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蘭(原上海市教育局局長)

孫蘭(原上海市教育局局長)

孫蘭,原名韋毓梅。女。江蘇鹽城人。1933年參加左聯。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畢業於清華大學中文系。曾在上海婦女救國會工作。後任蘇皖邊區淮安縣縣長、華中五分區專署文教處處長、中共江淮區委宣傳部宣教科科長。建國後,歷任南京市文教局副局長、安徽省教育廳廳長、上海市教育局局長。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孫蘭
  • 別名:姜平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江蘇鹽城
  • 出生日期:1913年
  • 逝世日期:1968年4月8日
  • 職業:共產黨員
  • 畢業院校:清華大學中文系
  • 主要成就:南京市文教局副局長、安徽省教育廳廳長、上海市教育局局長
  • 代表作品:《中國小工作條例》、《中國小學生守則》
  • 原名:韋毓梅
  • 性別:女
人物介紹,生平,主編刊物,教育工作,擔任縣長,為民造福,示威被捕,百姓評價,江淮工作,子女教育,文革受害,遭受嚴刑,戰友悼念,

人物介紹

孫蘭,原名韋毓梅,筆名姜平,江蘇鹽城人。民國15年(1926年),孫蘭入上海啟秀女中就讀,高中時是學生會的活動分子。九一八事變發生,她積極組織救亡活動,帶領同學去南京請願。從此,她在校內組織了一批同學閱讀進步作家的著作,帶領她們向校內一些反動分子進行鬥爭。高中畢業入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讀書,與同學一起討論如何對待壓迫的問題,她極力抨擊面對壓迫持消極厭世態度的“出世哲學”,主張反抗壓迫的“入世哲學”。民國22年五一勞動節,在南市體育場因參加社聯活動被捕,後被保釋出獄。

生平

民國23年,孫蘭赴北平轉學清華大學,參加了中共領導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擔任清華大學共青團支部書記。民國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孫蘭於清華大學畢業後回上海,以中學教員為公開職業,但用很大精力投入上海婦女界救國會組織部的工作,主要是做女學生工作。還給當時進步刊物《婦女生活》編寫“不是家書”專欄,傳播革命真理。

主編刊物

創辦用上海方言寫的針對女工進行宣傳的刊物《小姊妹》,對於提高女工的抗日愛國覺悟起了很大作用。民國26年盧溝橋事變後,參加何香凝主持的中國婦女抗敵後援會,積極從事抗敵後援工作。上海租界淪為“孤島”後,孫蘭在許廣平領導下,先後負責主編《上海婦女》與《婦女知識叢刊》兩個進步婦女刊物,用隱蔽形式出版,繼續發動婦女投入抗日活動。民國27年冬,孫蘭作為上海婦女界代表,參加了中共上海地下組織所組織的“上海民眾慰勞團”,秘密前往皖南慰勞新四軍。返滬後發表大量文章,宣傳新四軍腹背受敵仍堅持抗戰的精神,擴大了新四軍在上海人民中的影響。

教育工作

民國31年春,孫蘭進入蘇北解放區,歷任蘇北鹽阜區漣東、建陽等縣文教科科長、華東五分區專署文教處處長、蘇北婦聯籌委會主任、淮安縣縣長等職。擔任淮安縣縣長時,深入實際,除奸救貧,是蘇北解放區第一個女“縣太爺”。從1952年至1958年,孫蘭任安徽省教育廳副廳長、廳長、黨組書記。
1959年至1964年,孫蘭任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長、局長,為提高上海中國小的教育質量做了大量工作。在組織幹部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制訂了《中國小工作條例》、《中國小學生守則》等一系列檔案,使上海的中國小工作有章可循。她堅決抵制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上存在的“左”的偏見。孫蘭的領導作風給上海市教育局工作人員留下深刻印象。
文化大革命”中,孫蘭被連續批判、游斗達一百幾十次,被打得遍體鱗傷。1968年4月8日,孫蘭被迫害致死,時年55歲。1978年11月得到平反昭雪。

擔任縣長

1964年,周恩來總理到上海視察工作,一天在接見上海市部分領導幹部時握住孫蘭的手,詼諧地對一些領導幹部介紹說:“這是蘇北解放區第一位女縣長,是我家鄉的父母官。”①聽總理這么一說,她有點不好意思,在場的人都笑了起來。
這個被總理稱為“父母官”的人,就是在1945年7月至1947年1月,曾擔任過淮安正、副縣長職務的孫蘭同志。
淮安有些老百姓以為,共產黨的縣長一定是身高力大的紅臉漢,腰上挎一支駁殼槍:可見了面,縣長卻是位端莊秀氣的大姑娘。

