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昌齡

尹昌齡

尹昌齡(1869—1942)近現代。字仲錫,晚號約堪,四川華陽人。清翰林,官陝西關中道,有循聲。工詩、善書,入民國,居成都,辦理慈惠堂。

基本介紹

  • 本名:尹昌齡
  • 字號:字仲錫,號約堪
  • 所處時代:近代
  • 民族族群:漢
  • 出生地:四川華陽
  • 出生時間:1869年4月13日(農曆3月21日)
  • 去世時間:1942年
  • 主要成就:辦理慈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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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記載

益州書畫錄

先世居郫縣(生於郫縣兩路口東風村“今屬安德鎮”),祖輩來成都經商,遂入華陽縣籍。是成都的五老七賢之一,著名慈善事業家。清光緒十四年(1888年)中舉,十八年入翰林院散館選為庶常。歷任陝西白河知縣、長安知縣,繼升為商州知府,兼攝鳳翔、延安西安知府,對清末陝省興學、練兵、勸工、蠶桑、鐵路、遊學諸新政多有建樹,譽為“八局知府”。
民國後出任四川軍政府審計院長、內務司長、黔中道尹、政務廳長等職。袁世凱竊國,川政不穩,乃辭歸,致力於成都慈善事業。12年,任慈惠堂總辦,將原普濟堂、育嬰堂、幼孩廠、濟貧廠、恤嫠局一併裁撤,歸慈惠堂統一管理,成績顯著,博得社會好評。
慈惠堂經營有惠昌火柴廠,楊森督川時僅有資金2萬元,不足開工。萬般努力,四方籌措,湊足20萬元,更名培根火柴廠。生產的無毒火柴,迅速占領市場,對當時提倡國貨,抵制洋貨,起到積極作用。每年盈利,尹用來創辦培根工廠、培根學校、女嬰教養所、民生工廠、幼孩工廠。專收被社會遺棄者。民國25年,委任為四川省賑務委員會主席,尹氏主持慈惠堂期間,不僅辦得很有起色,而且非常同情和支持人民革命,為當時共產黨和民主黨派提供掩護場所,南充張瀾、雙流周烈三、綿竹王乾青、彭縣蕭華清、內江陳元春等,都曾先後在慈惠堂工作過。慈惠堂經營有果園,離尹住宅很近,有人向他說:“果園由你經營,你是一堂之主,熟時摘幾個嘗嘗何妨?”尹答曰:“吾瘵保其實以潤孤窮,敢自甘呼?”平素去慈惠堂辦公,堅持回家吃飯;因故不回,必囑家人送飯食來,從不在堂中“搭客飯”。性喜養犬,上下班必跟隨,伙房為討好主人,偶給犬食,尹見之必責曰:“累贅慈惠堂,分食他人碗中物,大不該!”有個叫秦寄宇的無錫人,清末有成都游幕,置有二百餘畝田產,無子嗣,遜清後流寓成都,慕尹氏廉潔,主動把田產捐給慈惠堂,要求就養。
尹昌齡經營慈惠堂多年,一切由他指劃,躬親綜核,一絲不苟,常對手下辦事員說:“慈善機構的錢來之不易是濟貧救命的,若有虧空,天理不容。”臥病彌留之際,囑咐老妻:“人死後慈惠堂財產賬目切勿輕為為啟動,待舉公正者任事時,始辦移交。”
民國31年11月29日在成都病逝。死後家無餘財辦理喪事,只得由慈惠堂孤寡老人賻金主辦。成都十二橋烈士王乾青,與昌齡共事多年,深有感觸,作《吊尹仲老》詩曰:“家無半畝居,人得廣廈庇,余身二十年,存活億億萬計。”可概其一生廉直。

國民政府令

前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尹昌齡,學術湛深,持躬廉謹。早歲服官蒞事,卓著聲稱。光復後贊襄川政,屢任要職,嗣復辦理地方慈善事業,垂二十年,兼主辦川省賑務,殫精竭慮,昕夕不遑。近年被選為四川參議會參議員及國民參政會第二屈參政員,碩望嘉謨,期資匡益。遽聞溘逝,軫惜良深,應予明令褒揚,並將平生事跡存備宣付國史館,以彰賢哲而資矜式。此令。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十日

尹昌齡事略

上世紀自湖南武崗遷蜀,始居郫縣。家貧父服賈成都,遂占籍為華陽人。昌齡弱冠中光緒戊子(十四年)鄉試,壬辰(十八年)選庶常,謁選得陝西白河縣。歷宰商州鹹寧,所至多幹濟,有廉聲,百姓賴之。為撫部岑春煊、藩司樊增祥所器,陡鳳翔、西安兩府。時清庭倡言新政,凡興學、練兵、勸工、飼蠶、修鐵路、遣遊學等,昌齡身領八局,綜核名實,次第畢舉。革命事起,昌齡離陝還蜀,民國初,任蜀中審計院長、內務司長,黔中道尹。返蜀後,任政務廳長。時蜀方多故,昌齡不欲詭隨,遂遜位以去,專力慈善事業。成都舊有慈惠堂者,約有田產一百餘畝,民國十二年,眾推昌齡主其事,不二年,大著成效。其餘慈惠堂機關曰普濟堂、育嬰堂、幼孩廠、濟貧廠、恤嫠局等,皆以虧蝕殘敗,不能支,昌齡乃合併之為一, 總入慈惠堂,規模遂大,田宅租稅,厘然有經。川督楊森,以惠昌火柴廠入之,始有資二萬元,昌齡舉債以廣其業,累資至二千萬元,因更名培根火柴廠。繼設培根工廠,培根學校。又立女嬰教養所、民生廠、幼孩廠等,凡織布、縫紉、石印,製鞋製紙、蘇裱、木器等手工業,無不分科舉辦,挹工商所贏以為慈善教育補助。四川節制數易人,權閥乾治,而於昌齡皆恭敬如一,發議導善鄉舍無間,故能持久而有功。俗為善堂者,多用鬼神為號召,務扶乩邀福為事。昌齡悉割除妖妄,衷諸禮教,以軌於正。晚近饕戾成風,通都大邑,多外托善名陰為奸利。昌齡能知人,別善惡,汲引端士相助,出納謹嚴,銖忽必飭,躬親綜嚴,帥以廉直,有諭俗詔事之文,丁寧款密,為楊所稱。方日警亟,時昌齡於所居構防空壘,扃鐍深固,凡慈惠堂文契簿籍泉幣之屬,皆庋其中,親加鑰焉。彌留之際,以鑰付其老妻,囑之曰:“必得後繼者,以鑰公畀之,他勿得啟。”昌齡歿後百日,其妻集耆老故舊於堂,奉鑰以授繼任張瀾、徐孝剛發之,得房宇管業證二十有七,計為房二百四十九間,又獨院二十四所;田產管業證計八千三百四十八畝有奇,現金百數十餘萬。觀者莫不聳嘆感服。無錫秦寄宇舊仕蜀中,有田二百餘畝,高昌齡之義,悉納所有,請設養老院,隸慈惠堂,養老百人,且自寄養其中。慈惠堂有果園,密邇昌齡之居,不肯輕摘一果,曰:“吾將保其實以潤狐窮,敢自甘呼?”每日公事畢,歸食於家,不得歸,則挈盒以往。晚蓄二小犬,恆攜以隨。一日堂中人偶飯之,昌齡詗知之,遽斥其犬曰:“勿滋堂中累!”其守介不私如此。昌齡少服膺宋明先儒之書,畢生處事接物,推原經術。晚與同郡徐炯等辦大成中學,以尊孔子之道。歿之日,家無餘財,年七十有四。
(錄自《國史館館刊》,黃穉荃撰)

