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洵(原東北師範大學史學專家)

李洵(1922-1995年),字仲符,遼寧省北鎮縣人,著名明清史專家,東北師範大學教授。早年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就讀,受教於馮承鈞、瞿兌之、謝國楨、劉盼遂、容庚、陳垣等知名學者。1948年到東北大學(後改為東北師範大學)任教,直至去世。主要著述有《明清史》、《明史食貨志校注》、《下學集》、《明清時期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階段性及其特徵》、《孫嘉淦與雍乾政治》等。

基本介紹

  • 本名:李洵
  • 字號:仲符
  • 所處時代:清朝
  • 出生地:北京 
  • 出生時間:1922 
  • 去世時間:1995 
  • 主要作品:《明清史》、《明史食貨志校注》、《下學集》 
  • 主要成就:著名明清史專家 
  • 籍貫:遼寧省北鎮縣 
著述目錄,自傳,

著述目錄

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
明史食貨志校注中華書局1982年
下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
明末東林黨的形成及其政治主張 《東北師範大學科學集刊》(歷史)1957年第8期
明末農民戰爭歷史作用初探 《吉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78年第2期
公元十五世紀到十七世紀中葉建洲女真族社會性質問題探討 《吉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78年第4期
明代流民運動——中國被延緩的原始資本積累過程福建人民出版社中國古代史論叢》1981年第2輯
明清時期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階段性及其特徵 《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1981年第6期
公元十六世紀的中國海盜天津人民出版社《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82年
清首任台灣知府蔣毓英並妻誥命跋後吉林人民出版社《歷史人物論集》1982年
顧炎武在郡縣等七篇政治論文中提出的社會問題 《史學集刊》1983年第1期
孫嘉淦與雍乾政治 《史學集刊》1984年第l期
四十天與一百年——論明清兩王朝交替的歷史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 《史學集刊》1985年第1期
(資料來源:《李洵自傳》,載《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第7輯,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版,中華文史網整理。)

自傳

我名李洵,字仲符,一九二二年生於北京。我的原籍是遼寧省北鎮縣,也就是明代的廣寧衛。我的父親在京師大學堂畢業後,入了北京大學國學門繼續攻讀,是當代古韻學專家黃侃先生的學生。雖然他的畢業論文寫的是關於《文心雕龍》評價問題,可是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搞他的古聲韻學。父親大部分收入都買了書。在我記事時,覺得家裡到處都是書,枕頭底下,窗台上都是書,線裝的,平裝的,精裝的,還有不少碑帖拓片。住的三間屋,有一間專門是放書的。