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拉美陷阱
- 時間：20世紀70年代-現在
- 事件：過度城市化，國內經濟停滯不前
- 人均GDP：1046美元至12735美元
- 代表國家：南非，菲律賓，巴西，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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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又叫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個國家（由於某種優勢）達到了一定收入水平，將停留在這個水平的情況。由於工資上漲，製造商常常發現自己無法和別國的低成本生產商相競爭，但他們仍覺得自己處於高附加值產品的先進經濟體內，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比如，南非和巴西幾十年來一直苦苦掙扎於世界銀行稱之為中等收入的行列（2010人均國民總收入約為10,000至12,000美元）。
由來
世界上很多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都曾出現“發展風險期”。當一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GDP)處於人均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時，增長與發展、問題與矛盾交織在一起，是社會結構深刻變動、 矛盾最易激化的時期。
拉丁美洲的不少國家，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經濟發展速度加快，到21世紀初，人均GDP達到2000美元。這時期，失業率持續攀升，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各種社會矛盾凸現和激化，社會動盪不安，民眾的抗爭此起彼伏。
在傳統農業占很大比重的情況下，特大型企業，走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戰略，優先發展重工業以及中小企業數量少，導致過多剩餘勞動力，中等收入人口比例少，失業人口較多，貧困和絕對貧困人口較多，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這給政府的社會保障帶來沉重壓力，最終導致外債和財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貨膨脹嚴重，金融潛伏危機，甚至發生動盪，這種狀況被稱為“拉美陷阱”。
表現
從世界城市化的發展歷史來看，尤其是一些開發中國家的城市化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失誤，典型的表現就是拉美國家城市化的畸形發展，不僅沒有給城市的健康發展注入活力，也沒有給農村和農業經濟的發展創造新的生機，而且制約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被世界稱為“拉美陷阱”。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農村人口在短時間內快速流入城市
拉美國家的移民中農村向城市的移民占絕大多數。拉美城市人口增長有40%來自農村移民。由於缺乏規劃，城市沒有能力為迅速增加的外來人口解決住房和基本服務問題（如醫療衛生、文化教育、電力供應、給排水等），造成城市化過程的混亂。
大城市出現大量貧民窟
大批農民來到城市後，自身職業能力相對較低，不能適應城市的生活節奏，並不能得到充分就業，收入水平很低，又得不到住房信貸，不能得到合法的住宅。
城市中逐漸形成大規模的貧困群體
由於農村人口短時間內大量流入城市，但城市工業並不具備吸收所有勞動力就業的能力，進入城市的這些移民長期處於失業和半失業狀態或主要以自我謀生為主，許多人長期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些人逐漸成為城市地區的“邊緣群體”和貧困群體，且規模越來越大，城市貧困現象成為拉美國家的主要社會問題之一。
過度城市化造成環境惡化
◆自然環境惡化。由於長期貧困和缺乏就業，窮人通常被迫在環境差的地方建立住所，大量居民一旦居住下來，必定會加重原本就已十分嚴重的環境問題。
◆生活環境惡化。由於政府職能缺失，城市又無限擴張，尤其是貧民窟內居住條件極其惡劣，醫療服務和社會福利設施極度短缺。
◆社會環境惡化。在一些城市時常出現暴力活動和各種騷亂事件，社會治安狀況差、犯罪行為猖獗是拉美國家大城市普遍存在的問題。
啟示
分析
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時期，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市場機制擇優淘劣效應等一系列因素，都會造成貧富差距擴大。目前我國還處於發展轉型過程中，一些體制機制方面的缺失或漏洞，成為兩極分化的重要原因。並且，分配製度改革相對滯後也是造成收入差距過大的重要因素之一。
教訓
所以要吸取的教訓是: 1、積極面對我國的發展轉型過程。2、完善體制機制，例如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打破壟斷、農村和城市居民平等享受公共服務、完善法律體系等等。3、完善我國分配製度，例如建立勞動報酬正常增長機制、健全再分配調節機制、完善三次分配等等。4、通暢社會流通渠道，例如深化戶籍改革、打破身份壁壘，促進教育、就業公平等等。
最突出的是經濟與社會的畸形發展，城鄉二元矛盾突出；分配不公，社會兩極分化嚴重，大量的城市貧民和失去土地的農村移民陷入嚴峻的生存困境之中；從而導致社會動盪和政局動盪，以及嚴重的經濟危機和外債危機，使拉美國家經濟成長速度急速下滑，進入80年代出現了持續的衰退。
總結
“拉美陷阱”給人們的經驗和教訓是深刻的，值得我們深省。其深刻啟示就是我們在現代化建設中，必須堅持科學的發展觀，以人為本，統籌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教育全體國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高度重視國民教育，從根本上轉變、完善和創新經濟成長和社會發展的觀念、道路、模式、戰略，構建和諧社會，才能跳出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的“拉美陷阱”。
總結拉美過度城市化的教訓，至少有以下四點值得我們借鑑：
一、城市化必須建立在農業發展的基礎上。
