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本名：常樾
- 字號：字子發
- 出生時間：1884
- 去世時間：1912
人物生平,革命事跡,父債子還 立志反清,走向革命 踐行諾言,衛護共和 死而無悔,
人物生平
常樾(1884—1912)，字子發，黎城城內小南街人。出身寒微，不為境遇所挫。少負大志，膽識過人。每與友人談論海外革命，則拍案曰：“我中國欲不亡，非實行革命不可！”
光緒二十七年(1901)，清廷下令“廢科舉，興學堂”。次年，山西太原武備學堂成立，常樾認為是自己施展才能的時機，毅然赴太原考入武備學堂。除軍事基本課程外，對史地、數理無不苦心攻研。他曾對學友說：“天下之事，匹夫有責，況我輩身為軍人乎？”常樾於武備學堂畢業後，被派至北洋新軍見習，以善體士兵，勤乾操練，成績優異，為上司賞識，任協軍校。返晉後，任新軍隊官、督練公所調查馬兵委員。
光緒三十二年(1906)中國同盟會山西分會首次派榮炳從日本東京回太原，秘密組建同盟會。榮炳遵照同盟會在新軍發展會員的指示，介紹常樾、張煌等加入同盟會。從此，在新軍中播下革命種子。常樾等積極聯絡同志，開展革命工作。宣統元年(1909)，由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溫壽泉、閻錫山、黃國良先後回國，在山西新軍中嶄露頭角。同盟會為掌握新軍，將會員安置在重要崗位上。常樾被保薦為八十五標教練官。
於1912年1月5日潛行至太平縣(今襄汾縣)史村鎮，被駐該鎮謝有功所屬童寶山部捕獲。常樾形容舉止，不似常人，童料為民軍要人。決計殺之以邀功。常樾已知無可隱諱，坦然告以實情，講明革命形勢，勸喻其歸順，童不依。常樾乃大呼曰：“速殺我”！當被縛至鎮郊，強令下跪。常樾不屈，行邢人員乃擊其股骨而仆地。他大聲曰：“可以見我死難諸同胞矣”！言未已而頸已斷，圍觀者無不贊其犧牲之壯烈，時年僅29歲。
革命事跡
父債子還 立志反清
黎城縣城至宋天聖三年（1025年）從古縣遷居建城到民國1937年，是座保存完整、功能齊全的正方型古城垣。城牆用土築起，周長四里多，高三丈有餘，城壕深寬各一丈左右。門有三個，東曰“拱辰”，西曰“西戌”，南曰“南熏”，門上建有兩層樓，門外有瓮城、重門，城四角建有角樓。1884年春，就在這座古城小南街最南端的一個常氏小院裡，一個男嬰呱呱落地了，他的父母為了讓他長大後超越前輩就取名為常樾。後來常氏夫婦又先後給常樾增添了常超、常戍、常令三位兄弟。常樾的父親中年在城裡一家米店搞搬運、乾雜活。他從小上過幾年私塾，學過拳術，且為人忠厚，辦事勤快，在米店十幾年來與老闆相處得特別好。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晚清政府之腐敗，苛捐雜稅多如牛毛，加上當地的地痞無賴經常欺行霸市，迫使這家米店關門改行。店主看到人家販運煙土特別掙錢，也學著做起來，仍僱傭其當保鏢。當時常樾父親也知道這是風險極大的黑買賣，可一是迫於店主與自己的關係；二是自己的幾個兒子上學正在用錢，只能默認。沒想到幾次下來就被官府發現，雙雙被捕判刑。常樾父親被判三年。那時的囚犯，吃的是豬狗食，乾的卻是牛馬活。一年下來，就積勞成疾，入獄兩年後其父病死在牢里。本來常樾之父坐牢後就斷了經濟來源，現在又死在牢里，全家像塌了天，在親戚鄰里的幫助下才將喪發出。
幾天之後，官府的捕頭帶人找上門來。“按大清刑律，父債子還，你家有四子，由誰頂債？”。四個兒子都是自己的心頭肉，誰願意往火坑裡跳呢？此時此刻，常樾母親為難了，這時常樾看透了母親心事，毫不猶豫的站在母親面前說：“媽，我是長子，我願意去替父抵債，我走後你要保重身體，照顧好我的弟弟們。”說完就隨捕頭去了。
這天晚上，蹲在大獄中的常樾沒有掉一滴眼淚，他畢竟已是完小畢業的秀才了。夜深了，他望著鐵窗外面高掛的明月，想著清朝黑暗、腐敗的制度，暗暗地握緊拳頭告誡自己：我要堅強地活下去，等著吧，這筆賬總有一天要算！