別人家給小孩啟蒙,都是用《三字經》、《千字文》作課本,我父親給我啟蒙卻用的是《文字蒙求》。我沒有入過國小和國中,在十七歲之前,幾乎每天和這些書打交道。當時覺得鑽書堆是最愉快的事情。父親的藏書中以有關文字學、語言學,古聲韻學的書和清代考據學家的著作為最多,大約占三分之一,其次是歷史書,二十四史、通鑑、三通、續三通之類俱全,還有一些文史學家的集子或作品。再有就是清人注經釋子的著作。當時流行的梁啓超王國維孟森劉半農夏曾佑的書種種俱全。書里還有《文選李善注》、《全唐詩》之類,不少成套的叢書也堆在一起。父親有個習憤,看書時用朱筆點句。我也學著點,好版本的不讓動手,只準點局本的二十四史。記得從兩唐書點起,《宋史》只點了部分列傳,《元史》算點完了。後來父親的朋友送來一部大字排印本的《清史稿》,也勉強點下來。而《明史》則是在上大學之後才讀完的。 我的中學生活是在一所北京的天主教會學校度過的。這個學校有兩個特點,一是英語課抓的緊,但教師都是法國人或西班牙人,結果我學的英語成了南腔北調,不容易改過來。二是注重高中化學課,校里沒有可與大學化學系相媲美的化學實驗室,因為這箇中學每年要向輔仁大學化學系輸送幾個大學生。父親本來要我學中國文學,而且是語言文字學。我不感興趣,當時一心想學化學,覺得學文不如學理。高中畢業後報考了兩所大學,一個是輔仁大學化學系,一個是當時日偽辦的北京大學。結果兩校都錄取了我。我開始決心上輔仁化學系,但是輔仁大學的學費、書費、試驗費之高多使人望而生畏。自從“七七”事變後,父親失業;家中經濟拮据,靠出賣書物度日;實在無法出這項費用。於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得去學不大情願學的歷史。所以我走上史學的這條道路,總還是有點偶然性
進入大學之後,總算遇上不少名師。先後給我授業的老師有馮承鈞瞿兌之謝國楨劉盼遂容庚等先生。“九三”勝利後又親聆陳垣先生的史料學的課程。馮承鈞先生早年留學法國,是伯希和的學生,給我們講課時,身患半身不遂,坐著輪椅,由兒女推送,並代寫板書。馮先生是國內有數的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專家,學問淵博,學風謹嚴,他既通中國式的考據,又懂得洋考據,治學自成體系,富有創見。他的西域南海地名考證,看上去乾燥乏味,但是他卻能從極小的地方,突破一個大缺口。他對自己從事的專業非常熱愛,幾乎把一生的精力全部傾注在上面。這種精神給我很大的教育。我對於歷史學產生情感,是和接受馮先生對學術的堅韌不拔精神的影響有關係。
瞿兌之先生家學淵源,給我們講秦漢史很有見解。給我深刻的印象是他當時在整理地方志,用功頗勤,對青年學生,有問必答,答必詳盡。
謝國楨先生是我後來搞明清史專業的啟蒙老師。有一個學期,大約是1943年的下半年,系裡公布了選修課的科目和教師,要求學生選修。我看中了謝先生的“史部目錄學”一課,於是就選了,不料過幾天后,教務科通知說,這門課只有我一個人選,一個學生怎么上課,準備不開這門課,要我重新選別的課。但這事讓謝先生聽說了,他堅持要開,就是一個學生也照樣上課。於是我真的成了謝先生的這門課的唯一的一個學生。一位老師和一位學生占一間教室上課,是有點特別,於是謝先生主動約我每周四到他家中去上課。他當時住在西城,到他家上,課就不僅是講史部目錄學了,謝先生學識淵博,但他講課,往往有個主題,記得他從東漢的黨錮之禍,“望門投止思張儉”開講,一直講到東林黨復社,直到南明的歷史。史部目錄舉未有講多少,只是期末叫我寫了一份作業交上去,他劃個分,交上去就算了。但收穫非常大,因為每次到他家上課,實際上,是去看他的藏書。藏書的範圍很廣,不僅是南明史料,明清人的不常見的筆記、雜抄也很多,每次去總能讀完不少種。有問題就地請教,當場解決。這一學期,不但看了謝先生的寶藏,也親聆了謝先生關於明清史研究的一些見解和方法,這對我來說,影響是很深的。
