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周夢萍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江西省臨川縣
- 出生日期：1910
- 逝世日期：2011
人物經歷,棄文習武,太子秘書,官運亨通,再次復出,牛鬼蛇神,再生之路,人物評價,
人物經歷
1978年全國政協委員張學銘先生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薦言：“在蔣介石執政期間，中共的統戰代表是杜聿明等老一輩國民黨軍政人員；而台灣在蔣經國先生執政時期，大陸的統戰工作應由周則鳴這一代人肩起。”由於國共兩黨之間千絲萬縷的歷史淵源，周則鳴這位曾出任蔣經國第一任秘書、官階為國民黨少將、現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參事、民革中央委員的歷史風雲人物，再度被推上中國的政治舞台。筆者與周則鳴先生為臨川同鄉，為撰寫《北京臨川會館》，我曾多次拜訪這位歷史傳奇人物，為不使其傳奇人生淹沒於史，特將其事跡撰寫成文彰於社會。
棄文習武
宣統二年（1910年）農曆十二月，周則鳴出生於江西省臨川縣南門外梅花林村一個經營地主家庭，梅花林村雖然不大，但名氣不小，村中自古流傳著一首民謠：“張坊堆、九缺十三車，有人遇得著，就在甘草樹下。”為了尋找這個藏寶之地，自古以來不知使多少探寶者為其命喪黃泉；然而，貪婪的尋寶者仍前赴後繼追尋著寶藏之地，梅花林村也因此而名揚撫州。周家原籍是浙江省永康縣，周則鳴的祖輩遷徙到梅花林村這塊風水寶地之後，學風盛行、科舉連堂，還出了一位欽點翰林；因而，周家祠堂旗桿上懸有兩個風斗以示榮譽。周則鳴的父親周翰之，是撫州商幫中的佼佼者，其在上海法租界帶勾橋壽康里獨資創辦了一家“贛豐商行”，主要經營臨川的土特產品，並在店中設有鋪位接待家鄉來滬的遊客，因而生意興隆、富甲鄉里。
民國7年（1918年），周則鳴被父親送到撫州清風門傅璧秋與章褒成合辦的私塾中接受啟蒙教育。俗語曰：“獨子(一個睪丸)、方肛、對眼、雞胸者大福大貴。”周則鳴生不具此四福，只有靠勤奮讀書來彌補遺憾。周則鳴非常崇尚臨川先賢，其每至假期就隨同學湯繼祖一起去臨川沙井巷玉名堂憑弔明代著名戲劇家湯顯祖，周則鳴立誓長大後要向先賢那樣為家鄉贏得榮譽。
民國13年（1924年），周則鳴隨母親至上海與父親團聚，其考進上海勵志公學；周則鳴歷經一年的刻苦學習，如願考入上海民立中學高中部。上海是資產階級的溫床，亦是進步黨團的誕生地，周則鳴的堂叔周文淵在上海讀書期間，其受共產主義思潮的影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雖然，周文淵是長輩，但年紀只大周則鳴三歲；所以，他們叔侄兩人往來密切，在周文淵的影響下周則鳴讀了不少紅色進步書籍，其雖未在形式上加入共產黨，但已被中共地下黨視為革命青年。
民國15年（1926年）7月1日，國共兩黨聯合發表《北伐宣言》，10萬北伐軍以排山倒海之勢橫掃江南軍閥割據勢力，中國共產黨為了配合北伐軍攻占上海，先後在上海發動了三次工人階級武裝起義。民國16年（1927年）3月23日，上海工人階級在中共的領導下奪取了上海政權，並迎接北伐軍白崇禧部入城。三天后，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來至上海，因其為中國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表，為了維護資產階級利益，蔣介石與上海駐軍秘密籌劃清黨。4月12日，白崇禧部強行收繳上海工人武裝，大肆捕殺共產黨員及工人領袖，奪取了上海工人階級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勝利果實。在上海風暴之中，周則鳴在思想上傾向革命，其利用自己的宿舍來掩護叔叔周文淵及其他共產黨員；因而，中共地下組織將周則鳴的宿舍作為聯絡點，開展黨的秘密活動。
民國17年（1928年），周則鳴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經過革命洗禮，他日漸成熟。
民國18年（1929年），中共“立三路線”決定利用國民黨內部矛盾激化之機於上海發動武裝起義，周則鳴的叔叔周文淵接受組織派遣在上海秘密發動工人、學生、進步青年參加起義。民國19年（1930年），四川敘永縣人傅鐘（1955年授予上將軍銜）由蘇聯列寧格勒軍政大學畢業，其隨周恩來歸國任職於中央軍委，傅鐘接受中央軍委派遣在上海秘密組織工人糾察隊，因而與周文淵成為戰友。一天，一位受訓的糾察隊員正在學習使用武器時不慎槍走火誤傷了傅鐘，周文淵立即將傅鐘送往醫院進行搶救；為了防止不測，周文淵則用周則鳴的地址和名字在醫院裡給傅鐘登了記。傅鐘被國民黨特務發現而遭逮捕，特務按醫院的登記地址來抓周文淵等中共地下黨員；然而，周文淵等已提前得到訊息迅速轉移，特務撲了個空，只好將剛剛放學歸來的周則鳴抓起來向上方請功。
