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思痛錄
- 書名：思痛錄
- 作者： 韋君宜
- 出版日期：1998年5月
圖書信息,內容提要,作者簡介,前言,後記,目錄,
圖書信息
書名：思痛錄
作者：韋君宜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年5月
叢書：百年人生叢書
頁數：199
裝幀：平裝
開本：32
定價：13.00元
ISBN：9787530205235
內容提要
在《思痛錄》中，作者所回憶的從延安“搶救運動”以來的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是中年以上的中國人無法迴避的共同經歷。但很少能有人像她這樣把“左”的思想和毒害義無反顧地傾吐出來。1998年，《思痛錄》出版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啟發了不少知識分子反思歷史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因而被文化界稱為“韋君宜現象”。
作者簡介
韋君宜，原名魏蓁一，1917年10月26日生於北京。1934年考入北平清華大學哲學系。1935年12月參加“一二·九”運動，193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到延安做青年工作，編輯《中國青年》，還曾在晉西北和陝甘寧邊區做過中學教師、報紙編輯、記者以及新華廣播電台編輯等。解放後，擔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中國青年》雜誌總編輯，後調任北京市委文委副書記，主管宣傳工作。1954年調作家協會，擔任《文藝學習》主編。1960年調入作家出版社（後併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先後任副總編輯、總編輯、黨委副書記、副社長、社長。2002年1月因病去世。
一生創作出版了長篇小說《母與子》，中篇小說《洗禮》（獲中國第一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中短篇小說集《女人集》、《老幹部別傳》、《舊夢難溫》以及散文集《老幹部別傳》、《舊夢難溫》以及散文集《似水流年》、《故國情》、《海上繁華構》等。但最為著名的則是其晚年所寫的回憶錄《思痛錄》和自傳體小說《露沙的路》。
前言
緣起
要知道這些，是這一代及下一代讀者求知的需要；要想一想這些，是這個國家的主人（人民）今後生存下去的需要。我們黨自成立以來，已經走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歷程，為了更好地總結經驗，有必要回溯走過的道路。我們只有從成功與失敗的比較中，才能做出正確的思考與認識。我們現在的認識水平，顯然已經超過了建國以來的任何一個時期。從長遠的觀點看，錯誤與挫折只是一時現象，我們的事業因之更有前途，我們的黨因之更加成熟。
所以我想這是應當寫的，只是所寫的時間跨度稍長一點。
我寫這本書是講我自己的事。
首先得說明：我是個忠誠的老共產黨員。
為什麼當共產黨的？開始，我並不知道什麼是共產主義。我不是為了家中窮苦，反對豪富，而是為了中國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從讀中學起，學校就教給我們大量的日本侵略中國史。告訴我們日本怎樣馬上就要打進中國來了，報上也天天登。我早就覺得，我們和日本不共戴天。
