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文化：指男女雙方選擇配偶到嫁娶成婚等一系列過程中所採取的方式方法，其中包括了很多制度、地方習俗、倫理準則及審美取向。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婚姻文化
- 外文名：Marriage culture
- 適用：夫妻
- 包括：地方習俗、倫理準則及審美取向
鬧洞房,內外規範,比喻說法,
鬧洞房
據考證，鬧洞房作為我國傳統婚俗的一部分，由來已久。因多發生在洞房里，故稱為“鬧房”、“鬧洞房”、“鬧新房”,由於這一習俗以新娘為主要逗趣對象，故又稱“鬧新娘”、“耍新娘”，舊時還稱為“戲婦”。中原地區鬧洞房，通常進行的活動有咬蘋果、咬喜糖、走獨木橋、夫唱婦隨等。不同的地區，活動的內容不完全相同，但給新人撒喜床的節目是必不可少的。
該習俗最早始於漢代先秦時期，關於鬧房習俗的來歷，我國民間有兩種說法。一說源於驅邪避災。相傳，很早以前紫微星一日下凡，在路上遇到一個披麻戴孝的女子，尾隨在一夥迎親隊伍之後，他看出這是魔鬼在伺機作惡，於是就跟蹤到新郎家，只見那女人已先到了，並躲進洞房。當新郎、新娘拜完天地要進入洞房時，紫微星守著門不讓進，說裡面藏著魔鬼。眾人請他指點除魔辦法，他建議道： “魔鬼最怕人多，人多勢眾，魔鬼就不敢行兇作惡了。”於是，新郎請客人們在洞房裡嬉戲說笑，用笑聲驅走邪鬼；果然，到了五更時分，魔鬼終於逃走了。可見，鬧房一開始即被蒙上了驅邪避災的色彩。
鬧洞房驅邪的風俗南北各地均有。新人入洞房前，長江中下游地區，新郎前一晚就須睡在洞房，事先請兩名女童手執紅燭將新房內照一遍；天津人則請吹打班子在新房內吹打，以求吉利。新人入房後，驅房內邪氣依然十分重要。諸如在東漲，新郎進屋後要象徵性地向新房四角各射一箭，或手執單刀朝每個角落虛砍一刀，並歌曰：“一砍妖，二砍怪，三砍魔鬼壞腦袋，四砍喪神快離開，笑看麒麟送子來。”更普遍的習俗是在新房內置長明燈。所謂“洞房花燭夜”說的就是這個意思。有學者研究說，“聽房”習俗，實質上也是防鬼怪進入洞房的一種保護措施。
關於鬧房來歷的另一種觀點認為，鬧房首先在北方出現，而且開始時主要是新郎，這大概與北方民族的生活習性有關。他們以狩獵和遊牧為生活手段，使得男子十分驃悍和勇健，在新婚時忍受棒打可以證明一個男人是合格的大丈夫。
內外規範
三從四德與七出之條
內外有別位置和分工
“內外有別”是傳統社會對兩性最重要的規範。
表現在：
（1）位置和分工是以“家（戶）門”為界的“男外女內”——男人在外面從政、打仗、服役、種地、打獵、經商等，女人在家內“主中饋（主持飯食酒漿等家務）”、務蠶織，生兒育女、孝敬公婆等。在上層階級，“外”事是指主持、參與政事軍事（也叫“公事”、“大事”），這是男性貴族官僚的特權，婦女不許涉獵，違反了就是“牝雞司晨，惟家之索”（母雞打鳴，是家國的不祥之兆）。在下層，農耕社會小農的典型勞動分工就是男耕女織（如牛郎織女的傳說）。這種對男女位置和分工的劃分，就形成了在居處、活動、交往、行為等日常生活中的內外障隔——“男主外，女主內”，“男女授受不親”，“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等“男女大防”的禮教。
（2）家庭組織的內外區分正好與位置、分工的分別相反男內女外，男主女從等（見“婚姻家庭的內與外”條）。
婚姻、家庭的“內”與“外”
家庭是兩性關係的最重要的組織形式，婚姻是組成家庭的手段和過程。
婚姻家庭組建的原則是男為內、女為外——以“利內”為目的，就是要利於男方家庭的傳宗接代、和睦興旺。女方的親屬叫“外戚”，又說生個閨女是“外人”，就由此而來。