周則鳴因在上海公共租界內被捕，所以被關押在上海公共租界華德路117號（現為上海市虹口區長陽路147號）的外國監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警務處監獄”，俗稱“外國監獄”，簡稱“西牢”。因周則鳴與傅鐘同案，所以倆人同牢關押，逐漸成了朋友。民國20年（1931年），傅鐘被中共組織營救出獄後被安排到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任秘書長、紅十二師政委等職。周則鳴因沒有組織，所以只能在獄中等待，特務因找不到其參加秘密活動的證據，獄方只得以普通黨員罪判處周則鳴兩年徒刑；後經父親周翰之四處求人多方營救，周則鳴被減刑釋放。傅鐘與周則鳴出獄後分道揚鑣，雖然他們倆人走了兩條不同的道路；但50餘年後，這兩位同案犯再度重逢時，談起往事無不感慨萬千。周則鳴出獄後，上海交大校長鄭洪年認為周則鳴給學校榮譽抹了黑，因而宣布將其開除。雖然，周則鳴受了不白之冤，但他並不後悔，亦未因被學校開除而氣餒，為了繼續求知，其又考取了上海內燃機專科學校高級機械班，周則鳴在此系統的學習了“機械製圖”，為其日後生存打下了牢固的基礎，而後他依靠這門學問和技術多次化險為夷。
民國23年（1934年），周則鳴應聘到上海建業內燃機學校機械班當教師，經一年的教育實踐，其在知識界嶄露頭角，被上海張富天內燃機講習所所長張富天所器重，聘其到所里當助教。周則鳴在事業上的發達得到父親的讚賞，為了給兒子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周翰之經常帶周則鳴出入滬上江西籍同鄉聚會，使其有機會結識了江西宜黃人、海軍司令歐陽琳將軍。歐陽琳與周家為撫州府小同鄉，兩家世誼交厚；因而，周翰之想通過歐陽琳在軍界的威望扶持一下周則鳴。自古撫州人就重視鄉誼，歐陽琳亦十分尊重這一歷史傳統，所以他也有意栽培後學周則鳴。民國24年（1935年），歐陽琳送母親靈柩回籍安葬，其將周則鳴帶回江西推薦給江西省主席熊式輝，並委託其給與關照；熊式輝則將周則鳴安插在自兼江西省保全司令部司令的保全處任上尉科員，從此周則鳴棄文學武開始了人生新的歷程。
太子秘書
江西省保全司令部下設保全處、政治訓練處、新兵督練處，因是熊式輝的看門機構，所以保全處司令部各處中的要職多為其親信所居，就是普通的職員背後亦需有強大的靠山，否則絕難有晉升的機會。但周則鳴不信這個邪，他一無後台，二無靠山，他要靠自己的真才實學來決定個人前途。周則鳴工作勤奮認真，不占山頭、不拉幫派，不久得到保全處廖士翹處長的賞識，次年被調到處長室任上尉參謀。
民國26年（1937年）初，蔣介石的長子蔣經國偕同蘇聯妻子芬娜（中國名字蔣方良）由蘇聯歸國；同年七·七事變引發全國抗戰，江西省主席熊式輝為了鞏固其江西地位，其盛情邀請蔣經國到江西參加抗戰工作，蔣介石同意了熊式輝所請，令蔣經國到江西接受鍛鍊。熊式輝主席親自陪同蔣經國參觀江西省民政廳、財政廳、教育廳及省保全司令部，而後準其任選一職。蔣經國畢業於蘇聯托瑪卡紅軍軍政學校，所以對軍隊很感興趣；因江西省保全司令部具有軍隊建制，故而蔣經國選擇了去省保全司令部工作。熊式輝順其心意，正式任命蔣經國為江西省保全司令部保全處少將副處長。雖然，全國統一戰線已經形成，國共兩黨再次握手合作；然而，蔣經國是蘇聯共產黨員，其外放江西工作，蔣介石很不放心，特委派總統府侍從官曹崧中校、徐文貴少校、毛寧邵司機充作其私人保鏢，但卻忽視了為蔣經國安排一位中文秘書。蔣經國在蘇聯接受了13年的蘇式教育，因而中文基礎較差，其只能說漢話，卻不善寫中文；因此，蔣經國上任三天，只會在處理公文上籤寫一個“蔣”字，而不加注任何批語，使下級不知如何處理。廖士翹處長得知情況後，立即將自己的愛將周則鳴上尉派來給蔣經國當參謀，並晉升其為少校軍銜。雖然，周則鳴名為少校參謀，而實為蔣經國的秘書，他專司負責處理蔣副處長的公文，並代為蔣經國寫書信。周則鳴書法非常好，因而蔣經國虛心向他學習書法，在其認真細緻的教授下，蔣經國的書法日漸成熟，亦可稱為一代“書法”家，這與周則鳴的教授是分不開的。
江西省保全司令部保全處大多是養尊處優的公子哥，背後都有些背景，所以目空一切、紀律鬆散，每天晚來早走，根本不具備軍人作風和戰時觀念。蔣經國上任一個星期後就發現了這個問題，於是，其令周則鳴草擬一個副處長通知貼在大門口上。通知曰：“副處長面諭，明晨五時在省教育廳禮堂訓話。”保全處的公子哥們不敢怠慢，次日準時到禮堂聽太子訓話，蔣經國無愧為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的高材生，其口才雄辯、頗善演講，他不用講稿誇誇其談了幾個小時，聽者無不為其言辭激盪而為之振奮。此後，每天清晨蔣經國親自帶領全處人員早操，經其一番整頓調理，保全處的公子哥們一改平日懶散的生活作風，精神面貌煥然一新。蔣經國在江西省保全司令部保全處的改革成效，很快風傳至熊式輝主席的耳中；熊式輝為了更好的發揮蔣經國的政治才幹，又請蔣經國兼任江西地方政治講習院（又名“青年服務團”，校長熊式輝兼任）校務主任及軍事總教官、訓導處副主任，並將全省僅有的兩部美國“別克”牌轎車分給蔣經國一輛乘坐（另一輛為熊式輝主席自己的坐騎）。
蔣經國到講習院兼職後，亦讓周則鳴在青年服務團任上尉書記，並擔任蔣經國在江西地方政治講習院的少校秘書；由此，周則鳴成為蔣經國的第一任秘書。周則鳴善於交友，其在講習院工作期間結識了講習院訓導處主任許德珩與第一營第一連指導員、婦女班主任雷潔瓊等，由於這一歷史關係，在周則鳴最危難的時候曾給予其巨大幫助。
民國27年（1938年），由於日軍的軍事封鎖，江西後勤運輸沒有保障，江西地方政治講習院供給日漸緊張，師生們的生活非常艱苦。蔣經國主任為解決學校的經濟困難，其穿著布衣草鞋，親自帶領師生們下地耕種，一位鄉民見蔣經國親自躬耕勞作讚揚道：“你們現在也變得聰明起來了。”蔣經國聞知此言，立即組織師生在田間召開討論會，並嚴肅的說：“過去老百姓見兵畏之如虎，但今天卻能正確的看待我們，說明通過我們的努力會重新在民眾中樹立起我們的形象。”蔣經國非常關心民間疾苦，其每至閒暇之時總愛親自駕車外出私訪。蔣經國讓司機毛寧邵坐在副駕駛位上，讓秘書周則鳴坐在后座上，每當路遇肩負重物的鄉民，蔣經國都會主動停車捎他們同行，鄉民們見周則鳴身穿戎裝端坐在后座上，往往將他當為長官而感激不盡。一天，一位農民無意碰響了防空警鈴，其被值勤警察抓住痛打不休；正逢蔣經國私訪至此，其立即上前勸阻，但值勤警察不知這位身穿便衣的人是蔣太子，所以非但不聽其勸誡，反而辱罵蔣經國多管閒事，後經周則鳴亮明了蔣經國的身份，這位橫行霸道的值勤警察才釋放了碰鐘的農民，而後逃之夭夭。此事驚動了南昌市警察局長，其立即命令將蔣經國的小照印發給全體警員，令大家小心從事，千萬不要再招惹這位形同於普通百姓的當朝太子。