中國人都要反對日本，但是沒有反對日本的路。一切失地、一切公然侵略，都以蔣介石與日本人和談結束。報紙上公然只許說敦睦邦交，不許說抗日。
有什麼路走？唯一的抗日之路是左傾的路，尤其是左傾的文學的路。魯迅、茅盾、郭沫若、丁玲、巴金……這些名字差不多統領了中國文壇。連不屬左派的文人也是只見往左倒，不往右傾。毛澤東說中國有文化新軍，確實不假。我就因中學的一個老師介紹，讀了這些左翼作品，方知道真抗日的只有左派。
成立“冀察政委會”這種事情，連右派也震動了。還和日本和談退讓嗎？最簡單的一點愛國心使我對國民黨政府產生了反感。
接著是“一二·九”運動，我們在街上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報紙上對於愛國運動卻隻字不許提。我們回到學校，憤怒充滿胸膛。政府不支持愛國，只有共產黨才說必須抗日，左派刊物高呼無保留地支持學生的抗日運動。愚蠢的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政府，共同把我這樣的青年推到了共產黨的旗幟之下。
共產黨本身的影響，當時實在並不大，我們只知道有一支紅軍在四川一帶與國民黨部隊打仗。國民黨報紙天天登著“朱毛殘匪已就殲”。後來忽然又看到這支共產黨軍隊跑到陝西去了，從陝西又到山西，山西又回陝西，我們實在也沒見他們對抗日實際局勢做出任何扭轉。真正震動全國人心的是北平、上海的學聯活動，七君
子的被捕，連宋慶齡都出面支持，自願坐牢。最後來了個“西安事變”，這才使共產黨的影響真的擴大到了全國。
我明白了，我要愛國，必須從此全身心跟著共產黨。我覺得共產黨這么不顧一切苦幹，看來是真的能夠為人民、為祖國而犧牲一切，這是值得我一生永遠跟隨的。人能夠如此，這才是真正的光榮，是人的價值的實現。
入黨後我從不懷疑黨的光榮偉大。為這一點，一切都可以犧牲。多少同學找機會奔往美國學習，我的父母願出資送我留美，而我放棄了這一機會。我在學校本來是很不錯的學生，在中學屢次得獎，入大學讀哲學，也覺得金岳霖的邏輯、馮友蘭的哲學史什麼的很有味道，實在。而休漠的人性論，使人深思，得一種思辨的快樂。但在決心入黨之後，我把讀書所得的一切都放棄了。我情願做一個學識膚淺的戰鬥者，堅信列寧、史達林、毛澤東說的一切，因為那是我所宣布崇拜的主義。我並沒有放棄一向信仰的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但是共產主義信仰使我認為，世界一切美好的東西都包含在共產主義裡面了，包括自由與民主。我由此成了共產主義真理的信徒。
我想起了抗日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八路軍只有三萬五千人。蔣介石有雄兵數百萬，卻丟盡了華北、華中城市。而毛主席謀略出奇制勝，領導我們這一點人深入華北鄉村打游擊戰，逐漸壯大起來。終於緊緊包圍了平津，蔣軍坐飛機來也趕不上了。也想起當年在延安，沒有吃、沒有穿，窮陝北的老百姓養不起我們。毛主席定的方針，搞大生產，自己動手。吃盡一切辛苦，不管是誰。人人自己揮鋤種地，自己用木紡車紡織。到1945年，有吃有穿，困難渡過去了，局面扭轉了，解放區站住了。毛主席領導我們得到了勝利，我們全心全意擁護他，他是我們真正的領袖。
我跟著黨，受苦受窮，吃糠咽菜，心甘情願。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經歷的歷次運動給我們的黨、國家造成的難以挽回的災難。同時在左的思想的影響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這是我尤其追悔莫及的。
