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倫理指在工程中獲得辯護的道德價值。自20世紀70年代起，工程倫理學在美國等一些已開發國家開始興起。經歷了20世紀的最後的20年，工程倫理學的教學和研究逐漸走入建制化階段。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工程倫理學
- 外文名：engineering ethics
- 釋義：工程中獲得辯護的道德價值
- 起始時間：20世紀70年代
基本信息,界定,方法,主要話題,境域與目標,特點與態勢,啟示,
基本信息
先談一下譯名問題。在英文中，ethics既可譯成“倫理學”，又可譯成“倫理”。工程倫理（學）可以有兩種表述：engineering ethics和ethics in engineering。例如，在美國最為流行的兩本教科書書名分別用的就是這兩個術語。從使用的頻率看，前一種表述略多些。那么，這兩種表述是否存在著區別呢？筆者就此專門請教了哈里斯和戴維斯教授，他們回信說，他們並不認為在這兩個短語之間存在著任何有意義的差別。因此，在本文中，我們交替地使用“工程倫理”和“工程倫理學”這兩個短語，不作區分。
自20世紀70年代起，工程倫理學在美國等一些已開發國家開始興起。經歷了20世紀的最後的20年，工程倫理學的教學和研究逐漸走入建制化階段。本文通過三個話題來回顧這個歷史過程，並展望工程倫理學的未來。
界定
定義涉及到對工程和倫理這兩個概念的理解。在美國教育和學術界，對工程的理解通常涉及到工程師，工程（engineering）和工程師（engineer）似乎是一對術語，這對術語總是成對地出現在對這兩個術語的定義中。這就好像倫理（ethics）與道德（moral）成對地出現在對它們各自的定義中一樣，人們總是習慣於用其中的一個來定義另外一個。戴維斯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循環定義，定義項直接或間接地包含了被定義項。如何定義工程，至今仍然是充滿爭議的。
總體來說，對工程倫理的理解有二個進路，一是從科學和技術的角度看工程，二是從職業和職業活動的角度看工程。第一個視角容易導致還原論，將工程作為技術的一個套用的部分，而不是作為一種有其自身特徵的相對獨立的社會實踐行為。在這種視野下，工程倫理也就被消融為技術倫理，因而也就沒有獨立存在的必要。例如，在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學術界就曾經流行這種觀點。第二種視角又容易將工程倫理與其他職業倫理混為一談，從而抹殺了科學技術在工程職業中的特殊地位。這種視野容易將工程倫理僅僅歸結為工程師的職業倫理，而忽略了工程活動的倫理維度。雖然本文傾向從第二個視角出發來理解工程，但我們又應將工程職業活動視作一種社會實踐活動。
顯然，工程倫理還與對倫理的不同理解相關。戴維斯認為，“倫理”至少有三種含義。“第一種是通常所說的道德的同義詞。第二種指的是一個哲學的領域（道德理論，試圖把道德理解成一種理性的事業）。第三種是那些僅適用於組織成員的特殊行為的標準。”他認為，當說到工程倫理時，這裡的“倫理”是在第二種和第三種含義上的。
在2005年《工程倫理》（第四版）一書中，馬丁（M. W. Martin）和欣津格（R. Schinzinger）區分了工程倫理的兩種用法：規範的用法與描述的用法。在規範用法之下，倫理指稱獲得辯護的價值和選擇，指稱悅人心意的（不僅是所希望的）事。規範用法有二種含義：第一，倫理是道德的同義詞。它指稱合理的道德價值，道德上所必需的（或正當的）或道德上所允許（良好）的行為，所期待的政策和法律。相應地，“工程倫理由責任和權力所構成，這些責任和權力被那些從事工程的人所認可，同時工程倫理也由在工程中人們所期待的理想和個體承諾所構成。
第二，倫理是對道德的研究；它是對第一種含義的倫理的探究。它研究什麼樣的行為、目標、原則和法律是獲得道德辯護的。在這種含義之下，“工程倫理是對決策、政策和價值的研究，在工程實踐和研究中，這些決策、政策和價值在道德上是人們所期待的。”
而在描述用法之下，人們只是描述和解釋特殊的個體或群體相信什麼和他們如何行為，而不去考察他們的信念或行為是否獲得了辯護。馬丁等人認為，描述性研究為輿論調查，描述行為，考察職業社團的文獻，揭示構成工程倫理的社會力量提供了可能。
在其規範的含義上，“工程倫理”指稱在工程中獲得辯護的道德價值，但道德價值是什麼？什麼是道德？馬丁等人認為：“道德涉及到對他人和我們自己的尊重。它包括公平與公正，滿足義務與尊重權力，不以不誠實和殘忍或傲慢的方式造成不必要的傷害。此外，它還包括人格理想，諸如正直、感激、在危難中願意幫助他人。”