歐陽琳有位外甥叫鄧警銘，民國20年（1931年）任淞滬警備司令部偵緝隊隊長；同年，鄧警銘先後偵捕了第一屆民革中央主席鄧演達和第六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向忠發而名聞當朝，故而其居功自傲、目中無人。鄧警銘利用手中的職權強占了大批江西民田而大發不義之財，蔣經國得到舉報後，經核查屬實，立即勒令鄧警銘限期退田。鄧警銘深知蔣經國執法不阿的威名，因而如數將所占農田歸還給農民，從此蔣經國廉潔奉公、愛民如子的聲名在江西傳開，有冤無處訴的老百姓紛紛跑到江西省保全司令部保全處告狀。蔣經國非常重視民間疾苦，其親自接待上訪民眾，並及時簽署意見，責令主管部門解決；即使他外出視察也會指示周則鳴代其接待上訪民眾，及時將民眾的呼聲匯報給他；因而，周則鳴被老百姓譽為“太子的靈魂”。蔣經國在江西的政績蜚聲全國，西北行政長官胡宗南聞知，立即寫信邀請蔣經國去西北任要職；李宗仁組織的廣西學生軍亦電請蔣經國出任軍長，熊式輝主席唯恐蔣經國移駕他處，立即下諭成立“江西省保全司令部新兵督練處”，任命蔣經國為督練處處長，授予其一定的軍事實權，周則鳴隨蔣經國至督練處上任，被晉升為中校副官主任。
江西省保全司令部新兵督練處設於周則鳴的故鄉臨川溫泉附近，下設四個新兵團，新兵團招募了7000餘人，大多是江西子弟兵；因而，在蔣經國身邊聚居了一大批的江西才子，逐漸形成江西幫。蔣經國為嚴肅軍紀，其制定了“八條約法”，並對兩名賣身兵痞及輪姦婦女的五名傷兵公審後當場槍斃；由此，新兵團無不敬畏這位年青的首長，使部隊紀律得到改觀。新兵團訓練結束後，奉命開赴抗日前線，他們一致通電請蔣經國出任軍長。蔣介石聞知，其為了給國人樹立秉公辦事的形象，則以違反陸軍“不滿30歲不能當軍職幹部”的條例為由而拒絕兒子蔣經國出任軍長。蔣經國很想走出父親蔣介石為其劃定的活動範圍到外省去看看，但當他離贛的思想剛一露頭，就收到了繼母宋美齡的來信。宋美齡勸止道：“你父親和任何人不一樣，他的話你要聽。”蔣經國無奈，其只好尊重父親為其安排的前程留在江西。蔣經國十分欣賞周則鳴的才幹，並有意栽培他，使其日後堪當重用。同年，蔣經國親自保送周則鳴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二分校軍官訓練班總隊第三期進修，畢業時核列編序為黃埔軍校軍官訓練班七期畢業學員生。
民國27年（1938年）8月，日寇第11軍於江西九江市湖口登入；次年攻占江西省會南昌，江西省政府被迫退至江西吉安，再遷至江西泰和。江西省政府遷到泰和後，贛南成為泰和省會的京畿之地，為了確保省會的安全，必須先安撫贛州各派系的內訌。贛州專員劉己達是陳立夫CC系的大將，其與當地廣東幫勢力明爭暗鬥攪的贛南不得安寧；而贛州客家人和當地土著居民更是形同水火，因而要想治理好贛州，非蔣經國不可。因此，熊式輝主席敦請蔣經國出面收拾殘局，任命其為贛縣縣長。由於，蔣經國的特殊身份，各派勢力均不敢硬碰，所以治安局勢日漸好轉，團結抗戰的局面逐漸形成。
民國28年（1939年），蔣經國升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區督察專員兼贛州保全司令、贛州防空司令部司令、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支團籌備委員會主任。同年，周則鳴由軍官班結業歸來，其到第四行政區公署向老首長報到，蔣經國見到身著戎裝、英姿勃勃的周則鳴非常高興，當即任命周則鳴為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支團部青年招待處總務幹事及江西省贛州防空司令部軍防科中校科長，使其成為蔣經國在贛南改革中的重要助手。蔣經國銳意改革，其制定了“建設新贛南”的三年計畫，為了培養骨幹，蔣經國先後開辦了江西三青團幹部訓練班、新贛南經濟建設幹部訓練班和保全幹部訓練班，這批學員中有王升、許素玉、蔣廉儒、黎世芬、李荷等人，後均成為太子幫的骨幹成員，分別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及候補中央委員。同年11月2日，日機轟炸浙江溪口鎮蔣介石老宅豐鎬房，蔣經國生母毛福梅女士（蔣介石原配夫人）被日機掃射而死，當這個不幸的訊息傳至贛州，蔣經國痛不欲生，立即帶領周則鳴等趕往家鄉溪口安葬母親，其揮筆寫下“以血洗血”四個大字銘刻於碑立於母親遇難處，立誓要與倭寇一拼到底，以洗家仇、國讎之恥。
官運亨通
民國29年（1940年），蔣經國晉升周則鳴為江西省贛南防空巡迴訓練班上校總教官及江西省贛縣機場警備指揮部上校參謀主任。由於，周則鳴得到蔣經國的器重，所以官運亨通，如同座上了直升飛機。周則鳴怕同事們對其提升太快會有所議論，於是對蔣經國專員道：“我提升的是否太快了？”蔣經國會意的笑答道：“我提升的也不慢啊。”為了報答蔣經國的知遇之恩，周則鳴每天工作達12個小時以上，其對工作盡職盡責，使蔣經國非常滿意。