歷史是不能被忘卻的。十多年來，我一直在痛苦地回憶、反思，思索我們這一整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犧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思索本身是一步步的，寫下又非一日，其中深淺自知，自亦不同。現在均仍其舊。更多的理性分析還是留給後人去做吧！至於我本人，至今還不可能完全說透，我的思維方法也缺少討論這些問題的理論根據和條理性。我只是說事實，只把事情一件件擺出來。目的也只有一個，就是讓我們黨永遠記住歷史的教訓，不再重複走過去的彎路。讓我們的國家永遠在正確的軌道上，興旺發達。
後記
《思痛錄》成書始末
楊團
我的父親母親那一代，為了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所付出的不僅僅是鮮血、生命，更有泣血的靈魂！ 1998年6月，我從美國歸來。剛進家門，端端正正擺放在書桌正中的《思痛錄》樣書便躍入眼帘，心驀地狂跳起來。啊，終於出版了！母親20年前的願望終於實現了。整整半個多世紀，母親和她那一代人所付出的，是比生命還要沉重的代價！
初識《思痛錄》
《思痛錄》在成書前有一段難忘的口述史。
那是“文革”中期的1973年，我剛從雲南隴川農場轉到張家口聚氯乙烯廠當儀表修理工。三年零七個月，我在遠離北京的大西南，和在河南的父親、湖北的母親、北京的弟弟天各一方。自1966年父母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家被抄，東西砸爛了，房子沒了，全家離散整整7年，到1973年才重新聚首，我怎能不格外珍惜這劫後餘生的團聚。那時我常常在周六早晨上完24小時連班，便搭上京沙線列車，顛簸六七個小時，趕回到北京永定門外沙子口那兩間狹小簡陋但是溫暖的家。
真像母親在《當代人的悲劇》中提到的，當時的我開始從自己和家庭的傷痛中走出來，弄了一腦子的問題。在外面不能問，只有回到家裡問，有時想不通就和父母爭辯。當時我最想不通的就是：毛主席不是一直說要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嗎？那為什麼還要把那么多好人都打成叛徒、特務、走資派？右派搞多了還要摘帽，打了這么多走資派為什麼七八年了還是這個樣子？父母告訴我：1943年在延安就有過那么一次，毛主席說特務之多，多如牛毛，原不足怪。結果成千的忠實的共產黨員都被打成特務。凡是從敵占區來又坐過敵人監獄的，無一例外都是敵人派進來的“紅旗”特務。原來那時就有“打著紅旗反紅旗”一說。我聽了還是不明白：“毛主席為什麼要這樣做呢？難道敵人越多黨就越安全嗎？”
記得有一次，不知我哪一句反駁的語言惹惱了母親，她憤憤地在屋裡來回踱步：“團團，我不能再講下去了，有一天我要被你出賣的。”這話一下子震驚了我，迄今我還記得她當時的表情，記得我那莫名的驚詫──我的媽媽竟會懷疑她的女兒會出賣她！自然，後來我就努力多聽、多想、多問。我就是這樣聽到了所有後來被母親寫入《思痛錄》的種種駭人聽聞的故事。故事越講越長，從打“AB團”、延安審乾開始，講到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延安的“輕騎兵”，解放後的肅反、打老虎、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包括大躍進中的荒唐和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等等。讓我聽了震驚甚至恐懼的還有史達林的暴虐和蘇共二十大，當時社會主義陣營的內部鬥爭，以及中蘇兩黨在整人上的驚人的一致和從建國前就存在著的種種矛盾。我的真正的大學是在那4年(1973~1976)完成的。我至今懷念那4年白天盼著天黑，吃過晚飯就拉緊窗簾，關上大燈，一家人圍坐在一盞檯燈前，同志加親人的熱烈而又有點神秘的討論。它真的使我受益一生。
