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訟者輒冒稱盜戶

後訟者輒冒稱盜戶

原文

順治間,滕、嶧之區,十人而七盜,官不敢捕,後受撫,邑宰別之為“盜戶”。凡值與良民爭,則曲意左袒之,蓋恐其復叛也。後訟者輒冒稱盜戶,而怨家則力攻其偽,每兩造具陳,曲直且置不辨,而先以盜之真偽,反覆相苦,煩有司稽籍焉。適官署多狐,宰有女為所惑,聘術士來,符捉入瓶,將熾以火,狐在瓶內大呼曰:“我盜戶也!” 聞者無不匿笑

譯文

順治年間,滕、嶧這些地方,十家有七家為盜,官府不敢抓,後來被招撫,地方的長官另稱他們為“盜戶”。遇到與良家百姓爭執,官府就刻意袒護他們,恐怕他們再去偷盜。後來打官司的人動不動就冒稱自己為盜戶,而對方就竭力證明他的虛假。每每兩家來打官司,是非暫且不管,卻反覆爭論是不是“盜戶”,讓官家去查檔案。恰巧官衙有很多狐狸,縣官有個女兒被其迷惑,聘一個術士來到,用符把它捉入瓶中,就要用火來烤,狐狸在瓶里大聲呼喊:“我是盜戶!”聽到的人沒有不偷笑的。

基本介紹

生平事跡,勵志向學,八年窘困,設帳西鋪,科場偃蹇,誌異著述,篤重交遊,《聊齋志異》,《聊齋文集》,《聊齋詞集》,《聊齋雜著》,《聊齋戲》,《聊齋俚曲集》,主題思想,

生平事跡

蒲松齡(1640-1715),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居士,室名聊齋淄川蒲家莊人。生於明末,卒於清初,終生科舉不第,以教書為業,晚年成歲貢生。舊志稱其“性厚朴,篤交遊,重名義,而孤介峭直,尤不能與時相俯仰。”所著有詩詞、文賦、雜著、俚曲、戲等,其文言小說聊齋志異》膾炙人口,廣為流傳,飲譽海內外。
淄川蒲氏,自元代遷來,原籍何,文獻無征。其遠祖蒲魯渾、蒲居仁曾並任般陽府路總管,名載邑乘,但無任職年代。墓在城西北店子村附近,舊有華表翁仲,俗稱“石人坡”。故其民族成分引發學術界爭議,“蒙古、女真、回族、漢人多說並存,至今尚未定論。
《蒲氏族譜》記載,相傳蒲姓為元世勛,寧、順間曾遭“夷族之禍”。邢戮之餘,只遺“藐孤”,時方六七歲,匿於外祖楊家,改隨母姓,元亡後,始複姓蒲,名璋(即其始祖)。其後子孫日繁,所居滿井莊因而易名蒲家莊。至明萬曆間,全縣諸生八名補廩者中,其族竟占六人。嗣後科甲相繼,稱為望族。自蒲璋至蒲松齡歷十一世,其世係為:
璋—子忠—整—海—臻—永祥—世廣—繼芳—生汭—盤—松齡
蒲松齡的高祖世廣,是族中第一位廩生,才冠當時,所生四子中一人為訓導,三人為庠生,而後世子孫中在明清兩代出了(三名)縣令以及教諭,訓導等職的進士、舉人、貢生、廩生與庠生數十人;其曾祖繼芳(行二),庠生,所生五子均為入泮;其祖生汭,所生五子無一采芹者;其父盤,字敏吾,配孫氏、董氏、李氏,少力學而家苦貧,遂棄學經商,數年稱素封。業餘不忘經史,博恰淹貫,宿儒所不能及。但長子早喪,四十餘仍無子(曾過繼嗣子),散金行善,救濟鄉里,後連生四子(三人進學)。生平“主忠厚”,值戰亂,策劃守村,出資助修城垣,故而名載縣誌“隱逸”中。