尹仲錫與慈惠堂

作者: 陶亮生
編者按:陶亮生先生以八十餘的高齡,根據親身見聞,撰寫了一篇長達七萬言的《五老七賢親炙記》,這是一篇可貴的史料。
五老七賢”是解放前成都市民對一些有名氣的紳士的尊稱,這些人大都是在政治上有過較高的地位,學識比較豐富,持身也比較端正,敢於仗義執言,為人民說話,在當時成都社會有一定影響因之他們的事跡是值得記述的。
由於我們的選輯篇幅有限,對陶老此文,只能分期刊登,除有第一輯已刊登其中《我所知道的徐子休》一文外,本刊又刊出《尹仲錫與慈悲惠堂》,其餘諸人事跡將在今後陸續刊登,以饗讀者。
尹仲錫先生名昌齡,本四川郫縣人,家居省城,入華陽縣學遂為華陽人,父名培墉,讀書有識見,因貧學賈。又因為人能幹,以商號夥計被主人拉作乾股東,遂由勞方變為資方。主人生意興隆,由成都發展到川東、重慶,再發展到漢口,培墉遂為漢口分號的掌柜。武漢近江南,好買書,培墉節衣縮食,隨時購名貴書籍寄家,資二子誦讀。長子元理,次即先生,先後入學為秀才。商號股東以別方面的生意虧折,至將總號拉垮,負債累累,例由各股東攤賠。培墉為債主勒索,經常年屆除夕,不敢回家。先生兄弟因處境日困,而治學益勤,不數年,先生中鄉試,債主乃稍事寬假。越一科,先生便成進士。入翰林,得各方資助,將父債還清。培墉由是為封翁(即因子孫顯貴,誥封父祖的榮典),新春受賀了。
明清兩代喪亂之際,政府皆外重內輕,在朝內做官,只有薪俸,別無收入,一般清苦,而在外面作地方官,則額外收入較多,一般都能致富。按當時制度,成進士翰林之後,即進翰林館學習朝章國故三年,還須經過大考,然後散館(即畢業),分等第,授編修,檢討等職。考試不及格者,以知縣分發各省外用。出身富貴家庭的新翰林,則希望得編修,可以坐致卿相。寒士鏖不起資格,只想“克己求現”,到外地作官,可以救貧。這種情況已成當時公開的秘密了!要達到外放的目地,其竅門是在大考的試卷上寫一破體字①被試官朱筆一抹,便不及格,但閱卷大臣一般是閣老(即宰相),尚書之流,這些大老,年事高,眼睛近,為了怕他們發現不出破體字來,只好把這個破體字謄寫得特別大,閱卷大臣一眼看出,施紅勒帛,立刻降級。窮翰林得此處分,都喜上眉頭,門盈賀客。尹先生即由此分發陝西“知縣即用”。與翰林“即用知縣”,稟到後不得超過一百天,定要放出去上任,不久候補,人稱“老虎班子”,言資格硬扎的意思。稟到(即報到)的規矩,是長官(總督或巡撫)上坐,候補人員依次列坐,長官按冊呼名,本人趨前請安②,遞手本③,長官相年貌,看履歷,命退就坐。官運亨不亨通,這短短的幾分鐘內,就可以占卜得出來。益年少貌美、資格硬扎者,必優先得缺,古今都是這樣。尹先生最可笑,少年苦學,搞成近視眼,離不得眼鏡。翰林在京見京官,見宰相,皆平揖,不請安,現在外放,必須請安。他聽到呼名,趨前晉謁,請安儀注不熟,長官似乎有些冷眼了!又因見長官必取下眼鏡,他取下眼鏡後兩眼頓黑,摸不著手本,情緒緊張,在地上瞎摸,長官更覺難於忍耐。他忽然想起手本原放在靴筒內,急取呈遞。長官看了,便說:“貴縣是散館出來的呀!兄弟亦是散館出身,辛苦辛苦了,快作準備,我即與你查缺。”尹先生暗笑,我不愁你不給我查缺。不十日,便奉委去署白河縣。
白河縣在陝北,地本苦寒,加上連年災荒,匪多民散。先生認為必先清除匪患,招集流亡,搞好生產,民才得安。乃興辦團練,操習技擊,他本身也腿纏錫瓦,馳馬揮弋,布衣粗食,與團丁共甘苦,僅僅馬前一鑼一傘,表示是官。先生說他這些作法,是從於清端公④書中學來的。不一年大見成效,以治績卓異調繁難大缺,所至無不風行草偃,政聲大著。可是,由於他為官清廉,也負了一身的重債。專制時代,整個政局雖然黑暗,但遇到稍有天良的上司,還是要認真考察下屬,提拔賢能。陝西州縣有四個大缺⑤渭南第一,先生不久遂調渭南,接樊增祥的事⑥;後又升商州知州,作各州首長,十年後乃實授鳳翔知府。先生能名著陝西,而問官司、斷訟案更是秉公持正,絲毫不苟,民眾呼為尹青天。當時,袁世凱在小站練兵,每年秋操,朝廷分別調能員進京參觀,先生官渭南知縣時,即被調北上一次,官知府,又再調,不僅為袁知,且曾拜大肉之賜⑦。突有滿洲親貴密遣人來要好索賄⑧。先生怕玷污自己的清白,趕快回陝,由於親貴索賄不得,此後多年,先生雖累被保舉卓異,始終不升官,做知府一直到清廷覆滅。庚子之變,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逃西安,供應浩繁,西安知府胡埏,成都人,號稱幹員,還辦不下來,求鳳翔府幫助。先生乃請他的兄長尹元理來支援,所以後來成都人多傳說“尹三爺辦皇差”的故事。