大約也就是從那時起，母親萌生了要寫一部書的念頭。她當時常常對我講，你們太幼稚了，這么大一個國家，這樣的多災多難，交到你們這一代手裡怎么得了。而父親對母親說：“這是我們的不對，是我們過去什麼也不讓他們知道。”其實，父親在“文革”初期就對我講到過延安審乾運動，告訴我他曾經被戴上特務帽子遭批鬥的情景。
我至今清晰地記得那時哲學社會科學部吳傳啟為搶“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頭功，在關鋒等人的授意下，在學部拋出了“批判《青春漫語》大毒草，揪出楊述反革命黑幫”的大字報。母親當時在河南安陽搞四清。5月下旬的一天，我下學回家，父親神色嚴峻地說：“你怎么才回來，我等你好久了。”然後他竹筒倒豆子，告訴我學部當天所發生的事情。我傻傻地看著他，怎么也不懂昨天還是老革命的爸爸，一夜之間怎么就成了反革命？父親接下來的一段話卻像刀刻一樣銘記在我的心裡。他說：“團團，現在我才知道自己錯了。我以為解放了，一切都好了，你這一代再也沒有苦難了。我只給你講好的一面，光明的一面，不讓你知道黨犯過的錯誤，黨內鬥爭很殘酷、很壞的一面，其實我們這個黨從來就不純粹。你以為道路筆直，黨是永遠不會錯的，跟著黨走就什麼問題都沒有了。結果別人一句都批評不得，一點委屈都受不起，是我讓你變得這么簡單、幼稚，我怕你經不起今後的生活打擊啊。”接著，父親講了1943年他在延安審乾運動中的經歷。他曾經被戴上國民黨特務的帽子一年多，其間向毛主席上書：“毛主席，我不是特務，請你派人徹查。”也未獲結果。後來由彭真出面談話才算摘帽平反。
我縮在寬大的藤椅上，兩手抱著膝，睜大了眼睛聽那可怕的一幕。我開始相信，這絕不是誑言，1943年共產黨就能把才20歲就毀家紓難，動員一家老小變賣家資、七八口人奔赴延安的爸爸打成特務，那么今天學部的事一定是真的了。我那幼稚的心裡已經模模糊糊地意識到大禍臨頭了。當時父親在堂屋裡走著走著，忽然指著頭頂上的吊燈說：“那時候有一回挨斗，我突然想一拳頭把屋裡那盞吊燈砸爛，可是再一想，我一定不能動手，一定要忍住，不然，我就真的瘋了。我是拚命抑制自己才沒有變成瘋子啊。”今天每當回憶起這一幕，我就禁不住雙淚長流，因為隨後不久在學校斗我這個未滿17歲的“校領導的紅人”、“反工作組的黑崽子”時，我也曾有過與父親一樣的念頭。我雖然挺過來了，但我親愛的媽媽，卻由於年輕時有過精神創傷(她的第一個愛人，清華同學孫世實在抗戰時期犧牲了)，1966年8月她從河南四清前線剛返回北京就被打成“三家村女黑干將”，不讓回家被拉走批鬥而精神失常。她患憂鬱型精神分裂症整整3年，其中一年多完全不認得任何人，成天想自殺……
就在那一晚，父親告訴我，這一次運動來勢兇猛，估計比“延安搶救”有過之而無不及。他要我做好充分思想準備，他的問題至少要3年才能解決。結果，這一次竟拖了整整12年半。到他拿到平反結論時，當年那個壯健的中年人已經變成說不出幾句話也走不了幾步路的奄奄一息的老人。
現在想來，父親之所以在那一天夜裡談這么多，這么深，完全是出於對形勢的估計。他惟恐第二天就會被關起來，來不及做任何解釋。他惟恐他最寶貝最心愛的女兒會真的以為他是反革命。後來的事情證明，除了這一點他什麼都可以忍受，所以，當時他幾乎是當作遺言在講。到了1973年全家重新聚首時，父親講述這一切已經沒有了“文革”初年那悲壯到極點的氣氛，可以理性地分析和探討了，而我的認識仍然幼稚之極。也許正是從那些幼稚的想法中，母親和父親痛切地感受到了“愚民教育”對年輕一代的危害。為了免除子孫後代因無知、盲從重蹈他們那一代的苦難，為了讓普通老百姓了解和記住那一段痛徹心脾的歷史，為了讓後人在痛定思痛時，從史實中追索產生這種歷史悲劇的真正根源，《思痛錄》的整體構思在她的腦海里成形了。