在2000年的《工程倫理導論》一書中，欣津格和馬丁對倫理和工程倫理作出了三種含義的區分，這種區分對我們理解以上規範用法與描述用法的區分或許是有幫助的。首先，作為一個研究的領域，倫理是理解道德價值，解決道德問題，為道德判斷作辯護的活動。它也是一個源自於這種活動的學科或研究的領域。相應地，“工程倫理是對在工程實踐中涉及到的道德價值、問題和決策的研究。”
倫理的第二種含義涉及到特定的信念或態度，這些信念或態度涉及到被特定的群體或個體所採納的道德。“在這種含義上，工程倫理是由被具體化到當前所接受的工程倫理章程的條款所構成的，……。相應地，工程倫理可以指稱個體工程師當前所從事的行為。”
在第三種含義上，倫理術語和它的語法變形是“道德正當”或“正當”的同義詞。“在這種用法上，工程倫理相當於一組正當的義務、權力和理想的道德原則，這些義務、權力和理想應當被從事工程實踐的人所採納，當它們被一般地和特殊地套用於工程中時，澄清這樣的原則和將它們套用於具體的情景中就是工程倫理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的核心目標。”
撇開對工程倫理的定義，從研究內容上看，本文主張從下述兩個視域來理解工程倫理：1）作為一種社會實踐活動，工程必然具有其內在的倫理維度。對工程的倫理維度的研究（實踐倫理）構成了工程倫理學的主要內容之一，也即欣津格和馬丁如上所說的“工程倫理是對在工程實踐中涉及到的道德價值、問題和決策的研究”。2）作為一種職業，工程師應當具有其自身所獨特具有的職業倫理。這種與眾不同的職業倫理也應當成為工程倫理學的主要研究內容之一。“無論工程倫理是什麼，它至少是一種職業倫理”。[3]這兩個方面又是一致的，這就表現在工程師的職業活動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實踐活動。從研究範圍上看，無論作為實踐倫理，還是作為職業倫理，工程倫理均有規範性的維度和描述性的維度。
方法
作為一種職業倫理或實踐倫理，倫理學的方法自然地就被引入了工程倫理學中。功利主義倫理學、康德的尊重人的倫理學和德性論是三種常用的方法。對於同一個工程問題，事實上我們可以用這三種方法分別地作出分析。有時套用這三種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結論，而在更多的時候，套用這三種方法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前一種情景會增加道德辯護的力量，後一種情景會使我們對工程中的倫理問題更加感到撲朔迷離。
這種狀態是與工程中的倫理問題的性質相關的。與工程中的技術問題相比，工程倫理問題往往具有一種不確定性，即我們往往不能在正確與錯誤，是與非之間進行抉擇。我們通常只能從特定的視角出發，作出不同程度的“應當”或“最好”之類的價值判斷。
前述三種方法的共同特點是將一般的倫理理論套用到具體的場景或案例之中。哈里斯將這種方法稱為“從上至下”的方法。在20世紀90年代初，學者們就意識到這些方法對於工程學學生和工程實踐者是不適用的，至少不適合於面向工程學學生的教學。在20世紀後10年間，由美國國家人文社會科學基金（NEH）和美國國家科學基金（NSF）資助的項目主要地集中在研究如何或以何種方法將工程倫理引入工程學學科教育體系中。案例法就是其中一種獲得NSF資助並獲得廣泛認可的教學與研究方法。哈里斯稱這種方法為“從下至上”的方法。
其實，工程倫理學的誕生也是出自於對引起社會高度關注的著名案例的研究。在20世紀70年代，有兩起引起全世界關注的案件：一是斑馬車油箱事件，二是DC-10飛機墜毀事件。這二起事件造成了巨大的人員傷亡。而其原因在於從事研發活動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將利潤和效率放在了首位，而忽略了對公眾的安全、幸福和福祉的關注。
自90年代以來，案例研究有兩點主要的變化。在早期的案例研究中，學者們主要關注的是災難性的案例研究。例如，在挑戰者號太空梭事件中，工程師的責任和權利問題，以及由於缺失這種責任所帶來的災難。近年來，案例研究同時也研究一些“樣板（或善舉）工程”的案例。例如，花旗銀行大廈事件和坎尼失蹤事件。另一個變化是，早期案例較注重微觀層面的研究，而近來的案例更注重巨觀層面的研究。前者為微觀案例，後者為巨觀案例。微觀案例所討論的問題主要涉及到個體或部分工程師與客戶、僱主或公眾之間的關係問題。巨觀案例所提出的則是關於社會政策和職業以及職業社團的恰當政策的問題。
案例所提供的是一些具體的和特殊的場景，我們仍然需要一般的原則和規則，並將這些原則和規則套用於其中。與我們上面所提到的三種一般的倫理方法相比，學者們認為，對於工程師而言，個人道德、共同道德（公德）和一般的職業道德更加能夠為案例研究提供分析的基礎和方法。