勵志向學

明崇禎十三年庚辰四月十六日夜戌刻,蒲松齡誕生於蒲家莊內故宅北房中。此時,其父正夢見一位偏袒上衣、乳際粘有一貼圓如銅錢藥膏的病瘦和尚進屋。而蒲松齡身上也“果符墨志”,故其以“病瘠瞿曇”降生自況。
蒲松齡在兄弟四人(兆箕少亡,過嗣者兆興回歸)中排行第三(董氏次子),上有兆專(李氏所生)、柏齡兩兄,下有一弟鶴齡。因家境漸落,不能延師,兄弟四人皆從父讀。蒲松齡天性聰慧,經史過目能了,尤得其父鐘愛。
清順治十四年,18歲的蒲松齡與本縣豐泉鄉大劉(今羅村鎮道口村)“文戰有聲”的庠生劉國鼎次女成親。
次日,新婚後的蒲松齡初應童試,即以縣、府、道三第一補博士弟子員,文名藉藉諸生間。其制藝《早起》、《一勺之多》,大為山東學使施閏章稱賞。其批語:“首藝空中聞異香,下筆如有神,將一時富貴醜態,畢露於二字之上,直足以維風移俗。次,觀書如月,運筆如風,又掉臂遊行之樂。”
越歲,躊躇滿志蒲松齡與同窗摯友張篤慶(歷友)、李堯臣(希梅)、王鹿瞻等結為“郢中社”。每聚首則放懷吟詠,寄興唱和,詩成共載一卷。旨在長學問,消躁志,相互切磋,以補文業
其後,蒲松齡歲歲遊學在外。先去城西沈家與寧紹道參議沈潤之子沈天祥(燕及)“共燈火”;又應李堯臣之邀,於康熙三年春到城東李家與之“共筆硯”。此間,雖經兄弟析箸之變,然而蒲松齡卻未改求學之念。為惜時篤學,他曾接受同在李家假館的外甥趙金人(晉右)的建議,作《醒軒日課序》以勵志。再後來,面對分家後“居惟農場老屋三間,曠無四壁,小樹叢叢,蓬蒿滿之”的現狀,尤其是弱妻幼子及窘困的家境,迫使蒲松齡不得不違心的終止了在李家的借讀。自康熙五年前後,他便到城西王村課蒙,開始了他的熟師生涯。這是他的初館階段。
游幕寶應
康熙九年秋,蒲松齡為了全家五口人(已有二子一女)的生計,也為了開闊眼界,應聘於同邑進士、江蘇寶應縣令孫蕙(樹百),南下寶應縣署作幕賓,幫辦文牘。他騎馬南行,從益都縣顏神鎮(今博山區)西南青石關入萊蕪縣境,經沂州蘇北,渡黃河(清初由蘇北入海),最後到達寶應。
寶應乃蘇北古邑,隸揚州府轄,由於地處淮河下游並臨大運河,當水路之沖,因而迎送官員驛站供應繁重;且遇連年水災,土地村舍俱淹,百姓號寒啼飢,流離失所。孫蕙自康熙八年任此災邑,處境困難,蒲松齡的到來確實幫了他的大忙。次年春,孫蕙被調兼署高郵州署。
蒲松領代孫蕙共擬書啟、文告等稿90餘篇,大都體現了州縣官吏的艱辛、難以強項的處境與災區的慘狀、百姓的困苦,為孫蕙贏得了一定的政聲。
南遊期間沿途登眺以及蘇北水鄉的秀麗風光,激發了蒲松齡的文學創作熱情。而他親眼目睹了仕途險惡與社會的黑暗以及處於水深火熱中的災民慘狀,都為其文學創作提供了更深廣的生活感受。
然而,這種代人歌哭的差事,終究難圓自己的科舉夢。他決意辭幕,並於康熙十年初秋北歸。