婚姻家庭制度習俗是男主、女從——實行男婚女嫁、從夫居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其做法是男子成年後娶妻生子（特別是必由己出的兒子）以繼世傳宗；已婚婦女必須住在夫家，家庭親屬的身份是按照丈夫的名分、輩分決定的。夫婦人數不均衡，規定上層男子除了一名正（嫡）妻（俗稱“大老婆”）還可以娶若干個妾，如周代禮制規定天子一次娶12女，諸侯9，大夫以下遞減。秦朝開始規定了后妃的等級人數，後代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的定製，但歷代帝王往往突破，佳麗三千，宮嬪多以萬計。官僚也有納妾的特權。平民限制納妾，明代規定40歲無子才可娶妾。
內外有別的源流和影響
有明文規定的“內外有別”始於西周。周滅商，建立了第一個血緣貴族統治的包括嫡長子繼承制、分封制等的制度文明，史稱“周公制禮”。權位和分配和繼承需要確定貴族男子本位的婚姻、家庭制度作為組織上的保證，劃分男女分工位置以排除婦女在政治和軍事活動的參與（而在商朝還有商王的妻婦如婦好等率兵作戰、主持祭祀和農政大事的記錄），叫婦女退回家庭。男女內外有別的制度習俗形成了。
內外有別的意義不在於“分”與“別”，而在於男性外部空間和職分是無限的、開放的、重要的和有發展潛力的，而婦女的內部空間是有限的、封閉的、循環的和被貶低的。婚姻家庭也是內（男）本外（女）末、男主女從。“內外有別”成了了維護父家長制、決定對婦女的“三從四德”等一系列的規條的依據，是幾千年男尊女卑的基礎並得以延續的根源。
定義、源流
“三從四德”是為適應父權制家庭穩定、維護父權—夫權家庭（族）利益需要，根據“內外有別”、“男尊女卑”的原則，由儒家禮教對婦女在一生在道德、行為、修養的進行的規範要求。
“三從”一詞最早見於周、漢儒家經典《儀禮?喪服-子夏傳》，在討論出嫁婦女為夫、為父服喪年限（為夫三年，為父一年）時，說“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引申為作為女兒、妻婦和母親的婦女應對男性服從。但婦女屈從由來已久，“女”字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是屈身下跪的形象（出示字型）； <周易> 中有主張婦女順從專一、恆久事夫的卦辭，後來要求婦女殉夫守節，限制寡婦改嫁等。
“四德”一詞見於《周禮?天官?內宰》，內宰是教導後宮婦女的官職，負責逐級教導後宮婦女“陰禮”、“婦職，其中較高職位的“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本來是宮廷婦女教育門類，後來與“三從”連稱，成為對婦女道德、行為、能力和修養的標準即“三從四德”。
“三從”
“未嫁從父”
“三從”道德從喪服制演化為人際間的主宰服從關係，與漢代倡導的“三綱”相對應——家庭中的“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推廣到性別關係上就是“從父”、“從夫”。
“從”有多重含義——聽從、隨從、服從、跟從等意思。被要求遵從三從道德的婦女不能自專、自主，必須遵父命、夫旨、子意行事，做到為女孝，為妻賢，為母良。
“未嫁從父”就是要求沒有出嫁的“在室女”聽從父家長的話，“不違父命”就是“事親孝”（“親”按照孔子的解釋是指父母雙親，但又說“資於事父而孝母”）；女兒孝順，除了日常生活照顧周到，還要在父親遇危難時挺身而出，像西漢文帝時淳于緹縈說服文帝廢除肉刑，使父親免於罪；東漢曹娥為救落水的父親被淹死（史載有“曹娥碑”，表彰曹娥孝行）。在終身婚姻大事要聽從“父母之命”也是“從”和孝的表現。