兩宮迴鑾,胡埏升道台、赴安徽,先生奉朝命調首府,可見慈禧亦知道先生了。先生官首府,與藩司樊樊山最相得,言聽計從,身兼八局(事關全省),人人滿意,功勞皆歸諸藩公,藩司亦推讓賢能,逢人便說,“我一生低首謝宣城”(李白句)意即終身佩服尹先生。時旗人申允為巡撫,樊山眼中是看不起這位頂頭上司的,時時私下露些心事與先生聽,說他要參劾申允。先生說:“國(即本朝)是滿人的天下,以下參上,一定吃虧,不如忍些氣。事權既在我們手中,一庸人指手畫足,亦害不到好多百姓。”樊山始終對申允不遷就,劾文作好,拿給先生看,希望為他提意見,先生力言不可。樊山說“我這篇奏議,是從氣節出發的。”先生說:“情節簡單,滿紙怒氣,氣多節少,功怕難收。”而樊山不聽,卒以此罷官!樊山去,申允仍重先生。申允去藩司錢能訓護院,先生丁母喪,八局仍不聽辭職⑨。辛亥革命陝西都督為張鳳翽,張原來是西安府衙門的差役,因事被先生打過二百扳子開革者。此人通袍,豪健自喜,招納亡命,竟成大功。任都督後,迭欲拜訪先生,先生以為將施報復,謀出走。不意此人一來,先伏地叩頭,承認過去一切錯誤,自言不是大人打我一頓,會更拖爛,今得出頭,都是大人教誨之力,務求大人出來幫忙,使全陝人民得見青天。先知其誠,因而敢為胡薇元緩頰,出胡於獄。胡薇元浙江人,進士出生,詩文能手。分發四川候補,未補官時,曾掌嘉定府九峰書院,趙堯生先生出其門。及官華陽,又拔識先師林山腴先生,有船司空齋詩行世。後由四川升調陝西,代尹先生任西安府。西安辛亥革命起義爆發,幾為張鳳翽所殺,幸先生一言,乃得歸老成都。
先生卒不為張用,亦返成都。時尹昌衡任四川都督,欲請先生任內務司,而袁世凱電促先生晉京,簡放貴陽道。貴陽巡按使劉顯世亦極重先生,先生因此援引了許多有才幹的川人在貴州做縣知事,促進了川黔兩省人民的互相聯繫。
護國戰爭以後,貴州政局易人,先生卸職回蜀。他雖歷任重要地方官逾三十年,歸家後卻無一椽之庇,賃屋以居。他善於填詞度曲,寫過不少川劇本,“離燕哀”一劇流傳甚廣,“龍舟會”(此劇、本諸王船山)、“五人墓”等,老藝人猶有知者,這些戲的教育意義,至今仍未過時。蔡松坡率師討袁,由滇及黔,聽見黔人稱頌先生,及入成都,視先生為伊尹、呂尚,時時請益。蔡居蓉旬余而去,以省政付戴戡,囑戴必請尹先生為政務廳長,川事始能辦好。戴登門多次,先生不出。徐子休為先生昆仲共事多年的人,呼徐為三哥,徐深惜先生有政治才幹,而歷官外省,川人不曾受惠,故民國初元即想先生出主政務、肅官常,今蔡公拳拳致意,欲惠川民,情不可負,力勸先生一試,乃就政務廳長職。先生委任知事,不僅憑資歷才能,即聲音相貌,亦細心觀察,作到心中有數,然後委署。戴戡有一次要安插幾個人作縣知事,未得先生同意,即行定局,先生遂稱病求去,戴百般道歉,乃暫留。先生以川漢鐵路股款未耗盡者,尚存交通銀行,為進步黨人掌握,戴亦進步黨人,請戴出力爭回,作為四川建設之用。因電財政總長梁啓超求索(梁為進步黨黨魁),未得結果。先生又鑒於戴與督軍羅佩金有矛盾,軍政不協,政必無功,甫一年,就辭去,而蜀亂大作,戴戰死。此後鄧錫侯作省長時,又欲先生出主政務,報紙揭載先生不願問政的函扎,言詞極苦。後劉文輝任四川省主席時,訓練縣長,禮聘先生特開講座,除講授五種遺規,外先生還採集有關吏治資料,編纂成書,親切講授,希望官不盡邪,民少受害,雖未能生大效,但先生一片苦心,感人至深。
成都慈惠堂有一大宅,榜書“慈惠堂”三字,這是一所官辦的慈善機構,有田三百餘畝,加上政府撥給的救濟經費,可養活鰥寡孤獨廢疾之無依者三、四百人。它創始於清朝雍正之初,大府委員督之,稱為總理,民國以來,政亂財窘,救濟經費,逐漸挪作他用,堂務日廢。市政公所成立後,市政督辦陳光藻(字鴻文),對堂事頗具熱情,認為這個機構是辦慈善事業,要有實惠,不是虛名,紳辦勝官辦,要先生出來主持。先生鑒於過去曾奐老主持籌賑會時,銀元化為廢紙惹得窮人怨罵,不肯重蹈覆轍。機時其它一些有名人物,聽說先生不乾,就紛起鑽營,欲染指慈惠堂,陳光藻卻婉言謝絕,天天上先生的門,叩請支持,鬧得先生之兄元理先生不得清靜⑩,才用“激將”法過先生說:“老四,你的性情固執,惹起外面一些嫌話,說你儘管有‘尹青天’的招牌,可是五十幾歲還無後人,只怕有些缺德的地方。”先生問:“從何聽得?”元理先生知道先生最佩服的人是徐子休先生,便答:“徐三哥聽到的。他並向我說。慈惠堂有田養幾百孤寡,眼前的公益事你都不肯作,一旦被軍方提去,則那些孤寡必將餓死,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了(見《晉書》、《王導傳》)。”先生被這番話激動,就挺身出來辦慈惠堂。
先生蒞事,見三百多鰥寡老弱皆面黃水腫奄奄待斃,知系每天兩頓稀飯營養不足所致,乃節省行政費,增加給養費,本人不支分文薪水,他每天到堂辦公中午僅買四百文(即兩個銅板)的粑紅苕充飢,並系自掏腰包,不許堂內供應,(些句系郭君穆同志增補)在他這樣克已奉公的帶領和精打細算的安排下,終於使所養諸人,由每日兩餐變為三餐,稀飯改為乾飯,待他們體力恢復,然後逐漸把這個消費機構轉變為生產機構。跛者、可使守門;瞽者、可使習樂。男編箕帚,女搞縫紉,慈惠堂逐漸興辦了三、四十個生產服務機構,如成衣鋪、鞋帽鋪、裱褙鋪、印刷鋪等。各部門皆制定條例,共同遵守。如鞋鋪料子,由堂內躉買,做一雙鞋,規定利潤若干、幾成歸堂,幾成歸已。吃公飯,食費不扣,掙私錢,人人喜歡。但對私錢也要加以管理,每月你用幾成,用你的戶頭代你向銀行儲蓄幾成。因為這些窮人,本是被人丟出來無挨靠的,現在有了手藝,能掙錢,親人來認,還得顧家,能夠結婚,還得使他們成配,他們有了存款,在這類情況下便可提取。甘願出堂回家,自食其力者,存款全部由本人提去。出堂的人偶然眷念故舊,回堂看看,還有兩餐一宿的招待。
慈惠堂事業一天比一天發展,民眾相信,捐助者多。育嬰堂、孤兒院,都交慈惠堂接管了。所養的人越多,所生的財也越大。於是是先生把丁公祠辦成一所“文誠義塾”,選孤兒之優秀者肄習其間,專學國文、數學、英語三科。英語好的送到武漢、天津工廠學技術;國文好的,薦到軍政界任司書,別人樂於接受,認為受過道德教育,能力強,工作認真負責。
