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梅九

景梅九

景梅九(1882—1961),山西安邑城關(今屬山西運城市鹽湖區) 人。 七歲入私塾, 十歲通“五經” ,13歲與其父同年入泮。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到太原,就讀於晉陽書院、山西大學堂西齋。在日本加入中國同盟會並擔任山西分會評議部部長。回國後,於宣統三年(1911)初在北京編輯出版《國風日報》。太原光復後,受山西同盟會敦請,由京返晉,參與戎機,任山西軍政府政事部部長。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景梅九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山西運城
  • 出生日期:1882年
  • 逝世日期:1961年
  • 職業:革命者
  • 畢業院校:晉陽書院,山西大學堂
  • 信仰:民主革命
  • 主要成就:紅學研究專家 文字訓詁 南章北景
  • 代表作品:《罪案》《石頭記真諦》《國風日報》
推廣世界語,參加反清,反對獨裁,投身抗戰,解放之後,人物作品,戲曲研究,

推廣世界語

景梅九(1882年-1961年) 山西運城人。家住西安三學街長安學巷。1902年由清庭保送到日本留學,1906年參加孫中山同盟會。並在西安大學堂任教員。1911年在北京創辦《國風日報》,辛亥革命後任山西軍政部部長等職。1932年遷居西安,1934年在西安任教育部長。新中國成立後曾任陝西省政協委員。是中國辛亥革命的著名人士。1902至1906年留日期間向大杉榮先生學習世界語。回國後積極支持世界語活動,曾在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兼任教授,熱心推薦李樂三、李瑞甫、張希濤等山西青年到該校學習。1930年在太原創建世界語學會,自任會長。1931年在運城中山中學、第二女子師範開辦教授世界語 。1932年在西安自辦《出路》雜誌,該雜誌長期宣傳世界語。1935年創建西京世界語學會,該學會得到楊虎城將軍的支持。住會常務秘書為景梅九的女婿世界語者相立三。曾通過世界語翻譯但丁的《神曲》等。侄女景清萍1924年在陝北安邊教授世界語。

參加反清

1897年到太原,就讀於晉陽書院、山西大學堂西齋。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令山西優選五名學子入剛成立的京師大學堂,景名列其中。次年派赴日本留學,入帝國大學預科。在日本加入中國同盟會並擔任山西分會評議部部長。他辦報、結社,鼓吹革命,並與井勿幕相約:“將來回國,偕同赴陝,共謀西北革命。”
他說到做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帝大預科一畢業,即與井勿幕由日本回國,到達西安,在陝西高等學堂任教。此間,他與馬開臣、李異材、李桐軒、王一山等陝西志士結識,秘密聚會,組建同盟會陝西分會,推李異材為會長,由景擬定革命密約,中有“秘露死決,交接寧缺”。經過革命黨人的努力,陝西革命形勢日趨成熟,景再赴日本,向同盟會總部匯報西北革命情況,並與宋教仁景耀月等分析形勢,部署下一步的革命活動。
回國後,於宣統三年(1911年)初在北京編輯出版《國風日報》。太原光復後,受山西同盟會敦請,由京返晉,參與戎機,任山西軍政府政事部部長。

反對獨裁

民國成立,景改任山西稽勛局局長,並於1913年當選為第一屆國會眾議院議員,一直堅持反袁立場。
1915年,袁世凱解散國會,曾下令緝捕景。他先回山西,因晉督閻錫山已倒向袁世凱,又潛避陝西三原,旋與李岐山、鄧寶珊、續範亭會盟於白水曹世英家,組織西北護國軍,和孫中山蔡鍔李烈鈞等南北呼應,共圖討袁。
1916年,袁世凱偽造民意,改元稱帝。景草擬《討袁世凱檄文》,義正辭嚴,鐵筆誅心,國人爭誦,被推為“討袁檄中第一文字”。
景因此被捕,押解北京,直至袁死,始得出獄。他不畏強權,繼續以手中的筆鞭撻邪惡勢力。不論張勛復辟段祺瑞專權,皆抨擊抵制,不遺餘力。
1923年他在廣州參加了中國國民黨改組會議,堅決擁護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此後馮玉祥、胡景翼率領國民軍在河南反對直系軍閥吳佩孚,景在胡部供職。“四一二”政變時,景避難廬山,旋迴太原,策動反蔣。
1930年拒絕國民政府高官厚祿的誘惑,息影家園,纂修《安邑縣誌》。
1934年楊虎城禮聘景來陝,創辦國學社,出版《出路》雜誌,並執教陝西商專,宣傳抗日救國。