八年窘困

南遊歸來的七八年間,是蒲松齡人生道路上最艱難的階段。他滿以為憑自己的才智,會順利通過科舉考試而一展鴻圖,但卻事與願違,使其感慨萬千。其詩句“世上何人解憐才”,“痛哭遙追阮嗣宗”,“獨向隴頭悲燕雀,憑誰為解子云嘲?”抒發了他壯志難酬且不為世人理解的苦衷,表露了他蔑視世俗庸人並以懷才不遇的楊雄自比的清高情懷。
這期間,他曾隨淄川文人領袖高珩唐夢賚等遊覽齊魯山水,東去勞山,南登泰岱。但仍靠輾轉設帳於豐泉鄉王家等縉紳之家維生。
科舉無望,難達青雲之志,而災年頻仍,缺乏充飢之糧。中年的蒲松齡身負重擔,在人生道路陡坡上艱難掙扎。

設帳西鋪

康熙十八年,已屆“不惑”的蒲松齡應同邑畢家聘請,設帳城西西鋪莊。畢氏乃淄川四世一品的“名門望族”。館東畢際有(載積)之父畢自嚴(白陽)是明崇禎間戶部尚書。畢際有原任江南通州知州,康熙二年罷歸,優遊林下,詩酒自娛。他與王士禎高珩等諸多名門多有交往聯姻,就連任淄官吏亦多與攀結。畢家財力富足,居第宏大。除尚書府外,有綽然堂、振衣閣、效樊堂、萬卷樓等,第後石隱園方廣十畝,廳台廊榭,竹石花樹,景色怡人。
蒲松齡為畢家教授八個弟子,還兼職大量應酬文字,並參陪迎送接待,因而博得了信賴。他與老少東家相處融洽30年,同時也為自己營造了一個讀書、應試、著書的安定的生活環境。

科場偃蹇

由於畢家的優越條件和厚待,蒲松齡能在教書並處理雜物之餘,得以安心預習舉業,以圖博得一第。但其命運不濟終身未能如願。他參加鄉試的確切次數與不中的原因難以說清,僅就有記載的二次都是因為犯規而被黜。
第一次在康熙二十六年秋其48歲時,因“闈中越幅(在考場書卷時,誤隔一幅,不相接連)而被黜。其詞《大聖樂·闈中越幅被黜,蒙畢八兄關情慰藉,感而有作》稱:“得意疾書,回頭大錯,此況何如!覺千飄冷汗沾衣,一縷魂飛出舍,痛癢全無”。將其在考場發現自己“越幅”後的震驚狀態及頹喪心情表露無遺。
第二次在康熙二十九年秋其51歲時,因故未獲終試而被黜。其詞《醉太平· 庚午秋闈,二場再黜》稱:“風粘寒燈,譙樓短更。呻吟直到天明,伴倔強老兵。蕭條無成,熬場半生。回頭自笑艨騰,將孩兒倒繃。” 這兩次失敗,對他及家庭打擊太大了。儘管其不死心,然而妻子卻出面干預了,勸其說:“君勿須夏爾!尚命應通顯,今已台閣矣。山林自有樂地,何必以肉鼓吹為快哉!”他認為妻子說的對,可每見兒孫赴試,自己便心生慾念,往往情見乎詞,而劉氏總漠置之。
屢試不第,使他抱恨終生。其詩詞及《聊齋志異》的《葉生》、《王子安》、《賈奉雉》等諸多篇章中對此都有深刻的感受與逼真的描寫。

誌異著述

蒲松齡的科舉夢想破滅了,而其著述之心卻始終未泯。他從年輕時即著手創作的《聊齋志異 》 ,一直斷斷續續未能結集。來到畢家後條件好了,有石隱園的美景,有萬卷樓的藏書,再加館東的支持,他決心續寫完成這部巨著。從此他便集中業餘的精力投入到蒐集素材與構思創作中。“子夜熒熒,燈昏欲蕊,蕭齋瑟瑟,案冷疑冰”,寒來暑往,日復一日,“集腋成裘”,“浮白載筆”,終於完成了他的“孤憤之書”。後來,他還以淄川方言撰寫了《牆頭記》、《慈悲曲》、《姑婦曲》、《磨難曲》等十四種通俗俚曲及《鬧館》等戲三出。其救世婆心顯而易見。他在創作小說、詩文、俚曲、戲的同時還編撰了《日用俗字》、《農桑經》、《藥祟書》等多種科普資料工具書。充分體現了他的為民思想。