“既嫁從夫”
“既嫁從夫”就是要求出嫁為人妻的婦女隨從、服從、跟從丈夫。“從夫”從女子出嫁就開始了，迎娶的儀式是“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從此始”；母親叮囑女兒“無違夫子”。到夫家，按照丈夫的輩分、名分得到親屬稱謂（如子媳、娣姒、嬸、嫂等）。妻子視丈夫為“天”，“天命不可逃，夫命不可違”，必須順從、敬重丈夫，夫唱婦隨。像漢代孟光對丈夫梁鴻“舉案（WAN，音碗）齊眉”，被贊為“相敬如賓”。妻婦還需代丈夫行孝侍奉公婆日常生活，還要為丈夫生兒育女；“相夫教子”從宋代以來成為對婦女最重要的職責。“從夫”還有對丈夫忠誠不貳，保持貞操，丈夫死後不事二夫，甚至殉夫，春秋時期息國國君夫人息夫人，在丈夫被楚國俘獲，楚王逼她為夫人，她以死相拒，成為史書表彰貞節的模範。歷代官方表彰貞節烈成為制度，導致一些婦女自殘生命，甚至在丈夫將要病死和戰死前，妻妾們提前殉節，表示對丈夫的忠誠。
“夫死從子”
在“三從”中，唯有“夫死從子”令人費解，因為儒家倫理中有“尊母孝母”的傳統，母親對兒子擁有相當的權力。但禮教又規定：“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禮記?郊特牲》）這裡的“從”就是“從其教令”，也就是凡事由父、夫、子做主的意思。對於死去丈夫的寡婦來說，“從子”就是“從夫”的延伸，她不但要守節不嫁，還要含辛茹苦地撫養兒子長大，對作為一家之長的兒子遵從，重大事情由兒子做主。春秋時魯國一位寡婦，有九個兒子，歲末祭祀完畢，她想回娘家探望，根據“夫死從子”的禮規，需經兒子們的同意；召集兒子來得到許諾後，她又囑咐九個兒媳看好門戶，說自己晚上一定回來；結果她回家天還沒有黑，就在門外等到天黑下來，被魯國大夫看見，表揚她守禮。孔子的嬸母敬姜也是模範寡婦，事事依禮行事，丈夫、兒子前後死了，她上午哭丈夫，傍晚哭兒子，被孔子讚揚為“知禮”。
“四德” </p> “四德”最初是對宮廷婦女的四種必備的修養——德行（德）、言辭（言）、容貌（容）、技藝（功）的培訓和修養，包括了傳統“婦學”四項教育內容，所以儒家稱作“四教”，又叫“四行”。本起源於宮廷婦女教育，屬於“陰禮”（婦女遵守的禮儀）、“陰職”（婦女擔負的職責），不久擴展到上層家庭對承擔婦女角色的修養。女孩十歲，就在家裡接受女師教育——教給“婉娩聽從”（德、言、容，柔順聽話），執麻橐（紡搓麻線，古代衣服多以麻、葛、絲為原料），治絲繭、織布製衣，學習準備祭祀和助祭的一系列工作（功，紡織、縫紉、備飯食酒漿等）。出嫁之前三個月，宗族請女師對女子培訓，“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培訓完成之後，還要舉行祭祀儀式，以成“婦順”。可見，“四德”是為“三從”道德服務的。“四德”後來泛化為對所有婦女的要求。按照鄭玄的解釋是：“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娩，婦功謂絲橐。”後代一直不斷在做出新的解釋。
“婦德”