蔣經國在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時，其與鄧希賢（鄧小平）、張聞天、左權、周小舟、徐君虎等人為同班同學，尤其與擔任學校國民黨特別黨部宣傳部長的徐君虎過從甚密，所以蔣經國的夫人蔣方良的中文名字就出自這位高人指點。民國16年（1927年）春，徐君虎回國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第13軍政治部少將代理主任；上海四·一二政變，徐君虎被蔣介石部隊當作共產黨嫌疑逮捕，後被保釋出獄。蔣經國到贛南工作，其力邀徐君虎到贛南出任自己的機要秘書，徐君虎因得到蔣經國的器重，而其資格又在蔣經國之上，所以其辦事較為專斷，甚至插手贛南的人事安排，每次他都先斬後奏，擬好計畫後再交蔣經國專員審批，為此蔣經國心中甚為不快。一次，徐君虎將其擬好的計畫報給蔣經國審批，蔣經國看都不看順手將其計畫擲於一旁道：“研究一下再決定。”徐君虎脾氣非常倔強，因他過去所呈的計畫，蔣經國專員一向是簽字照辦，此次其遭到冷遇感到非常難堪；於是，徐君虎一氣之下將總統府密碼本交還給蔣經國，頭也不回就離開了贛南。1949年10月，時任湖南新寧縣縣長的徐君虎，通電宣布新寧和平解放；解放後，徐君虎先後當選為湖南省政協副主席、民革湖南省省委主任委員。徐君虎離開贛南，蔣經國如失膀臂，恰巧蔣介石的次子蔣緯國由美國陸軍航空兵戰術學校受訓歸來，被父親蔣介石安排到贛南來鍛鍊，於是蔣經國就讓蔣緯國來彌補機要秘書這一空缺。蔣緯國畢業於德國慕尼黑軍事學校，其總是軍服筆挺、馬靴鋥亮，典型的軍人作風，與其兄長蔣經國的樸素作風截然不同。當時，贛南穿馬靴的軍人只有蔣緯國、周則鳴及防空司令部參謀長孫國光三人，因此三人氣味相投、關係密切。
蔣經國在贛南工作時，沒有將夫人蔣方良帶在身邊，其在寂寞之中結識了贛南行署閱報室圖書管理員章亞諾，兩個人經常在贛州城外約會偷情，周則鳴則負責為他們倆人的苟且之情提供便利條件及警戒任務。章亞諾是南昌高等法院法官唐英剛的妻子，已經生育了唐遠波、唐遠輝兩個兒子；但因章亞若生活比較開放，唐英剛無法接受現實而自殺身亡。民國29年（1940年）底，章亞若懷上了蔣經國的孩子，其在家人的陪護下到廣西桂林待產。民國30年（1941年）5月，章亞若在桂林醫院生下了一對雙胞胎兒子章孝嚴、章孝慈；章亞若以孩子為條件向蔣經國索要名份，但蔣介石恐因此而影響到兒子蔣經國的聲譽和前途，所以堅決反對；並派特務到桂林將章亞若毒死以滅活口。蔣經國得知訊息後，亦無可奈何。然而，章亞若生了蔣經國孩子的訊息卻在贛南迅速傳開，因而蔣經國遭到社會的非議。
民國30年（1941年），蔣經國成立江西省贛縣青年夏令營，他自任夏令營主任，任命其弟蔣緯國為大隊長，任命周則鳴為中隊長。由於贛南注重對青年人的培養，使贛南建設運動朝氣蓬勃，並為抗日前線輸送了大量的新鮮血液。時前線告急，蔣緯國奉命調往前線參加抗日，出任胡宗南部陸軍第一師步兵第三團少尉排長。當年，蔣緯國離開德國時，德國一位藝術家為其雕塑了一尊紫銅頭像，其愛如珍寶，每日隨帶於身謹防丟失。蔣緯國臨行前，其慮及戰場上瞬息萬變，唯恐這件珍貴的紫銅頭像失落於戰亂之中；於是，蔣緯國將這件藝術品託付給好友周則鳴代其珍藏。為此，周則鳴專程趕回臨川老家，將這尊紫銅頭像交給父親周翰之妥為保管。抗戰勝利後，周則鳴父子將蔣緯國的紫銅頭像送至南京完璧歸趙，蔣緯國手捧著自己的紫銅頭像激動得熱淚盈眶，其向周翰之先生深鞠一躬以示謝意。
民國32年（1943年），蔣經國因政績卓著升任江西省政府委員，當時江西通往後方的道路均被敵寇封鎖，只有靠飛機來完成運輸任務，為此保護機場是當時全省最艱巨的任務；於是，蔣經國任命周則鳴為江西大庾新城機場建築管理處副主任，以確保江西省政府的唯一生命補給線。民國33年（1944年），蔣經國又將保護贛南機場的重任交給自己的親信周則鳴，升任周則鳴為江西省贛南警備司令部參謀處主任。贛南警備司令部的重任主要是保護機場的安全，警備司令劉多荃原是東北軍105師師長，其為張學良的嫡系親信。“西安事變”後，內戰一觸即發，張學良為避免內戰爆發，其私自釋放了被扣押的蔣介石。當時，中共中央、東北軍、西北軍都被張學良蒙在鼓裡，只有劉多荃得到通知，並由其安排飛機送蔣介石和張學良回南京。蔣介石收編了東北軍後，對劉多荃多有感激之情，所以委其重任。但是，蔣經國為了控制贛南生命線，其親自出任江西省贛南警備副司令，而讓其親信周則鳴任參謀處主任，將實權控制在蔣、周二人之手，使劉多荃成為一個有職無權的光桿司令。
民國33年（1944年）1月，蔣介石為了掩蓋兒子蔣經國的性醜聞，幫助兒子擺脫困擾，於是宣召蔣經國赴重慶出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當周則鳴隨著蔣經國登上飛往重慶的飛機時，劉多荃司令乘車追到飛機場，其苦著臉懇求道：“你們怎么都走了，只留下我一個光桿司令怎么行啊？”蔣經國見劉多荃一副可憐相，一時起了惻隱之心，回首對已經登上飛機的周則鳴命令道：“讓周參謀長留下陪你好了。”周則鳴奉命下機，因其下機倉促，所以連行李都未來的及卸下，蔣經國的專機即起飛而去。因行李丟失，周則鳴與蔣經國的許多珍貴歷史照片遺失殆盡。
蔣經國走後，劉多荃、周則鳴奉命炸毀贛南機場，切斷了江西的空中退路和補給線。而後，劉多荃、周則鳴這對患難兄弟，一路相攜輾轉來到江西上饒向戰區長官顧祝同匯報，並移交工作。顧祝同聽了他們二人的工作匯報後，對劉多荃、周則鳴安慰一番；隨即，任命劉多荃出任第25集團軍副司令；任命周則鳴為第25集團軍上校參謀。劉多荃、周則鳴兩人一同去第25集團軍司令部向司令官李覺報導，李覺是湖南省主席何健的女婿，其深知周則鳴是蔣太子身邊的紅人，因而對他倍加關照。數月後，劉多荃奉命調任熱河省主席，周則鳴將劉多荃送到福建長汀所保留下來的唯一機場登機，難兄難弟自此一別。解放後，劉多荃逃往台灣，不想蔣介石不念舊恩，槍殺了他的兒子。此時，劉多荃才知蔣介石根本不信任他；於是，劉多荃又逃往香港，輾轉返回大陸，並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