走向革命 踐行諾言
1900年（光緒27年）冬季的一個大雪天，常樾抵債刑滿，告別了鐵窗，這年他17歲。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母親早已在給常樾張羅著。“這個小女挺不錯，她家也情願，你就答應了吧！”母親已在耳邊嘮叨數天。父親走了，母命難違啊！無奈之下，1901年春常樾與這位女子“拜天地結良緣”。新婚當天，前來賀喜的本縣元村完小同學范增玉告訴他：“山西太原也要開設武備學堂，是一所省立學校，全省招收120名學員，除保證學生衣食外，每月還發一定餉銀”。常樾早就知道武備學校是培養軍人的新式學校，終於等到本省的開設。“天賜良機，好事，咱們一起去吧！”新婚第七天，常樾依依不捨地告別了母親、兄弟和新婚的妻子，與好友范增玉踏上了太原的趕考行程。
山西武備學堂屬於初創，又是新學，入學考試並不很難，試題為“韓信將兵多多益善”。常樾和范增玉順利通過了考試。同堂通過考試的還有閻錫山、黃國梁、張瑜、溫壽泉、喬煦、姚以價等人，幾年後這些人均成為山西辛亥革命的領袖和先驅。
初入武備學堂，除國文課外，對這些學員來說都是新課。他們對新課程最感興趣的是步兵操典，覺得非常有意思，雖然文字不免有些枯燥，然而其中知識面相當廣泛。對文化課他們感興趣的是數學、歷史和地理，因為在他們看來，數學可以啟發人們的思維；歷史可以了解古今大事演變；地理可以知曉世界。他們最不費力的是國文課，最優秀的功課也正是國文，每次他們都能考出好成績。第一年的學習，他們收穫頗豐。
第二年，他們對各種新課程已經全面適應，同時對軍事各科也十分用心，每次上課勤於筆記，善握要領。
第三年，他們對於學與術，均很努力。術科方面他們對基本操作，很下功夫，動作姿態，較為標準，尤其像常樾、閻錫山、黃國梁這樣的同學經常出隊示範，漸漸在同學中也樹立了好的形象，頗得同學的信任。
另外，三年期間，他們這些學員的政治思想也在轉變。當時，康有為主持的戊戌維新運動雖然失敗已有四五個年頭，但其影響仍在一般青年學生中流傳不息。公車上書、六君子就義等等，仍是學生們經常議論的話題。儘管上海等地鼓吹反清革命的書刊已在流傳，而風氣閉塞的山西，就是在知識分子薈萃的學堂里，人們的口頭禪仍是“君主立憲”、“變法維新”之類已經過了時的口號。但每與同學們談起海外革命時，常樾則拍案而起：“我中國欲不亡，非實行革命不可！”
對於常樾的言行，閻錫山等學友非常敬佩和讚揚。此間常與閻有深厚的私交，一是常是父死，閻是母亡，同命相憐；二是在政治進步方面常優於閻，而在經濟方面閻優於常，他倆優勢互補，常被學友視為常閻集團。後來，閻與常乾脆結為“拜把兄弟”。閻錫山生於1883年，常樾生於1884年，閻比常年長一歲，閻為兄長，常為弟弟。
太原武備學堂三年畢業後的1904年，同班的閻錫山、姚以價、張維清被清政府公派到日本陸軍學校深造，常樾被派至北洋新軍見習。此間，他善體士兵，勤於操練，成績優異，為上司賞識，任協軍校。返晉後任新軍隊官，督使公所調查馬兵委員。
1906年（光緒32年），中國同盟會山西分會首次派榮炳從日本東京回太原，秘密組建同盟會，榮炳遵照同盟會在新軍發展會員的指示，介紹常樾、張煌等加入同盟會。從此，在新軍中播下革命種子。常樾等積極聯絡同志，開展革命工作。1909年（宣統元年），由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溫壽泉、閻錫山、黃國良先後回國，在山西新軍中嶄露頭角。同盟會為掌握新軍，將會員安置在重要崗位上。經過閻錫山的推薦常樾任八十五標教練官。此間，每遇到士兵生病時，他總是親自請醫問藥，並用自己的薪水購買補養品，直至回復健康。一天在訓練場上他看到一個河南士兵悶悶不樂，心事重重，當了解到這個士兵收到了家鄉水災、全家處在飢餓中的來信時，他以這個士兵的名義給家鄉寄去20元大洋，給他家解除燃眉之急。