拉美落後的農業及錯誤的農業現代化模式導致大批農民被過早擠出農村而無序地流入城市。農業基礎是決定城市化模式和道路的關鍵因素之一。已開發國家的城市化大都建立在農業進步的基礎之上，農業發展與城市化之間形成了互利的良性循環。與已開發國家在農業生產力大幅度提高的基礎上自然產生的城市化不同，拉美的城市化並非源自本國的經濟發展，而是在本國農業還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農業生產力還未達到相應高度的情況下由外力推動的。二戰後，拉美國家大都片面地將工業化等同於現代化，認為工業的發展優先於農業和農村發展，甚至認為工業化是解決農業問題、特別是農村向城市移民的最好辦法，因此在經濟結構改革中，採取了重工輕農政策，加劇了農業的衰敗和落後。不合理的土地制度—— 大地產制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農業現代化模式導致大量無地農民失去在農村的生存基礎。拉美國家都具有非常豐富的農業資源，這一優勢本該好好利用，但拉美國家所選擇的農業現代化模式卻未能充分發揮農業的生產潛力。相反，由於錯誤的農業現代化模式，在城市尚不能提供足夠就業機會的情況下，大量農業人口就被過早地擠出農業和農村而盲目地涌人城市。導致城市人口爆炸，糧食供應不足，城市貧困加劇，國內購買力難以提升。事實證明，在農業相對停滯的基礎上加速進行的拉美國家城市化，不僅使農村在發展中日益貧困，而且也導致了城市的貧困和危機，使城市化走人歧途。
二、必須遏制低效益的傳統第三產業的過度膨脹。
拉美傳統第三產業過度膨脹，導致人口在城市的畸形聚集。第三產業不僅在就業結構中占有最大比重，其產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也是最大的。相對於落後的農業和薄弱的工業而言，第三產業是拉美產業結構發展中最為合理的一部分。它不僅吸納了大量的就業人El，而且對國民經濟的發展給予了極大的支持。第三產業應該是能夠促進城市化進程良性發展的產業。但是，進一步剖析拉美國家和已開發國家的第三產業與城市化的關係，就會發現拉美國家的第三產業與已開發國家第三產業的性質有著根本的不同。已開發國家的第三產業是與工業化良性互動的產物，是以工業現代化為基礎的，是高附加值的現代生產服務業和生活服務業。如金融保險、信息諮詢、房地產、旅遊業等。而拉美的第三產業主要是傳統的生活服務業，生產服務業十分短缺。與已開發國家不同，拉美的第三產業不是在工農業發展的基礎上自然壯大的，而是脫離工業基礎的過度膨脹。由於工業基礎薄弱及錯誤的發展模式，工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十分有限。大量進城農民由於缺乏技能，只能進入低端的餐飲、批發零售、家政等簡單的生活服務業。實際上這只是把農村的就業不足轉嫁到城市，不僅使第三產業成為各種隱蔽性失業集中的場所，而且造成了低效益的傳統第三產業的過度膨脹。由於工業發展的相對滯後，傳統第三產業過早地成為推動拉美國家城市化的主要動力。事實證明，這種並非源自城市生產基礎的需要，而是由低端服務業不成比例膨脹所推動的城市化，很難形成產業經濟與城市化進程的相互促進與良性互動。由於缺乏以現代交通、通訊、金融、信息等為核心的現代生產服務業，拉美第三產業無力在結構和質量上持續發展以支撐城市化；而城市經濟的緩慢發展，也影響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服務的需求，從而抑制了第三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規模的擴張。儘管拉美第三產業吸收了大量的勞動力，但是沒有工業現代化做後盾的第三產業，只能暫時緩解就業壓力，不能解決由此引發的一系列嚴重的城市問題。拉美城市的過度發展和城市人口的過度集中，同第三產業的惡性膨脹是分不開的。從拉美目前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勞動生產率的狀況看，第三產業的膨脹顯然超過了必要的限度。影響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三、必須避免以大城市急劇擴張為中心的城市化道路。
錯誤的城市化道路是拉美陷入過度城市化的主要原因。拉美地區開始工業化並進入快速城市化階段時，大部分人只看到了其中的積極因素，認為這種快速而集中的城市化是工業化的必然產物，可以為工業化提供市場和勞動力，促進了城市的發展。當大量農村人口涌人城市，城市人口急劇增長並隨之產生一系列城市問題時，他們認為這是城市化所固有的，是拉美“依附性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所固有的，在接受“依附性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情況下去考慮消除其城市化的後果毫無意義，甚至是錯誤的。雖然也有少數人指出，相對當時的經濟結構，拉美地區存在著“過度”城市化現象，城市化速度應該減緩，城市發展應該分散，但這種觀點始終沒有引起重視。
拉美城市化道路始終是以大城市急劇擴張為中心的。過度集聚化的城市發展，使得人口、投資向大城市集聚，為了應對大城市人口無節制的增長，政府只能加大對大城市的投資，於是城鄉差距進一步拉大，又引發新一輪的人口遷移。這種惡性循環是加劇拉美過度城市化的重要原因。
四、及時合理地引導和調控人口流動是政府的職責。
政府管理缺位及政策導向失誤，是拉美城市化失控的重要原因。首先，拉美國家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長期處於一種無序狀態，政府的態度先是放任自流，後是束手無策，未能及時合理地遏制和引導國內移民潮。與已開發國家不同，拉美農村促使農村移民潮產生的原因並不是因農業生產率的提高造成了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而是由於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和錯誤的農村現代化模式使得大量農民因農村無法生存而涌人城市。而此時拉美國家的工業基礎還很薄弱，尚不具備吸納大量就業的能力，農村人口大規模的轉移必然帶有極大的盲目性，及時合理地引導和調控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而拉美各國政府認為農民向城市的遷移是城市化的自然現象，農村大量勞動力的流出，可以緩解農村的社會衝突，因而對自發的移民潮從來不加引導和調控。其次，在進入快速城市化時期，拉美政府放任其城市化沿著以大城市急劇擴張為中心的路子發展，以致大城市人口壓力過大。原本以為可以緩解的農村社會衝突，也隨之轉移到了城市，造成諸多更難解決的城市問題，各國政府此時再想去遏制移民潮已經很困難了。為了緩解壓力，政府只加大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改善城市的社會生活條件，結果又導致城市引力的增加和更多移民的涌人，拉美的城市化由此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