一般軍閥都很壞,但他們也不是一件好事都不做。由於先生品德無虧,把慈惠堂辦得好,軍人也願意來捧場效力。成都鳳凰山。是清末新軍的營房所在,有陸軍公園,規模宏壯。賴心輝任省長時,擬另建營房,將舊營房拆除。房料堆積如山,賴命整個送給慈惠堂。尹先生則利用這些木料在外東大田坎一帶修成一條街,開設不少商店,慈惠堂發了一筆財。清末,周孝懷任勸業道時,在九眼橋附近辦過火柴廠。民國以來,房子還在,一貫駐兵,已經破爛。尹先生想恢復這個火柴事業,向軍方首領楊森說,可否將這所破房送給慈惠堂搞生產?楊森應允,立命軍隊遷讓。先生驗收訖,估計建廠開工,非萬金不辦,正在作難之際,便有幾個以支持慈善事業為名,卻想從中牟利有軍人來說:“聽說仲老要辦火柴廠,沒得錢,我們願意投資集股,成全此事。”先生是不懂生意的人,便問:“你們投資目地安在?”軍人們說:“按股分紅。”先生說:“你們入股,大家把賺的錢分了,鰥寡孤獨還吃什麼?”軍人們啞口無言,踉蹌而去。先生遂到中國銀行去會行長周詢(字宜甫)。周問:“先生忙得很,何以有暇來訪?”先生遂說明欲向銀行借萬把塊錢修火柴廠。周說:“銀行借款,要有抵押品。”先生說:“我和家兄有郫縣田六十畝,紅契可否作抵?”周說:“銀行放款要貨物作抵。”先生說:“這就難了!”立刻改口說:“有!有!”徐徐從包內掏出一張大紅的翰林名片交給周說:“我這三個字值不值一萬元?”周大驚,說:“先生大名,何止才值萬金,請收存好,我想辦法。我是行長,要首先遵守行規。但行長本人借錢不要抵押, 不過有一限度。我私人錯伍千元給先生救急,不論早遲賜還都可。”先生錯到這筆錢不久,便辦起一個培根火柴廠來了。
先生辦事,與晉書載桓溫睹棋相似:“不勝,不輕下子。”慈惠堂各項手工業,務求工堅料實,以信譽創銷路。培根火柴廠的商標,是一個小孩端著碗吃飯,目地為育嬰,人呼為“娃娃牌”,每一根都得用,不但暢銷全市,還推銷到外縣,鄧錫侯就首先以六縣防地許其專利。火柴原料如磷、鈉、鉀之類,多購自國外。歐戰將作,先生又向銀行貸款,購進原料,足資十年之用。抗日戰爭中國土大部淪陷,娃娃牌火柴競至銷到敵占區內。先生酒酣耳熱,曾為我談,這是他平生得意之筆。其後先生感到娃娃牌商標的含義有所未足,於是更名為“扇牌火柴”。在火柴盒面畫摺扇一把,上有前語六行,系先生親手撰書。其文是:“廠中餘利,專恤孤窮,若有私心,天地不容,以扇喻善,奉揚仁風。”(更名扇牌一節,系郭君穆同志增補)
市儈如孔祥熙,來成都時亦曾參觀慈惠堂所辦的各項事業,極口稱讚,並捐助二十萬元。在法幣貶值的威脅下,只好將這筆錢買田,於是慈惠堂就變成了有八千多畝田的大地主。正因為他是有許多佃戶的地主,當敵機亂炸成都之際,又賴以救護了堂里的孤寡盲人,渡過了難關。因為成都人口眾多,向外疏散,人人都有走投無路之苦,慈惠堂田畝遍四郊,企業星羅棋布,轉徙由已,八千多鰥寡孤獨廢疾,務使各得其所。惟一大群瞎子最難安頓,堅決不肯疏散。因為這些瞎子皆有手藝,在成都可以掙錢,一疏散下鄉,飯雖得飽,卻無市場,尹先生感到難於強迫。適逢一夜大風,把旗桿折斷(國民黨規制,各機構每日升降旗有儀式)了,先生遂以鬼神之道誑瞎子說:“這是大禍將至的凶兆。你們不走,只好我陪你們同歸於盡。”數百瞎子聞言大哭。先生猛然想出辦法來,急招管理田地的職員們開會,問明距各鄉場不遠的佃農,得四百多戶,則通知他們克日進城商討要事。先生對佃農們說:“你們種慈善機關的田,應以慈善心情來報答田主。敵機轟炸,救死扶傷,人人有責。今天請你們來,為的是疏散瞎子,希望你們一家領一個回去照料,為我分勞。我亦不忍過分勞累你們,只要求初到你家時,床鋪廁所,使瞎子摸慣走熟,三餐同你們一樣吃飽,待秋收納租時結算,斷不虧負你們。格外有樁最重要的任務,瞎子工作所需的材料,由城裡隨時給他們送來,只是每逢場鎮趕集日期,早飯後,你們照料他們把售貨擔子挑好,牽著他越陌度阡,走到場口找個安穩地址,使他坐定,然後引他行個通場,於場盡處又找個地址叫他坐慣,走不上四、五次,他便熟了。他在在街上幹活,你們的人可先回家,待下午生意完畢,市場散了,瞎子在原地休息,等你們來牽他回去。必使他不走下田,不陷入廁,保證他們的安全。秋後你們納租時減讓多少,憑瞎子說句話,也就算數。你們做得到否?各佃農聽到先生對瞎子如此關心周到,深深感動,齊聲答到:“做得到。”於是先生向眾佃農叩頭,下一全禮,眾佃農無不感動泣下!堂里犒賜他們之後,他們便各引瞎子回家,把瞎子當做自己老人一樣地看待。疏散數年,瞎子無一橫死者。
先生借折斷旗桿來勸說瞎子下鄉,是對鬼神邪說的利用,實則先生一貫善用此法。慈惠堂經營的企業多,財物富,侵蝕偷漏,勢所難免;工人多了,吵嘴鬧架,更是常事,處理起來,十分困難。慈惠堂當初大概是用古廟改建的,廟內靈官神像一直保留不廢。先生覺得靈官很有用處,每逢朔望,必肅衣寇焚香敬禮,堂內出了盜竊財物事件,對可疑之人,以送官威脅,他都不怕,但聽到喊到靈官面前睹咒,他就怕了,於是暗地拋出盜竊的財物,或磕頭認錯,求觀後效,先生必呼入密室,慰教而掩蓋之,不加張揚,由此,犯者日少。