劉盼遂先生是我畢業論文的指導老師。劉先生是文獻學專家,當時給我們講史料選讀課。我的畢業論文題目是《遼宋金三史纂修考》,原由謝先生指導,後來他離開了學校,就改請劉先生指導了。他看稿子很仔細,不放過任何問題。我的這篇論文有十來萬字,資料抄了二十萬字。經過劉先生的指教,幾乎把有關的重要文獻都看過了,坐了十個月的圖書館,總算把畢業論文完成了。原稿上保存了很多劉先生的眉批,都是一筆不苟的蠅頭小楷。他當時對我說過一句話,至今不忘,那就是寫文章要作到“無一字無來歷”。這句話,我每次寫文章時都會自然地想到它。
容庚先生是著名的古器物學專家,給我們上金文學課。容先生生活清苦,每次騎輛腳踏車來沙灘紅樓上課,腳踏車後貨架上捆上—大堆書,都是一些古銅器圖錄,書用白布包著,身穿肥大的蘭布大褂,說一口廣東官話,但也能聽得懂。他對古器物及銘文的岍究,造詣很深,而且多有創見。
陳垣先生是“九三”勝利後,來給我們講課的,時間只有一學期,講的是二十四史的編纂、讀法、考證、特點等的史籍評論課。當時陳先生精神旺盛,講的精確深湛,把自己多年研究心得,和盤托出,難題常是迎刃而解。他的治學方法,對我的啟迪最深。
此外,還有莫東寅先生和孫作雲先生,都給我上過基礎課。兩位都是東北人,年歲比我大不了多少,因此比較熟悉。莫先生是專攻民族宗教史的,對滿族的薩滿教很有研究。孫先生是專攻中國古代神話傳說的,對《楚辭》很有研究,但他不是從先秦文學的角度,而是從古代神話、古代圖騰的民俗學角度去研究的。
一九四八年,我在吉林市迎來了解放,很快就到由佳木斯,走到吉林來的東北大學任教。這是一所解放區的高等學校,感到一切都是新的。我這一年才二十六歲,大學畢業剛剛兩年,就要走上新型大學的講壇,心情很激動,也很惶恐。一是年歲輕,業務淺,不知道能不能勝任。二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學習得很不夠,用這樣一點新知識去給解放區的學生講歷史課,怎么能講好呢?當時也沒有時間集中學習,集中準備,只能邊教邊學。好在有范文瀾、呂振習同志的中國通史,拿來作我的教學指導書。當時如饑似渴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同時也得到黨的領導和老同志的幫助,總算把中國通史講下來了,反映還不錯。於是我爭取多教課,在教學中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當時的學生有老解放區來的,也有國統區來的,論政治思想、理論水平我不如老區來的學生,國統區來的學生中也有不少是上了幾個大學的大學生,什麼市面都見過。所以當時我備課十分吃力,常常工作通宵達旦。當時年歲輕,精力足,通過努力;總算完成了教學任務。實際上自己也提高了一大截。中國通史我完整地教了三遍,後來又發展成教中國原始社會史、宋元史、中國史、目錄學、史學名著選讀等等的課程。如一九五一年以後,我才穩定在清明史的教學上。說來也很巧合,當時一些年歲大一點的同志都願意輕車熟路教先秦史、秦漢史、南北朝史或隋唐宋元史,而明清史是個冷門,只有我對明清史有興趣,於是就加入這斷代史教學的行列了。教了一遍明清史,又寫了一本明清史講義,自己感到最大的不滿意是,明清史沒有自己的體系,沒有特點。為了提高教學水平,我下決心用它兩三年工夫多重新學習明清史。我認真讀了《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態》、《資本主義生產以前各形態》和《資本論》的第一卷。這兩年的工夫沒有白花,理論水平有了提高。同時,我也下決心重新讀《明史》和《明實錄》。大約用了兩年的工夫,通讀了一遍《明實錄》,自己給自己規定了進度,不完成決不休息。作了一批卡片,記了一些筆記。我是把《明史》和《明實錄》對著看的,這樣看懂了不少問題,也發現了不少問題。往後我計畫讀《清實錄》,但唯讀到康熙,反右鬥爭開始了,從此我被錯劃為右派,讀《清實錄》的計畫就這樣取消了。後來就接著無休止的勞動改造。理論學習和業務學習被寫思想匯報所代替。但是從小養成的讀書習慣和長期培養起來的對明清史的興趣,使我在很少的業餘時間內,還是要看看明清人的筆記、野史,詩文之類的東西。