為民造福

新縣長上任不久,淮安縣政府的天井裡擠滿了許多老百姓,他們異口同聲地要求縣長判處一個人的死刑。“老太婆們穿著滿身補丁的斜紋布的棉襖,許多殘廢人手裡拿著‘殺死漢奸’的小紙旗。一個年邁的瞎子跪在地上舉著手臂,同樣要求把那個曾給他帶來不幸的人就在今天執行槍決。”②“我們要縣長答覆!”老百姓高呼著,過了一會,不知誰說:“縣長來了!”
老百姓頓時歡躍起來。他們沒想到共產黨的縣長這么容易見。他們還猜測共產黨的縣長,一定是個身高力大的紅臉漢,腰上可能還挎支駁殼槍。可見了面,縣長卻是位端莊漂亮的大姑娘。她個子不高,穿著新四軍制服,短黑的頭髮很精緻地蓋在軍帽里。
“你就是縣長?”“對!我就是縣長。”被民眾圍著的孫蘭,站在一把椅子上,霎時間,全場鴉雀無聲。她接著又問:“你們信不信咱們的政府?”“信!信!”“那你們就應相信政府一定會公正處置他的。這是民主政府,你們可以來伸冤,這是你們的權利。現在,你們告訴我姓高的犯下什麼罪?”
天井中人聲鼎沸。瞎子老漢和老太婆們一個接一個控訴了姓高的罪惡。當姓高的罪狀被一件件的揭露出來的肘候,民眾激憤了,一致要求縣長為他們伸冤,槍斃那個姓高的壞蛋。
“請大家靜一靜!”她告訴民眾,政府要確定一個日子,讓老百姓當姓高的面控訴他的罪行。她又當眾宣布,現在就去調查,調查後一定儘快作出裁決。
“我們要求今天就槍斃他!”有人要求說。孫蘭十分理解民眾的心情,她說:“你們如果相信我,現在就回去;如不相信,三天后可到這裡來找我,我叫孫蘭!”
老百姓安靜了一會,接著齊聲說道:“相信!相信!”她十分感激老百姓對她的信任。
沒多久,縣政府果然開大會處決了一批罪大惡極的漢奸惡霸,其中就有那個姓高的,為老百姓伸了冤,報了仇。
從此,淮安人都知道女縣長能替民眾講話、作主,他們對女縣長,一方面敬重,一方面又覺得好奇,十分想知道女縣長的生平事跡。
女縣長的父親是國民黨的大律師。大律師的女兒卻也蹲過國民黨的大牢。父母說她是個不聽話的“壞孩子”。“壞孩子”卻幹著大事情。

示威被捕

女縣長孫蘭,原名韋毓梅,小名小梅子,鹽城秦南鎮劉村人,7歲隨父母離開鹽城。1928年至1932年在上海務本女子中學讀書,思想進步。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她發動學生寫文章,揭露國民黨不抵抗、使東北淪陷和殺害胡也頻等進步作家的醜行,並帶領學生到南京向蔣介石請願,又當面向宋美齡痛陳國難,呼籲抗戰。1939年春,她在復旦大學參加“左聯”,與我地下黨組織發生聯繫。同年5月1日,按照上海地下黨組織的部署,她組織學生到上海南市體育館聽取宋慶齡的演講和籌備示威遊行,不幸被警察逮捕。
她被捕後,因警察沒有搜到“罪證”,加之她那個當國民黨律師的父親暗中活動,不久便被釋放了。出獄後,不便在上海活動,她便毅然離開了官僚地主家庭,考取了清華大學。在清華讀書時,她和蔣南翔等人參加了“民族武裝自衛隊”,先任“社聯”組長,繼為團支部書記,兼任《清華周刊》編輯。1935年,她參加了黨領導的“一二·九”學生運動,和清華大學的學生一起衝破西直門,高呼“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等口號。1936年春,她加入共產黨,同年7月由黨組織派回上海,以私立愛群女子中學語文教師身份作掩護,從事婦女救國會工作。在此期間,孫蘭結識了宋慶齡、何香凝、許廣平等婦女領袖。宋慶齡十分喜愛這個活潑於練、剪一頭短髮,頗象男孩子的孫蘭,一次見到她,對她說:“小韋,你就改姓孫,叫‘孫男’吧。”此後她把“孫男”改為“孫蘭”。孫蘭這個名字一直被沿用。“七·七”事變後,她發動上海婦女參加由何香凝為主席、宋慶齡為名譽主席的“上海婦女界抗敵後援會”,協助許廣平組織“上海婦女界難民救濟會”,創辦《上海婦女》等刊物,許廣平為理事長,她為主編。在這些刊物上,她經常發表文章,號召婦女走革命道路。1938年春,孫蘭等6人代表上海各界人民赴皖慰問新四軍。她向項英贈送錦旗的照片,至今仍陳列在安徽省雲嶺新四軍總部舊址紀念館內。
1938年國民黨逮捕了許廣平以後,《上海婦女》辦不下去了,孫蘭便到了蘇北解放區。
1941年春,新四軍軍部重建於鹽城。她被分配到漣水、建湖等地工作,先任漣水縣文教科長、縣政府秘書,後又任建湖縣文教科長、鹽阜區行署文教科長、蘇北婦聯籌委會主任。1945年7月,她受黨組織委派,來到了被她稱為“是一個可愛的縣份”的淮安。女縣長剛到淮安還沒有一年。美國進步記者史沫特萊便在《密勒氏評論報》上撰文稱她是“共產黨的女才子,紅色中國的女縣長。”

