
波塔寧烏拉索夫在承化寺尋釁滋事遭到棍噶扎拉參等人的痛擊之後,沙俄政府惱羞成怒,屢以此事為藉口,“為緩交伊犁之計”,並向清政府施加壓力,無理要求將棍噶扎拉參予以嚴懲,必欲除之而後快。清政府從收復伊犁這一大局考慮,不得不對棍噶扎拉參“量予懲處”。
光緒四年七月初四日(1878年8月2日),陝甘總督左宗棠伊犁將軍金順奏準:按照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錫綸所議,給予棍噶扎拉參罰俸一年的處分 。
光緒五年(1879)上半年,崇厚與俄國談判伊犁問題期間,沙俄又屢次以中俄交涉各案尚未辦結為詞,拖延交還伊犁。在沙俄的壓力和清政府的勸告下,棍噶扎拉參呼圖克圖不得不主動向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錫綸呈請離開阿勒泰和新疆。
光緒五年六月十二日(1879年7月30日),錫綸具奏了“遵旨會商督臣等(指左宗棠金順等人—— 引者注)籌辦接收伊犁及分界事宜先將察度情形酌擬密陳折一件、呼圖克圖棍噶扎拉參請假回籍附片一件、領隊大臣特爾慶阿到任日期附片一件、特爾慶阿自具到任日期謝恩折一件” ,其中棍噶扎拉參請假回籍附片的內容為:“再,奴才適據呼圖克圖棍噶札拉參呈稱:‘竊呼圖克圖系甘肅洮州楊土司番籍,在西寧拉布浪【楞】寺披剃為僧。自同治元年傳習經典出關,遘遭回賊變亂,羈留西域者十有八年,殊闕奉師養親之道,每以受恩深重,逆亂未平,不敢瀆請。今父母已相繼辭世,本師亦年齒衰老,每一念之,悲感無地。又,竊呼圖克圖帶兵剿賊,以救護善良之故,不得已破戒,殺傷性命甚多,有悖佛法慈悲之旨,亦意懺悔超度,以消惡孽。種種情事,擬請代奏,可否準假三年。如蒙俞允,所有阿勒泰山承化寺徒眾事務,暫由委尚【商】卓特巴(商卓特巴)喇嘛格禮克塔耶管理,以便本呼圖克圖先回原籍謁見本師,並與亡故父母唪經超度,然後赴藏叩謁達賚、班禪喇嘛,重受戒懺,並以超度在劫殺傷性命’,等情前來。奴才伏查該喇嘛離鄉已久,所陳自系實在情形,合無仰懇天恩,準如所請。惟阿勒泰山承化寺徒眾,雖雲有委尚卓特巴喇嘛經管,無如該處地處邊疆要區,夷狄接壤,不容日久空懸,該喇嘛所請三年赴藏等語,似有未便,可否準假一年,令其祗往西寧、洮州等處,事竣即便旋迴,毋庸赴藏,以免遷延太久。再,該呼圖克圖從前帶兵,在塔爾巴哈台布倫托海一帶著有微勞,屢蒙恩獎,經部議,悉照頭品人員例,以與尋常喇嘛有間。如蒙俞允,此次前往西寧,可否準其馳驛行走,俾利往返之處,出自逾格鴻慈” 。由於錫綸拜發的奏摺“內有密陳要件,恐致遲延舛錯,故限行六百里,特派五品王遵路等二名專遞,至科布多咨明科布多大臣等轉飭軍台妥速接送” 拜折之後,錫綸將塔城應辦事宜粗就料理,“即遵旨就近先赴庫爾喀拉烏蘇行營,與金順晤面,以便與左宗棠會商,預籌一切” 。“將及兩月”,錫綸才啟程返回塔城。
九月二十八日(11月l1日),錫綸行至額敉勒河行營,“得閱委員劉寬所代拆行檔案,有準兵部咨:該部捷報處於本年七月二十一日未刻由昌平州驛站遞到奴才傳牌一張,內開有六百里奏摺夾板一副,捷報處並未接到此件夾板。該部已於二十二日奏請飭下察哈爾都統按站轉查,等因。奉旨:依議,欽此。抄錄原奏、恭錄諭旨,咨行前來”。錫綸“接閱之下,不勝詫異,自應照原奏摺片,敬謹另繕補遞”。
十月十五日(11月28日),錫綸重新補遞了上述各折、片 。
十一月二十八日(1880年1月9日),奉旨:“該呼圖克圖出關帶兵,歷有年所,現擬請假回鄉,情詞懇至,即著給假三年,並準其馳驛行走。所有阿爾泰山承化寺徒眾事務,委尚【商】卓特巴喇嘛經營,仍著錫綸隨時照料,毋任日久生事”
棍噶扎拉參尚未奉旨啟程,中俄關係又發生巨大變化。
光緒六年正月初十日(1880年),清政府拒絕批准光緒五年八月十七日(1879年10月2日)崇厚與俄國簽訂的《里瓦幾亞條約》,諭令大理寺少卿·駐英公使曾紀澤赴俄重新談判。為防止俄國不遂所欲肆行侵略,亟須籌備邊防。
光緒六年正月二十一日(1880年3月1日),世鐸等王、大臣六十三人具奏籌備邊防一折:“謹將邊防、籌餉、儲才三大端,分列八條,恭候聖裁”,其中關於“西路邊防宜籌”一條云:“左宗棠久膺邊寄,自能獨當一面,籌劃周詳。惟劉錦棠一軍為西師綱領,扼扎前敵,似宜重其事權,飭令幫辦左宗棠軍務。金順所部,兵力尚厚。惟錫綸現駐塔城,與俄人逼處,兵力太單,應令就地選募邊人,招徠藩屬,以壯聲威” 。同日,諭軍機大臣等:“此次俄國與崇厚所議章程,多所要求,斷難允準。惟該國不遂所欲,恐其伺隙起釁,必須有備無患,以折狡謀。新疆防務緊要,左宗棠熟悉邊情,老於軍事,即著將南北兩路通盤籌劃,務臻周密。本日有旨令劉錦棠幫辦新疆軍務。劉錦棠、金順均在前敵,尤為吃緊,並著其會商左宗棠妥為布置。錫綸現扎塔城,兵力太單,且與俄人逼處,宜策萬全。如能就地選募邊人,招徠藩屬,亦可壯其聲威,著與左宗棠商酌。棍噶札拉參久在邊疆,聞為俄人所憚,該呼圖克圖前經給假三年,現當用人之際,著錫綸傳旨,令其銷假赴營,統帶所部以為掎角,錫綸駕馭有方,當可收指臂之助”。