如何將一般的原則和規則套用於案例的情形中，並且這種套用的過程又能夠為工程學學生所接受？不少學者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大致地說，基於案例研究所提出的方法主要有決疑法（casuistry）、劃界法（line-drawing）和創造性的中間方式解決方法（類似於“中庸之道”）。
除了“從上至下”和“從下至上”這兩類方法外，大部分學者認為，還需要有介於這兩類方法之間的規則或原則。這些規則或原則就是具體化在職業工程社團中的倫理規範。然而，這些具體的規則或原則的理論基礎是什麼？這又是存在不少爭議的。
當前，方法問題是工程倫理學中較為薄弱的環節之一，也是今後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筆者認為如下兩個問題是值得進一步關注的：1）是否存在工程倫理學所獨有的方法？例如，知情同意和自由選擇最初是作為醫學倫理學所獨有的方法之一，那么，工程倫理學是否有類似的方法呢？有人認為，古老的決疑法也許可以在工程倫理學中煥發青春，也有人認為劃界法或許有望成為工程倫理學所特有的方法，當然，這一問題又與第二個問題相關；2）方法是一元的還是多元的？從目前的現狀看，學者們大多認可不同層次的方法，但都迴避了方法的統一性問題，即工程倫理學方法在本質上是一種哲學方法還是一種自然科學（經驗科學）方法的問題。
方法的多元化是可取的。首先，哲學方法和自然科學方法均可運用於工程倫理學的研究中，不存在方法的統一性。其次，工程倫理學方法應該是一個方法論集合，在其中，至少有五種研究的方式（或方法）：哲學的、決疑的、技術的、社會的和職業的。
主要話題
工程倫理的制度化建設問題
在制度化建設方面，一個直接相關的問題就是職業註冊制度問題。1907年，為了抑制頻繁發生的銀礦事故，懷俄明州通過了美國歷史上首部規定申請職業工程師執照（或註冊）所必須滿足的標準的法案。此後，每個州都陸續頒布了類似的法律，要求工師程申請職業工程師執照（professional engineer，簡稱P.E.執照）。各州註冊委員會負責管理工程師註冊法案的實施。由各州註冊委員會所組成的國家工程與測量考試委員會（NCEES）成為職業工程師規範化考試的管理機構。執照考試由兩個獨立的考試所構成：基礎部分和職業實踐。在基礎部分中，工程倫理方面的試題占到了一定的分值。
當前，圍繞職業工程師執照制度卻是存在著相當大的爭議的。一種觀點主張“普發執照”，他們認為，應當將P.E.執照推廣到所有的工程職業中，要求所有的從業工程師都必須申請執照。但是，將P.E.執照作為從事工程職業的前提，這在工程界中存在著相當大的牴觸情緒。所以，另一種觀點則主張“產業豁免”，它認為，僅要求那些從事與公眾的安全、幸福和福祉密切相關的產業的工程師申領執照，而豁免其他產業的工程師。這種爭議遠遠地超出了學術界和教育界的範圍，政界和產業界成為爭論的兩大陣營。目前，無論普發執照或產業豁免的主張均不能說服美國國會通過相應的立法。在美國，目前沒有執照也能從事許多工程項目，但是，當某項工程涉及到公眾的安全時，那么只有執照工程師才能從事該工程的設計和實施。
大多數美國工程師是沒有P.E.執照的。這意味著大多數工程師無法以可能會被吊銷P.E.執照的方式來抵制參與不道德的行為。那么，是否應修改工程師的註冊要求而使得大多數工程師更容易地獲得執照呢？除了P.E.執照外，是否有其他的方式來保證工程質量和保護工程師避免因過度的壓力而變得不道德呢？
制度化建設的第二個方面便是工程社團和社團倫理章程的制定。與州註冊委員不同，工程社團屬於非政府組織，因此，它的章程不具有法律效力。與其他職業相比，例如，醫學和律師，工程職業缺乏一個統一的社團來代表整個工程界。可以大致地將美國的工程社團分成兩類：以學術研究為導向的社團，以及以職業發展（實踐）為導向的社團。前者如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協會（IEEE）、美國土木工程師協會（ASCE）、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ASME）、美國化學工程師學會（AIChE）等，後者如美國環境工程師學會（AAEE）、美國供熱、製冷與空調業工程師協會有限責任公司（ASHRAE）、汽車工程師協會（SAE）等。