篤重交遊

蒲松齡在西鋪期間,由於館東的鄉宦地位條件,更因其詩文尤其《聊齋志異》的廣泛傳播,使其聲望與交遊日漸擴大。他不僅與本邑友人、省內資深的名士交好,而且還受到邑侯、憲台的青睞。其中的李堯臣張篤慶、趙金人、高珩、王敏入、王觀正、王永印、沈天祥、邱希潛、安於拙、袁藩、畢盛鈺、畢盛統、華世持、韓逢、譚再生、張元楊萬春唐夢賚、鐘轅、朱緗、吳木欣、張貞李之藻、汪如龍、張嵋、時惟豫、喻成龍、黃叔琳王士禎等,他們同孫蕙畢際有父子一樣,都曾對蒲松齡的生活、舉業、思想乃至寫作產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及作用。因而蒲松領與他們的交情深厚,其著作中多有記載。
歲貢暮年
至康熙四十八年,70歲的蒲松齡結束了在畢家的塾師生涯,撒帳歸里。自此能心境閒暇,安居斗室,日以抱卷自適,或東阡課農,或時邀五老斗酒相會。
先是,他幾個可愛的稚孫皆以痘殤,令他傷心不已,後來,與他共患難的妻子又不幸病逝,更讓他痛不欲生。它飽含深情撰寫了《述劉氏行實》緬敘妻子美德,還滿懷悲傷作《悼內》等詩八首以挽悼。當江南畫家朱湘鱗為其畫像時,他親筆題跋兩則。妻子去世使他失去精神支柱,年後他去看望劉氏墳墓,又寫詩《過墓作》懷念亡妻,讀來催人淚下。康熙五十四年春節,邃於易理的蒲松齡自卜不吉。正月初五,他率兒孫為父盤上祭日墳,似冒風寒,醫投理氣之劑,自是食量盡減。至二十二日竟倚窗危坐而逝。
蒲松齡科舉不第,無緣官場,終身清貧,僅靠教書為生。然而,他卻沒有頹廢,更未流俗,而是集中業餘精力,勤奮著述,無償地為後世流下了諸多彌足珍貴的文學瑰寶
據同邑文人張元(清雍正三年)所撰《柳泉蒲先生墓表》載,聊齋著作有:《文集》四卷,《詩集》六卷,《誌異》八卷;還有碑陰所附:“雜著”五冊(《省身語錄》、《懷刑錄》、《歷字文》、《日用俗字》、《農桑經》各一冊),“戲”三出(《考詞九轉貨郎兒》、《鐘妹慶壽》、《鬧館》),“通俗俚曲”十四種(《牆頭記》、《姑婦曲》、《慈悲曲》、《翻魔殃》、《寒森曲》、《琴瑟樂》、《蓬萊宴》、《俊夜叉》、《窮漢詞》、《醜俊巴》《快曲》各一冊,《禳妒咒》、《富貴神仙曲》後變《磨難曲》、《增補<幸雲曲>》各二冊)。另外還有墓碑未載的部分編選與輯錄作品等。由於古人習慣於在自己的詩文等作品前冠以室名,因而蒲松齡的著作分別稱為:《聊齋志異》、《聊齋詩集》、《聊齋文集》、《聊齋雜著》、《聊齋俚曲》、《聊齋戲》等。