有一次我在勞動中跌斷了腿,在病床上幾乎躺了一年。當時雖然不想重理舊業,但長年讀書的習慣又使我要作點什麼。在看朱希祖先生的遺著時,從中得到一些啟發和線索,托朋友協助,得到王原《明食貨志》的全本,開始和《明史·食貨忐》、《明史稿·食貨志》對勘。當時正值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生活很清苦,自己的骨傷未愈,行動不便,再加上政治壓力,當時的困境可想而知,但是卻竟然完成了這個艱巨的任務。寫了五大本三種食貨志的校勘記,約有二十萬字。後來以此為基礎,用了一兩年的時間,把《明史食貨志校注》一書的草稿寫出來。回想起來,也想像不到,當時在那種困難的情況下怎樣堅持了這種校勘與注釋工作的。被錯劃右派和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動亂,一共奪去了我的二十多年工作時間。但是在這幾年中,畢竟算是奪回來三四年的時間。我總覺得這幾年是我學習明清史在史料學習上的一次大補課。《明史食貨志》的校注工作使我重新讀實錄,讀《明史》,讀會典。清代潘耒等人從明實錄中摘錄有關史料作經濟史料長篇的工作,我在這時又幾乎重複作了一次,感到收穫很大。
回想起來,解放後有兩件事對自己治學有很大影響。二個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武裝了自己的頭腦,一個是從事多年的中國通史的教學,使我對中國史的全貌有個基本的實感。我常常把這種實感,稱作“通史感”或叫作‘全史感”、“整體感”。這種“通史感”是研究斷代史、專門史的主要學術思想基礎。所以說一個理論學習、一個教學實踐,就構成我從事明清史專業工作的新的基礎。前者使我進入了一個新的史學天地,真正解放了思想。我可以憑藉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去重新估價前人對明清史研究的成果,探索一種新的研究途徑與方法。後者使我認真考慮明清史在整箇中國歷史長河中的實際地位和作用。明清史研究中幾乎每一個問題都不是孤立的,它們往往和其前史或後史發生聯繫,同時它們之間也互相發生關係或影響。我在五十年代提出的明清史分期概念,就是這樣形成的。研究明清史的每一歷史事件發生、發展與變化固屬重要,但研究每個歷史階段內各種歷史問題之間的內在聯繫,更為重要。這種橫斷面的研究方法,對於深入研究某些具體問題,尤為重要。縱的研究或分類研究,往往會忽略某些發生在同一時期各種事物之間的內在聯繫。而橫的研究往往會補充這種不足,而且會因為由於縱橫交錯的研究,把比較複雜的問題搞清楚。分階段歷史問題綜合研究的方法是我在五十年代中寫《明清史》一書的基本方法。
《明清史》一書出版至今已二十多年了。我寫書時是三十四歲,已是六十開外的人了。對於《明清史》這本書,我總是想把它修訂一下。目的有兩個,一是時隔二十多年,全國明清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成績,就自己來說,雖然這些年學業荒廢,但不能說還是停留在五十年代的水平,有必要修訂一次,讓我那本《明清史》也隨時代前進。二是這本《明清史》是我的青年之作,其中有不少不成熟,不確切,乃至錯誤的地方,對有些問題的看法,已發生了變化,已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過去幾次要修訂,不是因為“儒法鬥爭”說橫行,就是因為其他教學科研任務太重,挪動不開手腳。下了決心,立志把它改出來,再交給社會,去檢驗它吧!