氣類相感,得道多助,這是常理。慈惠堂部門很多,獨無養老機構,先生感到不足,但在抗戰期間,卻突然添設起來了,是什麼人幫助的呢?有一位秦齋余先生,浙江平湖人,錫良任川督時邀參幕府,專辦報銷,今所謂總會計師,直到民國四年陳宦督川時,此人還未出省幕。他有一繼室,一獨子,蔬食布衣,積錢不少,除有良田六百畝外,京滬武漢各地地尚有存款,妻子都不知道他有多少錢。他兒子留學美國回南京後,蔣政府給以工作,已娶妻生子,對父母情意淡薄,很少來信。秦老年思子,帶著一筆錢到南京看望兒孫。不料其子初尚以禮相待,同桌吃飯,久則嫌其髒,中餐西吃,再久則約父別居,父就約,始知為寄宿舍,等於趕他出家門了!秦內憤,告歸,付飯錢,兒媳居然領受。秦十分傷感,看破破父子天倫情誼,歸舟至宜昌,即繕就呈文,郵遞重慶四川省主席劉湘,願將所有田產捐贈成都慈惠堂,請省府備案,以免將來子孫來爭奪繼承。劉湘感到奇怪,又是從宜昌寄來之函,疑為瘋子,未予置理。秦回成都,到慈惠堂訪尹先生,略述經過,問慈惠堂已否奉到省府通知。尹疑此老或系一時受兒媳刺激,憤而出此,未必真欲捐產。殊秦復又具呈省府,再申前請,劉湘乃令成華兩縣勘查田產屬實後通知慈惠堂接管。尹先生乃親去回拜此老,攀談之餘,方知他是清末納捐知府,人稱秦太守已多年了。秦向先生說:“我有錢,還老無所終,窮人怎過呀?請仲老將這筆田產收入拿來專辦養老。”先生道:“慈惠堂還無養老機構,我正感歉咎,得公大力相助辦成,欽感無已!但養老機構要設一主任來管理,擬請公來承擔,我來納總,如何?”
從此秦太守便成為慈惠堂職員之一,直到解放,仍留用為省救濟委員會幹部,後安排為市政協委員,我在市政協認識他,年已九十了。聞五幾年漢口銀行清出他一筆七萬元的多年存款,通知領取,他亦捐作救濟費用,一文不取,夫婦皆以布衣蔬食終。
由育嬰堂進入慈惠堂教養成人的男女,先生皆為之擇配,盲不配盲,殘不配殘,審慎周詳,還要給他們辦賠奩,先生既作翁姑,又作岳丈。自甘出外成家立業者,悉聽其便,他們婚後歸寧,堂里還要招待。孤女中有的聰慧貌好,又習有技藝,在慈惠堂受到良好道德教育,因之外間來求婚者亦多,先生慮其受騙,慮其作妾,尤為審慎。外人知先生有盛望,亦不敢欺負堂里出嫁的孤女。有一孤苦少女,被繼母逼其賣淫,女不從,時遭毒打,四鄰不平,擁女奔慈惠堂,叩請先生收留,先生命育嬰堂諸母悉心防護,汲汲為之擇配。婚期已定,繼母欲嗾使惡少多人,闖入禮堂搗亂,先生偵得訊息,臨時挽請四川省主席張群親來證婚,繼母才不敢妄動。
先生既正直幹練,又善理財,劉湘統一四川,將省府由渝遷成都,請先生出任財政整理委員會委員,先生約劉培之和我作財整會秘書,為他幫忙。親見先生審閱公文,絲毫不苟。他因短視,鬍鬚剌紙,簌簌有聲,我們竊笑他是啃桌子的老吏,實敬佩他認真負責的精神。永川專員沈鵬和其他一些由蔣政府中央派來的官吏,由於銀錢手續不乾淨,經先生批斥,被省府調免的不少。
先生又兼任省賑務會主席,一些比較正派的軍政人員,卸職後自請來為先生作助手的不乏其人,如余中英、林味蘭等都是。他們不要薪水,每日準時上班。有一筆川北的款,為專員劉某久握不放,省賑會行文督催,亦置不復。某次該專員突來見先生,執後輩禮,並強拉先生及同室辦公諸人赴海國春餐館午餐,先生禁不起他的糾纏,只好遷就應邀。途間乘機向余中英說:“這頓飯吃不得,如吃,幾千元賑款就吹了,你身邊如有錢,可前去先會賬。”余果先去柜上招呼,因他曾任市長,宴罷,劉某付錢,柜上堅不肯收,劉氣沮,返任後只好將賑款匯還省賑務會。
抗戰期間,省外難民流川,安揖撫綏,由省賑會負主要責任,許多流離轉徙的難童,舉目無親,都由慈惠堂一手包攬,數達四五百名之多,疏散下鄉後,又為疫癘所傳染,先生每隔數日,必下鄉看望,聞有死亡,輒哽咽不食,英法兩國在蓉教士和醫生多人,自請效勞,巡行搶救,才將疫患撲滅。
先生終生為人操勞,然閒適之趣,有時也善於尋覓。慈惠堂總理辦公室里僅有硬椅幾把,桌案函電文書,魚麟雜沓。一貫為他義務幫忙制定規章、撰寫公告函電的如郭仲權、李培芝、李重瑤、洪均亮等皆大筆手,筆硯稍閒,先生就與這幾個人論文談天,風生四座。我有一次往,先生說,你來得好,我們到後院去看教瞎子打揚琴。蓋先生本人便解音律,擇堂里青年盲瞽,嗓音清亮者教其彈唱,禮請名藝人、名票友義務傳習,我當天看見的就是先生親戚喬仲權先生正在唱白帝城託孤的老生。成都舊俗,中人之家辦喜事,往往請一棚揚琴藝人來助興,取其熱鬧。由於唱揚琴的多是瞎子,女賓都可環坐而聽。先生說,瞎子唱,可以聽,但確實難看,我要把他們打扮一下。至今回想,真有趣味。當時蘭袍玄掛,是國民黨政府規定的文官禮服,先生為瞎子們各備二套,頭戴紅結六合瓜皮帽,一律墨晶眼鏡,望這儼然,近亦不惡,生旦淨末末分組為朋,外配琴師雜役二人,則用眼睛好的,使其負具偕行。預印有招聘單,或晝或夜,唱戲幾齣,如何招待,給錢若干,都有具體規定。屆期雜役領隊,瞎子並肩魚貫而行,琴師殿尾,衣冠楚楚,赴主家鬻藝。於是慈惠堂揚琴名冠成都市。由來堂內所收棄嬰,多不知其為誰家子女,於是只好或姓嬰,或名慈,或名惠,今市曲藝團揚琴老手洪奉慈,就是當時慈惠堂教養出來今還存在的一個。
先生主慈惠堂不幾年,居然生子,名志純,直至七十四歲壽終,還未納媳。然每進育嬰堂,群兒湧來,爭喚爺爺不置;群乳母爭抱所收養的棄嬰來,爭夸肥碩,先生慰勞分甘,人人滿意。巡庖視廁,勵短引長,細緻周到。史稱郭子儀子孫眾多,問安惟示點額,比諸先生猶不及也。周總理說,只要我們把國家搞好,天下兒女都是我們的兒女,先生就是把堂里所收棄嬰都當成自己的子孫看待。
