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慶雲縣誌
- 定價：560
- 出版社：方誌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3年12月第一版
- 裝幀：精裝
- 開本：16
修志說明,出書簡介,成書過程,盛事修志，勢在必行,新志新體例：“出去一把抓，回來再分家”,縣內資料蒐集下村入戶,外地採訪南下北上,新志面世廣受好評,
修志說明
自明初至萬曆六年(1578)，慶雲三次修志，俱未梓。明萬曆六年(1578)由知縣柯一泉主修，楊州鶴編纂，十卷刻本。清康熙十二年(1673)、康熙十九年(1680)、嘉慶十四年(1809) 、鹹豐四年(1854)四次修志。民國3年(1914)、民國20年(1931)，由邑人陸軍中將、東邊鎮守使馬龍潭兩次捐巨資修縣誌，均為四卷石印本。 新編《慶雲
慶雲縣誌
慶雲縣誌
慶雲縣誌慶雲縣誌縣誌》 1979年初始修，蒐集文獻資料1000餘萬字，於1981年5月寫出初稿， 計90餘萬字，八易其稿，歷時5年，於1983年12月出版，是山東省第一部新縣誌。本志上限為1840年，有的溯至史事發端；下限為1980年。全書分大事記、概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人物等7卷，卷下設編，總計26編。
慶雲縣誌
鹹豐年間慶雲縣境全圖
慶雲縣誌鹹豐年間慶雲縣境全圖慶雲縣位於山東省北部與河北省交界處，隋開皇六年(586) 置縣，初名無棣。明洪武初年，無棣縣廢。洪武六年(1373)重新置縣，易名慶雲縣，相沿至今。新中國成立後，1953年隸屬滄州。1958年鹽山、慶雲、孟村三縣合併，稱孟村回族自治縣，不久改稱鹽山縣，隸屬天津市。1961年恢復慶雲縣。1964年底由河北省劃歸山東省德州專署轄，縣治遷於今址(解家集東)。全縣總面積502平方千米，為華北平原的一部分，由黃河沖積而成，地勢平緩、稍有起伏，微向東北傾斜。有漳衛新河、馬頰河、德惠新河三條大河流經縣域。 屬於暖溫季風氣候， 光照充足， 氣候溫和，四季分明。1980年， 有漢族、回族、滿族、水族4個民族，漢族人口占總人口的98.9%。總人口238808人。 慶雲縣有豐富的農業資源，是魯北重要的糧食產區。蔬菜品類齊全，盛產白菜、芹菜、香菜等，除內需外，重點銷往京、津、唐及東三省等大中城市，被譽為京津地區的“南菜園”。特別是當地產的大葉香菜，歷史上曾為貢品，莖大葉肥味香，產量高，是重要的蔬菜產品。果品類有小棗、蘋果、桃、梨、杏、山楂等。其中，尤以小棗最為著稱。慶雲是金絲小棗的重要產區。種植棗樹歷史悠久，始於商周、興於漢唐、盛於明清。據明清縣誌載∶“邑民以蒔棗為業，青疇綠野，彌望儘是棗林。”縣境有一株老棗樹， 據傳為隋末唐初所植，樹周長3.8米，龍乾虬枝，至今仍根固葉茂，年可收棗百餘斤。新中國成立以後，大力發展棗樹種植、加工業。工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現已形成造紙、紡織、建材、化工、機械電子、化工和農產品加工等十大支柱行業。城建、交通、郵電、電業等基礎設施有很大發展。這些都在經濟卷中得以充分敘述。 慶雲人民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歷史上曾有捻軍、義和團等多次農民起義。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慶雲人民進行了前仆後繼的鬥爭。1926年即建立了第一個農村中共黨支部；1934年爆發了震動冀魯的馬頰河罷河工抗暴政鬥爭；抗日戰爭時期，這裡是冀魯邊區抗日根據地；解放戰爭時期，擁軍支前做出了巨大貢獻。為了搶救歷史資料，忠實地記錄下可歌可泣的鬥爭歷史，修志時，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涉足全國十餘個省， 數十個大中小城市及全縣300餘個村莊，廣徵博採，蒐集了大量的文字及口碑資料。在政治卷中特設民主革命鬥爭紀略一編，進行了詳細記述，人物卷中記述革命烈士的功績，專設革命烈士英名錄一章，以昭後代，對有貢獻的在世人物，其事跡分別記入有關篇章。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也特設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紀略一章，進行了詳細記述，為後世留下了可貴的資料和寶貴的經驗教訓。縣誌未單設軍事卷，其內容分述於政治卷有關篇章特別是“紀略”中。
慶雲縣誌
慶雲縣誌
慶雲縣誌
慶雲縣誌慶雲縣誌慶雲縣誌
慶雲縣誌出書簡介
《慶雲縣誌》初版於1983年，是山東省第一部新修縣誌。《慶雲縣誌》經過一年零三個月的努力，完成縣誌初稿，約合90萬字。後又經四年的數易其稿，經過“增、刪、調、並、改”，刪繁補漏，以43萬字定稿，於1983年5月交付印刷，當年12月出版發行。