當劉多荃乘機離去後，周則鳴方感到孤獨無助。因周則鳴的行李被蔣經國的專機帶走，使其身無分文，於是一路輾轉來到江西寧都第八行政區。已經落魄的周則鳴在陶陶招待所租了一間房住下，其靠自己的製圖技術為幾家單位繪製圖紙而維持生活，在漫漫長夜中盼待著民族解放的曙光。
再次復出
民國34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軍民歷經八年浴血奮戰終於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周則鳴興奮的跑到大街上和當地軍民又唱又跳歡慶民族的解放。
抗戰勝利了，周則鳴乘車回到闊別多年的江西省會南昌尋找工作；然而，江西省政府主席已易主於曹浩森，舊時的朋友多去了陪都重慶，因無熟人舉薦工作，周則鳴被迫浪跡街頭。周則鳴在南昌流浪之時，看著卷土歸來的接收大員們爭奪地盤、搜刮民財、敲詐勒索，將蔣經國所建立的廉政作風一掃而光，周則鳴痛心疾首，其獨自一人來到南昌豫章公園。重遊故地，周則民竟回憶起一個人來，記得民國24年（1935年）他初到南昌省保全司令部保全處工作時，中共閩浙贛省委書記方誌敏被俘於江西玉山隴首村，特務們押著身披著一件破舊軍大衣、手銬腳鐐的方誌敏在豫章公園遊街示眾。周則鳴也去看遊街，只見方誌敏沒有絲毫畏懼，威風凜然的站在豫章公園的台階上接受示眾；周則鳴暗自欽佩這位中共領袖頗有宋丞相文天祥的正義風範。方誌敏的妻子繆敏，號稱“雙槍女將”，其與方誌敏同年被捕，初關押在南昌女子監獄，後轉押到貴溪監獄。全國抗戰爆發後，國共統一戰線形成，中共代表項英要求江西省地方當局釋放繆敏，周則鳴奉命率領四位槍兵親赴貴溪監獄放出繆敏，並保護至南昌花園飯店交給中共代表項英。解放後，繆敏出任江西省衛生廳副廳長。為此，周則鳴覺得自己做了一件有益的事，也是對其所敬重的英雄方誌敏的安慰。周則鳴對南昌這批新權貴的所作所為深惡痛絕，他想若有像中共方誌敏這樣的精英來治理江西，那么國家和民族就一定會強大起來，其對此深信不疑。周則鳴為了生活，其以歐陽琳的世誼關係找到軍委會駐贛撫恤處處長鄧警銘，在鄧警銘的舉薦下，周則鳴出任軍委會駐贛撫恤處副官室上校主任，使其暫時解決了工作問題。
民國35年（1946年）9月，三青團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廬山召開，周則鳴以江西三青團代表出席了大會；會議期間，周則鳴見到了時任青年軍政治部主任、三青團中央常務幹事兼二處處長的蔣經國。倆人別後相逢，蔣經國欣喜若狂，當即邀請故舊周則鳴隨其赴南京首都任職。會後，蔣經國出任中央幹部訓練委員會副主任、國防部預備幹部局中將局長，並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周則鳴隨蔣經國至南京，被任命為中央訓練團第6軍官總隊上校教官。周則鳴再度追隨蔣太子就得此殊榮；因而，其決心大幹一場，以不負太子所託。
民國36年（1947年），周則鳴奉命赴北平出任整編陸軍青年軍208師司令部上校戰術教官。青年軍是蔣經國的太子軍，兵源多為學生出身，文化素質較高，舊官佐調青年軍任職多被降職使用，因此戰鬥力較其他部隊更為強大。青年軍原是為遠征緬甸日軍、打通國際後援線而組建的，但還未開赴戰場，日寇就已經宣布投降。因此，蔣家父子就將青年軍北調分駐在北方幾個大城市中，成為與中國人民解放軍抗衡的前沿主力部隊。青年軍208師因受到蔣氏父子的重視，被派駐在舊都北平頤和園，可見其師責任重大。周則鳴因是蔣太子的嫡系親信，所以被派到青年軍208師任職。周則鳴來到北平後，其閒暇之時經常出入北京宣武門外126號的江西會館戲樓聽堂會，江西會館戲樓是由二層戲樓、看樓組合而成的大四合院，平常為江西在京同鄉、官商聚會的場所，周則鳴在此結識了不少江西籍新朋友。當鄉友們得知周則鳴為了事業，35歲仍孤身一人，於是為其介紹了一位北平的高中畢業生孫萍小姐，孫萍小姐聰穎美麗，周則鳴才華橫溢，倆人郎才女貌十分融洽。周則鳴與孫萍小姐喜結良緣；次年，他們的愛情結晶、兒子周光大問世，一家三口盡享天倫之樂。
民國37年（1948年），周則鳴奉調中央訓練團新聞幹部訓練班北平分班軍訓大隊任副大隊長，其在此結識了軍訓大隊教官馬璧，遂成好友。此時，周則鳴在贛南的患難之交劉多荃也來到北平，居住在趙家樓2號一座西式庭院中，其家的宴會廳全部是用彩色玻璃裝飾起來的非常豪華，是東北軍戰友的聚會場所。周則鳴時常來劉府拜望老朋友，並在劉府家宴上經劉多荃介紹認識了張學良的胞弟張學銘，兩人一見如故，則成為莫逆之交。雖然，周則鳴與張學銘、馬璧是萍水相逢，無意間為其日後的再生之路起了很大的幫助。因此，周則鳴認識到一個真理：“年輕人要廣交朋友，而且要以誠相待。”正當周則鳴在北平盡享天倫之樂之時，蔣軍在魯西南戰敗的噩耗傳來，蔣經國為挽回危局，提出建立實驗綏靖區的議案，並成立國防部戡建部隊，專門為綏靖區縣培訓急需的幹部隊伍。蔣經國提請由蔣介石侍從室主任胡軌出任國防部戡建總隊長，下轄六個大隊，隊長均由蔣經國的骨幹擔任，周則鳴奉命南歸出任戡建班總務組少將組長。國民黨軍階分為上將、中將、少將，相當封建王朝的侯爵、伯爵、子爵，周則鳴晉升為少將實屬進入了貴族行列，但這位新貴族攜妻帶子來到南京上任，卻連個立足之地都沒有，無奈，周則鳴只好向副總隊長張一清借了半層樓房暫且安身。張一清是江西豐城人，曾任江西省立第三師範學校任校長，是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李井泉、紅軍書法家舒同、教育家吳自強等均出自其門下，在江西享有很高的聲望。蔣經國成立青年軍時，敦請張一清出任青年軍政治部主任，將其視為股肱、智囊；周則鳴在張一清的幫助下，總算有了立身之地。