“婦德”是女教婦學中最重要的一項，鄭玄所說的“貞順”是婦德的核心。“貞”是堅守節操，守身如玉，對丈夫忠誠不貳；“順”就是《禮記》中說的“婉娩聽從”，對公婆、丈夫甚至對家族所有人謙恭有禮。漢代女教家班昭在《女戒》具體指出：“婦德不必才明絕異”（意思是不必具備特異才能，這是明代“女子無才便是德”流行語的最初依據），做到“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就是具備了婦德。班昭更注重婦女品行的修養，到了清末，以蘭鼎元<女學>為代表的女教書中，“婦德”標準更加具體繁細，對婦女在不同情境、不同角色中都有詳細的規範：身為妻婦，事夫、事舅姑（公婆）要恭順柔和，身為正妻，還要“去妒”，幫丈夫納妾；身為母親，要會“教子”，為繼母要“慈愛前子”；與家庭成員相處，要“和叔妹（小叔、小姑）”、“睦娣姒（妯娌）”。家境貧寒要能“安貧”，富貴還需“恭儉”。還要“敬身”、“重義”、“守節”、“復仇”……具備一系列美德。
婦言
禮教對婦女的言辭方面的規定，最初是出於害怕“利口覆家邦”（能言善辯的女人會顛覆國家），《詩經?大雅》中罵周幽王后褒姒“婦有長舌，唯厲之階”（長舌婦是亡國禍首）。然而言語（說話）也是一種必備的修養和技巧。鄭玄對“婦言”的解釋是“辭令”，也就是善於應對，說話得體的意思。班昭認為“婦言”不必伶牙俐齒、能言善辯，只要說話時考慮言辭是否恰當，不惡言傷人，不搶話、不多言，不使人討厭就行了。大家族最恨婦女之間言辭挑撥離間家庭成員不和，多嘴多舌、說話喋喋不休的婦女要受到懲罰，構成“七出”之一條。藍鼎元《女學》對“婦言”做了具體的正面引導，說“婦言不貴多，而貴當（恰當）”，各種場合需要用不同的恰如其分的言辭，如勉勵丈夫、教訓孩子、委婉勸諫、明志守禮、表現賢智、免於災禍……都需要運用恰當的言辭來達到預期目的。所以，“婦言”又需要智慧和知識修養。
婦容
儒家對婦女的容貌修飾有特殊的標準，孔子主張重德輕色，要丈夫對妻子“賢賢易色”，就是看中妻婦的品德代替重視美色；而對婦女容儀的要求是重質樸去修飾，而“冶容”近乎“誨淫”（刻意修飾打扮等於引誘男人性情之欲）。鄭玄對婦容的解釋是“婉娩”，就是溫順柔和的神態表情。班昭認為婦容不是指顏色美麗，而是日常生活中做到“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為婦容”——也就是做到勤於灑掃，服飾整潔、按時沐浴、講究衛生就符合婦容標準了。藍鼎元對婦容的要求側重不同場合的實用性，“婦容，貴端莊敬一，婉娩因時”，又細分為“事親”、“敬夫”之容要柔順恭敬，有妊（懷孕）之容要端莊，居喪之容要悲哀有節，避亂之容要鎮定自若，不失容度，必要時需義無返顧死烈殉節等等具體規
婦功
婦學四德中的“婦功”就是指婦女從事的勞動與工作。性別分工是男主外事，女主內事，所以“婦功”幾千年的標準沒有大變化——維持生活衣食之需的採桑養蠶、紡績織作，務中饋、備酒漿；還要奉養公婆、丈夫，生養孩子，招待賓客；另有重要的工作準備祭祀的用品和協助祭祀等。班昭認為，“婦功，不必工巧過人”，“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但是從家庭需要出發，巧媳婦歷來受到讚譽，“懶”和“笨”的婦女是受譴責和嘲弄的對象。藍鼎元還分出先後順序和目的，說“婦功，先蠶織，次中饋；為奉養，為祭祀——各執其勞而終之以學問……”事實上，婦女承擔的婦功不但是家庭得以延續的重要保證，也是歷代國家賦稅收入的重要來源，古有“一夫不耕天下為之飢，一婦不織天下為之寒”的成語，班固在《漢書?食貨志》指出婦女晝作夜集，每月相當於45個勞動日，比男人要辛苦。
“三從四德”小結