下面是我在長期教學科研過程中,經常遇到的問題,想在這裡談談我的意見。歷史研究領域內的斷代史研究方式,不但中國有,外國也有,不過中國更為廣泛。明清史可以算作斷代史、屬於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但是我又覺得它有自己的時代特點,因為它不僅是包括兩個封建王朝的歷史,更重要的是它包含著中國一個歷史時期的歷史。所以我認為明清史就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歷史時期的歷史,它和它前面的歷史和它後面的歷史時期都有所不同。明清史雖然仍屬於中國封建社會史的一部分,但是它本身確是自具特點的。研究明清史不能僅囿於中國史和中國地理的範圍,要衝破這些束縛,把明清史的研究放入世界的範圍。公元十五、十六、十七這三個世紀,是全世界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確立的歷史時代。世界的先進地區、重要國家幾乎同時發生了相同的歷史運動,明清時期的中國也並不例外。只是後來的歸宿不同了,有的國家建立了資本主義,有的國家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這種不同結局的出現並不奇怪,在人類歷史上,各國家各民族的奴隸制和封建制的變革,也曾經產生過不同方式的奴隸制和封建制。在由封建制到資本主義的變革中,也會如此。這是明清史研究中的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問題。同時也要以這樣的理論為基礎,來建立明清史的科學體系。三十年來我個人的明清史體系就是建築在這種理論基礎之上的。當然這種理論還不成熟,還必需繼續探討使它逐步完善起來。
再一個問題就是明清史的史料問題。三十多年來我在學習明清史過程中,有件苦惱的事,就是史料太多了。一個人一輩子無論如何是讀不完的。如果說中國史料浩如煙海,那么這種形容應該是指宋代以後,而且宋代以後更應指的是明清。前幾年在天津同謝國楨師談起南明史料問題,他說那次下江南去訪書,還發現不少《晚明史籍考》沒有收進的史料,可見將來明清史料還會不斷發現。所以要想讀完明清史料是不可能的,就是把其中最重要的史料讀完,一輩子的時間也是不夠的,這要訂個幾輩子的計畫才行。 《明實錄》我讀了兩遍,但是每一遍有每一遍的收穫,這是因為第一遍有些問題你根本未讀懂,第二遍時才又懂得一些的緣故。我想讀史料要有少而精的精神。記得小時候,有一位老先生是清朝的拔貢,教我讀《史記》。我實在佩服這位老先生,他對於《史記》不但正文熟,就是集解、索隱、正義部分也非常熟悉,而且能舉一反三。我覺得我就欠這種工夫。一部《明史》才三百多卷,就是讀的不熟,看來工夫下的很不夠。明清史有些常見的,被人認為是很平常的史料,我覺得雖然讀了不少遍,但有些不能說就懂得了。我常勸青年同志讀熟《明史》,我認為這是學習或研究明史的最重要“基本功”。《明史》的某些志,某些傳寫得很有特色,資料也豐富,值得仔細讀。根據明清史料太多的實際情況,我主張對史料的研究要精,不宜粗。要對基本的常見的史料多下點工夫,在前人或今人還未理解的字裡行間,發現新的問題和深度。我個人喜歡涉獵,什麼書都想看看,所以我也不主張在讀史料中的抱殘守闕態度。我主張,在精通基本史料的基礎上去利用更廣泛的史料。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有能力去研究史料,運用史料,乃至發現史料或鑑別史料。
自從三中全會之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落實,我在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的問題得到徹底改正。回首往事,覺得自己在種種困境中,聊可慰藉的是沒有完全荒廢學業,為我國明清史研究而工作的腳步沒有停止。今後我不但不能停步,而且要加緊腳步,同全國人民,全國的同行們共同努力,爭取在明清史研究工作上獲得更多的成就。
在我的大半生業務實踐中,解放後的三十年是關鍵時期。我搞明清史專業也是從解放後開始的,以後的成長以至取得的一點收穫等等,都是在黨的教育領導下取得的。全國的解放,黨和人民給我研究明清史創造了基本條件,給我提供了科研與教學的實踐機會。沒有這些條件,沒有黨的關懷和領導,我不會有今天的一切。我覺得當前在黨的十二大精神鼓舞下,一定要把自己的餘生,毫無保留地貢獻給祖國的社會科學事業。生命不息,研究不止,決心為我國明清史學科的發展,傾注全部心血。
(文章來源:《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第7輯,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版,中華文史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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