百姓評價

孫蘭在淮安工作期間,與她一起共過事的同志都知道她出眾的才幹和豐富的領導經驗。她貫徹黨的政策堅決認真,辦事果斷迅速,雷厲風行。平時,她很少蹲“衙門”,經常穿著一件紅衣服,背著~個挎包到處跑,因而贏得老百姓的尊重和支持。他們說“共產黨,人才多,文武雙全,‘紅衣姑娘’,當縣太爺”③。地方上一些士紳遇到難事也都願意找女縣長解決,因為女縣長講政策,對他們不強迫,不擺架子。他們背後稱讚她“能力強,水平高,年輕有為”④,是共產黨的好乾部……
1946年三八婦女節那天,孫蘭在城裡召開了有兩千多名婦女參加的紀念會。大會上,孫蘭號召婦女:“我們婆媽要組織起來,團結得緊緊的,搞生產,學本領,跟男子漢一樣能做主,將來照樣做市長、縣長、省長,代人民辦事,要大家看得起我們婦女。”⑤在這個會上,選舉成立了縣婦女聯合會。會後,婦女聯合會又組織了許多紡紗小組,紡紗織布,發展生產。
1946年11月2日,國民黨軍隊洗劫了淮安順河區茭陵、順河等十餘個村鎮。第二天孫蘭知道這個訊息後,隨即往災區慰問民眾。她首先讓“各鄉、村、鎮政府立即恢復辦公,民兵維持秩序,並著手調查各戶損失數字,對全區被蔣軍無辜殺害的,分別給以撫恤,最多的為小麥700斤;房屋被焚者,依照損失輕重救濟小麥100至250斤;被蔣軍打傷者,除醫治外,另給糧食100斤;因蔣軍進入而未種麥者,民主政府貸以麥種……”⑥
孫蘭在淮安當縣長雖然不到兩年,但她為淮安人民做了許許多多有益的事情。每當民眾遇到什麼危難,她那嬌小的身影便出現在他們中間。她獲得了各界人士的信任和讚頌,同時,她也對淮安人民和淮安這塊土地產生了很深的感情。她在一篇文章中說:“淮安是一個可愛的縣份。人們說著頗為悅耳的淮腔,有著悠久的文化遺址,出產著大米、小麥、玉米、鮮魚、藕,住在淮安的人,都會對她眷念起來,我曾步行許多村莊……春天,我們43萬人,共同熬過了災荒,還開了兩條河,漁濱河和衡河,這兩條河好似淮安的兩條動脈,它將減少水災對淮安人民的威脅……至於我,在這一年中,和淮安人民熟悉了,今天,他們受著災難,我是絕對要和他們在一起共甘苦的。”⑦
孫蘭是這樣寫的,也是這樣做的。她眷念著淮安,把自己也獻給了淮安。
解放後做了大官。但在她家從看不出誰是主人。誰是保姆。她和保姆同桌吃飯,一起買布裁衣。冬天,自己總是穿著那件打著補丁的咖啡布大衣。

江淮工作

1947年1月,孫蘭調離淮安後,任華中五分區專署一處處長,江淮區宣傳部宣教科長等職。中國解放後,又擔任過安徽省教育廳廳長,上海市教育局局長等職。她的地位變了,但她對人民民眾的感情沒變,對自己以及子女的要求更高了。