先生宦達早,不曾教過書,因系大成會員,應徐子休先生聘,為大成學校文專班學生指導過史學研究。我於先生乃考麗澤會課多次受知的弟子,下筆給我改過文字。先生家住馬王廟街,終身為洪均亮作佃戶,疏散期間,借住火柴廠閒房數間。我亦因疏散,主辦外東成城中學,暫居校內,與先生一江之隔,過從較密,先生挈其子來,與我拜門,我不敢當,錄取為成城高中生,畢業後入川大。先生每來我處,無話不說,敘及家私,至為瑣細。他說,法幣貶值,原來每天割肉一斤,只好減為半斤,再減為四兩。牛肉要相因些,近又改吃豬肉為牛肉,兒女知趣,專讓老人肉食。他說:“人家說我善理財,實則慈惠堂各部門諸公之力,不過我不象孔祥熙宋子文把公家的錢往自己的荷包里裝而已!”先生儘管是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卻從未赴重慶或南京出過席;蔣介石來成都,在北較場場接見士紳,談及學生品德問題,先生說:“書有書譜,畫有畫譜,菜有菜譜,茶有茶譜,人更是要有人譜(書名,劉念瑩作),多宣傳這些書史,多標舉正派人物,風氣哪有不轉變的。”他的意思,是說蔣的班底子壞,害了中國。
陝西三原舉人乾于右任,試禮部,已獲選,有人訐其為革命黨,遂遭黜落,返原籍,巡撫派先生查看,先生用打草驚蛇法資其出走,於感甚,終身稱先生為太尊(士紳對知府的稱謂),先生父母皆葬西安,於曾特購飛機票陪先生西飛掃墓。北方淪陷,先生以此生不能返先人骨,作詩頗酸惻,曾為我言,術士說他只能活七十歲,過期數載,雖不驗,實衰矣!一日過我,我和內眷都不在家,而小兒守舍,望先生下車,步履蹇澀,兩兒奔迓,呼太老師,掖入寓齋小憩,先生摩二兒頂,問東問西,久而後去,次日,以函達我,謬讚為有教育,有福分。不逾月,聞先生病甚,馳車往省,抵九眼橋,遇林山腴先生,相問何往?目地適同,因下車皆行,至火柴廠,入室,見先生偃臥藤椅,補被蕭然。前一二年,先生曾私語我,慈惠堂事,他想交文藻青接管,商諸政府,政府認為風浪大,怕文禁不起。所謂風浪大者,蓋如許繁雜的一個機構,幾同獨立國,覬覦者眾,因之遲延至今。當時先生家內有其兄元理及洪均亮在座,先生說,使我能再活一年,看見這八千多鰥寡孤獨有個下落,死亦瞑目!林先生乃牢騷滿腹之人,一中把先生的話打斷,說:“現在睜著眼睛的人都沒路走,你還惦念著你那些瞎子啊!你當想你過去得意的文章,與樊山唱和時的樂趣”。先生果然興奮地答:“山公(當時年輩雖稍長的人,也以山公呼林先生)二十幾歲考尊經書院詩,課題為‘杏花春雨江南’,許多秀句,至今我還背得出來。”洪均亮競爭先背出。先生又扯到慈惠堂去了,以詼諧中語喟然而嘆,說:“我死後慈惠堂要成為北元魏的下文。”(三字經云:北元魏,分東西,先生料今後慈惠堂的閃途,只有被豪紳爭奪,拖爛到分家具了事。)元理先生截斷他這種念頭,說:“我們老四就是這些脾氣。剛才山公喊你想高興的事,你偏要自尋苦惱!”坐了將近一小時,我們告辭,先生還勉強起來與林先生和我握別。走出大門,林先生說:“仲老手冰冷,陽氣不通,恐將作古人矣!”我歸家正午後三鐘。六鐘頃,便有人來告,言在東大街撞見尹三爺買壽衣棺木,我急忙奔赴,先生落氣一小時了!飾終之典,聞出自省政府,因先生是省賑務會主席。
先生行述,出自林先生手筆,遭亂遺失,至今追憶先生行事,時間很難準確,言論事實,遺漏更多,上面所寫,絕無增飾之筆。先生死時,各方哀悼文辭極多,趙堯老(熙)、林先生、商藻亭、周孝懷、江翼雲、李培甫師及謝無量皆有撰述,我舉龐石帚詩中一句“人惜亭寧宰相才”來作總結。
先生出殯前夕,我命兩個還在上國小的兒子大文、大章明日絕早起床,同我去為尹太老師執拂(挽柩以行)。黎明,偕行至宋公橋街,兒子眼睛亮,遠遠望見送殯行列,驚問我:“尹太老師又沒有做官,何以那個高個子警備司令嚴嘯虎也帶著人來吆小菜擔子,為太老師出喪清道呢?”我乘機教育兒子說:“人只要道德文章為世所敬重,就比做官還貴,立德、立功、立言,為之三不朽,尹老太師便是太上立德的頭等人物,所以社會上都尊敬他。”我們行過九眼橋,忽聽前面在吵鬧,蓋舊俗大出喪,必將孝幛、孝聯、用竹桿紮好,用人拿著,像儀仗那樣,綴隊前行,數百瞎子請求充儀仗隊,治喪人員因路不平,慮其顛頓,堅不同意。瞎子們大嚷說:“總理對我們那么好,他百年歸天,這點心都不要我們盡啊!”因而一齊大哭。群情感動,準其所請,但為安全計,一個瞎子配一人摻扶,路人不知,認為是什麼新的典禮。我們送喪,直至宋潛溪祠旁塋地,行禮乃去。後十年,聞塋地被征,遷葬牧馬山。
先生子志純,有父風,在北京工作,女三人,皆能持門戶。舊時曾為先生鑄銅像,在少城公園(今人民公園),隨時有人在像前焚香禮拜,以類迷信,遭遷撤。
附註:
(一) 破體字即俗字或簡筆字。
(二) 請安:滿族人禮節,跪一隻腳。
(三) 手本:即手版,用紅紙書姓名、籍貫、出身、履歷。
(四) 於清端公:于成龍,清初能吏。
(五) 大缺:即重要富庶,事繁難治,而縣官陋規收入較多縣缺。
(六) 樊增祥:字雲門,號樊山,當時有名詩人,與先生為同年翰林。
(七) 大肉之賜:是清朝制度,由皇帝物賞臣下吃的肉食。
(八) 索賄:清朝親貴知道某人將要升擢,便遣人向其索賄即代向皇帝吹噓,不得賄須從中梗阻說壞話,使不得升遷。
(九) 丁母憂,八局乃不聽辭職:清制,丁憂三年,不能作正印官。八局為臨時差使,非額設正印官。
(十) 不得清靜:先生兄弟數十年不分財,不異居。