在促進工程倫理的建設中，工程社團應扮演怎樣的作用？對此，理論界有不同的看法。比較一致的觀點有：1）社團是探討技術爭論和倫理紛爭的最好的場所，例如，全國職業工程師協會（NSPE）下設倫理評價委員會（BER），該委員會定期地出版刊物《倫理評價委員會評論》(Opinions of the Board of Ethical Review)，在該刊物上，經常刊登一些從現實生活中收集到的典型案例，而對這些案例的道德評價是有爭議的；2）職業社團應當促進而不是實施工程倫理建設。州註冊委員會是執法機構，它所頒布的規章制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因此，它的維紀行為也是一種執法行為，與此形成對比，職業社團是不能實施這種維紀行為的。儘管如此，但哈里斯等人認為，職業社團仍然可以在7個方面促進（而不是實施）工程倫理建設。
工程社團通常會制定兩類規則：一是職業的技術標準，二是（倫理）章程。工程社團的倫理章程試圖來確立工程師應關注的主要的倫理領域。然而，對於章程的性質和功能卻存在著爭議。約翰·拉德（John Ladd）等人認為章程是強制性的，因此應被看作是行為的規範而非倫理的規範。而其他學者如戴維斯和昂格爾（Stephen H. Unger）將倫理章程看作是一種對承諾的指導和表達，這種承諾能夠使得工程師、客戶和公眾知道可以向工程師期待著什麼，而不止是一種強制性的工具。這方面爭論的文獻主要地收錄在黛博拉·詹森（Deborah Johnson）主編的文選《工程中的倫理問題》一書中。[7]即便如此，對章程的套用範圍的問題還是存在爭議的。多數工程師並不隸屬於任何一家職業工程社團，那么章程所包含的這些標準、規則、原則和理念是否同樣適用於他們呢？
制度化建設的第三個方面便是企業倫理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一些企業制定了企業的倫理政策，並設有稱作“倫理專員”的專職人員來負責解釋和實施企業的倫理章程和政策。1992年倫理官員協會（Ethics Officers Association,EOA）成立，它擁有約900家企業會員。人們普遍地認為，EOA的成立表明了企業高層管理層對倫理實踐重要性的認識。
制度化建設的第四個方面是工程倫理教育問題，即工程倫理在工程學學科體系中的地位問題。應該說，對工程倫理學的發展起到較大推動作用的是美國工程與技術鑑定委員會（2000年後更名為ABET公司）在1985年公布的鑑定程式，在對申請鑑定的工程學學科的要求中，就包括了努力培養學生的“對工程職業和實踐的倫理性質的理解”的要求①。ABET在2000年公布的要求更具體，它要求工程學學科應當展現出她們的畢業生能夠在全球的和社會的背景下來理解工程的影響，並且具有與當代工程相關的知識。它還指出，除了經濟的、環境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因素外，學生還必須擁有額外的倫理的“設計經歷”②。
在美國工程教育界，工程倫理教育是工程教育的一部分。但在如何實施工程倫理教育的問題上卻存在著較大的分歧。其中一個主要的分歧在於，如何將工程倫理的內容融入到工程學教育體系中？一些院校將1-3個學分的工程倫理課程作為工科學生的必修課，另一些學校則通過開設諸如工程與社會之類的其他必修課的方式來實施工程倫理教育，還有一些學校並不單獨開設工程倫理或類似的課程，而要求在工程學課程的授課內容中包含工程倫理的內容。
工程師的權力、責任和義務問題
首要條款（paramount clause）或首要義務的確立。早在19世紀中葉的英格蘭和20世紀早期的美國就出現了倫理章程。早期的章程關注於諸如限制職業廣告，保護小型企業，為企業投標提供諮詢，以及工程師對客戶和僱主所承擔的首要義務這樣的問題。在19世紀70年代之前，大多數的工程倫理章程認為，工程師的首要義務是對客戶或僱主的忠誠，而很少提到對公眾所承擔的義務。
1974年，美國職業發展工程理事會（Engineering Council 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ECPD）採用了一項新的倫理章程，該章程認為，工程師的最高義務是公眾的健康、福祉與安全。現在，幾乎所有的章程都把這一觀點視為工程師的首要義務，而不是工程師對客戶和僱主所承擔的義務。然而，首要條款要求工程師做些什麼，對此幾乎沒有什麼討論。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當工程師發現首要條款被違反時，舉報在道德上是否是必需的，或至少是允許的[8]。
舉報問題最早是從一些經典案例中引伸出來的。雖然這些案例很重要，但它們只涉及到工程師對公眾安全、健康和福祉所負有的責任的一個方面。舉報僅僅出現在某些災難或不道德行為將要或已經發生了的時候。當前，工程社團的章程很少提到工程師在問題失控之前預測和解決問題的努力。這種缺失也同樣地也反映在當前的工程倫理學的文獻之中，它們趨向於關注過錯和防範過錯，而不是為了促進公眾安全、健康和福祉而應該採取的措施。