母親寫《思痛錄》
《思痛錄》大約在什麼時候開始動筆的？據我回憶，是在政治空氣極端惡劣的那一段，即“四人幫”被粉碎之前，周總理逝世的前後。
當時母親雖然出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主要領導，但是軍宣隊還在，她的日子並不好過。平日裡工作很忙，又經常出差，幾乎沒有空閒的時間寫作。偶爾寫一點她也從來不收拾，草稿撒落在桌子上哪裡都是，而且經常隨便拾片紙就寫，還特別愛用那種有格子的最便宜的宣紙。可是，有一段我卻發現她寫東西有點不同往常。每逢吃飯，出門，她都要把剛寫完的稿子放在書桌旁第二個抽屜里。有一次出於好奇，我伸手去抓那稿子，被她一把推開。問她寫什麼她也不說。記不得過了多久，我知道了這就是後來被收入《思痛錄》第一篇的《搶救失足者》。
粉碎“四人幫”後，又過了一段時間，她才向我公開了她的秘密。她要寫一部長篇回憶篇，從“搶救運動”開始，一直寫到“文革”結束。她講，歷史是不能被忘卻的，她18歲參加共產黨，現在已經60多歲了，再不把這些親身經歷的悲慘醜惡，甚至令人髮指的事情記錄下來，就得帶進棺材裡去了。可是，寫出來卻絕不可能發表。到這稿子真能發表的時候，國家就真的政治清明了。她還對我說：“我活著是看不到那一天了。我寫完了你一定要給我好好保存，等到真能發表的時候再拿出去。”這話她千叮嚀萬囑咐了好多遍，直到我賭咒發誓才作罷。我於是明白，這稿子比她所有的作品，甚至所有的工作都更加要緊。
1986年深秋的一天，母親從康復院回來(她在康復院時每逢假日我們都接她回家)，坐在書桌旁對我講：“我不行了，說不定哪一天就完了。我要立遺囑，你拿紙拿筆來給我記錄。”她那時的身體狀況比剛進康復院時差一些，又犯過一次病，使她幾乎失去了恢復的信心。當時我知道她心裡很難受，不願這樣委屈地活著，就與她亂開玩笑，怎么也不肯照她說的做。直到被她厲聲呵斥才不得不拿出兩片紙，一邊聽她講話，一邊打岔：“你就會杞人憂天，你命還長著哩。”我龍飛鳳舞地把她的話記了下來，除了遵她之囑給她念過一遍外，根本未交給她，自然更想不到要她簽字。可是，人的一切有時的確是在冥冥之中被安排的。我怎能料到，我這玩笑似地記錄下來的她的話，居然真的變成了她的遺囑。她現在已經癱瘓到連舌頭的肌肉都強直了，再也不能言語了，耳朵全聾了，身體也完全不能動了，只靠鼻飼維持著生命，但是眼睛依然清亮。每次見她，我只能從她悲哀的眼神里感到她的大腦還活著。她還在思想。
關於《思痛錄》，遺囑是這樣記錄的：“我的回憶錄只差最後兩章。我本來希望無論如何把最後兩章完成，現在不行了。有一章在抽屜里未發。《山西文學》和《當代》（發的）散在外面，《新文學史料》有一章即登，紀念李興華的插在中間，按時間排序，共十四章。還有兩章紀念周揚，我對毛澤東的看法，住手寫不出了。在黑柜子里有兩個小口袋，一個手稿，一個抄稿，最後的幾章未裝在口袋裡。”
從母親立遺囑那天起，原來由她自己承擔的《思痛錄》以及小說集、散文集的編輯任務就落到了我的肩上。小說集和散文集收集完作品後，很快轉到了出版社編輯手裡，只有《思痛錄》不可能給任何人編輯。我開始一遍遍地翻原稿，找出她未發表的文章，按時間排序並與她蹉商每一章的題目以及給全書命名。關於全書，她起過幾個名字，我以為《思痛錄》最好，最簡潔，最能引起後代人痛徹的共鳴。所以在1997年當林文山同志托我告訴重病在床的母親，出版社希望改換書名時，我當即申明她不會同意。果然，母親不但不同意，而且還說：“內容也一字不改，不出就不出吧。”