民國37年（1948年），民國政府為了穩定國民黨統治區內的經濟秩序，頒布了《財政緊急處分令》，蔣經國親自掛帥出任上海經濟督導員，並提出：“只打老虎，不拍蒼蠅”的口號，其將剛成立的堪建總隊拉上陣，力圖穩定上海經濟市場，時稱“打老虎”運動。戡建總隊不負所望，還真查出一樁特大要案，被告是孔祥熙的三公子、揚子公司經理孔令倪。蔣經國為了表示自己不徇私情，其發誓絕不會因孔令倪是自己的表兄弟而徇情枉法。但孔令倪也不肯示弱，其搬出三姨宋美齡為其保駕護航，最終迫使蔣經國讓步，因而使蔣太子威信受損、引咎辭職，翁文灝內閣亦被迫宣布下野。由此，世人才真正看清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相互包庇，法律在強權下受到無情的踐踏。同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全國各個戰場進行大反攻，國民黨軍隊連失東北、平津要地；中原決戰國民黨軍隊又是一敗塗地，使局勢失控而越發不可收拾。此時，解放軍已陳兵百萬於長江北岸，箭在弦上引弓待發。
民國38年（1949年）初，蔣經國希圖發揮其黨羽作用而成立了“國防部青年救國團”，周則鳴出任國防部青年救國團總務處副處長。蔣介石深知青年救國團不過是個擺設，根本無力挽救黨國危亡，蔣介石為了保護其所剩的半壁江山以待捲土重來，其被迫宣布退位，讓副總統李宗仁代理總統職務與中共開始和談，妄圖在談判桌上拖住解放軍的南進速度，而抓緊時間經營西南。蔣介石因已經宣布下野，所以其已不便在前台出面，只好由蔣經國代其翰旋。蔣介石為其後事準備，任命蔣經國為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令其將大陸的黃金、白銀運往台灣。蔣經國與京滬杭警備司令湯恩伯上將合作，慌忙將中央銀行儲存的50萬盎斯黃金、白銀轉運至台灣，哪裡還有心關照曾與其患難與共的兄弟們呢？因而，樹倒猢猻散，太子幫均忙著尋找退路。
民國38年（1949年）初，蔣經國率股肱、國防部預乾局代理局長賈亦斌和周則鳴少將覲見父親蔣介石，出席蔣介石舉辦的家宴，蔣介石見賈亦斌舉箸夾菜猶豫不決，飯後對蔣經國和周則鳴二人說：“此人萬不可重用”，但蔣經國沒有遵從父親的告誡。4月初，果不出蔣介石所料，賈亦斌見起義時機成熟，則率領預乾總隊在嘉興起義。雖然，此次起義失敗，但因預乾總隊是蔣經國建立的嫡系幹部訓練隊，他的起義預示著蔣氏父子已無忠勇之兵。在太子黨眾叛親離的情況下，周則鳴仍堅持其愚忠，繼續追隨蔣經國。於是，蔣經國任命周則鳴為陸軍第11兵團司令魯道源的少將參議，隨軍遷至湖南衡陽布防。大戰在即，周則鳴為了確保家小的安全，其請假將妻兒送歸臨川老家安頓。同年4月21日，解放軍突破長江天險後猶入無人之境，國民黨兵敗如山倒，湖南省主席程潛接受中共和平建議，宣布湖南和平解放，駐紮在湖南衡陽的白崇禧勢力紛紛退往兩廣作垂死掙扎，魯道源奉命率領第11兵團退往廣西信宜西北地區，負責確保桂南地區，控制雷州半島，打通逃往海南島之路的任務。
周則鳴安置好家眷，立即趕回湖南歸隊，但部隊已經後撤入廣西境內。周則鳴聽說贛南專員主任秘書漆高孺在廣西桂林任《中央日報》社社長；於是，周則鳴趕往桂林投奔老友而來。漆高孺將老友周則鳴安置在《中央日報》社中住下，並勸他改名以防不測，周則鳴因思念妻子孫萍，則改名為“周夢萍”，此名一直沿用至今。周則鳴知桂林非久留之地，其聽說魯道源第11兵團已開往廣西信宜地區，於是決定去信宜尋找部隊。周則鳴在滿街散落的行囊中拾了200餘塊銀洋當盤纏，而後隨著散兵游勇逃向廣西信宜。
民國38年（1949年）11月22日，為了攔截南逃海南島的國民黨殘軍，解放軍二野第4兵團在陳賡司令員的指揮下沿海邊突進迅速占領了信宜、廉江一帶，切斷了國民黨殘軍的退路。同日，為了打通退往海南島的通路，魯道源指揮第11兵團配合張淦兵團兩面夾擊駐守在信宜一帶的解放軍四野第43軍，但卻被解放軍守軍擊潰，被迫向北逃竄。11月28日，魯道源在黎村通往容城公路的山隘險要處分別設下三道防線，但卻被解放軍接連攻破，傷亡慘重，兵團副司令胡若愚也被解放軍擊斃。魯道源被嚇得魂不附身，慌忙率殘部朝北流、玉林方向逃命。當周則鳴走到小董鎮，其聞知解放軍已占領廣東欽州（今屬於廣西管轄），切斷了國民黨後續人員退往海南、台灣的後路，第11兵團也不知敗向何方？周則鳴見去海南島和台灣已無望，只好化妝返回故鄉臨川躲藏起來。
牛鬼蛇神
解放後，周則鳴的堂叔周文淵以其革命資歷榮任撫州地區法院院長，他知道堂侄周則鳴在大革命期間曾經幫助過共產黨，並為此而進過西牢，因而對其格外看顧。所以，周則鳴在家鄉隱藏期間，並沒有人找他的麻煩。
1950年，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周文淵自知其已無力再保護堂侄周則鳴，於是勸他離鄉躲避。周則鳴不敢耽誤，其立即收拾好行囊細軟，攜妻抱兒同親戚彭氏母女（彭女後為公安部副部長顧林昉之妻）一同乘火車北上，途徑上海時周則鳴提前下車，讓孫萍自己帶著兒子周光大先回北京岳父母家。周則鳴憑著自己在上海內燃機學校的畢業證書，在上海光華機械學校謀了個製圖專業教師的職務；周則鳴將自己偽裝包裹好以便躲避鎮壓反革命運動。一天，周則鳴胸前掛著校徽得意洋洋的在街上遊蕩，無意間碰到老同事賈亦斌，周則鳴知道賈亦斌是起義功臣，所以他不敢告知其真實情況和地址，於是說了個謊就匆匆離去，但其胸前的校徽早已說明了一切。當周則鳴剛剛回到學校，等候他的普陀區公安局就將其逮捕，並以抗拒登記反革命罪名，再次將他關進上海市人民法院監獄，即民國時期的西牢（1995年6月，改名為“上海市提籃橋監獄”）。