利益衝突是近年來頗受關注的話題。職業中的利益衝突指的是下述這種情況：某些職業利益會威脅到一個人的職業判斷，使其判斷因此變得不可靠（與人們所期待的相比）。有關這個話題討論參見戴維斯主編的文選《職業中的利益衝突》一書[9]。
保密性通常是與公共政策例外原則結合在一起討論的。雖然工程章程都有工程師通常應為客戶擔承保密的義務，但在某些情況下，也存在例外，支持這些例外情景的原則便是公共政策例外原則。
以上四個話題更多地是從個體工程師實踐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如果從職業的角度出發，那么還有二個話題是值得一提的，即職業自治和職業責任問題。限於篇幅，這裡僅略述職業責任問題。當討論到職業責任時，有兩個趨勢，一是作為職業的工程師對社會所承擔的責任，我們將由此所引發的問題歸入下一個話題中討論；另一個趨勢是討論工程師的社會責任問題。在後者中，有兩點是值得關注的：1）對責任概念的擴展與細化，2）對個體責任與集體責任之間相關關係的分析。
工程活動與社會政策問題
與其他職業相比，工程師對環境有著更大的影響，然而，也僅在近十年中人們才逐漸地認識到工程對環境的影響。在20世紀90年代之後，與環境責任相關的條款才出現在三家美國工程社團（IEEE、ASCE和ASME）的章程中。工程活動對環境的影響已得到了普遍的公認，但對於工程師對環境是否應承擔責任，以及這種責任的基礎和範圍是什麼，仍然是存在著爭議的。其中一個核心的問題是，是否只有當人類的健康和福祉受到明顯威脅的時候接受對環境的責任才是充分的，或者說，是否應該出自於環境自身的原因而關注環境。
工程活動直接影響公眾的另一個領域是工程風險。馬丁和欣津格認為工程是一種“社會實驗”，這種實驗給“實驗”的對象（公眾）帶來了一定的風險。但是，什麼是可接受的風險？誰來確定這種風險？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科學家和工程師們樂於採用功利主義的方法。通過可能性的產物和傷害的大小來定義風險，他們認為，如果潛在的收益超過了潛在的危害，那么這種風險就是可接受的。因為他們認為公眾通常是非理性的，對風險缺乏認識，所以科學家和工程師傾向於由他們來確定風險是否是可接受的。但是，公眾卻試圖將可接受風險、自由和知情同意以及風險和收益的合理分配聯繫起來。這種考慮是與尊重個體權力的方法更為一致的。
越來越多的工程師去其他國家工作，而東道國又有著與本土國不同的實踐、傳統和價值觀，由此便引發了工程與文化之間關係的問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工程是否有相同的倫理規範？或者說，是否應當制定超越不同文化的國際工程倫理規範？例如，在決定工程師何時應該採用東道國的價值觀和實踐，何時不應該的時候，依據什麼樣標準才是合適的？
工程活動是一種職業行為，什麼樣的職業行為是社會所期待的？我們為什麼會向醫生毫無隱埋地坦陳病情？因為我們對醫生持有一種職業信任。同樣地，我們為什麼會心安理得地住在高樓大廈中？因為我們對建造工程師持有一種職業信任。那么，怎樣的職業行為才能滿足（或符合）這種社會所給予的信任呢？對社會而言的職業信任，對工程職業者而言的職業誠信，這些對於建設和諧社會是必不可少的。遺憾的是，這些問題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福祉與責任——美國工程倫理學述評》
美國工程倫理學自20世紀70年代產生以來，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已經比較成熟和規範，形成了相對完善的倫理章程與穩定的學術建制，促進了美國工程的良性發展。而深入地探討與分析其歷史背景與目的，發展過程與態勢，不僅有利於我國工程倫理學的產生與起飛，更有利於促進我國工程的健康發展。
境域與目標
技術已經對我們這個世界產生了深遠而廣泛的影響，而工程師在技術各個方面的發展上扮演了一個核心角色。工程師創造產品與程式來提高食物產量、加強植物保護、節約能源消耗、提速通信交通、促進身體健康以及消除自然災害等方面，也給人類生活帶來更多的便捷並增進美好。然而技術在帶來益處的同時，也產生了環境破壞、生態失衡等負面影響，嚴重破壞了社會和自然環境，甚至危及到人類自身的生存。正如對月球和星球的探索作為工程的勝利，而太空飛行器挑戰者號在1986年與哥倫比亞號在2003年的爆炸都是忽視技術風險的悲劇。所以技術的風險，不應該被技術的好處所掩蓋，同時技術的負面影響也不是簡單地可以完全預見，除了基本的和可預見的技術影響，也存在潛在的二次影響。因此環境、生態等問題將長期存在，並且正在遭受傷害的人們也將長期受到危害。