《聊齋志異》

《聊齋志異》是蒲松齡從20歲始至40歲基本成書,後又繼續創作至暮年,歷時40年完成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說集。全書近500篇,內容皆搜抉奇怪,其中多狐鬼花妖與神仙故事,雖涉荒幻而斷制謹嚴。旨在針砭時弊勸善懲惡,移風易俗,抒寫孤憤。其素材多取自於現實生活以及軼聞傳說與個人感受。如寫明末清初戰亂的《韓方》、《鬼隸》、《亂離》、《野狗》、《張氏婦》等篇以及為撫慰落魄書生與孤身塾師的《綠衣女》、《小謝》篇等。
聊齋志異聊齋志異
聊齋志異》廣泛繼承了古代神話、傳說,漢魏六朝的史傳、志怪,唐代傳奇與宋元明各代白話小說創作的集大成者。蒲松齡以狐鬼花妖神仙怪異作為表達思想感情的載體和手段,“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親,忘為異類”(魯迅語);兼采六朝志怪與唐代傳奇之長,“用傳奇法而以志怪”;博取史傳文學、白話小說及戲曲文學等藝術技巧,將文言小說創作推向了最後一座高峰。
從作品內涵看,《聊齋志異》反映的社會生活層面很寬泛。一介布衣寒儒蒲松齡不僅關注著上自皇帝下至地方官的吏治腐敗,貪暴不仁,而且也關心著社會各階層與世風、民瘼。他尤不能容忍的是自己深受其害的科場不公與考官昏庸,其中還寄託了他嚮往美好人生及對理想社會的憧憬。具有代表性的篇章如《促織》、《潞令》、《鴞鳥》、《夢狼》、《放蝶》、《胭脂》、《商婦》、《張鴻漸》、《盜戶》、《公孫夏》、《梅女》、《伍秋月》、《席方平》、《續黃粱》;《畫壁》、《考城隍》、《鐘生》、《陳錫九》、《張誠》、《二商》、《曾友於》、《辛十四娘》、《林氏》、《馬介甫》、《大男》、《雲翠仙》、《姚安》、《韋公子》、《宮夢弼》、《雷曹》、《素秋》、《酒友》、《崔猛》、《義犬》、《大力將軍》、《丁前溪》、《種梨》;《葉生》、《司文郎》、《於去惡》、《王子安》、《何仙》、《賈奉雉》、《餓鬼》、《三仙》、《神女》、《考弊司》、《胡四娘》;《紅玉》、《綠衣女》、《連瑣》、《香玉》、《小謝》、《嫦娥》、《愛奴》、《鳳仙》、《青梅》、《嬌娜》、《喬女》、《連城》等。
聊齋志異》的文學成就,在中國古代志怪傳奇小說中空前而絕後。獨具匠心的蒲松齡超人之處,在善於虛構,突破常規,用傳奇法而以志怪,假幻設以寓意,虛擬鬼狐花妖,實寫現實人間,藉以抒情,用以警世。然而這些創新成就卻遭到後來紀昀的反對,而紀昀所反對的,也正是這部名著數百年盛傳不衰的根源。
聊齋志異》里雖經高珩唐夢賚作序,王士禎評點,但蒲松齡生前卻無力印行,僅靠民間傳抄流傳。至乾隆三十一年,第一部木刻本“青柯亭”本在浙江睦州問世,隨後各種批點、詮釋、評點、圖詠、拾遺本相繼在海外出版。迄今,外文譯本約有日、朝、越、英、法、德、俄、意、捷、羅、波、匈、保、挪、瑞、荷、馬來、印尼等20多種語言、數十種版本在世界各國流傳。

《聊齋文集》

聊齋文集》是蒲松齡的散文、時論、應酬、擬作等文集結集,原為四卷,後人輯為13卷,包括賦、記、引、序、疏、論、跋、題詞、書啟、文告、呈文、婚啟、生志、墓誌行實祭文雜文、擬表、擬判等,總計五百多篇。其中除部分作品為自作外,其餘多是代人歌哭之作,而駢文竟占十之六。
作品內涵大都反映了當時社會現實,部分作品體現了蒲松齡的為民思想,如《康熙四十三年記災前篇》、《秋災記略後篇》、《救荒急策上布政司》、《循良政要》、《淄邑流弊》、《鹽法論》等。文章構思精巧,典雅生動,成就之高,深受王士禎好評:“八家古文辭,日趨平易,於是滄溟、龠州輩起而變之以古奧”而操“因境寫情,體裁不一,每於蒼勁刻峭中,時見渾樸”,“當漁洋司寇、秋谷太史,至以聲價相高時,乃守其門徑,無所觸亦無所附,卒成一家言。”