敬悼尹仲錫

(成都華西日報1942年12月1日社論)
當此盜跖縱橫,貪鄙成習之今日,尹仲錫先生逝世之噩耗傳來,使吾人格外悲痛,格外憂懼,引筆悼之,略抒胸臆。
綜觀先生之生平,由翰林出仕,而知縣、知州、知府、而審計院長、內務司長、政務廳長、又省參議員,國民參政員,中央振濟委員會委員、糧食部顧問,斯可謂榮矣。然而環顧宇內,車載斗量,其生也不見使吾人敬,其亡也不見使吾人悲,先生之文章,或見諸書法,或見諸舞台、或見諸時論,斯可謂美矣。然起視書肆,充斥滿目,其存也固不足使吾人羨,其亡也亦不見使吾人惜。先生之事業,則以慈惠堂為樞紐,以育嬰、養老、義教習工無不展布,斯可謂善矣。然而彰善顯德,以欺世盜名,滔滔者天下皆是。其成也固不足使吾人欽,其敗也亦不使吾人痛。嗚呼先生,其生也使吾人景仰,其死也使吾人悲痛,尤使吾人憂懼,則別有說焉。
其一曰,先生經營之慈善事業,其資產五千餘元起,累至數十百萬、千萬、萬萬;由經營無息借貸起,擴至孤兒弱女之養教嫁娶,其開支款項動輒萬計。而先生年逾古稀,疏散寄居培根火柴廠,與孤兒弱女同起居,其寄居之室無地板,有人啟問其故,答雲經費支絀,無以營所居,噫!慈惠堂有良田八千餘畝,而先生無之;慈惠堂有街房數百間,而先生無之;慈惠堂之財產,為先生手創,而先生僅寄居無地板之房,以終餘年,此鉅萬資財,盡涓滴施之於孤貧老弱,自身競不獲一地板之酹報;孔子云:“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當盜跖縱橫,貪鄙成習之今日,如先生者戛戛乎其難矣!
其二曰,先生經理之慈善事業,大部自強梁手中爭來,且常須經劇烈之搏鬥,而成千累萬之孤兒弱女,亦在先生庇護之下,未遭鷹噬,更在先生庇導之下,賴以生存發展。先生從未一度刊登廣告,以資宣傳;亦未發布新聞,以鳴得意;更未見名人題揭,以事表揚,尤未見受者志感,以肆歌頌。噫!勇於私鬥,怯於公戰;善言自飾、錦旗自造、碑碣自立、世人已恬然不為怪矣,以視先生,能不耳燒面赤乎?此吾人所以景仰先生,此吾人所以痛悼先生者也,先生逝矣,而待先生乳哺之孤貧老弱,眼前之已有二千數百餘人,來者尚不知多少,其誰能挾已飢已溺之懷而撫之育之?慈惠堂之資產如此鉅大,有先生在,累積日增,養教日廣,先生死矣,誰能挾急公好義之心,而不享受地板之微經以之營之?此先生逝世之噩耗傳來,使吾人格外悲痛,格外憂懼者也。吾人謹盼代表市民之市參議會,主持公益之市政府,特別注意,期無負於五十萬市民悲痛景仰之尹老先生。