三月十四日(4月22日)錫綸接到該諭旨後,四月十二日(5月20日),奏:“該呼圖克圖罷兵已八年之久,舊部星散,只余承化寺學經喇嘛,為數無多。俟選募有兵,由奴才酌量時宜,再當撥歸統帶”⑥。
十月十四日(11月16日),錫綸又奏:“今奴才選募各軍雖已成營,既非該呼圖克圖舊部,兵將不相知,自未便交其統帶,而該呼圖克圖屢以從前帶兵,實因回逆變亂,禦侮無人,情非得已。自罷兵後,已受戒懺悔,如再蹈前轍,實有悖佛法,求奴才代乞聖恩,仍前賞假,回籍謁師,並赴藏謁達賚喇嘛等情,情詞懇切。奴才伏思該呼圖克圖既無可以歸其統帶之兵,可否懇恩仍準其給假三年,並馳驛行走赴藏之處,出自鴻施。如蒙俞允,阿勒泰山防務,應由奴才如何設法布置,隨後妥籌奏聞”。軍機大臣奉旨:“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
光緒七年正月二十七日(1881年2月25日),錫綸在塔爾巴哈台接奉該諭旨,隨即咨行駐藏辦事大臣色楞額。同年六月,色楞額接準錫綸來咨之後,即“譯行前、後藏商上欽遵在案”。
然而,棍噶札拉參並未及時遵旨回籍,光緒七年五月初一日(1881年5月28日),他奉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錫綸的差遣,帶領錫伯兵十蘇木、舊土爾扈特喇嘛三百餘名以及民勇二百餘名,抵達阿爾泰烏梁海的達彥淖爾地方,修蓋營盤兩座駐紮,收撫在當地遊牧的塔城所轄哈薩克,“該呼圖克圖將哈薩克頭目柯伯史主子阿斯勒布克斬殺,梟首營門,並向哈薩克頭目柯伯史勒要騸馬五千匹、綿羊五萬隻,限期交齊”。
五月中旬,科布多參贊大臣清安幫辦大臣額爾慶額“訪聞棍噶扎拉參呼圖克圖有帶兵在科屬(阿爾泰)烏梁海一帶收撫哈夷,藉端勒要牲畜,擅殺哈夷頭目之子,以致蒙民畏威驚慌情事。但此次收撫哈夷,奴才等並未接準塔爾巴哈台明文,而呼圖克圖如此辦法,難免激成事端,所關匪淺”。清安、額爾慶額當即揀派筆帖式吉壽驍騎校依吉斯渾、把總劉裕等前往查探。
六月初九日(7月4日),吉壽等人抵達棍噶扎拉參在達彥淖爾的行營,查明“該處現有哈薩克千餘戶⋯ ⋯ 現將所要馬匹、羊只已交納多半。因收撫太急,有逃往阿勒坦淖爾烏梁海地方”之事。清安、額爾慶額“接閱之下,不勝詫異”,
六月二十一日(7月16日),奏:“查此項哈夷本歸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節制,向年時有來科屬趕就水草,牧放牲畜。雖經隨時咨行塔城參贊大臣嚴加管束,總未能杜其往來。查此項哈薩克曾已應付塔城台差,今被呼圖克圖勒要若許牲畜,逐攆各處逃奔,即不能另生枝節,亦恐搶奪之風更甚於前。已由奴才等咨行參贊大臣錫綸妥為安撫,以靖地方⋯ ⋯是棍噶札拉參呼圖克圖系奉旨給假回鄉之人,遲延將近二年,並未啟程。雖據聲稱奉參贊大臣錫綸差遣收撫哈夷,而擅殺頭目之子,勒要馬匹、羊只如許之多,未知意欲何為?倘因此事激成變亂,所關匪輕。該呼圖克圖身受國恩,不思圖報,似此任性妄為,若不查明懲辦,實與地方有礙。相應請旨將棍噶扎拉參呼圖克圖交參贊大臣錫綸確切查明,據實復奏。奴才等查訪較確,有礙蒙古地方大局,不敢不據實奏聞”④。
七月二十二日(8月16日),軍機大臣奉旨:“棍克札拉參呼圖克圖前經賞假回籍,何以日久尚未起程?所稱收撫哈薩克等情,是否實系錫綸差遣?若如所奏,擅殺頭目之子、勒要馬匹羊只甚多,是該呼圖克圖任性妄為,深恐激成事變,貽誤匪輕。著錫綸確切查明,據實奏參,一面飭令即行回籍,不準再行逗留”@。大概棍噶扎拉參自感辦事過於操切,已於七月初三日(7月28日)從承化寺起程@,將“同字三十號”管轄徒眾銀印一顆,送交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錫綸暫行寄庫,然後起程回籍入藏 。棍噶扎拉參由承化寺起程後,先行返回甘肅洮州原籍謁師省親,然後前往西藏熬茶。據《歷輩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年譜》(該書將棍噶扎拉參呼圖克圖漢譯為“恰甘呼圖克圖貢嘎堅贊”)載:藏曆陰水羊年(光緒九年、1883年)