《聊齋詞集》

聊齋詞,其墓碑、行述中均無記載,僅在蒲立德致王洪謀書中提及有“詞集一冊”。路大荒先生在輯錄整理聊齋詞作的基礎上,將西安發現的“柳泉居士詞稿”(手稿)殘卷內容與以前所收,去復校訛,共得92闋,厘為一卷,並且把唐夢賁《聊齋詞序》手稿置於卷首。此為目前所見聊齋詞的真品,(另有民國石印本《聊齋全集》中的26闋詞、262首詩以及6篇文與兩卷“筆記”全系偽作)。
聊齋詞作時間看,起自康熙初,多在其南遊後與坐館西鋪間。內容多與友人唱和,戲贈,也有慨嘆自己的困窘與鄉試敗北的悲憤,有讚美女性才貌及男女愛情的歡愉,有寫景狀物及譏諷世相的等等。作品特色,一如唐序所稱:“峭如雪後晴山,岞崿皆出,一草一石皆帶靈氣。”並無詞家常有的“粉黛病”與“關西大漢病”。

《聊齋雜著》

《省身語錄》作於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年),其內容是“敬書格言,用以自省,用以示後”。路大荒整理《聊齋文集》中僅存《序》,而無文。北京大學馬振方教授1994年春自日本慶應大學帶回抄本複印件,輯校出版《聊齋遺文七種》(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前曾刊於《蒲松齡研究》(題名《聊齋編處世格言百全》)。
《懷刑錄》作於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路大荒整理《聊齋文集》中存《序》而無文。從其序看,該書“集五服之禮,並稽五服之律”,旨在“使讀禮者知愛,讀律才者知敬,其有裨於風化”,“使尊卑之分,親疏之義”一見可了。此書久已失傳,至今未見面世。
《歷字文》是蒲松齡設館西鋪畢家時,“於《四庫》書中細心蒐集,費盡數載心血,彙纂成書”的一部有關“吉凶禁忌,福利休祥”等內容的書稿。國內失傳,日本慶應大學“聊齋文庫”藏其殘抄本。馬振方先生複印帶回國內,整理點校後先發表於《蒲松齡研究》中,後又收入其《聊齋遺文七種》一書中。
《日用俗字》稿成於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3年)正月,至乾隆間始刻印成書。當年蒲松齡見《莊農雜字》一書多有脫漏、杜撰,不盡人意,因而詳查《字彙》,另編成《日用俗字》一書。其中讀音,悉從《正字通》,而難識者皆注以音切。共分身體章、莊農章、養蠶章、飲食章、菜蔬章,器皿章等31章,包容了世間生物、社會行當,方方面面常用俗字。不僅是很好的識字讀本,更是當時社會民風民俗的百科全書。
《農桑經》是蒲松齡在韓氏《農訓》基礎上根據因地制宜原則進行增刪,又博採古今論蠶者,編輯而成的。旨在“使紈絝子弟,抱卷書生,人人皆知稼穡”。內含《農經》71則(包括一年四季整地施肥,種植各種農作物的時間、方法以及治蟲、滅荒御災等);《蠶經》21則(包括擇種、養蠶、擇繭及齊繭法等);《補蠶經》12則;附錄《蠶祟書》27則以及《種桑法》10則等。是一部有價值的農業科普著作。
除以上五冊雜著外,蒲松齡還先後編選輯錄了多種著作,如《婚嫁全書》、《<帝京景物略>選》、《宋七律詩選》、《莊、列選略》、《國小節要》、《藥祟書》、《家政內編》、《家政外編》、《觀象玩占》等。可見其勤奮,更見其為人之心。可惜的是,除《藥祟書》抄本與《家政內、外編》手跡殘稿近已得見外,其餘諸書早已失傳,僅有序跋留存而已。