周則鳴一生進過兩次西牢，第一次是國民黨將他送進西牢；而此次則是做了共產黨的階下囚。周則鳴在西牢關押時，他隔壁的女牢中關著大漢奸汪精衛的老婆陳璧君(1949年7月，陳璧君從蘇州監獄移押此獄，1959年6月17日病亡獄中)，這位昔日的女強人絲毫沒有悔罪的表現，每日象男人般粗聲說話叫罵，讓周則鳴聽了直起雞皮疙瘩。周則鳴在獄中煎熬了一個春秋，被判“管制三年監外執行”，周則鳴走出西牢，其再也不用聽陳璧君那刺耳的嚎叫聲。周則鳴出獄後，立即趕到北京去看望妻兒，但他已不受岳父家族的歡迎，只聽岳父指桑罵槐道：“我聞到國民黨就臭。”周則鳴無可奈何，只好搬出岳丈家。走投無路的周則鳴來到江西會館尋求幫助，正巧宣外裘家街5號的江西臨川會館還有間空房；於是，江西會館給周則鳴寫了一張條子讓他搬到臨川會館去住，周則鳴將這張條子貼到臨川會館中院北廂房門框上，這房子就歸屬他居住了。
臨川會館裡居住的都是臨川籍同鄉，其中有李濟深的秘書黃迪桐少將、於佑任的秘書塗康少將，因大家的經歷都差不多，所以也算是同病相憐。這批國民黨的高級秘書們均是臨川才子之鄉的文化精英，各有絕技，尤其塗康的書法藝術，早已聞名海內，塗康模仿於佑任的書法更是一絕，幾乎可以亂真，因而社會上流行的於佑任書法墨跡有許多均是出自這位臨川才子之手。解放初期，周則鳴、黃迪桐、塗康這三位失去權勢的文化人，每日裡談詩作畫到也活的瀟灑自如。不久，周則鳴與孫萍辦理了離婚手續，其爭到了兒子周光大的撫養權，周則鳴將周光大接到會館中同住，其憑著一手製圖絕技靠為北京地質學院、鋼鐵研究院等幾所大專院校繪製圖紙維持生計。雖然，周則鳴只是個無照經營的個體戶，但他的錢掙的可真不少，爺倆天天吃飯館，生活的倒也還悠閒自在。
1959年，自然災害已波及全國，各地都出現了饑荒，為穩固新生政權，嚴防國內的地、富、反、壞、右乘機蠢蠢欲動，北京宣武區公安局將已解除管制的周則鳴再次拘捕，並押送到東郊焦化廠進行強制勞動。周則鳴在焦化廠生活極其艱苦，但他希望得到政府的寬大處理，好早些回家與日夜思念的兒子周光大團聚。所以，周則鳴拚命的工作，一個人能頂兩個勞力，幸而其身體壯實，所以堅持了下來。1961年，周則鳴終於獲釋歸來，其與兒子周光大久別重逢本是件值得慶幸的大喜事，但其在臨川會館的住房卻在其強勞之時被易主於他人。周則鳴為了能重新有個遮風避雨的房子，其抱著一線希望找到派出所白葆龍所長。解放前，白葆龍是中共地下黨員，他化裝成三輪車夫在宣武區一帶活動，曾經拉周則鳴上校去江西會館看戲；所以，周則鳴了解白葆龍這段歷史。解放後，白葆龍因功當上派出所所長，正巧分管周則鳴所居住的管段，白葆龍為人熱情，他見周則鳴無處可居，就幫他在宣外香爐營大溝沿胡同找了間小房暫且存身，周則鳴搬入新居，爺倆別提有多高興了。
1963年，周則鳴被收編到宣武區美術服務部當美工師，但還未等他的板凳坐熱，“四清”工作隊就跟進了服務部，經過一年的內查外調，周則鳴再次被打成反革命分子。1966年5月，宣武區公安局再次將周則鳴逮捕；6月20日，周則鳴被遣送到吉林省公主嶺懷德縣蓮花山公社小榆樹溝生產隊被強制勞動。周則鳴時年54歲，其每日與公社社員們一同搬石頭、修水利、築河堤。初期，周則鳴的體質還能支撐住這種強體力勞動，但因其每天僅靠貼餅子加鹹鹽度日，身體漸漸不支。生產隊長對其生了惻隱之心，偷著讓孩子給周則鳴送了一小碗醃鹹菜為他補營身體；但這只是杯水車薪仍不能恢復周則鳴的元氣。一位好心的醫生冒險給周則鳴開了一張“動脈硬化性心臟病”的假證明，憑這張“不宜乾體力勞動”的證明，生產隊只好安排周則鳴去撿糞。榆樹溝在中國地圖上是查不到的，正因為他渺小才不被重視；因而，這裡的人們思想比較傳統和樸實，他們看重的不是政治而是感情，一旦雙方之間的感情得到勾通，那么你的政治背景也就不存在了。周則鳴性情開朗且見多識廣；雖然，其出生在江南水鄉，但卻有北方人的粗獷豪俠的性格，不久就贏得了社員們的好感。於是，大家開始與周則鳴交談，就連分管他的兩名工作隊員王化學、張純志亦對其改變了態度；因而，周則鳴在強勞期間，並未感到有多大的精神壓抑。
1968年，北京的知識青年回響毛主席“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號召，紛紛奔赴廣大的農村、邊疆，兒子周光大亦報名赴內蒙古插隊落戶。當周光大插隊落戶北國塞外的訊息傳來，周則鳴幾日不得安寧，他怪自己沒能照顧好兒子，耽誤了他的美好前程。因此，周則鳴急切的盼待回京，想用自己的餘熱來關心兒子、照顧兒子。周則鳴盼啊！盼啊！一直盼到政治空氣逐漸清新，統戰工作重新恢復。1978年，工作隊長得知中央政策的內情，建議周則鳴找找老關係對其歷史進行重新複查。周則鳴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後，其給全國政協副主席許德珩去了一封信，他期望這位南昌工作時期的老朋友還能記起他，並能派工作組來重新複審他的歷史，給予其落實政策。總算上蒼不負有心人，吉林省統戰部接到全國政協轉來的材料後非常重視，吉林省統戰部長親自來榆樹溝大隊調查核實情況，當周則鳴由工作隊長處得知這一內情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他向生產隊長借了些盤纏，當即風塵僕僕趕回北京進行最後的衝刺。
再生之路