1983版
1983版慶雲新縣誌出版後，引起了巨大轟動，成為當年一個重要的文化事件，當時山東省委給予了 “具有開創之功”的高度評價，它的出版，為新中國縣誌編纂積累了寶貴經驗，當時全國先後有23個省的70多個縣市200餘人到慶雲取經，絕大多數地方縣誌均延承了《慶雲縣誌》的體例。
成書過程
盛事修志，勢在必行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使全黨工作重心實現了歷史性轉變，改革開放的順利推進，使得經濟、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進入了快車道，也為文化的發展創造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社會秩序穩定，經濟形勢轉好，客觀使得新型地方志的編纂具備了社會條件。
慶雲縣誌
慶雲縣誌我們黨一向重視研究舊志和編輯新志工作。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中就曾經規定“收集縣誌、府志、家譜，並加以研究”，1956年，周恩來總理主持擬定的 《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草案》中，也提出重新修編各地方志的任務。但後來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干擾而一度停頓。1980年4月，胡喬木同志在中國史學大會上，又提出了加強地方志研究、編撰等任務。
慶雲縣誌
慶雲縣誌慶雲舊縣誌最後一次大型編修是在1914年，此後截至新中國成立的那段歷史時期，風起雲湧，我黨領導了波瀾壯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時期，慶雲縣上千名先烈拋頭顱灑熱血，譜寫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1926年，中共冀南特委劉格平在楊莊子建立了魯北第一個黨支部，繼而又創建農民武裝冀南農民自衛軍，進行了共產黨北方武裝鬥爭的早期嘗試；1934年慶雲黨組織領導了震驚華北的馬頰河大罷工；1937年“七七事變”後，慶雲人民組織抗日救國軍，率先打響了山東抗日第一槍。八年抗戰中，慶雲成為冀魯邊抗日模範根據地，慶雲曾榮獲 “陳毅模範擔架連”稱號。
新中國成立後，與全國其他地方一樣，慶雲又經歷了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時期，直到 “文革”結束以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改革開放的偉大轉折。到上世紀80年代，近70年的歷史畫卷，一直沒有得到系統而有效的記錄。編纂一部反映慶雲縣全貌的歷史文獻，把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新中國成立以來，慶雲人民創造的英雄業績進行全面反映，把分散的、歷史的、現狀的各種資料收集起來，加以核實、整理，保存史料，鑑往知來，已然是勢在必行。
新志新體例：“出去一把抓，回來再分家”
粉碎 “四人幫”後，時任慶雲縣委宣傳部長的趙玉秀，深知搶救歷史資料的重要性，曾多次向縣委建言編修縣誌，得到當時縣委書記董涌的大力支持。1978年底，慶雲縣委決定修撰縣誌，縣委召開全縣三級幹部會議進行了籌備，縣廣播站對此進行了廣泛的宣傳發動。1979年3月，慶雲縣抽調10多名文化幹部成立了慶雲縣誌編撰委員會。
慶雲縣誌
慶雲縣誌本著對歷史負責，對後人負責的態度，新縣誌編纂過程中，編撰委員會確立了 “補史之缺，參史之錯、詳史之略，續史之無”的原則。
慶雲縣誌的編撰，首先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並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把人員大致分為概況組、歷史組、人物組，擬定出編寫體例和綱目，之後深入基層調查採訪，廣泛徵集資料。
資料蒐集是縣誌編撰的基礎，只有掌握了豐富而詳實的資料，縣誌編撰才能經得起時間檢驗。慶雲縣誌編撰過程中的資料來源主要有三種：一是通過面訪、信訪、社會調查，蒐集活素材；二是查閱舊志、檔案、報刊、文獻，廣泛蒐集文字資料；三是吸收專業志等的精華。
慶雲縣誌
慶雲縣誌縣內資料蒐集下村入戶
蒐集資料說來容易，做起來難。時代所限，現成的史料少之又少，慶雲黨的許多革命工作在當時的情形下，時常處於秘密狀態。這就為資料的查找核實帶來了巨大困難，只能是從一點切入，採取 “順藤摸瓜”式進行採訪，再藤藤纏繞網成一個面，面面相沿組成慶雲的一個歷史環節，任何環節的缺失都不能使史料形成有機的整體。