《聊齋戲》

《鬧館》寫教書先生在饑荒之年難找主顧,形同乞討的沿路喊叫:“教書”。在苛刻的顧主一番還價後,他竟以極低的報酬成交,並甘願無償地為東家接送孩子,還兼乾各種家務活。儘管每天只有兩頓不象樣的飯,也總比挨餓強。充分反映了“斯文不值錢”的社會現實。
《鐘妹慶壽》通過鐘妹送鬼為兄慶壽,寫面目不揚而才能吐鳳的鐘馗,因恨朝廷重相貌輕文章,憤撞金階,死後被上帝擢為九幽三曹都判官。他認為世間的不公,都是幾個邪鬼作祟,於是專吞邪鬼入肚。“養成一個鬼脾胃,頓飯非鬼不美”。其道白:“掃盡群魔千里霧,放日月照陰城。”說出了懷才不遇,恨科場不公的蒲松齡心底的話。
《窘闈》(附《南呂調九轉貨郎兒》)前者寫鄉試闈場裡,考生在答卷過程中焦急、無奈、怨恨、乞求、夢幻等各種窘態與心理變化;後者寫應鄉試的秀才,從倉促備考到闈場門外、候檢、入場,以及在答卷前後與出場始悔的各種感受和心態。將考生的窘態與艱辛刻畫的淋漓盡致,栩栩如生。
三齣戲生動幽默,寫出了蒲松齡的親身感受與對科場不公的憤慨。

《聊齋俚曲集》

聊齋俚曲,按蒲松齡墓碑原載為14種,其中《富貴神仙》後變《磨難曲》作為一種計算,實際上應作兩種,共15種。當年路大荒在整理《聊齋俚曲集》時未收入《琴瑟樂》一種。
聊齋俚曲蒲松齡用淄川方言創作的說唱與戲劇作品,其形式類似今天的琴書說唱與地方戲,所用曲調是借用當時流傳的幾十種曲牌音樂(填詞)演唱的(因作品中未附曲譜,僅靠口傳,至今只憑錄音整理記譜十數首)。
從寫作時間看,除較短的幾種寫於作者中年外,其餘多作於暮年。從寫作動機看,作者是為“參破村庸之迷,而大醒市媼之夢”,用以勸善懲惡,移風易俗。大多數作品寫於西鋪的直接動因,是為取悅於畢際有的孀妻王老夫人(王漁洋的從姑母)。
從作品內容看,其中半數改編自《聊齋志異:《姑婦曲》即《珊瑚》,《慈悲曲》即《張誠》,《翻魘殃》即《仇大娘》,《禳妒咒》即《江城》,《富貴神仙》與《磨難曲》即《張鴻漸》,《寒森曲》即《商三官》與《席方平》。作品大都反映了家庭倫理關係如婆媳(《姑婦曲》)、夫妻(《禳妒咒》)、後母與兒子、兄弟(《慈悲曲》)、父子(《牆頭記》)關係等,到街坊鄰里關係(如《翻魘殃》)到社會不公問題(如《富貴神仙》、《磨難曲》、《寒森曲》),直至朝廷的昏庸荒誕(如《增補幸雲曲》)。除少數遊戲筆墨外,無不浸透了作者的救世婆心與良苦用意。部分作品至今仍富教化作用。
從藝術效果看,作品的取材與方言俗語的運用,深受當地聽眾、觀眾與讀者的喜愛和歡迎,如《牆頭記》等作為地方戲,至今盛演不衰。
從寫作形式看,聊齋俚曲經歷了一個從短篇到長篇的發展過程,更經歷了一個由簡單的琴書說唱到搬上舞台演出的地方戲演變進程,如最後完成的《禳妒咒》、《磨難曲》與《牆頭記》。作者的思想也由最初的自悲自喜,進而轉化為與大眾同悲同喜的最高境界。聊齋俚曲最終成為大眾喜聞樂見的藝術作品,成為俗文學的高峰。
懷才不遇的蒲松齡,超脫了世俗的享樂追求,艱苦卓絕地背負著雅、俗兩座文學藝術高峰,登上了世界之巔,他為自己鑄就了一座豐碑,更為後世樹立了人生楷模。

主題思想

借一個虛幻故事與傳說辛辣諷刺當地清廷官員面對地方盜匪蜂起的現象治政無方、昏庸無能的醜惡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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