子女教育

孫蘭有三個孩子。她的兒子小平上國小那年,按地段劃分該進一所全日制重點國小,保姆已幫著報了名,但她知道後,硬是把兒子轉到一所半日制國小。小平讀到國小三年級的時候,上海外國語學校照正常手續招收他去就讀,被孫蘭阻止了,理由是:幹部子女不允許有半點特殊。她的女兒小蘭讀中學時,寫了一篇題為《我的媽媽》的作文,記述了媽媽在德、智、體各方面怎樣關心、教育孩子和怎樣以身作則的事情,上海《少年文藝》準備刊用,孫蘭為了支持刊物的工作,同意發表,但不能用孫小蘭的名字發表,以免別人知道這位“媽媽”是誰。
有一年,由於刮“共產風”,保姆的家鄉安徽發生饑荒。孫蘭知道後,就主動把保姆的五歲兒子接到家中撫養,象對待親兒子一樣。就這樣,保姆母子二人,一直和孫蘭生活在一起。孫蘭對保姆十分尊重和愛護,以至當時有人認為她們是親姐妹。但她們也紅過兩次臉。一次,保姆見家裡毛巾破了,就去外面買了兩條。孫蘭從內部檔案上知道毛巾要提價,於是硬逼著保姆把毛巾退了,氣得保姆和她鬧了幾天的彆扭。還有一次,孫蘭知道大米將要提價,就叫保姆最近不買米。家裡米吃完了,保姆自己作主買了十斤回來。孫蘭知道後,便和保姆爭了起來。保姆說:“米吃完了,總不能餓肚子!”孫蘭說:“米吃完了,就吃麵粉;麵粉買不到就餓肚子,反正別買米!”幾天后,米調價了,孫蘭把原因跟保姆講了,並向保姆檢討自已的“軍閥作風”,直到保姆破涕為笑。
孫蘭對保姆這樣真摯熱忱,也得到了保姆對她的深深的愛。“文化大革命”中,孫蘭被送到醫院搶救,喉嚨里有一口痰硬是吸不出來,老保姆便口對口地把那口痰吸了出來,使孫蘭死而復生。
這一舉動,體現了一種多么高尚和難能可貴的幹群關係啊。
她說“陳伯達確曾自首過”。批評葉群打扮得“蘭麝香薰,妖里妖氣,不於工作”。她一貫講實話。於是便招來了一場橫禍。

文革受害

孫蘭在上海擔任教育局長時,林彪的老婆葉群曾掛名當了副局長。她看不慣葉群的所作所為,便批評她“不乾工作”,加之孫蘭又公開說過“陳伯達確曾自過首”,“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她便首先受迫害。

遭受嚴刑

“文化大革命”中,孫蘭受到的肉體摧殘和精神折磨是難以言表的。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她竟被連續拉去批鬥了一百幾十次。那些日子,她隨時都可以被人關押,乃至嚴刑拷打。有次她被打得遍體鱗傷,頭腫得象小斗一樣,連熟人都認不出她來。儘管這樣,孫蘭還保持了一個共產黨人光明磊落的氣質。上海在“一月奪權”後,搞了一個“電視批陳(丕顯)曹(荻秋)”,孫蘭也被拉去陪斗。在批判一位領導同志的“罪狀”時,她毅然地站出來說:“這件事是我乾的,責任應由我負責。”她這樣挺身而出沒有考慮會遭致什麼結果。事後,她的女兒問她為什麼要這樣說,她回答:“誰做的事情誰承擔,做人應該這樣。”據孫蘭的子女回憶,那一年,他們從一個流著淚的好心人那裡得知:1967年12月26日晚上,造反派在舉行了慶祝儀式之後,把孫蘭關進了小房間。房間四周站著打手,你一拳,我一腳,整整打了一夜。第二天,孫蘭發現自己傷重,主動要求將她隔離,因為她怕自己的累累傷痕給子女看到,會去找造反派報復,發生武鬥。
1968年4月8日,這位深受淮安人民愛戴的女縣長被迫害致死。死後,在她的遺體上新傷蓋著舊傷,有皮帶抽的,有棍子打的,甚至還有大號六角螺帽的印子,那是夾在彈弓里彈的。就這樣,造反派還是不肯罷休,還揀了一雙鞋放在她的遺體上,以示“永世不得翻身”。

戰友悼念

孫蘭就這樣地辭世了。她的老同學、老戰友韋君宜在一篇悼文中意味深長地說:“孫蘭會那樣死,成為罪犯死在革命成功之後;在四十五年或四十前,我是絕對沒法夢想到的。……你把我引上了這條路,而你自己卻慘不忍睹地死在這條路上了……但是你也象那些在前線犧牲的八路軍同學一樣,流了血。他們的血換來了1949年的新中國,而你的血換來了什麼?只換來我們這些老年人將涸的眼淚么?我很希望再能換來些什麼,換不到別的,換來人們的心裡動一動想一想就好了,我不知道好些青年人很硬的心能不能動,能不能想。”⑧是啊,但願我們每個知道和不知道的人,現在都能好好地想一想。
注釋:
①見1985年上海《婦運史資料》第一輯第3頁
②見1946年2月21日《新華日報》第四版
③④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抗戰論文選第5頁
⑤見1946年3月18日《鹽阜大眾》二版
⑥見1946年11月13日《鹽阜日報》一版
⑦見1946年11月1日《鹽阜日報》一版
⑧見1980年12月7日《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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