這些技術的負面結果，在20世紀初、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以及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都引起了越來越多的批評。這些批評也對工程師的工作產生很大影響。一些工程師針對這種現狀積極地進行辯護，對於他們的工程活動從倫理角度進行深刻反思，這時工程倫理學應運而生。工程師通過強調工程的根本道德任務，試圖加強和聯合他們的職業，以此促進工程師的職業化進程。在工程師協會章程中增加一些倫理方面的要求，最明顯的是幾乎各大工程師協會的章程都把“ 工程師的首要義務是把人類的安全、健康、福祉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作為章程的根本原則。同時全國工程師職業協會（the National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s NSPE）設立了倫理審查委員會，積極鼓勵工程師利用倫理理論來評估工程的各種活動。
工程倫理學的產生，促進安全和有用的技術產品並給工程師的努力賦予意義，也直接地增強工程師在工程中有效地處理道德問題複雜性的能力，增進工程師的道德自治，即理性地思考以道德關注為基礎的倫理問題的習俗與技能。總之，工程倫理學以增進人類福祉為目的，加強工程師職業責任為手段，來規範與約束工程師的行為，提高其道德敏感性，從而更清晰並更仔細地審視工程中的倫理問題,消除道德困境。在美國國家工程院(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NAE)有關2020年工程的報告中，指出倫理標準是未來工程師具備的品質之一， 也為工程師道德水平的提高與工程倫理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特點與態勢
在工程師與哲學家、律師、社會學家以及對職業倫理感興趣群體的合作推動下，工程倫理學取得很大進展，研究了大量的工程倫理問題，澄清了核心的概念，論證了特定的倫理觀點，並促使美國工程倫理學呈現出新特點和新趨勢，主要表現三個方面：
研究對象的專一化、建制化
工程師倫理問題是研究的基礎和重點。許多學者從多種角度分析並探究工程師的道德困境。總體來看大致分為三個方面：第一是工程師與倫理的關係問題，雖然人們越來越重視工程中出現的倫理問題，但是許多工程師依然對倫理問題關注不夠。肯奈滋 K 哈姆佛瑞（Kenneth K. Humphreys）結合工程師在日常生活所面臨的倫理問題，指出工程師的倫理困境以及工程職業的倫理規範和倫理行為的法律必要性。[5]艾德姆德 西巴爾（Edmund G. Seebauer）和羅伯特 拜瑞（Robert L. Barry）則認為必須明確在工程中道德問題的複雜性和道德責任，而工程師所面對的大部分道德議題都是來自於利益衝突，僱主與雇員的關係，環境意識，以及技術對人們的影響等，這些倫理問題也是不同的。[6]第二是工程師的責任問題，特別社會責任問題成為關注的焦點。自從19世紀60年代以後，掀起了一場“ 社會責任運動”，並席捲了美國整個職業。作為發明創造的工程師更是由後台被推向了前台，成為社會責任的主要載體，而倍受矚目。愛迪溫 T 萊頓（Edwin T. Layton）認為這不僅是工程職業的問題，而且是在合作的社會中尋求尊嚴和自由，更是現代社會一個普遍深入的主題。廣大群體如科學家、管理者、工程師以及其他公眾也擔負社會責任，才能使工程職業健康的發展。[7]技術哲學家斯代芬 H.恩格爾（Stephen H. Unger ）指出對於技術的後果，套用和發展技術的人應該負有責任。工程師對於技術的後果負有責任，並且他們的任務之一要告知公眾技術的可能結果；同時工程師作為一名雇員，缺少對履行任務所負道德責任的自治，所以需要管理部門、法院法律、工程協會來協調和處理這些問題。[8]但直到今天關於工程師的社會責任問題，依然是工程倫理學持續探討的一個話題。第三是關於工程師的角色衝突問題。在工程活動中，工程師角色是複雜的、多重的，作為雇員的工程師與作為管理者的工程師，對於風險、安全、忠誠的認識是完全不同的。亨利 派超斯基（Henry Petroski）認為工程師角色不是單純地工程設計者，還有多種社會角色，其活動受到其他多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所以，對於工程師應該做什麼的理解需要把握工程師相關角色的關係。 [9]而關於於工程師未來角色定位，美國國家科學院、國家工程院在《2020年的工程師：新世紀工程學發展的遠景》指出工程師應該成為：受全面教育的人，有全球公民意識的人，在商業和公眾事務中有領導能力的人，有倫理道德的人。工程倫理教育是工程倫理學發展的途徑，是培養工程師倫理道德的重要手段，並在一定程度上推動美國工程倫理建制化發展。