商洛中學

作者:張耀華 商洛日報
生命,短暫而脆弱。有的人,卻以己之大德大智和對社會人生的深徹感悟,給一方創造著精神與物質的財富,惠澤後人,生命也因此而不朽。曾任商州知州兼商州中學堂監督的尹昌齡先生,便是這樣一位知行結合之人。
尹昌齡(1868—1942),字仲錫,晚號約堪,四川郫縣人。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歷任白河、長安、渭南、鹹寧知縣,邠州、商州知州,鳳翔、西安知府等職。1910年丁憂回籍。清廷腐敗,民心思變,他同情革命,曾在住所內隱匿過被清廷通緝的革命黨人。
光緒二十七年(1901)八月,三十三歲的尹昌齡先生,從邠州知州離任赴商州任知州。下車伊始,呈現在這位一向視興學校、廣教化為最的州牧面前的,除了閉塞與落後,別無他物。最能說明此種景象的,是先生手書之《創辦商州中學堂碑記》,概略敘述,當有裨益。
碑記之首,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商州土風不振,弊在無書無師。書院徒存空名,其弊又在無款。雖欲禮羅名俊,講舍宏開,計無所出,束手而已。”此時,西學東漸,“朝命初下,改建學堂”。先生以自己的睿智和憑著對時代機遇的敏銳把握,以及對商州民風淳樸、重教興學之風厚重的洞察,帶頭捐錢,開始了他艱難而又卓有成效的辦學之旅。籌款之艱自不待言,僅引先生之嘆“辦事之難,莫難於籌款”,便可窺測當時情狀。辦學之資稍有初基後,先生欣然地說,從此之後,選拔德才兼備之人管理學堂,可以預想商州弦歌之化百年不衰。
愛教之深切,當為之計深遠。辦學之資,取之於民旨在興教,如何不被“奸人所覬”,確保百年鐸聲傳承,又成了先生思慮的焦點。先生不惜引用《莊子·外篇·月去篋》中“不乃為大盜積者也?”來表示自己的憂患,並對那些可能對其剖豆瓜分者,“以盜官銀論”進行威懾。在碑文結尾,先生警示道:“敢昧此心,神其殛(誅殺)汝!”
世界上,沒有比廣植桃林,啟人智慧、教人向善更重的事情了。學校,是這一重任的主要承載者,可謂任重而道遠。周子曰:“名勝恥也,實勝善也。”先生作為一州之行政長官,其他功業似已缺失不傳,惟辦學之績卻載入史冊,其智德久久彌散在商洛中學一代代學子心中,“翱翔乎道德之林,沉酣乎仁義之府,耳濡目染,日變月化。”曾國藩亦有言曰“地瘠多栽樹,家貧勤讀書”。對於地域經濟不發達,想要通過讀書改變命運的孩子來說,此話尤顯意義深遠。
與其說先生在書寫碑記,不如說是在為後世商州人樹立了重教興學的榜樣,為商州歷代學子開闢了一方精神樂園。歷史也在此定格:據陝西省教育志辦公室考證,商州中學堂即今日之商洛中學,是陝西省創辦最早的中學。1903年元月,陝西巡撫允升,嘉獎尹昌齡辦學成績,通令各府、州、縣“視為模範”。從而在全省興起了創辦新學的熱潮。
為使世代後學能永遠銘記這位先賢——商洛中學的創始人尹昌齡先生,營造濃郁的校本教育氛圍,商中在中心花園塑立了先生銅像,並於碑座之後全文拓刻了先生所撰之《創辦商州中學堂碑記》,讓先生的精神時刻昭示後人。

相關政績

尹昌齡字仲錫,四川華陽縣人,翰林出身,清光緒三十年(1904)曾任鳳翔知府,風骨嶄然,清正廉潔。處清末政治腐敗之秋,銳意改革。到任後,首先由教育著手,於文廟東舊考院地址創建鳳翔府中學堂,並附設師範傳習所,培養師資。將高等國小堂移於儒林巷“鳳起書院”地址,大加修葺。提倡科學,增新課程。對府中學堂的圖書、儀器、標本、教具一律購置齊全。嚴立教規,整飭校紀。延聘品優飽學之士,充任教習。同時,在陳村、柳林、彪角、橫水四大鎮籌辦公立初級國小堂。在縣署下設立勸學所(即今教育局),專司督辦(此處缺十數字)一新。辦理之善,為全省之冠。
清末,外侮迭興,不平等條約,一再簽訂,賠款割地。發不聊生,百業不振,風俗日非。尹昌齡到任後,除興辦教育外,兼重實業,提倡耕織,教發務桑養蠶,在舊試院地址設立鳳翔府蠶桑學堂,在東關成立工藝廠,聘請四川教師講課傳藝。招收學徒百餘人,校廠互用,理論實踐相結合。並研究改進了民間舊式織布機,從而時生產了寬面平布和條子布,並織絲製品綢、縐、綾、緞,一時人爭效仿,起到了改進織布的良好效果,所產布、綢質地優良,經銷全省,鳳絲、鳳繭,名馳遐邇。
尹昌齡認為要發展絲綢業務,必需喚起人民養蠶,而養蠶又必須先種植足夠的桑樹。乃(缺字)湖購回大量的桑樹、桑籽、供人栽種《又缺十數字》直至解放後,大生產開荒地時,才為農民開發),更重點的在府、縣衙署及箭道空曠之地,種植桑樹數萬株,為鳳翔實業開闢了新局面。可惜辛亥革命時蠶桑學堂及工藝廠均毀於戰火,茁壯新業竟遭夭折,實堪痛心。
尹昌齡在任官期間,以下風易俗為己任,每於公餘,常便服出遊,對於為子不孝父母,為弟不敬兄長,以強欺弱之事;打架鬥毆、賭博吸菸,巧取豪奪,奇裝異服,不務正業之輩,一經發覺,立即傳喚嚴加申斥,情節嚴重者,或加笞責。因而,凡街巷遊蕩、懶惰、倚門、閒談的男、女、老、少,一聽“尹大人”來了,即避匿潛蹤,閭閻肅然。其詰奸禁暴,勵精圖治之精神於此可見。去任後,庶民懷德,豎碑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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