我當時從黑柜子的抽屜里翻出母親說的那兩個小口袋，裡面放著《思痛錄》中最珍貴的前8章，從《搶救失足者》開始到《文化大革命拾零》。這就是母親從1976年就開始寫起，大約在1983年基本完成的被她視為寶貝的8章。抄稿是我那在1966年夏天被紅衛兵打傻了，在野地里整整跑了兩整天未歸家的瘋弟弟楊都都寫的。當母親病好了恢復工作以後，自感平生最內疚的一件事就是對不起弟弟。當弟弟抄稿時，我曾問過母親，“這些稿子不能傳出去，他要說出去怎么辦？”母親沉吟了一下說：“不會，他的腦子沒有好使到那個程度。”的確，事實證明她的判斷是對的。
編輯《思痛錄》，我尤為認真。每一篇都讀，有時會講點感想給母親。自我上大學後，母親已經完全視我為朋友，除了別篇外，所有作品全向我開放，甚至在發表前專門聽取我的意見。我戲謔地說：“我既是你的第一讀者，又是你的業餘編輯，你得給我發津貼呀！”《思痛錄》現在出版的本子，除出版社認為非做不可的篇目刪節和字句改動之外，保持了原樣。
1982年夏天我剛大學畢業，孫友余同志要我向當時任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的王漢斌同志，引見一機部派出的中國第一位留學哈佛的法學碩士。由此有了我和母親與這位唐先生的交往，母親後來幫助他解決了被人冤屈的事。這位唐先生告訴母親和我，他在美國曾遇到很多位華裔美國教授。不少人是當年清華北大的學生。一位教授告訴他，他們當時在學校充其量只算二流的學生，真正一流的，在學校拔尖的全部投奔了共產黨。而且當下點出幾個人來，說是這些人如果來美國發展，那一定會有輝煌成就。唐先生走後，母親和我談了很久，她談到她的父親──我那曾經第一批東渡扶桑留學日本，參加過孫中山革命的外祖父。他堅持認為他的這個長女是棟樑之才，一定要送母親赴美深造。這機會被母親棄之如敝屣，她義無反顧奔向了延安。談到我父親在清華歷史系讀書時就立志寫中國社會發展史，而且已經列了研究計畫，寫出了若干篇章，但為了跟隨共產黨抗日救國，他“已悔名山不朽業，志堅意決報邦家”；談到他們的許多“一二.九”老同學，早年犧牲的黃誠、王文彬、紀毓秀，還有“文革”中被逼自殺的孫蘭(韋毓梅)──那個被母親稱為“我們的阿平”的敵占區紅衣女縣長。最後母親竟唱起了當年的《畢業歌》：“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與唐先生的談話及母親的感慨後來被添入了《搶救失足者》一章。
誰都年輕過，誰都有過青年時代的夢想，誰都希望成就一番事業，給這個世界留下一點痕跡。可是我的父親母親那一代，為了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所付出的不僅僅是鮮血、生命，更有泣血的靈魂。母親後來曾告訴我：她參加革命就準備好了犧牲一切，但是沒想到要犧牲的還有自己的良心。比起我的父母──這些後來經歷了無數內心痛苦的倖存者，早年懷抱理想慷慨赴死的老同學才是真正幸福和幸運的。母親苦苦追求了一輩子，卻在眼淚全都乾涸的時候才大徹大悟。當她重溫年輕時的理想，當她不能不承認後來犧牲一切所追隨的，都與自己那時的理想相悖，怎能不追悔平生，痛徹骨髓呢？
1980年10月，母親在給父親的悼文《當代人的悲劇》中寫道：“我哭，比年輕人失去愛人哭得更厲害，因為這不只是失去一個親人的悲痛，更可傷痛的是他這一生的經歷。為什麼我們這個時代要發生這種事情，而且發生得這么多？人們常說年老一代與年輕一代之間有一條溝，不能互相了解。我要哭著說：年輕人啊，請你們了解一下老年人的悲痛，老年人所付出的犧牲吧！這些老人，而且是老黨員，實際是以他們的生命為代價，換了今天思想解放的局面的。實際上我們是在踩著他們的血跡向前走啊！你能不承認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