辛亥武昌首義，山西同盟會於10月29日起義回響，擊斃巡撫陸鐘琦，推翻清政府在山西的統治，成立山西軍政府，閻錫山為都督，常樾任軍令部部長，溫壽泉為軍政部長，黃國梁為參謀部長，景定成為政事部長，曾紀鋼為財政部長，喬義生為外交部長，杜上化為參議部總長。常樾擔任軍令部長後不負重望，贊襄軍務，動合機宜，籌措軍需，功勞卓著，以實際行動踐行著革命諾言。
衛護共和 死而無悔
太原起義的成功，大大地鼓舞了北方的革命鬥志，但袁世凱卻視為眼中釘、肉中刺。為了敷衍“南北議和”的政治局面，表面上在北方命令秦、晉兩處清軍立即停戰。實際中山西的清軍盧永祥部並沒有停止前進，於12月12日占領娘子關後，繼續向太原進軍。因此，1911年12月27日，伍廷芳在“南北議和”第二次會上，對袁世凱進行強烈譴責。袁世凱在北京組成責任內閣後，即安排袁克定派劉盥訓（猗氏縣人）由京來晉，向山西軍政府提出：如果山西承認袁世凱任第一任大總統，即不攻晉。當時，江浙聯軍已於1911年12月2日攻克南京，南北雙方代表在南京議和。山西當局為緩和局勢採取權宜之策，由政事部長景定成（景梅九）代閻錫山擬書致袁，表示承認袁世凱，由常樾偕劉盥訓赴京送達。至井陘，清軍不許過，經交涉，只準一人行。常樾只能繞過河北省平山縣前往。所帶盤纏途中遺失，備受飢餓勞累之苦。書送袁後，久無結果，劉聞清軍已破娘子關，囑常樾返晉飛函民軍，北據石嶺關，南據韓侯嶺，再圖恢復。時清軍已遍布京南，盤查甚嚴，常樾只得夜行，取道東陽關，單身上太行。
這天晚上，常樾策馬揚鞭從河北涉縣來到東陽關。“啊！生養自己的故鄉就在眼前了。”自從走出趙店橋赴太原上學、工作已十多年了，與家裡只有書信來往，從未回過家鄉，不禁濃濃的親情湧上心頭。老母、弟弟們，愛妻的身影又浮現在眼前。“要么回家一趟？”又想軍務在身、情況緊急，早一刻到達目的地就可早一刻挽救同胞的生命。想到這裡他急忙在路邊的一家小店充飢後，含淚上馬繞過古城，繞過家門向正西方向的翼城飛奔。那時，駐平陽（今臨汾市）的清總兵謝有功部與由太原南下的民軍楊彭齡等部對峙，常樾情況不明，於1912年1月5日潛行至太平縣（今襄汾縣）史村鎮，被駐該鎮謝有功所屬童寶山部捕獲。
常樾形容舉止，不似常人，童料為民軍要人，決計殺之以邀功。常樾已知無可隱諱，坦然告以實情，講明革命形勢，勸喻其歸順，童不依。常樾乃大呼曰：“速殺我”！當被縛至鎮郊，強令下跪。常樾不屈，行刑人員乃擊其股骨而仆地。他大聲曰：“可以見我死難諸同胞矣”！言未已而頸已斷，並將頭懸於史村村外，圍觀者無不贊其犧牲之壯烈，時年僅29歲。
當軍令部長常樾英勇就義的訊息在晉軍上下傳開後，從都督閻錫山到普通士兵無不為失去一位革命先驅，一位著名軍事領導人而悲痛萬分。閻錫山頓足垂胸：“兄弟啊，革命尚未成功，你先我而去了，我一定要繼承你的遺志，去完成你未完的事業”。當時正值政事、戰事混亂之時，對其後事無能為力。
經過五年多艱苦複雜的鬥爭，在袁世凱死後特殊的政治環境下，閻錫山政治、軍事一齊下手，多方運作，終於在1917年被北京政府特任為兼山西省長。從此閻錫山既是握有山西軍事實權的督軍，又是握有山西行政實權的省長，終於將一省的軍政大權集於一身。這一政治目標的實現，無疑為閻錫山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進一步施展“抱負”，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也就在1917年春，與常拜過把子的閻錫山大哥總算有時間來處理常樾弟弟的後事。以閻錫山為首的軍政要人計60名捐款在常樾烈士的故鄉黎城縣小南街為其立碑修祠，並派要員到現場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後又將其母多次接到太原親自接見，同時親口承諾：“乾娘，常樾弟弟為革命捐軀了，您家的事就是我閻錫山的事，以後有什麼困難我都管”。隨後將其兩個弟弟常超、常令安排在省府工作，又將其幾個侄兒侄女轉學至太原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