1985年，工程與技術認證委員會（the Accreditation Board for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ABET）要求美國的工程院校，必須把培養學生“工程職業和實踐的倫理特徵的認識”作為接受認證的一個條件。2000年，工程與技術認證委員會制定更為具體的方針，當前工程院校正在按照這些方針來操作。但是工程倫理學教育也面臨著三方面挑戰：第一，工程倫理學的學習如何被理所當然地整合進工科學生所需要的必修課程目錄中？第二種挑戰，應由誰來教授工程倫理學？第三個挑戰，工程倫理學的教學和研究目標是什麼？而與這些挑戰相關，羅伯特 邁基（Robert E. McG）採取問卷調查發現，對於工程學生進行工程中倫理問題相關的教育與現代工程實踐的現實之間存在著重大的鴻溝。而廣大學生的期望，即在他們將來的工程職業中所出現的倫理問題，卻與普遍套用於工程課堂中的工程倫理問題以及在課堂外頻繁遇到的倫理問題很難是相同的。這也促成了一個廣泛傳播並公開聲稱的信條 ——更好地成為一個好的工程職業者，而不是成為一個負有道德和社會責任感的工程職業者。而對於實踐工程師而言，在最重要的非技術內容上觀點是存在分歧的，這也給工程倫理學教師和其他工程教育者帶來了嚴峻的挑戰。 [12]
工程協會的歷史研究，有助於加強工程協會的認識，理解工程專業規範的變化過程，推動倫理規範內容成熟和完善。20世紀80年代在各大工程社團資金的資助下，許多學者對於工程社團的歷史進行了專題研究。米切爾 邁克邁龍（Michal McMahon）研究了“新專業主義”，發現電氣和電子工程師協會（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最重要的核心內容之一，指出科學與技術制度化歷史中的新方向，在電子工程內部和技術發展的境域中說明社會和職業的變革；布如斯森克萊（Bruce Sinclair）敘述了美國機械工程師協會（the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ASME）的百年歷史[14]；艾萊克斯 羅蘭德（Alex Roland）闡述了關於國家航空顧問協會（the 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Aeronautics NACA）(國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的前身）管理和政治的批判歷史[15]；特瑞 萊納德斯（Terry S Reynolds）描寫了美國化學工程師協會（the American Institution of Chemical Engineers AIChE）歷史，提出美國化學工程師協會與環境以及公共政策關係的議題[16]。由於是職業協會贊助，所以他們的歷史很少關注到社會責任和倫理，最多也只是工程協會歷史中的一小部分，但卻有利於促進職業協會制度化發展。
研究方法的多樣化、實踐化
自工程倫理學產生以來，一直有兩種研究方法處於主導地位。一種方法是典型真實事件的案例研究方法，著名案例如挑戰者號失事、三哩島核泄露、福特斑馬轎車問題等。比較全面以案例來展開研究的是羅薩 B 品庫斯等人（Rosa Lynn B. Pinkus）以美國太空梭主體發動機(the main engine of the space shuttle SSME)的決策、設計、製造為案例，通過跨學科分析其涉及到不確定性和風險的評估，強調工程師是如何識別、表達和解決複雜的倫理難題。並指出三個最基本原則：能力（competence）、責任（responsibility）和西塞羅（Cicero）的第二信條（“保證公眾的安全”）作為一個分析框架來表達和解決在實踐中產生的倫理問題。
另一種方法是對於涉及到工程實踐活動的概念、規範和原則的理論分析。如馬丁（Mike W. Martin）等就利用如功利主義、權利倫理與義務倫理、美德倫理等基本倫理理論，分析並探討工程中常見的風險與安全、責任與權利、誠實與欺騙等概念，指出他們的倫理內涵和價值指向。[18]戴維斯（Davis）等人也做出有影響的理論分析工作。