三月初六日,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會見了他“派遣前來謁見的蒙古族官員和領誦師、知賓官等人”0,
三月初八日,棍噶扎拉參抵達拉薩。
三月十五日,達賴喇嘛在薩松殿接見了棍噶札拉參和先期到達拉薩的全體隨行人員,“並接受所獻三佛田”。
四月八日,棍噶扎拉參念誦禳災祝壽經,並再次向達賴喇嘛奉獻三佛田⑦。
四月十五日,棍噶扎拉參呼圖克圖在大昭寺受戒講經(大概指重新受比丘戒),據他向駐藏辦事大臣色楞額、幫辦大臣崇綱呈報:“小僧原名羅藏丹弼望舒克。此次受戒,蒙達賴喇嘛給予法名,改為嘉穆巴圖多普(藏語意為“仁慈威德”——引者注)”。
從以上史料來看,光緒五年(1879)上半年,棍噶扎拉參呼圖克圖向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錫綸呈請回籍入藏,的確是迫於沙俄政府的壓力,但清政府隨即一度考慮重新予以起用。然而,此後兩年之中,他並未離開西北。光緒七年(1881)七月初,他之所以離開阿爾泰和新疆,則是由於在處理哈薩克問題上辦事操切所致。

注釋

① 我國史學界對棍噶扎拉參呼圖克圖病卒年份的看法多有訛誤,詳見周學軍:《棍噶扎拉參呼圖克圖卒年小考》,載《歷史檔案)2001年第3期。
②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朱批奏摺》,中華書局1996年12月影印第一版,第114輯,第686頁,第679件奏摺。
③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朱批奏摺》,第116輯,第174頁,第180件奏摺(參見第114輯,第686頁,第679件奏摺)。
④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朱批奏摺》,第114輯,第686頁,第679件奏摺。
⑤ 伊犁將軍長庚、甘肅新疆巡撫饒應祺、塔爾巴哈台·伊犁副都統富勒銘額在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奏摺中詳細介紹了棍噶扎拉參呼圖克圖一生“戰功事跡之大略”,詳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朱批奏摺》,第l14輯,第685— —689頁,第679件奏摺。
⑥ 《清穆宗實錄》卷156,同治四年十月癸巳。
⑦ 紀大椿著《棍噶札勒參同沙俄鬥爭記事》(載谷苞等編著:《新疆歷史人物》,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第1集)、《新疆歷史研究》(1985年第3期)、高文德主編《中國民族史人物辭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喇嘛噶饒傳略》(載《甘南文史資料》第7輯,1990年印刷)、噶桑圖丹嘉措著(楊士宏譯)《察罕呼圖克圖棍噶扎勒參在西藏和內地的足跡— — (喇嘛噶饒傳略)節譯》(載《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2期)、高文德主編《中國少數民族史大辭典》(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紀大椿主編《新疆歷史詞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版)、赤翁克埃著《抗俄活佛公[棍]噶扎勒參》(載《民族》1996年第12期)、劉維新主編《西北民族詞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邱信廷著《不畏強敵的愛國喇嘛棍噶札拉參》(載《人物》1998年第6期)、中國歷史大辭典編纂委員會編纂《中國歷史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年修訂版第一版)、楊士宏著《愛國名僧棍噶扎勒參》(載郭卿友主編《中國歷代少數民族英才傳》,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3冊,第7卷)、扎扎著《拉卜楞寺活佛世系》(甘肅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毓賢麟著《藏族人民是中國近代史抵禦外侮鬥爭中的重要力量》(載《中國藏學)2OO1年第4期)等論著均持此說。