對“三從四德”，首先應該看到，這些對婦女的要求規範是特定時代、出於某種需要產生的，並且隨著社會的變化也有一些變化。在周代父權制婚姻家庭建立、男女內外尊卑界限明確規定之後，才有了要求婦女從父、從夫、從子，即家庭的女性角色服從男性的“三從”道德規範。而“四德”是女性實踐“三從”道德目標必須具備的禮儀、風度修養和操作技術，也就是要婦女既順從又能幹。“三從”道德的教戒勸譽、“四德”修養的提倡培訓，和“七出”條規的威嚇懲罰互動作用，逐漸規訓出儒家文化影響下的傳統婦女之“美德”。隨著時代的推移，父權對婦女的控制逐漸讓位於夫權，夫家利益高於父家的利益，對婦女更強調服從、緘默和犧牲，條規也更加具體繁細，婦女為之付出的代價也更多。但也應該看到，“三從四德”在儒家整體文化框架下，本身充斥著矛盾，如強調“從父”時，也需要聽從母親；強調從夫，妻子也“與夫齊等”。特別是“孝文化”的提倡，兒子對母親特別對寡母的尊孝，也是獨具中國特色的。至於“四德”，重視婦女品德儀表言辭修養，今天如能代之以以時代新內容（如“德”重在文明禮貌修養，“言”、“功”重在才能和創造性的培養，“容”適當注重修飾而不刻意化裝美容等），也頗有借鑑之處。
七出之條 定義、源流
“七出”
一詞起於漢代，至今可見的最早文獻是漢代的《大戴禮記?本命》，稱為“七去”、“七棄”。謂“婦有‘七去’：不順父母（此指公婆），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並解釋不順父母因其逆德，無子為其絕後，淫為其亂族，妒為其亂家，有惡疾為其不可與共粢盛（備祭祀供品），口多言為其離親，竊盜為其反義。然而，出妻現象早已有之，先秦婦女出嫁和被休同時稱“歸”，被休也叫“大歸”，被出的婦女叫“棄婦”。漢代提出“七出”與“五不娶”（亂倫之家、逆德之家、上代有受刑的、患惡疾的人家的女兒和沒有母親的長女）有關。這樣就把住婚姻的兩道關口。唐代將“七出”規條入律，當出不出和隨便棄妻都將受律法干預；並將七出順序改變為“無子、淫佚、不事舅姑（公婆）、口舌、盜竊、妒忌、惡疾”。清律改為：“無子、不事舅姑、淫僻、嫉妒、惡疾、多言舌、盜竊”；而對犯淫僻的婦女沒有“三不去”的權變。“七出”次序的變化反映不同時代對婦女要求的標準不同。
不順父母
父權制家庭的建立首要的是維護父家長的尊嚴和利益，娶媳婦事奉孝順公婆是婚姻的主要目的之一。孟子說過“娶妻為養”，就是事奉丈夫的父母。順、孝、事的理想標準如《禮記?內則》所要求的，“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叫頭遍，媳婦起床梳洗到公婆處請安，奉水盥漱，侍侯用飯，沒有公婆的命令不敢退私室休息。媳婦必須唯公婆之命是從，“三從”中的“從夫”，實際“夫”需以父母之命是聽；“四德”中的每條都與事奉孝順公婆的修養有關。不順公婆的媳婦，起到擾亂家庭尊卑秩序、破壞和諧的作用，是違背孝德婦道，也是妻婦最嚴重的錯誤。因此，在尊崇孝德的漢代創造“七出“之條時把“不順父母”放在首條。許多因不孝順休妻的例子看來很不近情理，如東漢姜詩的妻子在婆婆面前叱罵以條狗，就被丈夫認為不孝順休棄，姜詩還被譽為孝子。是否順公婆，更多是主觀感受，一些公婆藉口不孝強迫兒子休妻，造成像<孔雀東南飛>中劉蘭芝與焦仲卿雙雙殉情的悲劇。
無子
“七出”之條中，該條對被休婦女而言，最是無辜。父權制家庭中婚姻的目的是“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孟子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娶妻就是為了生育後代；而按照父系傳承的世系原則，只有兒子才算延續香火的後代。因此，婦女不得不擔起“無子”的“罪名”。依制只能娶一個妻子，所以需休棄無子之妻，再娶新妻以生子。曹植《棄婦詩》寫道：“無子當歸寧（被休）……有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天月相終始，流星沒無精。”是說無子的婦女就像流星一樣在夫家短暫；只有生了兒子的妻子才能像日月經天在夫家站住腳。可見漢代因無子休妻的普遍存在。後代越來越重視“無子”在“七出”中的位置，開放如唐朝，唐律中把“無子”置於首位，這一直延續到明清。不過，後來流行無子的正妻為丈夫納妾，妾生子可視為己生，免於被出；若無子且妒，只有被休。歷代因無子被棄的婦女上至宮廷貴婦（如春秋時衛國夫人莊姜，出身高貴，品貌超群，《詩經.衛風.碩人》就是讚揚她而作，但她由於沒有生育而被疏遠冷落，《詩經?邶風?日月》舊說如是）下至民間（如曹植《棄婦詩》所詠）不可勝數。