這兩種“描述性案例研究”與“理論分析研究”是韋伯（Weberian）的“理想模式”，這樣一種模式可以在一定範圍內聚焦其反面觀點。當然這兩種方法並不互相排斥，反而有走向融合的趨勢，即大量工程倫理案例的描述也進行理論分析，許多工程倫理理論分析研究也利用案例來證明和說明他們的結論。至於說哪種趨向更強主要取決於這兩種研究方法在一定的範圍內誰更有利於找到結合點 其他研究方法還包括調查研究方法，如羅伯特 邁基通過調查史丹福大學的工程學生和實踐工程師過去五年里所提交的工程倫理問題，發現並指出面向工程倫理主題的多種經驗方法的價值。正如理論分析能夠闡明具體案例研究的爭論，精確和探究的調查工程學生和實踐者的觀點也同樣能夠拓寬焦點問題假設。[19]也有少部分學者從語言學角度研究工程倫理學，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的J 埃邁圖博士（Joe Amato）描述了1944年以來美國工程職業的歷史發展，並從本體論角度研究工程設計的理論，在語境中解釋了技術。[20]但這種敘述性語境描述也僅僅存在於對歷史的考察，在關注現實問題上顯得過於空泛。
研究趨勢的國際化、綜合化
隨著技術發展和工程套用的國際化，工程倫理學研究出現了新的課題和趨勢，工程倫理學將反思全球化經濟時代圍繞技術發展所關涉的所有主要問題。比較突出的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第一，關於計算機倫理問題的探討。計算機與隱私是否造成價值衝突？軟體所有權是否應該得到保護？計算機發展所產生的道德責任，是個體責任還是共同責任呢？這些都應該在信息化社會中對“責任”進行探討。網際網路與自由言論問題以及產生的權力關係，涉及到的智慧財產權問題，計算機導致的失敗以及所造成的健康等問題，這些都需要關注和研究。第二，環境倫理問題的倍受關注，工程倫理學把環境倫理作為研究重要內容之一。馬丁通過對於工程、生態與經濟關係的考察，分析了人類中心主義倫理、非人類中心主義倫理、生態中心主義倫理、經濟中心主義倫理的倫理框架，指出環境倫理必須與個體的反思聯繫起來，並制定負有責任的社會政策與計畫。 威斯林德（P. Aarne Vesilind）則提出工程師應當如何在增加人類財富與破壞環境之間求得某種平衡？在面對潛在的環境問題時，在什麼情況下工程師應當為客戶保密呢？ 哈里斯等人從工程規範與環境出發，分析了職業工程對於環境的責任範圍，提出了兩個折中的建議。同時專業倫理規範也開始加入保護環境責任的內容，如美國土木工程師協會的倫理規範，就既要求提高人類的福利，還要求保護環境。但是環境問題依然是任重而道遠。第三，對於工程套用的國際問題關注。跨國公司對於技術轉移所產生的國際權利問題，以及武器發展與保護工業問題，這些都是軍事領域與和平研究的道德問題。[27]而國際工程職業標準也涉及到超文化規範，跨文化規範在工程活動套用中也產生了倫理問題，如賄賂、索賄、打點、禮物等現象。同時由於工程技術的套用，也產生了世界性貧困等問題，但依然被人們所忽視。
啟示
工程倫理學起源於對技術的批判，對工程師的質疑。所以，從工程倫理學的建立來看，我們既稱其為“技術倫理學”，也可稱其為“工程師倫理學”。前者主要是針對技術的負面影響，技術的消極作用，其實技術的作用和影響都是在工程活動中得以體現，都是在工程學的框架下進行研究，正如技術哲學的研究傳統之一就是工程學傳統；後者主要是從工程共同體出發，工程師在工程活動中對於技術設計、改進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同時也面臨著利益衝突，忠誠於僱主還是公眾的衝突等道德困境。因此結合美國工程倫理學發展經驗而言，首先要加強工程師的職業化進程，制定現實合理的倫理規範，促進工程師倫理制度化發展。其次加速工程倫理教育的發展，在工程類院校開設工程倫理方面的相關課程，開展工程倫理培訓，提高工程學生的道德敏感性。再次，由於工程的境域性特徵，在我國的工程活動中，不僅工程師面臨著道德困境，其他工程共同體如管理者共同體、工人共同體、企業家共同體、公眾共同體等都要面對多種的道德選擇，與工程師的處境有一定相似性。所以在工程倫理學發展過程中，更需要關注其他工程共同體的道德困境。
從工程倫理學的研究方法上看，兩大主流的研究方法，工程案例研究分析和概念、規範的理論研究，推動了美國工程倫理學研究的發展。就案例研究方法而言，由於典型案例的特殊性、具體性，其就不具有更大的普遍性與適用性，這也造成方法上的局限性。而在涉及到我國工程案例的取材上，由於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在案例事實具體原因的挖掘、收集等都會遇到相當大的困難；另一方面，在關於工程師的倫理觀念上，還存在對其認識上的不足，這都造成案例研究在我國很難深入地進行下去。而對於工程倫理學的概念、規範和原則，以及工程倫理學的學科定位等問題，由於在我國工程倫理學還沒有起步，這些基礎理論研究還需要持續爭論和探討。但是綜合地利用理論分析和案例研究將是我們採取的首要方法，同時還需要充分利用調查研究方法，發現我國工程中出現的現實倫理問題，了解我國工程師的倫理意識和道德困境，探究工程學生的倫理教育情況，來推動我國工程倫理學的長足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