投身抗戰

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共組織決定在西安辦一民間報紙,宣傳黨的團結抗日路線。遂由南漢宸等以同鄉關係,請景任社長,恢復《國風日報》。
1938年7月,朱德總司令從太行山抗日前線回延安,8月中旬途經西安,楊明軒在蓮湖公園設宴犒勞,請林伯渠、景梅九諸人作陪。景即席作《贈朱德將軍》詩四首,其中寫道:“百戰歸來意態閒,當筵說笑露歡顏。迂迴周轉八千里,於羽而今駐歷山。”景繼而和韓望塵劉文伯等七人為延安捐贈圖書五馬車。毛澤東異常喜悅,稱景等為“長安八大家”,指示有關方面每月與之聯繫一次。
1947年夏,景在山西民眾推戴下,率請願團赴南京要求撤換閻錫山。當他到南京知道蔣、閻沆瀣一氣之後,毅然與蔣決裂,赴上海,參加李濟深、蔡廷鍇等發起成立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當選為首屆民革中央監委。

解放之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林伯渠、董必武、李濟深聯名邀景赴京共商國是,景因病未往,後被選為西安市人民代表、政協陝西省第一屆委員會委員,還受聘擔任西北歷史文物研究委員會委員和陝西省文史研究館館員。1951年11月8日,景以70歲高齡去天水參加土改,並寫有《參加天水土改紀行俚句》25首,對土改運動進行了熱情歌頌。以後的十年,積極參加了陝西的革命和建設工作。

人物作品

景還是當代著名的學者、詩人、文學家、書法家。在文字訓詁方面的造詣,使他享有“南章(太炎)北景”的盛譽;所著辛亥革命回憶錄《罪案》一書,1924年由京津印書局出版後,曾風靡一時;
景梅九
他的《〈石頭記〉 真諦》 與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俞平伯的《〈紅樓夢〉辨》,歷來被推為開中國紅學研究先河的專著。他精通日、英文及世界語,是中國研究世界語的先驅,並曾翻譯過但丁的長詩《神曲》、托爾斯泰的劇本《救贖》和泰戈爾的小說《家庭與世界》。