“淫”
這裡是指婦女有放縱淫亂的行為，“僻”是行為邪僻不正，淫僻被認為是婦女道德品行最大惡德。（儒家在性行為、性道德上也是奉行男女雙重道德標準的）該條要求妻子對丈夫保守貞操，不得與家族內外男子有染，以保持家族穩定和血統純正（《大戴禮記?本命》“為其亂族也”）。對已婚婦女來說，被認為是自身可掌控的最大的過錯，“萬惡淫為首”。宋代以後重視“處女貞”（守貞操的未婚女子，民間俗稱“黃花閨女”），有新婚夜“驗紅”的習俗（用白絹檢驗初婚夜夫妻性生活是否有血，有血即是貞潔處女，無血，就斷定犯淫即刻休棄）。唐律令把“淫佚”提到第二條；清律列在第三條，但又規定犯“七出”之條中，惟獨對犯“淫佚”條不執行“三不去”（詳見第23檔案）的權變規定而格休勿論。家族在對犯淫婦女處罰上起重要作用，如清代江西臨川孔氏支族家規規定“婦與人私，斷令改嫁；其夫不嫁，革餅逐出，生子不得名登團拜；凡族中婚姻喜慶之類，俱不得與；不得派行稱呼”。婦女犯淫除休棄外，更有施行“沉塘”（沉”（將犯淫婦女綁在竹木板上塘底淹死，湖南等地習俗）等嚴厲懲罰。宮廷懲罰淫亂的婦女有“幽閉”（是處罰淫行的酷刑即《尚書?呂刑》“宮辟疑赦”之宮刑，男子割勢，女子毀壞生殖器，僅次於死刑）。至於小說、戲劇中如<水滸>對犯淫的妻婦嫂非休即殺在後代影響深遠。
惡疾
“惡疾”，《大戴禮記?本命》認為是“不可與共粢盛（備祭祀供品）”，東漢何休認為“惡疾棄，不可事宗廟也。”何休把喑、聾、盲、癘、禿、跛、佝都歸入惡疾，未免太泛，除了“癘”傳染性強難以治癒，其他6種殘疾並不妨礙祭祀。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癘，惡疾也。”“癘”通“癩”，就是麻瘋病，傳染性強，患者遍身爛灼，毛髮凋零，指節自解，為不治之症。婦女患此惡疾除不許參與祭祀外，也影響生活、生育，不能承擔倫理責任，自然被父權制家庭休棄。後來，把患有精神方面疾病的也視為惡疾，如清代直隸安平縣歸可子妻岳氏，因患有羊角瘋，被丈夫以“七出”中的“惡疾”條休棄；岳氏回娘家養病，漸漸康復，而歸可子已再婚娶妻；岳氏看復婚無望，又不願改嫁，就投井自殺了。（事見李塨《恕谷後集》卷7，《可母岳墓碣銘》）
嫉妒
“妒忌”（“嫉妒”）出妻，是要懲罰那些對丈夫多納妾不滿、敢於表現在語言和行動上的正妻。認為嫉妒有背“婦德”中的柔順之德、賢惠之道，其目的是維護父權制家庭丈夫多娶、家族多子的利益需要。 <說文解字> 對“妒”解釋為“婦妒夫”，相應還有“媢”字是“夫妒婦”，說明當時婦女有外遇或通淫的情況，引起丈夫嫉妒情況比較多；後來人們更習見妻子對丈夫納妾的嫉妒了。先秦時代，上層婦女即使嫉妒也不一定被出， <左傳> 記載晉國叔向的母親羊叔姬（嫡妻）嫉妒叔虎的母親（妾）長得漂亮，不讓丈夫多接近她，怕妾生下兒子威脅叔向的地位，她不但未被休，《左傳》還稱讚她聰明。到了東漢的馮衍妻任氏因阻止丈夫納妾被丈夫休遣，馮衍寫信給妻弟說自己按照先聖之禮納妾遭到妻子嫉妒，是自己和家庭的不幸，不去此婦，家不寧、不清，福不生，事不成。從魏晉南北朝一直到唐朝，上層婦女中嫉妒制夫的現象還非常普遍，直到理學占統治地位的明清時代，婦女嫉妒減少甚至主動為丈夫納妾的多了起來。