採訪當年參與編寫慶雲縣誌的人員時，他們多數會提到張連福。他主要負責慶雲縣境內第一手資料的查詢、收集。那時的張連福已經53歲，從東辛店鄉黨委副書記的位子上離休，縣裡請他到史志辦參與編撰縣誌。張連福一口答應下來，並主動提出不要任何報酬。從此，張連福下村入戶，開始了他的 “第二次革命”。為了弄清慶雲第二次淪陷的準確時間，1979年的夏天，他多次騎腳踏車到河北省鹽山縣慶雲鎮 （舊慶雲縣城駐地）調查取證。當地民眾說，那時都在逃亡，連命都難保，誰還顧得了記這些。張連福沒有失去信心，經過9次取證挖掘，最後訪到河北省鹽山縣西關村村民胡寶章的妻子，她說，在第二次日本侵略者占領縣城的那天，他們一家逃到杜家村姐姐家，過了三天，就生了孩子，根據孩子的生日可推算出慶雲城淪陷的時間。為進一步取證，他又向省史志辦求助，最後通過省里同志的幫助，查到了當時出版的報紙，根據報紙上報導對慶雲縣城淪陷的時間進行了進一步印證。
慶雲縣誌
慶雲縣誌張連福以這種 “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精神和幹勁，把全縣381個村中有由來的100多個村莊都解釋清楚了。為調查資料，他幾乎到了忘我的程度。那年農曆臘月十七，張連福踏著厚厚的積雪去30多里外的小胡樓村，調查全國林業勞動模範胡芳田1958年的事跡材料。中午時分開始往回趕，可路上的積雪開始融化，腳踏車沾滿了泥，他就扛著腳踏車一步一滑往回走。在快到縣城時，天已快黑了，這時的張連福又凍又餓，他實在堅持不住了，停下車躲進路邊深溝里，他原本想休息一會馬上走，沒成想竟然迷糊著了。恰逢一個賣烤地瓜的老農路過此處，見路邊停著一輛腳踏車，溝里卻躺著一個人，忙下去看個究竟。當得知張連福為下鄉查資料被困時，趕忙從烤地瓜爐子裡拿出兩個熱氣騰騰的地瓜，讓張連福趕緊吃了回家。張連福說： “要不是那兩塊烤地瓜，我或許就凍死在那深溝里了！”當他回到縣城時，已是下半夜了。
外地採訪南下北上
蒐集內部資料不容易，其實到外地採訪更不容易，當時的條件下，吃住、通訊、經費等都存在著諸多困難。因為沒有通訊工具，不能提前預約，每次外出採訪只能是“碰”運氣，如果到了那裡能找到人當然最好，而三四天找不到人是常有的事。通過周密計畫，外出採訪組張連生、高福和、楊修田、田書明等一行4人，開始了南下北上外出採集資料的征程。
南下的第一站是上海。到上海的目的是採訪冀魯邊區根據地的情況，上海有一位老幹部曾是當時根據地的負責人。抵達上海後，採訪組傻了眼。因為他們只知道這位老幹部家住上海市江西路，具體到是江西南路、北路，還是中路就不知道了。於是他們分頭挨家挨戶地打聽，從早晨到晚上都沒找到，四個人卻累得腰酸腿疼，腳底磨起了血泡。直到第二天，才找到這位老幹部的家，還非常不巧，他去北京開會了，他們又苦等了4天，才與這位老幹部見上面，採訪了第一手資料。
出門在外不容易，在計畫經濟年代出門更不容易。外出採訪組每人每天補助五毛到八毛錢，吃飯、坐公車全包括在內。每到一處，他們下火車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著縣委的介紹信到登記處登記，看有沒有合適的旅館可住。當碰不到旅館住的情況，沒有辦法，他們只能找個浴池去住，大型浴池只要一毛錢到兩毛錢。雖然住浴池便宜，但非常不方便，因為浴池要到晚上十一點多才停業，這時才能住進去，早上七八點鐘就早早被攆出來。
除了住宿，在外吃飯也是一大難題。那個年代，糧食定量供應，在飯店吃飯要收糧票，但各省市的糧票不統一，兌換全國統一糧票又有限制。雖然接受採訪的老幹部盛情相邀，請他們吃飯，但他們卻不敢在人家多吃，要知道，突然家裡增加4個人，連吃上兩頓飯或許這個月他家就不夠吃的了。所以，他們只能去吃便宜的小飯店。吃小飯店也不容易，那時飯店少得可憐，他們跑了一天，好不容易找到個小飯店，但吃飯時又要搶座位，想借吃飯時休息一下也是一種奢望。4個人一個座，輪流坐著休息一會兒。吃完了飯也不能多歇一會兒，因為旁邊時常站著好幾個人在等你的座位了，不得已只能到大街上坐一會兒，商量下一步的工作計畫。
採訪組南下的最後一站是杭州，從上海、南京、寧波到杭州，一路採訪下來用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比預計的時間要長得多，身上僅有的600元經費也所剩無幾。在杭州採訪完，他們竟然沒了回家的路費。於是他們給家裡拍電報要求匯錢過去，可當時最快的是電匯，仍然需要3天時間。這樣一來一回，一星期後，採訪組才收到家裡匯來的救命錢。等待匯款的一星期，為減少開支，他們只能窩在旅館裡，一天吃兩頓飯。
除了南下，採訪組還北上天津、北京等地進行了資料蒐集。採訪組先後走訪了省內外50餘個縣市、20多個大中城市、縣內150多個大隊，訪問了城鄉民眾800人次，參調檔案1300餘宗，整理當行材料320餘份，發出徵集史料公函80餘封，收到材料4萬餘字，整理資料700餘萬字。掌握了一大批鮮活的第一手資料，蒐集到了大量的歷史研究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