周則鳴回到北京已經是一貧如洗，其無家可歸，只好坐臥在天安門廣場上熬了三個不眠之夜。正當周則鳴山窮水盡疑無路之時，其意外的在揀來的報紙上看到南昌工作時期的老同事雷潔瓊現在已是北京市副市長了。於是，周則鳴坐在馬路邊給雷潔瓊副市長寫了一封求助信；不久，宣武區統戰部找到了流浪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周則鳴，為其在宣武區鐵門胡同解決了一間14㎡的住房。周則鳴回到北京的訊息傳開，朋友們紛紛伸出救援之手，或贈其衣物、或助其家具；雖然，多是些舊物，但卻是患難朋友的一片真情。當時，全國政協會議在友誼賓館召開，周則鳴為了解決自己的生活困難，專程趕到友誼賓館尋訪參會的故舊，周則鳴在會議之間見到了老朋友張學銘，此時已是全國政協委員的張學銘做夢也沒想到老友周則鳴仍然活在世上，而且身體如此健碩，但也窘迫，竟連雙襪子都沒穿。張學銘了解了周則鳴的現狀後，立即在統戰會議上為其呼籲道：“當今統戰的重要人物周則鳴先生，現在連飯都沒得吃，靠朋友救濟維持生活，如何能為統戰工作做出貢獻呢？”通過張學銘的呼籲，周則鳴的情況得到中央統戰部的高度重視，其歷史包袱被迅速解放，並被安排在北京文史館當館員，以便更好的發揮其餘熱。
1979年，賈亦斌先生由上海調到北京，當選為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中央促進祖國統一工作委員會主任；周則鳴得到訊息後，立即前往民革中央探望老同事賈亦斌。賈亦斌副主席得知周則鳴已經落實政策，則將其介紹給民革中央主席朱學范道：“周則鳴先生是我南京的同事，跟蔣經國先生時間很長。”賈亦斌副主席還親自介紹周則鳴加入民革，恢復了周則鳴的政治生命。
1981年，由於中共統戰政策的恢復和改善，北京市文史館抽調一批國共兩黨的老先生組成“北京市人民政府參事室”，周則鳴被任命為北京市參事室終身參事。周則鳴萬萬沒有想到他這位在政治上已被宣判了死刑的人，又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周則鳴高興之餘，想找老朋友塗康一同慶祝一下這遲到的春天，於是他來到臨川會館拜望老友，不想塗康已被迫遷出臨川會館，住在附近的一間破屋內；此時，這位昔日的書法藝術家貧病交加靠揀廢品維持生活。當塗康見到滿面紅光而來的周則鳴時，其感到自己的政治生命亦有望重新復甦，於是他用賣廢紙換來的血汗錢為周則鳴擺了一桌豐盛的酒宴，倆人共同舉杯為他們能再次獲得政治新生而乾杯。但塗康先生最終沒能看到獲得政治新生的這一天；不久，他病死在那間破舊的小屋內，死後數日才被人發現。
1981年，在中共統戰政策的感召下，台灣警備總司令部顧問馬璧先生毅然回歸大陸，並被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周則鳴聞知老友歸來，立即趕到木樨地24樓探訪馬璧先生，正巧與前來慰問馬璧先生的國家主席楊尚昆邂逅相遇。馬璧先生向楊尚昆主席介紹了周則鳴的情況，告知周則鳴現已年過七旬而身邊卻無人照顧，唯一的親人周光大還遠在內蒙古自治區教書，懇請楊尚昆主席能在百忙之中給予過問並解決。三天后，北京市勞動局調配處的工作人員主動將周光大一家四口入京的調令送到周則鳴手中，周則鳴萬萬沒有想到楊尚昆主席身居高位竟能掛念著他這么一位普通人的家庭。周則鳴興奮之餘，立即啟程前往內蒙古自治區迎接兒孫，當祖孫三代五口到當地派出所上戶口時，戶籍民警和周則鳴開玩笑道：“周老先生花了幾台彩電啊？”周則鳴坦然解釋道：“沒有，一台也沒有，是共產黨的政策好啊！”由此之後，周則鳴逢人就現身說法宣傳黨的統戰政策。雖然，周則鳴祖孫團聚了，但家裡突然多出了一個兒媳婦和兩個孫女，祖孫三代同居在一間14㎡的小屋之中，連個轉身之地都沒有，如何安享天倫之樂呢？因而，周則鳴剛剛綻開的笑臉又布上了愁雲。馬璧先生得知情況後，其在統戰部會議上找到中央統戰部楊靜仁部長，懇請其出面幫助周則鳴解決一下住房問題。在楊靜仁部長的親自過問下，周則鳴很快分到了台基廠一套兩室一廳的樓房，當周則鳴搬進這棟敞亮的新居歡度晚年之時，他由衷的感激共產黨及對他有過幫助的新老朋友們。
1990年，移居香港的贛南老同事蔡省三等得知周則鳴安然在世的訊息後，聯名邀請周則鳴全家赴港會晤。周則鳴有心為中國統一大業而奔走，並想以此報答中共給他的再生之恩。周則鳴率領全家來到香港與舊友們相聚，朋友們見到周則鳴安然在世，才相信過去的宣傳有不實之說。香港是箇中立地區，而經濟發達居亞洲前茅，朋友們均希望周則鳴能留下來，在香港安度晚年。但周則鳴想念北京的朋友，留戀大陸這塊熱土，因而婉言謝絕友人們的安置返回北京。全國政協常委沈醉先生聞知贊其道：“赤膽忠誠報國，熱情豪氣待人。”筆者對沈醉先生的精闢概括深表同感，周則鳴先生現年已有82歲高齡，但他仍在為兩岸的統一奔走呼籲，並希望能在其有生之年赴台為祖國統一吶喊。
人物評價
周則鳴歷經兩朝，其政治眼光敏銳，對祖國統一大業遠見卓識。周則鳴分析道：“台灣如同不易治癒的癌細胞，要根治就必須統一。我已經82歲了，同輩人在世的不多了，希望政府應該重視我們的年齡和政治作用。”周則鳴先生的一番肺腑之言，聞者無不為之感動，我衷心祝願周則鳴將軍能實現其“要活百歲”的誓言，實現促成祖國早日統一的理想。
1993年5月15日本文以“牛鬼蛇神再生記——蔣經國秘書周則鳴軼聞”發表於《消費時報·周末版》
1993年7月l日《陝西日報·報刊薈萃》轉載，更名為《牛鬼蛇神出籠記》
1993年12月20日本文以“蔣經國秘書周則鳴將軍生平軼事”發表於《江西臨川文史第六輯》
1994年1月18日本文以“訪蔣經國第一位秘書周則鳴將軍”刊載於江西《爭鳴》雜誌第67期
1994年4月1日本文節選發表於《北京的會館》
1994年7月30日本文節選為“周則鳴完璧歸趙”刊載於《團結報》
1995年11月1日本文刊載於湖北《幸福》雜誌第118期