多口舌
“四德”對“婦言”的要求，作為妻婦應沉靜寡言，“言不貴多而貴當”。父權制家庭忌諱妻婦多言，主要因為怕外來的妻婦會離間家庭內部人際關係，特別是兄弟間的關係，導致家庭不和甚至瓦解。如漢初陳平年輕時與兄嫂同住，其兄每日耕田，而鼓勵陳平到外面遊學，嫂子嫌陳平不生產白吃飯，說：“有叔如此，不如無有！”被丈夫休棄，趕回娘家。東漢李充的妻子也因妻子多言而出之。在妯娌間搬弄是非、製造家族不和也是多口舌的表現。後代連篇累牘的女教書中，普遍認為婦女多言是違背婦道，不賢、瘋癲，難為夫家所容。清代唐彪《婦女必讀書》中說：“婦人賢不賢，全在聲音高低、語言多寡中分：聲低言寡者賢，聲高言多者不賢也。”《清平山堂話本?“快嘴”李翠蓮記》就是寫一個聰明敏銳，性情直率，不受禮法約束，說話無忌，出口成章的李翠蓮，到婆家不為所容，而遭休棄，也不為自家哥嫂接納，終於出家為尼。
盜竊
把妻婦“竊盜”（不是指在外盜竊他人財物，而是家內）作為“七出”之一條，一方面反映婦女沒有獨立財產權，更反映出父權制家庭（族）為維護父權—夫權家族的財產利益而對婦女進行控制。《禮記?內則》規定：“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即使娘家人的饋贈也要交給婆婆，更不能把丈夫家的財物“私假（借）”、“私與（給）”，不然就構成“竊盜”，這被認為“吃裡扒外”。所以，把妻婦竊盜的罪名定為“反義”，即違反常情常理。在父權制婚姻家庭制度中，男家為內，女家為外。《韓非子?說林》中講衛國女子因出嫁前聽她母教導——婚姻不可靠，被丈夫遺棄很普遍，應該自己積攢財物，到婆家後照乃母話行事被發現，“其姑以其多私而出之”。後代大家族家法規定妻婦不得把大家族的公共財物據為小家所有，鄭氏家規要求家庭勞作如紡線必須集體進行，不許分散在各自小家，每天收工前檢查有無缺少，嚴格防止竊盜私藏歸小家庭。
“七出”小結
“七出”是對婦女而設的懲罰規條。明初劉基就說過“七出”不是“聖人意”，乃“後世薄夫之所云”。他認為犯淫、妒、不孝、多言、盜竊這五條，出妻尚有道理，而“惡疾”與“無子”，是人不願有之大不幸，而竟被出，有悖天理人情。（ <郁離子> ）從今天的眼光看，“七出”的用意：（1）在於鞏固父權—夫權家庭（族）秩序——如以“不孝”出妻為了維護家長尊嚴和轉移養老責任給婦女，以“淫僻”、“嫉妒”、“多言”出妻為了保持尊卑有序、血緣純正和人際和睦；（2）為維護父權—夫權家庭（族）的利益，包括世系延續及其象徵意義、社會聲譽和物質利益，以“無子”、“惡疾”、“盜竊”等不近情理的條規出妻。責怪、壓制、懲罰婦女使其屈從犧牲，是“七出”之條對婦女構成壓迫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與“七出”相補充的還有“三不去”規定：“有所取（娶）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大戴禮記?本命》）這是對“七出”的一種變通，對那些娘家無人、與夫守孝三年和與夫共歷貧賤患難的妻子當出而給予“豁免”，但對於犯淫的婦女是不適用的。
古代 離婚：“七出”由禮入法