⑧ 左宗棠著:《左宗棠全集》)(奏稿),上海書店1986年影印第一版,第10冊,卷53,第8281— —8290頁。
⑨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朱批奏摺》,第53輯,第894— —895頁,第701件奏摺。
⑩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朱批奏摺》,第116輯,第174— — 175頁,第180件奏摺(按:該書編者將錫綸該奏片錯誤認定為“光緒五年分駐藏辦事大臣松桂”的奏片)。
⑥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朱批奏摺》,第53輯,第894— —895頁,第701件奏摺。
⑩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朱批奏摺》,第l11輯、第545—— 547頁、第421件奏摺。
⑩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朱批奏摺》,第53輯,第894—— 895頁,第701件奏摺。
⑩ 《清德宗實錄》卷104,光緒五年十一月丁酉。
⑩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朱批奏摺》,第111輯,第558頁,第428件奏摺。
⑩ 《清德宗實錄》卷108,光緒六年正月己丑。
⑩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朱批奏摺》,第54輯,第9—— 13頁,第6件奏摺(參見第1 13輯,第293— — 294頁,第226件奏片)。
⑩ 《光緒朝朱批奏摺》的編者將錫綸此奏片的時間認定為“光緒六年四月至十二月”,根據駐藏辦事大臣色楞額的奏片(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朱批奏摺》第114輯,第165—— 166頁,第138件奏片)可知,錫綸該奏片的具體日期為“光緒六年十月十四日”。
⑩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朱批奏摺》,第113輯,第293—— 294頁,第226件奏片。
④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朱批奏摺》,第1 14輯,第165— — 166頁,第138件奏片。
⑨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朱批奏摺》,第1 15輯,第605— —606頁,第579件奏摺。
② 《清德宗實錄》卷132,光緒七年七月壬午。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朱批奏摺》,第114輯,第165— — 166頁,第138件奏片。
④ 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朱批奏摺》,第114輯,第497頁,第481件奏片。
③ 丹珠昂奔主編:《歷輩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年譜》,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345頁。
④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朱批奏摺》,第ll4輯,第l65— — l66頁,第138件奏片。
◎ 丹珠昂奔主編:《歷輩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年譜》,第345頁。
⑦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朱批奏摺》,第ll4輯,第l65—— l66頁,第138件奏片(參見第ll4輯,第687頁,第679件奏摺)。
(作 者:河北省石家莊市解放軍軍械工程學院政治教研室講師、助教)
(責任編輯:贊丹卓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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