戲曲研究

景梅九先生是辛亥革命的元老之一,德高望重,多才多藝,對戲劇藝術有獨特的看法和卓越的見解,對晉劇、蒲劇、秦腔等戲曲貢獻頗多。他對中國戲曲的功能與作用在文化範疇內應占什麼位置,都有非常精闢的論述。現略述如下:
一、正確詮釋戲曲,為戲曲錯位正名。
民初曾在《新舊戲曲之我見》一文中,論及中國戲曲之功能以及傳統戲曲對民眾所起的勸戒作用,提出可改而不可廢的正確主張。他曾與友人、新派學士王鐘聲對話,說道:”友人王鐘聲君提倡新戲,頗能文。曾到報館和我議論新舊劇的長短,他大說舊劇的壞話,指責戲中人以唱代話,太不盡情。我以為戲者虛也!本異實際,此不足為舊戲病。”這是景梅九針對留學國外的朋友用外國話劇形式來要求中國戲曲,對王君不愛中國戲曲有說、有唱形式之特點所說的話。他針對戲曲所表現的內容與作用,更作了深刻的闡述。他說:”當與友人論吾國野人,身不履義宮,目不識文字,而素行孝義節烈,往往可以撼天地而泣鬼者,乃恆過於讀書知禮之士大夫。夷考其故,則或由真性之流露,或蒙社會之薰染,而最普遍之原因,則為受戲曲之教訓,諺所謂‘高台戲化人’者實有至理存焉,則舞榭不啻為國民之義校,優伶不啻社會之導師也。嗚呼!中原之衣冠文物歷史風俗、世道人心,為戲曲所維護者,極為遠大,固不僅鄉里野人受其賜也。”接著,他又進一步詮釋戲曲的原本功能:所謂”舊劇者,國民歷史教科書也。無舊劇,則無歷史,無歷史,則無國家”。多么高明深刻的見解!
二、身體力行,親搞戲曲。
景梅九先生不僅為友人、高士宣揚戲曲的功用,並且在緊要關口挺身而出,為戲曲幫力、出謀、獻智。他熱愛家鄉蒲劇,在遺著《罪案》中,記載了在運城慶祝民國成立,邀請由北京歸來的名伶郭寶臣和名旦百順演《殺院》和《三疑》的事件,為蒲州梆子史的研究留下了寶貴史料。抗日戰爭期間,晉南淪陷,許多蒲劇藝人流落西安,時任《國風日報》社社長的他,看到家鄉藝人的困難境況,便主動和大家商量,籌助資金,建立和加強了兩個演出團體”唐風社”、”晉風社”。前者是以演出蒲劇南路戲為主,後者是以演出蒲劇西路戲為主。因此,他被大家擁戴當了劇社的社長。為使劇社有好的演出劇本,他邀請同鄉中曾任過舊山西大學校長的李亮公(李為音韻學家)為演出的劇本修改台詞,如閻逢春當年演出的《殺驛》、《敗馬》、《放飯》等戲,就是經過李修改的。
此後,景先生又相約曾畢業於陝西法政學院、當過河南某縣縣長且又愛好編劇的同鄉王子欽,為劇社先後編排出古裝戲《巧團圓》、《墜金扇》、《碧玉簪》等。為了激勵民眾的抗日熱情,又編寫了現代戲《盧溝橋》、《百靈廟》等,由蒲劇藝人在西安、蘭州等地演出,以實現他提出的”新劇家以改造社會為自任”的誓言。
三、介紹戲曲價值,營造戲曲品位。
景梅九先生在他的《戲曲說略》中說:”戲曲之移人,其力遙在史籍說部之上,無怪乎歐美之文豪,均以劇作家顯著也!吾國以戲曲為文章餘事,且等而第之於小說傳奇之下,所謂通人君子者多不屑為之。間有一二為之者,亦多隱其姓名,懼為世指責。晚近之致力斯道者尤少。中國戲曲所以無長足之進步者,職比故耳。戲曲無進步,則社會無改良。”又說:”戲文小說乃明王轉移世界之樞機。聖人復起,不能舍此而為治也!……今觀世之人未有不好唱歌而看戲者,此性天中之《詩》與《樂》也;未有不好看小說聽說書者,此性天中之《書》與《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與《禮》也。聖人六經之散,原本人性,而後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勢而利導之,百計禁止遏抑、務以成周之禮、苟茅塞人心,是何異壅川使之不流?無怪乎其決裂潰敗也!”由此可以看出,景梅九先生在辛亥革命時期就把戲曲的社會教育作用列在史籍之上。有人說這是由於他有高深的文化,淵博的知識所致。不錯,景梅九文化底蘊豐厚,知識淵博,又是留洋學士。但前面提到景梅九的友人、新派學士王君,不也是有很高文化的留洋學生嗎?他不是指責戲曲以唱代話,不符合洋戲劇的”只說不唱”(話劇),或是”只唱不說”(歌劇)又或”只舞不唱”(舞劇)嗎?殊不知中國的戲劇是既歌之,亦舞之,既有說白,又有武打。這正是中國戲劇的最大特點也是最大優點。解放後,我們中國的戲曲在黨的領導下出現了萬紫千紅、異彩紛呈的局面。上世紀50年代,中國京劇《大鬧天宮》、《三岔口》、《白蛇傳》在法國巴黎演出,一下震動了法國劇壇。當時法國一位專家驚奇地說:”我原有個想法,把西方的戲曲在歌唱中再加上舞蹈,沒想到中國的戲劇在幾百年前就早已經這樣的傳演下來了,真是奇蹟啊!”這些贊語不正好是對景梅九中國戲曲”有改良說,無廢止說”的有力支持么?
景梅九的可貴之處還在於他在文章中,把一般文人所不齒的戲曲演員看得非常珍貴。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對在京演紅了的好幾位蒲劇演員作了很高的評價。說”郭寶臣如《史記》以黃河遠上,直接龍門;二寶紅如《後漢書》溫文典雅,不愧作家;十三紅如《三國志》清俊謹嚴,甚合史載”。對這些當年在京走紅的梆子名家的評價是否恰當,暫不營他,只要看看他的熱情,那種敢於衝破世俗偏見,把一般文人學士不屑一顧的”戲子”,與文史大家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神韻相比擬,這就讓人十分感動。
不僅如此,景梅九於1934年春應安邑縣令之邀,負責重修《安邑縣誌》之時,在《鄉賢錄》中,還把當時安邑籍的6位蒲劇名演員的名字和表演特色一一載入志書。這6位演員是:二淨黃官;大淨張六簧;小生婁陳姓、有娃;老旦許登元(曾隨郭寶臣進北京演出過);大醜憨毛遂(外號寺堡醜)。這也是破天荒的革命之舉,過去唱戲的藝人,連祖祠家廟也不讓進,何能有資格列入官辦的縣誌呢?
總之,景梅九不僅是民主革命的元老之一,在辛亥革命中有過許多貢獻,而且在戲曲藝術破舊立新方面,更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最後再獻一首小詩,以示對景梅九老人的深切懷念:
河東歷來重戲劇,士官群黎樂從俗。
景老梅九尤可貴,高識卓見貫今昔。
景老德留人間頌,明辨事非事辨明。
戲子名留縣誌載,自有高瞻遠矚人。
註:(一)《戲曲說略》原載《罪案》景梅九著(成書於民國10年左右)。
(二)郭寶臣、二寶紅、十三紅等皆為蒲籍演員。到京後皆改唱京梆子(即山陝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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