父權制婚姻家庭制度是周代建立起來的。在西周甚至春秋戰國時期，父權制家庭不是特別穩固的，如<周易>中有妻子離家出走，秦始皇巡遊時發現男子招贅、寄宿女家和死了丈夫的妻子拋棄孩子改嫁的現象，於是刻石頒令天下維護家庭穩定。先秦還沒有“七出”具體規條，婦女雖有犯七出規條者，不一定被休，然丈夫遺棄妻子也可以不受限制。漢代儒者在闡發古禮時根據當時的需要規定了“七出”、“五不娶”、“三不去”的條文，只是在家庭（族）禮教範圍內實行，到了唐代，“七出”、“三不去”進入法律範疇，《唐令》：“諸棄妻需有‘七出’之狀：一無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盜竊，六嫉妒，七惡疾。皆夫手書棄之……雖犯七出有三不去。三不去者，謂一經持舅姑之喪，二娶時賤後貴，三有所受無所歸。”此外，唐律在解除婚姻方面還增加了“義絕”條款（見第24檔案）。法律又規定，妻子沒有七出和義絕的情況而出妻的，要受到懲罰。宋元明清以來的離婚律令，基本沿襲唐律。
“義絕”與“和離
“義絕”與“和離”，同為解除婚姻關係的法律方式。“義絕”一詞最早見於漢代《白虎通?嫁娶》。禮規定丈夫可以休妻，妻不能離夫，但是丈夫“悖逆人倫，殺妻父母，廢絕綱紀，亂之大者也；義絕，乃得去也。”妻子可以與殺死岳父母的丈夫脫離關係，因為他破壞了“夫妻義合”的原則，妻子離開他是正當的。“義絕”作為強制離婚的法律規定始於唐代，且不再限於夫殺妻之父母，而是包括夫或妻對對方的父母、祖父母、兄弟、外祖父母等的侵犯（毆打、詈罵和傷害）。唐宋通行的七種“義絕”條件有2條針對丈夫，1條夫妻共用，4條針對妻子，其中有“妻子欲害夫”即“義絕”的條款。法律還規定，若犯義絕不離的，“合得一年徒罪”。元明清義絕據時變更內容。
“和離”始見於唐代《唐律?戶婚》，在“諸犯義絕者離之”條後規定：“若夫妻不相安諧而和離者不坐（問罪）。”和離需由丈夫簽“放妻書”。後代循唐例，也稱“和離”為“兩願離婚”，並為近代法律沿用。
比喻說法
寫一段肺腑之言，解一個千年誤會；留一首真誠小詩，修一顆破碎心靈；記一段久遠回憶，尋一個舊日美夢；留一句樸實問候，寄一片深沉思念。道一番人生感悟……
男才女貌的婚姻是品牌鞋，看上去高貴、漂亮，感覺上舒服、大方，但它的價格昂貴，經不得泥濘，需要精心保養、時時珍惜。
青梅竹馬的婚姻是布鞋，看上去樸素無華，穿起來經濟，放起來了無牽掛，感覺上輕便快捷，可一旦登堂入室，總讓人感覺不大入流。
患難與共的婚姻是旅遊鞋，它看上去奇特，穿上去靈巧。其最大的特點是歷經風雨泥濘也不會脫幫掉底，且只要穿上就總是和腳抱得緊緊的。因此，越是在坎坎坷坷的人生路上，越是顯出其耐用合腳的特徵。
浪漫型的婚姻是舞鞋，它輕便、靈活、雅致，但一離開平坦光滑的特定環境，就顯得極難適應，也極不實用。
事業型的婚姻是跑鞋，它能和腳相互幫襯、共創輝煌，但一脫離事業的跑道，鞋和腳就很難相互適應。
老夫少妻的婚姻是松糕鞋，穿著它雖不能長途跋涉，但卻顯得頗特別。
老妻少夫的婚姻是大傻鞋，看上去滑稽、穿起來方便、脫下去容易。不過，穿上它只能在臥室里自我感覺，如果跑到街上顯擺就難免會成為話柄。
開放型的婚姻是涼鞋，它有著極強的季節性，它能讓人在情感升溫的夏季，毫不猶豫地穿上它；又能讓人在情感的季節變涼之後，很隨意地就脫掉它。
紅杏出牆的婚姻是拖鞋，它很好穿，又很方便，有很大的適應性，但致命的弱點是出不了大門、上不了正路、走不了多遠。
被金錢收買的婚姻是小尺碼的緊口繡花鞋，看上去挺美，但只有腳知道：感覺並不好受。
被強力逼迫的婚姻是大鐵鞋，沉重得讓人寸步難行，可要想脫掉它卻要傷筋動骨、皮開肉綻、鮮血直流……
選擇滿意的婚姻如同選雙滿意的鞋子，重要的是鞋的尺碼和腳的尺碼相同，最好是什麼樣的腳穿什麼樣的鞋子。
舒適的鞋子養腳。但千萬要記住：舒適的鞋子，不一定是最漂亮的鞋子。任何時候，我們都只能讓鞋子來適應腳，而不能讓腳去適應鞋子。鞋子舒服不舒服只有腳知道。上路最怕穿錯鞋，婚姻最怕受折磨。如果鞋子特別擠腳，要趁著還沒鞋腳兩傷就趕快換上一雙。
選一雙合腳的鞋，才能走更遠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